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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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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
渡痴禅师
一、引言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一、引言
这篇帖子所讨论的内容，是绝大多数主流网站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又觉得这个话题很重要，是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起点与根源，而且很有可能这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演化的主要线索，所以我期望用直言不讳的方式阐述，以期和各位网友真诚探讨。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在赞叹电影主角Andy所展现的意志与信念的同时，对于Brooks老头在假释之后，无法适应监狱之外的自由生活，从而最终选择自杀，感触很深。Brooks习惯了监狱（他也只能习惯），习惯了在别人的控制下生活，习惯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别人的批准；而在自由世界里，没有了狱警的指令，没有了起坐行卧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反而无所适从了。原因在于，他在接受监狱控制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自我控制的权力，自我控制的能力也逐渐消失。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灵魂里。所以，当“锁链”成为一个人的习惯，那么自由便与这个人绝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习惯的奴隶，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在你的习惯之中。习惯的力量很强大，要改变习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网友或多或少有一些“改变习惯”的经验，如果没有外力的强迫，依靠个人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习惯，说实话，并不容易。那怕是要改变睡懒觉这样小小的习惯，如果没有人监督，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当然，如果有人能随心所欲地驾驭自己的习惯，那也就无所谓习惯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圆融无碍，不执不有，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的人了。
对于个人来说，习惯很难改变；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文化很难改变。下面就来说说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对社会群体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也许是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似乎什么词语的后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两个字，然后就好像变成了某种有格调的事务。什么“饮食文化”、“校园文化”、“厕所文化”、“企业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等等，只要你愿意，无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后面加上“文化”。有了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在上面作文章了。近年来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一时间，大字不识几个的官员、商人们似乎突然就“文化”了起来。针对这种现象，老僧也来生造一个词语——“文化”文化，用来形容这种“文化”帽子到处飞的现象。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化呢？
《高级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有三条：【1、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如“中国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这三条解释，显然都无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关词汇，如“厕所文化”，用上面的哪一条来解释都不合适。我认为词汇专家们过于注重文化的表面现象，而没有从本质上来定义这个词汇。
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过长时间的思考。从试图了解文革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琢磨这个词语。在这里，我尝试着对“文化”做一个简单定义：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其实思维也是一种行为。所以，文化可以更简单的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依据这个定义，“仰韶文化”指的就是远古时代，居住在仰韶的那个部落群体所具有的社会生活习惯。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遗迹其实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号，对于今人来说，这些符号起的作用，是将仰韶人的社会生活习惯信息传递给我们。因此，文化符号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除了物质的信息载体之外，也有非物质的信息载体，比如传说、节日、庆典等。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如何解释“文化水平”这一词呢？也就是如何将《高级汉语词典》中的第三种解释囊括进来？根据老僧的定义，“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会群体行为习惯”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掌握与应用文字、知识的能力，其实是对文化符号的解码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文化”，那么往往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个人的行为习惯符合某个群体的整体特征，这通常用“文化素质”一类的词来形容；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人具有解码文化符号的能力，能够理解某种文化的信息。
