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我说毛泽东
|||
我说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气质、风度和性格都具有他自己的鲜明个性，这个个性是绚丽多彩的、多层次的，又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兼有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实精神，又有诗人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有农民的平易质朴，又有学者的高度机敏和智慧;他有惊人的耐心，又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他谦虚谨慎，却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诙谐幽默，却又严肃壮重;他外表洒脱不羁，工作却一丝不苟;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视情谊，却又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却又令人肃然起敬;他举止安详文雅，有时又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时又含而不露。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袖。他的巨大威望和非凡的魅力，不是靠权力能够建立起来的。正如他晚年在批判林彪时说的，“天才并不是自封的”。在那个历史时代，广大中国人民对他的尊敬、钦佩、爱戴、信任以及响应他的号召，绝非单纯的权力控制所能赢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曾被视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和时代背景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多样化、绚丽多彩的性格和气质以及他性格的形成与变化，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战意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胆识的青年。他不仅好学深思，而且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不懈地探索救国济民、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真理与道路。
1912年6月， 19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讲公元前359年，中国著名政治家商鞅实行变法、取信于民的一个故事。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留有手稿的最早的文章。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民智愚昧。因此，改革社会、救国图存最重要的是民心的改造。
1915年，毛泽东22岁时，正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准备次年元旦登基做皇帝。毛泽东在同年9月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他自己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与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
据罗章龙回忆：他同一师同学彭道良谈到同毛泽东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面事。彭道良说道：“我与毛泽东同班同学，颇知其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毛泽东)常语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毛泽东)本人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后来罗章龙又将彭道良说的话去询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的陈赞周。陈赞周说：“润之(即毛泽东)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景，这使他更加关心国事，评议政局。
毛泽东提倡做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就是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1913年的“讲堂录”(听课和读书笔记)中说：“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对祖国的衰危感到失望和沮丧，常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自己。他喜读《世界英杰传》。拿破仑、华盛顿、叶卡捷林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都是他称道的世界英杰。他深为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毛泽东出于改造社会与国家的宏大抱负，他的“讲堂录”中摘录了孟子说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青年的毛泽东激昂地呼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的父亲指望他继承父业，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由于毛泽东当时崇尚“新学”，求知若渴，拒绝了父亲的安排。1910年，他从闭塞的乡村韶山冲来到湘乡一所新式的学校读书时，特意写下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书生意气、胸怀天下的性格特色。强调理性的作用，夸大代表理性的圣贤作用，轻视群众和实践的作用，作为当时时代的潮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培育下的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观点。陈独秀“五四”前后的文章、李大钊1916年《民彝与政治》一文，也体现了英雄史观。青年的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圣贤创世历史观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1915年9月6日，他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如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巨夫伟人是圣贤的同义词。这样，伟人不仅是人格的最高典范，而且成了历史进化的标志了。
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非常赞赏。据章士钊回忆， 1920年杨昌济去世前曾给章士钊写信，称道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见《杨昌济文集》附录)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彻底扬弃了圣贤、英雄创世的唯心史观，并反复批判这种唯心史观。他认定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主人，但人民群众必须接受先进的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引导。因此，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共产党提出和实行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就显得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毛泽东一生都特别重视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新中国建立后，他特别关注并多次领导和发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目的就是要解决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问题。直至晚年，他仍在反复强调：路线是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他在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了一生。表现出他的高度自信和顽强的意志。
毛泽东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强烈挑战意识和造反心理。他渴望迎接挑战，参与斗争，进行变革。他的性格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自幼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严父慈母两种相悖性格的影响，形成了他反抗压迫和同情弱者的性格，两者结合形成了他的平等、博爱观念和鄙视高贵者、帮助贫穷者的救民意识。父亲严厉的管束、暴躁的脾气和家长制的作风，使他感到压抑，并与父亲发生冲突和对抗。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骂我更厉害。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抗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了自信。他还回忆了长沙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残酷镇压，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和当地农民因粮荒而发动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他表达了他的反抗意识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直接相联。
对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反抗、挑战和造反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认为反抗和挑战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反抗和挑战的对象必须是阻碍社会进步、压抑个性的规范和秩序。二是挑战者本身必须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和理念。他早年就认为：“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毛泽东青年时期深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仁学》宣告，罪网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次冲决君主之罗网，次冲决词章之罗网，次冲决伦常之罗网，次冲决天地之罗网。这与毛泽东的性格是相通的。
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冲破一切罗网，反抗一切束缚个性的规范。青年时期，他常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他在学校造学校校规的反，造湖南省长和封建制度的反。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有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出嫁的当天在花轿中刎颈自杀。这件事震动了社会。毛泽东就此事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矛头直指旧社会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毛泽东以战斗的豪情号召世人：“‘反抗强权’一点，吾人应求之于奋斗!”
