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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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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遗产
近期，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被逐渐炒至7582万，甚至1.3121亿，徒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风捉影者称：“抗震救灾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费”。各种猜测一时风起，从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一直蔓延到毛泽东的财产来源、家庭开支。消息传到毛泽东当年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义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来讲话，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太对不起主席了！”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简出的老人，决定一起出面，“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在北京南长街，有一个名叫“泽园酒家”的餐厅，其名字是为纪念毛泽东曾居住生活过的丰泽园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泽园酒家”规模不大，但挂满了毛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这里更像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型纪念馆，每逢毛泽东诞辰，毛主席的亲属都会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此，一起追思。
见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便是在“泽园”。从1964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吴连登算是较为年轻的一位，也是“保养”得最好的一位。他说自己68岁，但说他48岁也有人相信。人们猜测，吴老是在毛主席身边学到了“养生秘籍”，他也不否认，还笑称，“是学了那么点”。
吴连登告诉记者，关于毛主席遗产的问题，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毛主席不够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也常找我，让我给他们谈毛主席的生活。他们说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对主席的生活，知道的还是不够。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个“常年为地主当长工”的穷苦家庭。很多人好奇，这个和毛泽东远隔万里的穷小子，为何能走进中南海，走进毛家？他又凭什么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财政大权？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吴连登小学没毕业，就来到盐城农机厂当杂工。不久，他考取了盐城地委招待所，成为服务员。“都是打扫卫生，都是端茶送水，我的动作总比别人快一步。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开始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吴连登所在的盐城只有一个名额。领导挑遍了7个县城，最后注意到了吴连登，开始默默观察他。“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进去，告诉我被选中去北京当服务员。北京在哪里？有多远？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吴连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来到如此繁华的首都，吴连登“傻了”，他还没有回过神，严格的训练开始了：“现在的服务员和我们没法比。我们一个托盘里要放菜盘、汤盆、各类酒，然后让我们端着跑，如果掉下来，你就不能进餐厅服务。”不仅如此，吴连登还要学习各种知识，“了解每位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要眼勤手快，能从领导细微的表情动作，体会到他们的需求。”
吴连登哪曾想，刚刚熟悉了人民大会堂的环境，自己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他们在我们那里守了几天，看每个人的资料，从周边了解情况，暗中观察每个人领导在与不在的表现有无差别。”
毛主席在中南海礼品库的上缴清单之一
平板车接我进中南海
吴连登又被选中了，他永远忘不了走进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进入中南海的吴连登“热血沸腾，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没见过”。“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况、每位首长的情况、首长夫人和孩子的情况、每个活动场所的岗哨情况……用很短的时间，全部熟悉，全背下来。”
不久，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天，毛主席来后，吴连登被派去给毛主席上茶。平常业务熟练的吴连登，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奥，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见外宾、开会，吴连登服务过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1964年国庆节那天，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吴连登有点发愣，不敢相信。“来到主席身边，主席坚持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有些惶恐，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说：‘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来到毛主席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处理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帮助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的不能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补丁全是用的旧毛巾。连袜子也补。我们补的针脚大，就动员主席买新的，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但是主席不同意。还记得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来到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遗物，当看到主席的衣服，我忍不住哭了，都是旧的，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过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是金银首饰了。
“丰泽园的院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得厉害，有一次，工作人员没跟主席说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气：‘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这边划完了，再划那边。开始我们把旧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换成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去买散装的火柴放到里面，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记着人民，直到70多岁生病时，他还派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吴连登给毛主席收拾房间，一般都在晚上九、十点钟。“主席只有到这时候，才出屋换换空气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这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吴连登最费心的，就是收拾床铺。“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办公室。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在某一页，横放、竖放的都有。一定要记住，无论换床单还是擦灰，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变，绝对要保持原样。绝不能出现因为做了清理，而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有时到外地出差，吴连登要把主席带的书打包，但吴连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摆放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就是吴连登的本事。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给毛主席当“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给；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多元。”