我们身上往往携带着某个群体的特征，但在脱离那个群体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离开四川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来还有“猴精”的一面，时不时会冒出些“小聪明”的行为来，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标签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明白了，这其实是在成长过程中，文化环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当然，与“打左灯向右转”的恶劣后果比起来，老僧这点“小聪明”其实不值一提。依照我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那么在巴山蜀水中成长起来的群族，为什么就会形成“四川人”的行为特征呢？群体的行为习惯往往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会形成“吃山”的行为习惯；“吃水”的人群也自然会形成“吃水”的文化传统；“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龙王,各有各的传统。
四川作为一个标准的内陆盆地，中心地带以丘陵平原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相结合，造就了的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盆地边缘“难于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挡了外界侵扰的同时，也阻挡了蜀人胸怀九州的企图与视野。“小聪明”之所以称之为“小”，主要就在于没有大局观、整体观，拘于一时一地的“聪明”，所以谓之小聪明。大聪明得有大视野，然而，盆地之人，哪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会。所以，川人的小聪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聪明”来指导，低着头摸石头过河，那就危险了。
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响，自从张道陵在青城山创立了五斗米教之后，四川一直是天师道的传教的重要区域。道家讲求顺应自然，无可无不可，这就造成了蜀人不执着于原则（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善于机变的性格特征；道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对四川人在那种悲怆的情况下，仍然能展现出豁达与幽默感到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道家思想来审视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网络，发现从四川成长起来的古今历史名人，如李白、苏东坡，现代的陈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豁达，另外还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邓小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超脱，要三落之后再三起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机变性格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豁达、机变、油滑、小聪明大概是我们四川人拥有的群体特征吧，而总设计师能集这些特点于一身，殊为不易。
要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后才能准确分析，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去这样做。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对“文化”的理解。所以难免有不周全之处，敬候大家指教。
简单的谈了一下对文化的理解，接下来再谈谈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群体，具有怎样的意义。
上文中将文化定义为“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限定词很关键，一是“社会”，二是“群体”。“群体”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观对象，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成员的行为特征；而“社会”表明“群体”是以结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所谓习惯，乃是因“习”而“惯”，也就是说习惯其实是长时间社会实践（“习”）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社会群体历史活动的产物。那么，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只要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整体性，就必然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结构确定群体内部成员的组织架构；经济模式反应群体如何向环境索取资源，然后向群体成员分配所获取的资源；而文化传统则是群体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关键。简单的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
这里就不再详谈政治、经济等要素，重点谈谈文化。
我们的后代在行为习惯上之所以与我们有相似性，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代代相传的文化环境之中，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的要接受文化赋予他们的历史信息。我们之所以与我们的后代有代沟，则是因为文化基因的变异，而有些变异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于是沟通就产生了困难。
文化是社会群体的遗传基因，如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核辐射对生物DNA的影响），那么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文化的变异也是必然的。额外提一下，文化的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环境就是政治结构与经济模式，当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发生变化，文化的环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群体行为习惯？一般来说，是环境。环境的改变，必然导致行为习惯的改变，这是生物适应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前文提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包含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中，“经济”是社会群体获取资源并分配资源的模式；政治决定着群体的组织构架，也就是规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文化是群体的行为习惯，是群体代代相承的遗传“基因”。这三大要素相互影响，彼此作用，最终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态，这时候整个群体就会保持稳定与协调。对于人类的价值取向来说，我们当然都期望社会稳定和谐，如同人总是期待健康长寿一样。
