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主席120周年诞辰而作

　　毛泽东处在人类哲学的巅峰，居高临下，一览宇宙，造就了他在革命、政治、军事、美学、治国等许多其他领域的高超艺术境界，让所有人望尘莫及。一般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该具备的眼力，可以找到他的缺点和错误。

　　人的思想是有无穷联想能力的，同时，也是在同一时刻一心不可二用的。既有联想无穷又有一心不可二用，这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一颗心，在不同情况下呈现不同状态、表现出的不同功能方式。人如果要开发思智，充分利用智慧，必须积极使用想象力，将表面不联系的事物，追究其联系性，将它联系起来，又需专心致志，细致入微，思考到位，不受干扰。做到一心不二用，才能让联想能力充满活力，只有积极联想，才能集中心思，才会有灵感，才会有激情，才会有高度与深度，才能顿然感通、生发开拓思想。这种情形尤其是就基本哲学问题的冥想探索而言。

　　小孩子有时会向爸妈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小孩子难以讲清楚，有的爸妈就用“捡来的”一句玩笑把问题岔过去。这下，孩子着急了，立刻说“不是，你骗我！”显然，“捡来的”对他不可接受；这样，情况就由“从哪里来”的问题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变成“是不是捡来的”。为了不让孩子着急，家长马上改口，说“不是捡来的”，安慰孩子。然后，孩子得到安慰了，那个“从哪里来”的问题也不必回答了。

　　小孩子问的自己从哪里来，其实是个基本哲学问题。有的爸妈回避孩子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它是哲学性质的，也即，不是一下子或一句话回答的。你要告诉他“是妈妈生的”，他就要继续问“是怎么生的”，爸妈要继续回答下去，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变成仅凭小孩子来到世间仅仅几年的感觉经验、不成熟思智不可能听懂的东西；况且，一旦问题被问到人类是那里来的，万物是哪里来，这就成了连爸妈自己也不一定能回答出的，而是需要求助宗教或哲学的。此外，不同人类文化传统的宗教或哲学会给出不同的回答。

　　从这里，人类开始有了哲学。哲学就是回答类似的关于人和宇宙问题，是人类的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问题，是就不同的回答建立的范畴，产生叙事，产生叙事话语语言，形成与叙述故事相应（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四个范畴）的结构。

　　我们知道有种哲学，是这样一大套故事；你一生下就被告诉说，1）你和一切人都是天外一个独一无二最神圣、万能造物神创造出来；2）人与人是个体、不相联系、一个个单独直接地与上帝联系的；3）人性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4）人获得个人利益进行的竞争是天经地义的，竞争是为个人利益，人所享有造物神赋予的自由、平等权利；5）人曾处于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总出现不公平现象；6）为了寻求公平，个人之间订立契约，根据契约，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利和自由，建立政府，使得个人之间纠纷可获得公平解决；6）无限制积累私人财富是上帝赋予的个人自由与权利；7）契约是造物神自然法的继续，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8）妨碍积累个人财富的政府，是侵犯人权，应当推翻。这是启蒙运动之后兴起，到今天全球流行的意识形态。是这样的哲学（意识形态），曾被有的人誉为在历史终结时人类的最高哲学（意识形态）。

　　我们研究哲学，需要明白的是，以上归纳的这八条定论，不过是八条假设（故事）而已，也就是说没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自由民主”哲学产生的传统，是一套以假设前提为开始作为方法论的哲学。所谓假设，就是假设它是正确、真理性定论，是自证（不用人验证的）真理，是先验（先于人类存在的）真理，是不应有疑问的真理，是所有人信仰的真理，你必须将它作为信仰对待。在这八个假设当中，四个是关键性的是：1）存在一个造物神；2）人性是自私的；3）人曾生活在自然状态；4）契约是存在的。为什么“存在造物神”是必然前提？因为它是“自由”与“人权”的来处，这个来处必须神圣，这个来处必须本身即是合法性；有这个必然性的，一定是天外超然绝对的造物神；这四个假设之所以关键，是逻辑必然的要求。就是因为“自由”是“一己自由”，“权利”是“一己权利”，“一己自由”是追求“一己幸福”，是“无限制积累私人财产”；“追求一己幸福”是“一己权利”；“无限积累私人财产”是“一己权利”；这样的“自由”与“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必须得有个“造物神赋予”；因为这一串逻辑，“存在一个造物神”假设，是必须的。

　　为什么自然而不可剥夺、神圣的“人权”来处必须是“造物神”？为什么不能来自其他地方，如来自人？这就是第二个关键假设的逻辑必然性：人性是不好、自私的、不可改变的，自私人给自私人权利？这个逻辑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逻辑要求：必须存在个造物神！存在造物神的必然性，就在于它是超然绝对、神圣、万能、创造人者。

　　为什么 “人类曾生活在自然状态”的假设在逻辑上也必须是必然？是因为“必须存在一个造物神”假设，能够导引出造物神赋予人“自由”；又因为人性是自私的，给人自私性以自由必然会导致“自然状态”的混乱，它不是“人与人之间战争状态”（霍布斯观点），久是“不公正现象”（洛克观点），这是逻辑的恶性循环；所以解决这个麻烦，就要从“造物神”、“人性恶”、“自然状态”三个假设逻辑导引出第四个假设：“契约”的必须。