成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向整个旧世界开战。在他的前进道路上，一个挑战接连着一个挑战，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维埃区域丢失殆尽，但是作为彻底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斗争，号召和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毛泽东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科学进军。
毛泽东极富于创造性和理想，从不满足现状，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要求变革现状。当他发现现实社会与他的目标和理想有很大距离时，为了达到理想与现实社会完美的结合，有时，他不惜打破现实的规范与秩序，打破现实的平衡与社会体制，而建立更为理想的规范和秩序，建立新的平衡和新的社会体制。
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他认为逆境、挫折、困难、危险，能够激发人的斗争意志，催人奋进，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在他大部分的革命生涯中，他的挑战意识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是默契的。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面向无限与永恒。而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面向现实，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时，两者便发生了撞击和矛盾。
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最显著的特点，是潇洒、豪迈、浪漫和富于想象。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或者说是矛盾的统一体。浪漫的丰富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活动紧密的结合，这正是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毛泽东自幼就受到湘楚文化的薰陶，而湘楚文化就蕴含着浪漫主义和务实精神两方面的特色。他一生对《楚辞》的钟爱就反映了他那思接千载的浪漫主义气质。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楚辞》是以屈原的著作为主，集中展现了湘楚巫史——神话文化。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巫史文化向历史理性文化过渡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九歌》、《天问》、《离骚》反映了从远古神话向理性文化转变的各个阶段。《离骚》是先秦时期保留远古神奇瑰丽的神话最多的名著。他的作品在原始的神话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那自由无羁的情感和想象：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香芝兰、菱荷芙蓉、湘君山鬼、流沙毒水，既生动鲜明又扑朔迷离。同时，这位博大沉雄的诗人，又饱含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探索真理，批判时弊。可以说，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化的，而毛泽东思想却是历史的、现实的。
毛泽东从早年到晚年特别喜爱读《楚辞》中屈原的作品。这大概是因为屈原的作品昭示人们，在充满了神话幻想的自然界里，主人公始终是一个怀着强烈忧国忧民意识、上天入地追求真理的形象;是因为屈原对巫史文化和神话传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对现存秩序和思想规范提出怀疑，向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1951年7月，毛泽东就说过，《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人找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的作品，收集了五十余种给他读。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让人编了一本有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目经他审定，他亲自加了《关于楚辞及楚辞研究六十九家目录》这样一个标题，印发给与会代表。至今仍然被珍藏着这份目录。无论外出或在中南海，他身边总离不了《楚辞》及有关作品。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曾谈到：《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侧重从理性的角度来评价屈原的著作的价值。毛泽东尤爱读《离骚》，大概是《离骚》借用神话，表示了对楚国现实政治乃至君王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想和追求。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陆定一撰写)时，曾写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批判君恶”，同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等列在一起，看作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代表。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屈原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创作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高度赞赏。
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湘学尤甚。这种学风，早可追溯到王夫之，他主张“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其经世致用之风，对社会影响极大。从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到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以及杨昌济，这种湘学学风的崇实精神，绵延不断，而毛泽东可以说是这一学风的直接继承者。正如人们所说，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崇尚艰辛勤劳，提倡独智大醒，贵“ 诚”而蔑“ 浮”，重视现实，不图虚名。大概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文化传统，使湖南人才辈出，大多集学问与政治于一身。毛泽东青年时也深受湘学学风影响，非常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曾国藩的“实学”精神。他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支持社会变革的人们，应有“内省之明”和“外观之识”。依此观之，他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清朝加给曾国藩的谥号)”。毛泽东的课堂笔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涤生(即曾国藩)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湘学务实精神对毛泽东的求实思想性格的形成是颇有影响的。
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实践家，求实是毛泽东最突出的品质。他重视理论，但是更为重视实践。他从不把理论当做僵死的教条，而是作为推动和指导实践的指南。他那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理想，总是和热烈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理论和实践总是为了实现他那明确的改造中国的宏大目标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湘楚文化的薰陶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培育了他那具有鲜明个性和非凡魅力的求实精神和浪漫情怀。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力求把他的抱负和理想付诸实践。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为了使理想成为现实，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变化民质，身心并完。他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改造国家与社会，强调必须从改造自我做起，不但要实现“今日之我与昨天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
不同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世界观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同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在青年时期，中国先秦时期湘楚文化、宋明理学对他有明显的影响。湘楚文化赋予他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向旧的传统秩序挑战的精神。他把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明清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与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为他以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他把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对形成他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影响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因素，应该说是他青少年时期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了解和他在“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的影响下所参与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践，其中包括他步行千里在湖南五个县的社会调查，他建立新村的实验，工读主义以及办工人夜校等，他在20年代初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是比较驳杂的。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但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毛泽东的反帝爱国思想是他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民族感情使他在对中西文化的评价选择上更加审慎。他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又注意到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影响。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又说，他不同意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主义“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接受和确立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而如何把它有效地运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则需要艰巨、更富创造性的实践。