那么，环境一般是如何改变的呢？这里不谈自然环境，只讨论社会环境。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获取资源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利用资源的效率越来越高，于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都在改进，于是劳动方式也随之改变，因而劳动的组织模式也相应改变；随着劳动组织模式的改变，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也随之改变，从而生产关系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群体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导致群体行为习惯的变化，于是社会文化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文化革命，是经济、政治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个人意志无法阻挡。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文化为什么需要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的礼教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之前的百年耻辱是千年前程朱理学结出的苦果；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的平民文化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种趋势已经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初步展现。
在宋朝之前，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当时的外族，现在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长期统治过；而宋朝之后，不到八百年的时间，中国被外族统治了四百多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明朝延续了276年，从辛亥革命成功到现在，共98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374 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宋朝之后783年的历史中，中国大多数时间其实是少数民族在统治。从“澶渊之盟”开始，一场卑躬屈膝、委屈【求和】的历史大幕也就拉开了，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除了明朝部分时间以及后来的极左时代，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坚硬、挺拔的站立过，“求和”是宋朝之后中华历史的主旋律。
在千年盛世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大师在季羡林国宝的建议下，抬出了孔子，用京剧的花腔朗诵《论语》，让我以为是在封禅台下听岳不群演讲，最后张大师让演员们气势磅礴的打出了一个“和”字。真是好创意，将宋朝之后的传统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口”里有“禾”，也就“美”了。这还真是形象，只要喂一把苗，就可以让“我们”这些顺民和和气气、老老实实的过下去。“和”真是一个好东西，“和美，和睦，和谐”；“和平，和气，和悦，和煦”；还有“温和、祥和、平和”；当然，还有“和亲、议和”。“和”确实是个好东西，但一变成“求和”就不好了，其实很多东西都这样，越是觉得它好，越是觉得它给你舒服，就会越是习惯于它，然后就越想拥有它，于是你就受制于它，最后就变成了它的奴才。
最近看了不少与文化相关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今年很火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炮灰团”团长的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为了避免他的部下习惯“安逸”，龙团长不停的“折腾”他的队伍，故意找事，挑衅鬼子，让日本人炮击他自己的阵地，让他的战士时刻生活在恐惧忧患之中。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叙里面所讲的一样，将铁屋子里面即将在昏迷中闷死的人唤醒，让他们在痛苦中挣扎，好歹会有一点希望。鲁迅铁屋子里面的“呐喊”，与炮灰团长阵地上的“折腾”，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同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爱安逸”只是触到了中国文化的表皮，深入骨髓的其实是顺民文化。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欲”，归顺“天理”，然后“天”就会让你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能在宋朝得到空前发展，是有政治基础的。赵匡胤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始终觉得有些忐忑，深怕部下有样学样，于是接着玩了一套“杯酒释兵权”的把戏，让开国将军交出兵权，国家则给他们丰厚赏赐，允许他们买田买地先富起来；后来又实施禁军头领年轻化的政策，选用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的人担任禁军将领，这些措施基本上灭掉了他的部下黄袍加身的“人欲”。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弟弟赵光义，于是也就有了“烛影斧声”这段公案。当然，通过“黄袍加身”或“烛影斧声”上台的人，对别人的“人欲”总是盯得比较紧的，生怕别人和他们一样急不可耐的坏了“天理”的规矩，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就应运兴旺了。终宋一朝，其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是用文官箝制武将，放纵文官腐败，又用数量庞大的禁军对朝廷的高级文官们形成制约。赵匡胤首创了向部下“购买兵权”的行为，而他的子孙则发明了用“岁币”购买“和平”的创举。没有仔细去查资料，也不知道宋朝用“岁币”到底赢得了多少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整个宋朝，修文偃武，以理学教化天下，去百姓之人欲，存皇权之天理，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阉割得一干二净。纵观这段历史，皇权需要的是顺民，于是就产生了造就“顺民”的“文化”——程朱理学。