江青的工资，也由吴连登管理。“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她的个人花销由她自己负担。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然后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都要详细记录。每个月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要签字，定期给主席看。”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主席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培炎、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茶，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主席就要付给他们一杯2角钱，这对主席家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吴连登有时也很为难，“我们去外地出差，人们认为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过后我都会去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帐，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经常有湖南老家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他们的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也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至于江青这一边，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自己不摸钱，毫不夸张地告诉你，甚至有一次，她让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币给她，我们国家哪里发行过这种钱？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购置一些东西；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这个在毛主席家里是没有的，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生活上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当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喷在头发上有泡沫的那种，非常难买，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每次都是我去。”
吴连登记得，江青的开支也很紧张。“总之整个毛家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江青喜欢京剧，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十一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都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块钱。”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罗马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人家（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的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接受，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10年多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的12年里，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吴连登感慨，毛泽东的子女都不是好当的，“主席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周末吃饭，孩子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毛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吴连登对毛主席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他们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李讷比我大，现在还叫我叔叔，我说快别叫了。她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毛主席的两难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感到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培养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让吴连登惊讶的是，后来护士给毛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毛主席就靠它入睡。一次去武汉开会，累得几天没合眼的吴连登，将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催眠药喝了下去，“我当时立刻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要是用主席那么大的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主席的工作强度。”
为了避免等候主席吃饭，饭菜凉得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瓷碗。“后来有人传言，说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吴连登说，主席的胃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准备了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这是每餐必备的。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里就有谱了，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因为主席不允许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费了，决不允许。”
吴连登纠正外面的传言，“有人说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他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吴连登说，毛主席喜欢吃鱼头，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他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但剩下的鱼身子，却不能留下给孩子们吃，要再去卖给食堂。我还要用卖来的钱，给主席购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这么紧张，一点不假
吴连登说主席从没有补过钙，但他有个好习惯，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
这可能也是主席长寿的秘诀。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吴连登介绍，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从这之后，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亿元稿费”谣言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
吴连登说：“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在海内外传开后，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侵犯了作为中国公民应享有的尊严和权力。毛主席也是人，也应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绝对不能这样任人糟踏！
有人提出：对于一贯声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毛泽东来说，一辈子奋斗的结果是把自己变成全国唯一的“亿万富翁”，这是不是他的悲剧？还有人提出：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拿的这笔稿费被看作合理收入，那么，就应该给当时全国发表文章却拿不到稿费的所有写作者补发稿酬，否则就是巨大的不公平。更有人提出：如果不给其他写作者补发稿费，却又把那一亿多元看作毛泽东的私产，一种制度和政策怎么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制造特权、维护特权？
现在，在上述铁的事实面前，不管谣言变换什么形式和表现手法，都将不攻自破。上面提及的应该理解的种种质疑，也就很容易化解了。
当然，毛泽东既然一贯坚持他名下的稿费是党的、人民的，无疑是他的一种心愿。严格地说，这笔稿费就应该姓公而不是姓毛，不能用来补贴家用和子女生活，接济家乡的亲属，还有江青的花销等。
但是，一个问题往往存在两个方面。毛泽东以人民利益为重，严格要求自己而作以上表述，这是一个方面。然而，作为组织，就不能不考虑到著作人的利益。毕竟毛泽东的绝大多数著作系亲自撰稿、所付出的劳动应得到尊重。有人说，毛泽东的著作不少是由秘书代劳，这能说是事实吗？毛泽东笔耕勤奋是党内外很多人都清楚的。可以肯定，毛泽东的文章即使是由秘书所写，也是非常有限的，是有一定范围的。因为他们的年龄、经历等关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只是工作需要，而绝不可能是那些重大军政问题的思考、决定与决策，会由秘书代劳。如长征怎么走，抗日战争、三大战役怎么打？又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述怎么写？就是秘书想代笔，恐怕难有这份笔力。
还有人分析，对于毛泽东的稿费，可以在组织与个人之间作一合理界定。如四六开、三七开……公私分明，合理合法，也就无懈可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稿费用于补贴家用、子女等，于情于理，同样无懈可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将稿费用于补贴家用、子女等开支，这么多年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十万元，可以说所占比例很小。再者，让一个大国的元首、执政党的主席的收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怎么说也不是中华文明古国的荣耀吧。
总之，为了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负责，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要以事实说话。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毛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吴连登将自己多年的情感，写成了一首短诗，“推倒三山填苦海，肃清五毒涤污尘，领袖家中无私产，古今中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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