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中国的实际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矛盾与冲突。譬如，同中国传统文化救世思潮的矛盾与冲突，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对“中体西用”保守的改良主义的主张集中地批判。他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中国的失败，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毛泽东青年时期提出的“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和后来提出的“洋为中用”的主张，体现了他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和同全盘西化论者的分歧和冲突。同托陈派思想的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任务等问题上的冲突。托陈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在中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转而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以上三种思潮(“ 西化”“、守旧”或“ 取消”)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理论上抵制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张，在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针。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同“左”倾教条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具体结论，同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明表示反对。此后，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批判党内“洋八股”——全盘西化论，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运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才从认识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和独创性。
毛泽东是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实践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他重视理论，但更为重视实践。他不是为理论而研究理论，他研究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道：“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当时当地的现实需要创造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今天学习、吸收和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既不是以西方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他既反对“中体西用”又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1942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有同志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管不问，或者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离开经济工作谈教育、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他还告诫人们：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他总是把了解中国国情摆在第一位。1920年，他提出：要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仅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思想文化，还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政治经济制度。
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工作。1930年5月，他在寻乌写了《调查工作》的文章(1964年6月，此文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2日，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起过关键性的作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后来便形成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由于他重视实践，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认识的深刻、广泛和具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他同辈中的许多领导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和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党内理论家们所不能企及的。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农民的命运，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解决农民革命及其道路问题。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批著名的理论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标志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文化思想上的成熟。他在总结“五四”运动后的思潮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全盘西化，即全盘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强调在借鉴西方文化时，要始终贯彻中国人采用中国方式来行事。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八大”前后，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心，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认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是进步的，是必须的。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还批评了“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拒绝或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试图由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因此，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3年，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1956年，过渡时期结束，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在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强调对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这一指导思想。他以后曾多次说过，“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种大胆的独立探索反映了毛泽东的独创性。
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概念。同时强调，我们要在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搞久了，就成为中国的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如果考虑到当时，我国还处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包围的时期，毛泽东仍然提出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它们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口号，这不仅充分显示了他开拓的胸怀，而且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开放性。直到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显然，这时毛泽东所说的文化革命是指科学技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与1966年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实践性，这已经比较清楚。但他又是一位极富想象和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他最大的特点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丰富的想象力、崇高的理想精神、超越时空的情怀和天才的预见能力。不守陈规，富于想象，特立独行，不满现状，不断进取，富于创造，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丰富的想象力，超越的气魄，敏锐的预见性，对于开创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素质。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听说拥有渤海、黄海的山东缺水时，他随即念出唐朝诗人李贺《梦天》诗中的诗句：“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大意是说诗人梦游天空，俯视人间，沧海变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齐鲁大地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诗中美丽、幻想的神话，引起毛泽东的现实联想：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毛泽东这种敢于想人之未敢想，言人之未敢言，行人之未敢行的性格，赋予他开创新时代的非凡魅力，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险历程中，能战胜许多困难，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成为令人敬佩和信服的政治家和领袖。
毛泽东思想性格上另一大特点，就是他那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他那浪漫潇洒的诗人气质和广博的知识素养，形成了他那个性鲜明的理想，气势磅礴的意志，坚强的信心和未来的宏伟目标。他比谁都更实实在在地设计了一条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又比谁都浪漫洒脱，以诗人的激越的热情和豪壮的自信，探索着历史的规律和未来的道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的结合，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和对未来的乐观精神、坚定信心，感染、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的最大的功绩在于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信心。
毛泽东性格中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他那超越的意识和情怀。他那充满理想的情怀使他超越时空，超越现实，在那极富想象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和翱翔。