顺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分，守规矩，一旦认可了自己的奴仆地位，剩下的就只有服从。对于皇帝老爷来说，这样的老百姓太可爱了，于是时不时地扔出一些 “节妇”、“贞女”、“孝子”、“忠勇”的牌坊，强化顺民们的奴仆意识；“父母官”们则代天巡狩，“教化”地方；宗族的族长们则为一族之长，谨守家法族规；他们以“祠堂”、“牌位”、“祖坟”等文化符号作为宗法制度的物质象征，以“宗族家法”为执行手段，将道德规范法律化，用家族的暴力维护封建道德；用皇权的法律维护地方秩序。而超越法律和道德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礼”，或者说“天理”，具体而明晰的“天理”就是“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要臣死，父要子亡”都是可以不讲原因不讲条件的，因为这是“天理”。纲的本义是指提网的总绳，将“纲”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质就是造就仆从关系、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主”支配“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仆人自己不得擅自决定自己的一切，因为仆人的一切都属于主人而不属于自己，这就是封建纲常理论中人际关系的“天理”，而不甘心于仆从地位想自己做主则为“人欲”。存“天理” 而去“人欲”，就是要仆人们“守规矩”，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一切供奉给君父处置，由他们生杀予夺，无怨无悔。那么对于个人、对于仆从，儒家礼学设定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呢？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格物致知”其实就一个字——“熬”，在仆从位置上慢慢历练，耐心等待，“熬”得久了，也就明白了仆从们的“天理”，然后就端正自己的态度，收起心猿意马的“人欲”，“诚意正心”的等待“十年媳妇熬成婆”，成为更高一级的奴仆，从而修齐治平。仆从们的终极位置是治国平天下的肱骨之臣，但再“肱骨”，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再进一步就乱纲常了。所以，“三纲五常”实际上是 “顺民培训纲要”，而天子、父母官、族长、家长则是“顺民培训生产线”。另外，“三从四德”的母亲对于“顺民生产”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个民族的解放首先是妇女的解放，对母亲的解放，当然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顺民的培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苦熬，才可以从身到心的塑造出一个合格的恭敬守礼的“正人君子”，所以后来李贽主张“童心”，提倡“真心”，彻底颠覆“苦熬”的“格物致知”，完全扰乱了顺民培训流程，以至于卫道士们不得不利用皇权镇压学术，李贽大概是中国古代唯一因为坚持学术真理而死的人吧。
“顺民文化”扼杀了民族的创造精神，扼杀了个体成员的自主精神。顺民不是不怕死，而是不敢为自己做主，也不知道怎样为自己做主，一旦没有了 “君父”的指示，就只能如失去头羊的羊群一般，一盘散沙般聚在一起乱哄哄的苦中作乐。在引言中我提到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中Brooks老头被假释后，因为失去了狱警们的指示，失去了监狱的锁链，他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由“监狱文化”培训出来的“顺民”，是没有办法拥抱心灵的自由的。因此，Brooks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当“顺从”成为一种习惯，“独立自主”就会与之绝缘。没有独立精神，那么也就只能依附，可以依附的对象为“纲”，然后让“纲”为自己做主。礼教文化以“三纲五常”为纲，以培训“守礼”“守规矩”的顺民为目的，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扼杀顺民们的自主意识。当没有外患时，礼教是社会内部最好的“维稳”工具；而一旦面临外患，礼教就成了汉奸奴仆的生产线。汉奸是什么？不过是“以洋人为纲”的“顺民”罢了。在旧中国，礼教如同一张大网，将所有的人都笼罩其间，顺之则生，逆之则亡，最终塑造出一个所谓“礼仪之邦”。宋朝“礼仪之邦”之后的783年，华夏民族体会得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是【求和】，是【苟安】。念古思今，有一种悲愤又要迸发出来了，还是打住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天朝大国的梦被唤醒，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几百上千的洋人就可以在拥有四亿国民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八个国家的流氓拼凑出来临时队伍就可以将老佛爷赶得东奔西逃，这不就是屠夫进羊圈时的情景吗？羔羊们咩咩的四处躲闪，看着同类被宰杀，躲在后面企盼老天让自己苟活。幸好中国足够大，幸好还有一些“愚蛮之辈”没有被礼教“开化”，幸好还有一些不懂礼仪不守规矩的下里巴人存在，不然一个四亿人口的国家被几千人彻底征服，那我们这些后人羞也要羞死。即使死了，我们又该怎样面对那些“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先人？开放的世界里，那种以制造顺民为目的的文化，不彻底革命行吗？
上面从历史的角度谈论了一下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必须“破”。
下面我就试着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上，谈谈为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会“立”。要谈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性，须先谈谈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帖子，讨论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在这里简单的重复一下。
我认为，全球一体化与社会平民化将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工业化导致了交通工具的变革，从蒸汽机轮船到现在的空客A380飞机，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便捷，也越来越便宜，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大为降低，因此交通工具的革命将地球缩小了，“地球村”的说法就是对这个结果的最形象描述；工业化另外一个成果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从飞鸽传书到电报电话，再到现在的3G手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越来越强，而信息的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强化联系的必要手段。在交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联合作用下，世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全球一体化必将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尽管这个过程会有反复、有抗争，但大的方向无法改变。
至于社会生活的平民化，我想多谈几句。工业化有两个特点，越是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越低；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在这两个特点的推动下，所有的工业产品设计都必须面对最大多数的人群，或者说，所有的产品从设计开始，都是要以大规模生产为目标的。用更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来总结：工业化的动力和结果都在于产品的“平民化”。工业化本身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来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平民化，而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资本精英的地位。工业产品的“平民化”，表面上看只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媚俗”行为，但内涵并不是这么简单。所谓“媚俗”，就是要将“俗人”的意志摆在第一位，要投“俗人”之所好，想“俗人”之所想，以“俗人”的意愿为中心，大规模“媚俗”的结果就是社会凸显“平民”的意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平民意识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化”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平民意识的推动下，平民们并不满足于仅作工业产品的“上帝”——顾客，他们会得寸进尺，想得到更多（可以参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平民意识从工业产品扩展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平民化，这才是平民们所需要的。因此，全方位的平民化，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平民化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平民，也就是倾向于人民大众；而要保证这一点，其前提条件是平民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必须有发言权，必须能做主；这也就是说“平民民主”是社会平民化的必然要求。
怎样才能实现平民民主？实现平民民主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取得发言权。如果民主不能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产生作用，那么这样的民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私有制下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大部分社会资源就必须属于社会全体（也就是所谓的公有制），这样民主才有作用对象。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平民民主的前提。要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始终存在，则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措施加以配合，所以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公有制的前提。
说了一大通，其实不过是一句老话——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加上人民民主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实施人民民主，前提就是人民必须具有自己作主的意识，否则，人民民主是实施不起来的。
前面说了，传统礼教是培养顺民的文化，而顺民最大的特点是安分、守规矩。规矩守得久了，规矩就成了习惯（对于群体是文化）。习惯“规矩”的人就像习惯身上的枷锁一样，他们会忘掉枷锁之外的自由空间。让一群习惯“君为臣纲”的人突然起来自己给自己作主，没有了“纲”他们会无所适从。所以，人民民主首先得培养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识。有了主人翁精神，他们才会有当家作主的意愿，才会正确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力。要培养人民的自主意识，需要一种平等自主的文化环境。于是，在文化领域内破旧立新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更简单的说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那就是政治、经济领域都完成了革命改造，而作为传承社会群体习惯的文化，又怎能保持不变呢？1954通过了第一部宪法，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十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文化领域的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思考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认为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而是经过长久的思索才得出的结论。
那么如何才能在文化领域内进行革命？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礼教文化，是以培养顺民为目的的文化。而要实施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的是平等自主的平民意识。文化传统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两条路，要么复辟政治、经济制度，要么变革社会文化传统。当然，有人也许会问，可不可能既不复辟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改变文化传统，这样两全其美岂不更好？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行为，如果不变革文化，在文化的强大惯性下，政治、经济的复辟是迟早的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300年历史周期律？原因就在于每一次改朝换代，其实都只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内折腾，换方丈不换庙宇，甚至连和尚都不换。每一次都不会影响到“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地位，孔儒们一直牢牢掌握着“教化天下”的权力。所以说，两千多年来，从来就不曾在文化领域内发生过真正彻底的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范围局限在知识分子之中，而知识分子也深受文化传统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性。另外，当时的政治、经济全都掌握在“纲常”们的手里，五四运动也不可能真正成功。但五四运动可以算成是文革之前的一个预演。