他经常表现出人事与天道关系的超越情怀。青年时期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和其他文章通信中一再表示毁弃世间法则、人人皆为圣贤的社会理想。他选择和尝试过一种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世外桃源式的共同生活。这就是“新村主义”。毛泽东还提出过“湖南共和国”的主张。这种主张减少了“新村主义”的空想成分，增加了实用主义因素，从理想走向现实。显然这一模式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论的范畴，它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理想社会制度的艰苦的探索。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再攀越的顶峰。他性格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超越意识。毛泽东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道：对我国来说，马、恩、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还进一步发挥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人类都是产生出来的，都会灭亡，然后有更高级的东西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然后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他的诗词豪迈奔放、博大沉雄，清新瑰丽、意境高远，极富于想象和浪漫主义，确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伟大的时代，才有伟大的诗人。毛泽东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半个世纪的丰富而又激烈复杂的斗争生涯，孕育了他宏伟瑰丽的诗篇。他集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人于一身，他既有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的深邃睿智，又具有诗人的豪情和才思。这一独特的条件造就了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诗人的天才。他的诗词讴歌祖国壮丽的山川，抒发革命的壮志豪情，评说几千年的历史，描绘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悲壮苍凉、威武雄壮和光辉胜利的历程。因此，可以说他的诗是一部史诗。他从不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风浪中培育的坚强意志、乐观精神、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蕴积在胸中的革命激情，喷涌而出，浑然成诗。所以，他的诗词总是震撼人心，振聋发聘，催人奋进，给人以信心、力量和勇气。这正是他的诗词与常人不同之处，也是他的诗词独特魅力之所在。他的诗词不取“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体，而用传统形式，表现新事物、新意境、新时代，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显示了他深厚的古典诗词的素养和锐意创新的精神。
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浪漫雄奇、潇洒飘逸，在中国古今诗坛上独领风骚。他的浪漫情怀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上。
他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是一篇代表毛泽东诗词豪放风格的传世之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中，他歌颂了祖国自然的壮美，评论了两千年封建历史，赞美了当代的英雄人物。他那雄视大江南北的广阔视野，纵论古今人物的宏伟气魄，被人誉为千古绝唱。
这首词上阕是描绘雪景中中国北方的山川。雄伟的长城，被雪覆盖了巍峨的雄姿，奔腾咆哮的黄河，突然失去了滚滚的波涛，北国大地，被一派茫茫纷飞的大雪笼罩着。但诗人都赋予这些静物以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这些山如飞腾的银蛇，平原像奔驰的蜡象，要同青天比个高低。北国大雪中的山川何等生动，何等壮丽。作者充满浪漫情怀的笔锋突然一转，写道，等雪霁天晴，这大地却像红装素裹的少女，娇艳动人。
下阕是评论两千年的历史。诗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武功甚盛，而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创业的皇帝，但文化素养方面略嫌不足。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说，这是指无产阶级。他这首词的目的在于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发自己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于这首词还有一段佳话。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柳亚子将他作的一首诗赠给毛泽东并索要毛泽东的诗作。10月7日，毛泽东给柳亚子一信并附上刚才所引的《沁园春》词一首，柳亚子读后诗兴勃发，步原韵和了一首。重庆报纸刊登后，重庆文化界为毛泽东在词中表现出的胸怀气魄、文采、诗情所倾倒，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沁园春》唱和热。
柳亚子在和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诗词：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指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犹输气概;稼轩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北宋豪放派著名词人)，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认为，毛泽东才华超群，历代词人无法与之媲美。苏轼词虽气魄豪放，但不如毛泽东。至于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只会雕饰艳丽浓郁的感情而已。只有毛泽东才是古往今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还有不少杰出的豪放风格的诗词，如《七律长征》。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其行程之远，牺牲之大，经历之苦，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毛泽东在诗里，只表现了胜利的喜悦和对困难牺牲的蔑视，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再如《念奴娇·昆仑》一词，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借描绘昆仑山的磅礴形象，用革命浪漫主义的雄奇想象，抒发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胸怀和理想。
1957年5月21日，毛泽东谈到他写的几首诗词的主题思想。他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等等，只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主题思想是反帝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描写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则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1962年4月，他还谈到《浪淘沙》一词的写作缘由。他说，李煜(五代时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他要反其意而行之。因此，以《浪淘沙》的词牌写了一首豪放的词。
毛泽东性格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要求变革，以便使现实与理想的境界达到最完美的结合。他的诗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执着而热烈地追求美好的思想。因此，他的诗词带有浓郁的理想的光辉和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七律答友人》一诗，就是诗人把对家乡的怀念和奇妙的神话融为一体，谱写的一曲对家乡湖南的美丽赞歌。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此诗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瑰丽的艺术形象，热情地鼓舞中国人民不畏困难，顽强奋斗，努力追求和创造祖国的锦绣前程。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和充满信心。全诗如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九嶷山上白云飘动，神话传说中上古时代的神仙姊妹娥皇、女英从苍翠的九嶷山上乘风飘落人间。回顾辛酸悲惨的过去，犹如点点泪痕的斑竹;展望今朝的幸福生活，有如灿若红梅的彩衣。在湖南的大地，看到洞庭湖涌起连天雪浪，听到湖南人民唱出一曲曲感动天地的诗句。从湖南光辉的前景，联想到中国灿烂的未来。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能够与它媲美的还有《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也是一篇优秀的艺术佳作，是用神话构成的文采绚丽的诗篇。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豪放、奇幻，而且潇洒飘逸，轻松欢快，富于感情色彩和生活情趣。不论是儿女柔情、朋友深情和战友豪情，都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他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风流的精神风貌。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的上阕，是描绘湖南长沙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天的自然风光，万物在自由活动，诗人忽然对着苍天发出神州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它的命运的慨叹。下阕则述说一代“风华正茂”的风流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爱国激情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洒脱情怀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情趣。1923年，他辞别杨开慧的《贺新郎》词句，“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堪称一曲儿女情和爱国志的交响曲。《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表达战友豪情的感人诗篇。这首诗形象化地赞颂了彭德怀的英武气概、超人胆略和彪炳战功。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也经常显示出他那诗人的气质、洒脱的性格。1955年春夏之交，他来到杭州，连日攀登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等山峰。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心情极佳，即兴吟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莺。
吟罢，他说，现在不冷也不热，正好学英语。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口占《看山》诗一首：
翻身复进七人房(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泽东的情怀与锦绣江山融为一体，真是潇洒莫如毛泽东!
毛泽东的诗词造诣深和他一生酷爱古典诗词密切有关。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还是建设繁忙之秋，他吟诵不断，直至暮年，仍手不释卷，爱之弥深。他读过的古典诗词歌赋，难以胜数。上起先秦，下迄晚清，诸家各体，无不综览。他终生酷爱《楚辞》，对初唐四杰诗文也甚喜爱，他不止一次要人找《初唐四杰集》、《王勃传》等等。他对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非常喜爱。
作为独领风骚的诗人毛泽东，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也是他艺术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他善于从神话传说中汲取灵感和养料。至今公开发表的50首诗词中，就有20来首含有神话典故。毛泽东的诗词宏伟博大、气势磅礴、意境高远，超凡脱俗、雄奇瑰丽、文采风流。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年来，绵延不断，灿烂辉煌，但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获得如此成就的，还无人能超过他。已故南国诗人柳亚子先生赠给毛泽东的诗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可以作为毛泽东诗词的千古定评。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按：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指林彪等)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虽然主要是批判林彪上述那个讲话的，但是，它的内涵却要丰富得多。它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毛泽东一生鲜明的个性和他那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毛泽东这种形象化的说法，充满了辩证思维。
毛泽东讲的“虎气”，就是原则性，类似儒家的浩然之气和法家崇高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是非鲜明的态度、凛然大义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豪壮的献身精神。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正如他早年在《讲堂录》中所说“：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者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年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愈益笃，所谓守死以善道是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掷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
“曲高和寡”是一种清高与自尊“。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愈益笃”，是说对毛泽东来说，即使是全社会都不赞同，他也不会沮丧。而且对他攻击得愈厉害，则他越坚持他认为的真理。逆境、挫折、困难和挑战只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更顽强的意志去奋斗。
毛泽东讲的“猴气”，就是灵活性，则与道家、老庄的超凡脱俗，浪漫洒脱，无拘无束，适意即兴颇有相通之处。我理解他所说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
毛泽东早期就志向高远，气概不凡，性格豪放。他大声疾呼“：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他表示，“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就是说不愿牺牲个性，随波逐流。他认为不合理之事，绝不妥协。他豪迈地说：天、地、鬼、神、资本家不要怕。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讲革命、造反和解放的道理。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发表的演讲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困难、艰险、逆境中表现出的昂然斗志、坚定信念和无畏的气概。
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政权、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和妥协。这就是他所说的“虎气”。
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就强调：“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经历了多次党内的路线斗争。例如：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全国胜利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等等，他都采取了旗帜鲜明坚定的态度。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态度诚恳，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鞭辟入里，使大家信服。因此，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一开始林彪抢先发言，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宣传“天才论”。陈伯达、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发难。毛泽东洞察了林彪集团的阴谋。他揭露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心中有鬼。五个政治局常委瞒了三个。说林彪等人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毛泽东后来还说，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谈得不妥嘛!譬如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 什么“ 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他还说道，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指林彪)自己。毛泽东还从历史观的高度批判了林彪集团宣扬的“天才论”，他认为，是奴隶(劳动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但毛泽东也有过矛盾。