一直以来，对于文革的起因有很多种说法。泼污水的人认为文革是为了政治斗争，是为了打倒某个政治对手而采取的卑劣方法。事实上，以毛泽东当时的职务以及威望，有谁能动摇他的地位？又有谁是他不可轻易击倒的对手？如同传言中所说：他只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到某人。既然是开一个会、讲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整整持续了十年？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虚伪，不愿意自己出面不愿意承担整人的责任。大谬不然。对于一个敢为秦始皇翻案、公然提出“反右阳谋”论的人，纵观他的一生，何曾害怕过别人的批评诋毁？某些人为了妖魔化他，一方面把他塑造成一个横行无忌的霸王，另一方面又将他描述成缩手缩脚的小媳妇，两种截然矛盾的形象居然被他们糅合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顾头不顾尾的做法真让人好笑。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说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因为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且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认为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因此，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1、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别的什么运动？
2、为什么运动的主力是十几岁的学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饱学之士？
3、为什么要破四旧，可以不破吗？
4、为什么不由政府组织专人专责破四旧立四新，而放任群众去破除？
5、为什么要打倒权威，可以不批斗专家而让他们自己反省吗？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袋里或长或短的盘桓过，下面是我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对，只能算一家之言。
1、对于为什么要叫“文化大革命”，我曾经疑惑很久。
为什么要在革命前冠以“文化”两个字？为什么不叫革新而叫革命？如果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将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政治运动），那何必要在前面加上“文化”两个字？以毛泽东在哲学、社会学、政治上的睿智，我相信这两个字不是随心所欲加上去的。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现在明白了，这确实就是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旧立新，造就崭新的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剥削制度，而此前的所有人类文化，都是在剥削制度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文化领域内的变革也应是颠覆性的，只能称为革命，革新两个字无法说明这场颠覆性的变革。
2、最开始我感到很奇怪，认为既然是文化领域内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文化人来干这件事？不让成年人来做这件事？而要让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来推动这场意义重大的运动？现在想来，除了那些受旧文化影响较小的孩子，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
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多么机灵活跃，而几十年之后的老年闰土则木讷呆板的开始叫鲁迅“老爷”。文化是人成长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文化人更是在传统文化中浸淫很深，他们是没有能力在文化领域内做到破旧立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由旧文化熏陶出来的，让一个人自我鞭挞很难。而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则不一样，他们虽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是受旧文化污染最少的。凭着年轻人的热情，他们有勇气冲破文化的樊篱，达到破除旧文化的目的。所以毛泽东接连八次接见红卫兵，对于一个喜欢哲学思考、讨厌迎来送往的领袖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
3、最开始，老僧对于文革破坏了一些文物是颇为心疼的。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呢？难道不能送博物馆保存起来吗？现在想来，有些东西确实没有必要全部都保留。如果将当时所有的神龛牌位都放博物馆去，那全国不知道需要建多少座博物馆。绝大多数四旧物品其实都没有文物价值，然而它们的存在对人们的精神桎梏作用却相当大。当神龛、牌位这一类东西被砸时，那时候的老人们以及家长们，他们可是觉得孩子们在亵渎祖宗、冒犯神灵，一边呼天抢地，一边悲痛欲绝。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正是砸在了他们的精神枷锁上，这枷锁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任何冒犯这些精神符号的行为，都是对他们本身的侵犯，所以他们悲痛伤感。祖宗牌位实际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一旦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它所代表的规则，并且往往会成为图腾的维护者。旧中国时代过来的人，大都是旧文化图腾的护法使者，尽管那些牌牌并没有手脚，但它们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正是这种控制力，奴役中华民族的精神几千年，让中华民族变成了乖乖待宰的羔羊。不破，行吗？
4、放手发动群众去破四旧，目的并不是为了砸烂那些文化标签，而是为了通过这个过程，破除人们心中的锁链。只有自己，才可以解开自己的心结。封建礼教的枷锁，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很多都已经成了神圣的禁忌。要破除禁忌，非得自己亲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然后才可以破除。政府当然也可以组织专人去除四旧立四新，但这样很难达到帮助人们破除精神枷锁的目的。