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是被他们(指林彪等人)逼上梁山的，看来，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指同意发表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到了晚年，他仍然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毛泽东同其他的伟人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与自尊。他青年时代就表现出独立自主，敢想、敢说、敢为的性格和充满自信。他曾自豪地表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写文章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在腥风血雨中，革命队伍里存在着悲观情绪。毛泽东处变不惊，他透过暂时的黑云和迷雾看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革命必定成功。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精神，他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他坚信：“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悲观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毛泽东指出，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持久抗战，就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他预测三四年时间便可打败蒋介石政权。1947年初，即将撤离延安时，美国记者罗德里克来访毛泽东：“毛主席，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毛泽东微笑着，沉思片刻缓慢地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探我。” 1948年底，他宣布“再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取得政权。历史证明，他的预见是何等自信而准确。毛泽东毕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他对那些满口马列主义理论，而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者从不盲从。他的自信不是出于固执和权力，而是因为他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革命前程作出科学预见。
当毛泽东的思想超越历史的阶段，超越实际的可能，超越群众的意愿时，他的自信就会出现失误，出现不自信的潜流和心理。正如他给江青信中所流露的：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在毛泽东的性格上还反映出农家本色的和学者睿智的矛盾与统一。他出身农家，早年就崇尚勤劳、节俭与刻苦，认为惟能安贫者能成事，视懒惰为万恶之源。他早年曾说：“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晚年他提出懒、馋、占、贪、变的逻辑。
毛泽东出身农家，又要超越农家而成为杰出的人物，他不满足于农家的实实在在，他还追求崇高的理想——改造中国与世界。所以他说“：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伦理学原理》批语)他的性格又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他的性格既有农家的质朴粗犷，又具有学者的睿智。他一生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但又严肃精明，明察秋毫。
毛泽东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直很关心。1961年溥仪获释后，毛泽东特意用家乡菜设宴招待他。坐陪的有毛泽东的家乡故旧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等。我当时也参加了接待工作。毛泽东握着溥仪的手步入颐年堂，并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毛泽东对溥仪开玩笑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他还关心溥仪的婚姻问题，说“：还可以结婚嘛!”中共对战犯改造政策就在这种轻松幽默的气氛中得到了体现。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厅会见回归祖国的李宗仁夫妇。李宗仁夫妇和机要秘书程思远向接待厅走来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先同李宗仁夫妇热烈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然后，又握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程思远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坐定之后，毛泽东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不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 毛泽东的幽默使李宗仁先生一时语塞。程思远反应较快，他说：“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毛泽东也是幽默诙谐，潇洒自如。
中美隔绝20多年后，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近80岁高龄的毛泽东，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仍不减当年的幽默风趣，思想敏捷，谈笑风生，寓庄于谐。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指中美会谈)。”接着又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幽默、无拘无束，而且出语惊人。他爽朗地笑着说，“上大选时，我投了你一票。”接着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尼克松补充说“：还有戴高乐。”毛泽东说“：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毛泽东还具有一种谦逊、质朴的风度。他走路稳重，说话和气，待人坦率，做事从容不迫。但他有时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70年代初，他批判林彪集团：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边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1958年10月，毛泽东谈到细菌。他说，“我劝人们学习细菌那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的精神。它在庞大物体面前，毫不在乎。它那么小，但可以穿透很厚的磁缸，很厚的钢板，在沸水和零下三百度可以生存。”这种形象化的比喻，与他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度，不是有许多真似之处么!
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两者形成了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虽然，无情未必真英雄，多情亦是大丈夫。但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儿女情融合、统一于英雄志。
20年代初，毛泽东曾给杨开慧写过一首《虞美人》的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对杨开慧表示了缠绵绯恻的眷恋之情。他另一首已发表的《贺新郎》词，是作于1923年底，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奉中共中央的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这首词流了他与杨开慧婚后第一次离别时的似水柔情和离情别绪，如“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 半天残月”“、凄清如许”“、天涯孤旅”等词句“;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则比喻未来革命风暴的猛烈与壮阔，“凭割断愁思恨缕”则表现了儿女情需服从革命志的豪情。这首词融慷慨与苍凉于一体，情真意切，词多慷慨，撼人心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 1966年比1956年增长了三倍。10年中，建设起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全国建成。1959年起3年内建起中国最大石油基地大庆油田。1965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长期以来，毛泽东从忠实于马列主义、忠实于人民利益出发，观察和思考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力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平等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中，既有许多宝贵的创见，也有一些脱离实际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成分。苏共二十大后，随着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暴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产生了许多新思路。其中主要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注意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等。
毛泽东试着逐步限制或取消商品、货币、工资制度的主张与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直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将不再是商品经济形态，而是产品经济形态，是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社会。也就是说由国家调节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取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机械地理解这一论断，脱离了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现状，忽视了理想的现实可能性，把理想当做现实，脱离了社会的实践，因而是行不通的。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尊重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理想的社会主义。所以，1975 年他关于理论问题的讲话，再次讲到试图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和等级工资制度的原因。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东西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作为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是与众不同的。他一生都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人格、理想的秩序和理想的社会。他经常同我谈到，我们是住在地上，还是住在天上;我们是凡人还是神仙;我们是洋人还是中国人。他认为其他星球上如果有人，就会认为我们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外国人认为我们是洋人。他那丰富的想象、宏雄的气魄、开阔的视野和奇丽的意境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及的。在他的感情世界里，现在与未来、时间与空间、天上与人间、想象与现实，往往融合在一起。在诗人想象中的神州大地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七律·到韶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七律·登庐山》，陶令指陶渊明，东晋诗人，曾作《桃花源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芙蓉国，指湖南省)
毛泽东在推进公社化的时候，对历史上一些农民对大同世界的试验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1958年底的郑州会议和武汉会议上，他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解，印发与会者。他对张鲁行“五斗米教”的一些具体措施，如“ 置义舍”“、置义米肉”“、不置长吏”，皆以“ 祭酒为治”等表示赞赏，并拿来同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说这是免费住宅;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五斗米道实施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多年的时间了。他还说：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斗争，有相同的一点，这就是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张鲁搞了30多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1958年10月，山东范县作规划，要用两年时间过渡到共产主义。县委书记向人们描绘了这样的“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这种胜过天堂的“新乐园”不过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古代“桃花源”式社会的复归。毛泽东看了山东范县的规划后，11月16日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可行。”
毛泽东作为诗人，他那奔放的诗情把1500年前的诗人陶渊明幻想的“桃花源”同现实的人民公社联系起来。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和造成的困难，虽然使毛泽东心情沉重，却没有改变他那追求美好的未来和极富想象的性格。他毕生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坚信人定胜天，力求把现实社会改造得比天堂还美好。
晚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有浪漫主义斗争精神的典型。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敢于挑战、反对极权、蔑视陈规、洒脱自由的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抹掉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他敲开了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显示他的自由个性。
毛泽东说自己性格中有些“猴气”，可以理解为他那不怕鬼、不信邪、反对墨守成规、反对中庸之道、反对好好先生;不满现状，追求变革;充满乐观与自信;渴望搏击、斗争、挑战、造反。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不渝地保持了他自己的鲜明个性。这与孙悟空的性格有某些类似之处。
当然，毛泽东从来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1968年，当他发动“大跃进”时，就曾表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越是追求完美的理想，就越发对现实感到忧患，越是感情激越，就越发感到暮年的悲壮苍凉。
在毛泽东的晚年，这种忧患具有特定的内涵。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和无数先烈建造的江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他毕生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众多的共产党，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认为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多，这便是毛泽东暮年感到的忧患。
1961年，毛泽东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0月，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作诗一首，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本诗主旨与郭诗相同。)一诗中，充满激情地发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呼唤，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1964年1月，他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进一步解释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在中苏论战公开化的同时，毛泽东也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形势。1966年3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1966年，毛泽东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他对当时党内和国家的政治情况的估计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地、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认为他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受到重重阻挠，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这就是为什么《五一六通知》中认定党内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原因。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他在同胡志明的一次谈话时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极其关注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脱离群众现象所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也深受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的伟大和成功，就是因为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始终保持诗人和政治家这两种不同身份的平衡和协调，诗人是洒脱不羁，可以自由驰骋想象，而政治家必须考虑社会现实，对人民负责。他还很好地实现了求实精神同浪漫的理想、虎气与猴气对立统一的关系。