5、以前，对于文革中批判所谓的“反动权威”不以为然，觉得这完全没必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无辜的。但现在明白了，对于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无辜的，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就是一个标牌，如同四旧里面的神龛一样，成了广大群众心中的禁忌，而这种禁忌的存在，就是一种枷锁。所以，凡是与旧文化沾边的“权威”，一旦“权”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种文化的图腾，那么为了要破除群众心里的禁忌，也就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尽管他们本身并不一定有错。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但答案都离不开“文化符号”以及其象征的“文化意义”，“文化意义”所代表的“精神枷锁”。一旦想到宋朝以来中华民族的种种灾难，我就觉得为了破除顺民文化，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熟悉的网友可能经常会看到我反儒家，其实我反的只是“孔儒”，也就是孔子——周敦颐——二程 ——朱熹这一条线下来的儒学。
四、从“经典”到“山寨”——文革失败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延续十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论正确与否，它都是历史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这一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的，它属于历史，它也属于世界，它是世界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运动。无论是肯定它或者是否定它，它都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发生在中国。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至于成功与否？这要看它发起的目的以及留给历史的结果。达到目的，则成功；没有达到目的，则失败。那么，文革成功了吗？好象没人肯定这点。文革似乎是失败了。但真是这样吗？
我先不回答成功或者失败这个问题。我先留两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第二：现实生活中，谁是你的偶像？你臣服于谁？
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流行一个词语叫“山寨”，在很多经典的东西前面加上“山寨”两个字，往往就意味着恶搞或者仿造。最初好像是指深圳仿造的那些名牌手机。现在“山寨”已经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种文化，去年甚至有人筹划“山寨版春晚”。那么“山寨”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大众对“经典”的睥睨。我这里说的“经典”是指正统的、权威的、主流的事物。陈凯歌几年前曾经拍了一部自认为很有内涵的电影《无极》，按照他的想法观众应该对他的电影顶礼膜拜，影评人会充分发掘他电影里面的象征意义，然后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可谁知恶评如潮，最可恨的是还遭到胡戈恶搞，编辑成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馒头血案反而激起网络下载狂潮。最后搞得我们的陈大师不得不为了颜面，装腔作势的要控告胡戈。但恶搞铺天盖地，大师们要告又怎么告得过来？而今，山寨文化又兴起，到处都是“山寨版”。什么山寨白宫、山寨笔记本、山寨法拉利、山寨白宫、山寨苹果....。凡是有经典的地方，往往就有山寨。山寨文化本质上属于大众文化，山寨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平民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要真讲“山寨”，文革中的山寨可能更多，比如什么“山寨诗人”、“山寨导演”等等。
回到上面的两个问题。对于那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中国不再是礼仪之邦，骨子里面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温良恭俭让”，失去的不仅仅是“礼仪”，还有“礼仪”背后的精神锁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偶像，没有谁可以让我们臣服。精神上的平等，才可以彼此尊重，谁也无法凌驾在别人头上。尽管有时候我们可能表现得恭谦，但这种恭谦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实际上，我想要问的是：谁还把自己当成别人的仆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但至少我没有遇到过。本来，毛泽东是最后一尊偶像，但在某些人的帮助下，他被打得粉碎。正是这最后一尊偶像的倒掉，成就了他毕生所追求的社会平民的思想大解放。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思想枷锁。
文革之后，文化精英们丢弃了清高，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都敢做；普通老百姓舍弃了卑谦，对哪一个精英大师都敢恶搞、作弄；于是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毛泽东作为最后一尊偶像被打碎，平民文化从而得以建立。
文革失败了吗？没有。从打破礼教思想束缚，建立平等意识、自主精神，奠定平民文化的基础上来看，这些目标都达到了。上文中将礼教文化比喻成监狱，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内的一次集体越狱行动。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甩掉了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得到了从内到外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解放中国人民。先解放身体，然后解放思想。文革失败了吗？文革成功了。
五、未来的路在哪里？
钟摆已经拉起，平衡点已经被他老人家重新设定。没有公平，就没有安宁；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和谐。失去锁链的百姓，不再是顺民；今天的社会不和谐，归根结底来源于四个字“造反有理”。想要扑杀这几个字已经来不及，因为它已经融入到刁民们的文化里。想要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仆从文化，时间也已经不允许。再说，谁还敢象他老人家那样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来创立一种新文化？如果不发动群众，新文化又如何普及？于丹们是徒劳的，即使她的书能卖几百万册，可震撼力哪能与亲手砸碎“孔夫子”雕像相比。所以祭孔拜孔、大办孔子学院等等，都已经来不及，不等他们重新起来，可能就已经倒下。
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四个字——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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