毛泽东和他开创的事业一直是在经历惊涛骇浪和艰难险阻中逐步前进的。到了他晚年依然如此。但无论怎样的忧患、挫折和挑战都未能动摇他的自信、从容和自傲。
50年代末，世界上曾掀起一股反华浪潮。1959年毛泽东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们骂得越凶，我们就越高兴，说明我们取得了成就，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1”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傲视对手的攻击和表达他自己的高度自信。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恶化发展到公开论战。1963年，苏共发表公开信，首先对中国党攻击，挑起了这场论战。毛泽东告诉带来苏共中央信件的苏联人士说：“别着急，笔墨官司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这显示了毛泽东那种“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泰然自若的气概。
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者白雪，和者盖寡。”伟人的谦虚、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和事业后继乏人的忧患融为一体，他的心情中流露出几分苍凉和几分遗憾。
1971年，毛泽东确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同伙，发生背叛，篡党夺权，暗中谋害他，但阴谋败露，只落得折戟沉沙、葬身荒漠的下场。这件事确实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沉痛。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毛泽东早在1966年就有觉察，1970年庐山会议后，已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据周世钊先生日记记载，毛泽东晚年抄写过这样一首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境，秋风怒在侍臣颜。”他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一首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周世钊说，毛泽东后来把“侍臣”两字改成“叛徒”，又把杜诗中的“明妃”改为“林彪”，对“侍臣”般的林彪表示了蔑视和愤慨。
晚年毛泽东在回忆一生所经历的对手的攻击和谩骂时，说道，“过去美国人骂我们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林彪骂我们是秦始皇、B-52人不被骂不好。”他高声朗诵古代散文名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说，丛林中最繁茂的树，大风必然会袭击它;突出于岸边的土石，必然遭到波涛的冲击;行为出众的人，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反对。这表现了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傲视一切非难的非凡气概。正如史沫特莱所说的：“他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
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健康情况日趋恶化。虽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命和事业的局限，他的暮年增添了几分苍凉，但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豪气不减当年，不过更加悲壮而已。
70年代以来，毛泽东多次谈到他要去见马克思和上帝。1975年4月18日，他会见金日成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洒脱中流露出几分苍凉的心境。1975年10月21日，他会见基辛格和布什时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毛泽东的暮年是在慷慨悲壮的南宋词伴着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如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张孝祥的《于湖集》、张元干的《归来集》以及陆游、陈亮的词作等。
1975年8月，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他要放南宋爱国名将岳飞的《满江红》唱片。这首悲壮激昂的乐曲伴着他手术的始终：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毛泽东的心潮起伏和这首悲壮的词曲发生了深深的共鸣。
1976年6月，毛泽东突然患了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脱险。这时周恩来、朱德已先后辞世。一天，毛泽东用他那微弱的声音吟咏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枯树赋》：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枯树赋》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是引自晋朝桓温，亦称桓公的名句。桓温曾任琅邪内史和征西大将军，少有豪迈风气。据《世说新语》，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内史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毛泽东是借庾信的《枯树赋》抒发英雄暮年的慷慨与苍凉的情怀，是在描述人生的自然规律。有人把这说成是“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是不确当的。
1975年12月31日，即除夕的夜晚，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他给这两位美国青年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尽管这位主席经过82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位主席对我们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他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最后他又说，‘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他们相信，“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不仅饱经忧患，悲壮豪迈，而且洒脱不羁。60年代初，毛泽东已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他曾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有了时间，我们一齐骑马沿黄河长江去旅行一次吧，骑马从源头到达入海口。”毛泽东把黄河当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当做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所以他情系黄河。身边工作人员都认认真真地在北戴河学骑马，一位骑兵排长还为毛泽东牵来一匹训练有素、性格温顺的马，遗憾的是后来未能成行。1970年，他对斯诺说：“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有漏孔伞的独行僧罢了。来去无牵挂，来无影去无踪。”毛泽东是借引《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山门”中《寄生草》曲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句子抒发自己的情感。佛教用这句话说明不受身外之累的意思。活的洒脱、无拘无束。
毛泽东的一生，既切切实实把握着现在，又以一种超越的意识关注着未来。
1965年1月，斯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的?
根据斯诺的记述：毛泽东说，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斯诺在中国》)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变化的观念出发，对人生、对未来看得何等透彻!何等豁达!
毛泽东的生死观，也与众不同。他早年就说过：“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又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由精神与物质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毛泽东不认为死亡为痛苦的事，生与死乃是自然嬗变的过程，并不痛苦，使人痛苦的是心理上不能承受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死是奇伟的、壮观的，因此，也是可贵的。他说：“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经常思考着生死的问题，他赞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推崇“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从不畏惧死亡，正如他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一样。1960年9月，蒙哥马利同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在参观医院时对医生说过：“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毛泽东从来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于是他说，什么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没有找到。我要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而且说，他随时准备死亡。平时，他常常对我们说红白喜事，死了人应开庆祝会。他曾说过，人死后，要像古代的庄子那样，鼓盆而歌，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对死的态度多么坦然、豁达。
这一切就是毛泽东那色彩斑斓、复杂矛盾的感情世界。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他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是民族意志、情感、文化精华的象征。他毕生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奋斗，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能、胆识和卓越的思想以及他自己和六位亲属的生命。他全心全意地关注着我们国家的现在与未来，竭力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他充满自信、真诚和活力。即使在晚年出现失误和严重失误的时候，他的忧患、悲怆也表现出他想超越自我的崇高意志、忘我精神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不论历史将如何评价这位伟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实践和人格力量已永远融汇到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中。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