　　“契约”是唯一对“自由”具有限制性的假设，这种限制就是为克服（霍布斯或洛克意义的）“自然状态”的不良现象；因为这些不良现象本身构成与“自由”和“权利”的对立；具有对二者的否定性质，从而也是对其赋予者“造物神”的否定；所以“契约”是必然的，也是神圣的。虽然它是人的行为，是所谓“宪法”和“法律”形式的，但是它是造物神设下的自然法的延伸，所以它也是造物神的意志，是神物，具有合法性，是神赋的表达，是与生俱来个人自由、幸福、私有财产权利——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宪法”的核心理念。另外很明显，一己主义是贯穿“自由民主”整套话语的主线，其所基于的是：利己主义，人是个体、不相联系、孤立、由己的；满足个人终极目的！

　　如果说，人一生下就被教育成信奉上面的哲学，确定、毫不怀疑地信仰人与人是个体、不相联系的，人要生存、要幸福，就要听信你造物神的，去为个人利益与别人竞争，你的幸福追求，你的没有限制的私有财产积累，是造物神给你的自由与权利，这就等于人把思想完全关闭在一心不可二用状态。它对另外一种思想功能方式——联想，进行排斥。它不会积极使用想象力，将表面不相联系地行走的个体人，将它们联系起来。除此之外，你不允许相信其他任何说法的可能真实性，任何不相信教育给予你的想法都是危险的，都是亵渎，都有可能让你受到惩罚。结果是：你会对其他任何说法都排斥，不敢想。你的心扉不会对另一种不同哲学开放：天地万物本身原本是不可分隔地内在联系的，天地万物相生相灭，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你不会认识到，相信一个造物神，等于是对天地万物之间自然内在相互联系进行排斥，是对人直接的经验事实进行排斥。对你，甚至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人须有必要去考究哪种哲学传统更开放、更合理，更符合事实、更可信；而哪种更属于虚无缥缈，谁更能将谁包容进去、谁是更理智态度；谁让人更留有余地，让人更进退自如。

　　为什么毛泽东在人类哲学之巅？先从比较哲学角度看两种哲学：一个追究宇宙本源的唯一造物者是什么，追究静止不变本质的本体，这个哲学的价值观落在孤立个体性（或本体“ontology”）。另一个哲学则是着眼于宇宙怎样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其价值观落在内部联系性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此两种哲学各作为西方与中国思想传统常识性的认识。

　　古希腊就已探讨本体、一切物体的不变本质到底是什么，也即认识那个唯一超绝、本源“一”（Being）。为了这样一种认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建了等级知识论（也称认识论）。从柏拉图，西方哲学继承下的“人”概念包括这样几层涵义：1）人是分离、不相联系的个体，归属同一自然类别；2）一切人意识同等；3）都有一颗可脱离肉体灵魂；4）肉体被低贱化；5）灵魂是先于人类存在之理念记忆；6）为潜能之实物化（actualization of potential）；7）自治性（autonomous）；8）理性；9）不受约束性（自由）；10）与生目的：求知自己；11）简约主义（或曰还原论reductionist）。柏拉图的这种哲学影响，怀德海有一句名言：“所有后来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如果说，“哲学”在近代成为一个汉语术语，其原本英语“philosophy”承载的古希腊含义“爱智”，不过是“爱知识”（philoepisteme）意思；也即“爱”关于唯一超绝、本源“一”的知识；“人”是那个“知识”范畴的。

　　当然，着眼于宇宙怎样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价值观落在内在联系性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这是中华传统哲学。其源头活水，是《易经》呈献于世、以六十四卦演绎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通变哲学。其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变化与内在联系，对它来说，“宇宙本源唯一造物者是什么”，“静止不变之本质”，“孤立个体性”，岂止不是“问题意识”，简直构不成问题。逻辑很简单，宇宙万物，当一切都是内在地联系的，哪里会有什么“孤立个体”、“静止不变本质”、哪里会有超绝、唯一本体性的造物者？除非宇宙万物一切皆是分离、不相联系的，但这是与最平易的直观事实不相符的。所以，中华传统“道”的哲学范畴里的“人”，是严格关系意义的。没有不是关系的“人”，人将自己作为关系理解，人自始至终处于关系之中，人自己与所处场景，小从家庭、大至宇宙，皆为不可分、脱不开的浑然而一。人作为“个体”不过是虚构性说辞，而在经验事实中从来不存在。

　　为什么毛泽东在人类哲学之巅？需要再看两种哲学有没有谁高谁低，是不是谁更高明、更智慧一些？近代以来流行西方比中国高一筹之说，今也有人信誓旦旦以为，苏格拉底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因为“苏格拉底，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还声称此为“史学界角度”和“史学界共识”。其实这个判断产生于浅薄的二元对立思维，其依据并非是什么站得住脚的衡量标准，而恰是一个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公式：“西方+自由”/“中国+封建”。　　不过就哲学范畴而言，“追究事物内在联系”该是比“停留在个体性的事物”更深刻一些。这就如同看到两个并排在街上走着的个人，即刻下意识地思考和判断起这二人是什么关系来，这个意识动作比起只停留在“两个体人而已”这样的下意识，无疑是多了些，更有意识扩展性。“追究事物的联系性”更为深刻，因为它是追究在表层看不到深层关系的原因。它对于只停留直观看到的事物“个体”状态，无疑是体现得多了些智慧意识。

　　另外，就方法论而言，追究唯一造物者、追究静止不变本质，其问题意识产生，是来源于假定；也即假定存在一个唯一造物者，假定存在静止不变本质（或曰终极不可再分的粒子）。对古希腊哲学稍有了解，应该知道苏格拉底的所谓“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全部在这种假设前提之下。从他开始，后来哲学区别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大特点，决定性地西方哲学将自己归入很不相同的范畴，就是这假设前提方法论。问题出在假设的前提往往不可靠，假设的前提本身很可能根本是个错误、不能成立。比如事物的个体状态，本来是简单的表象直观常识，不表现深刻思维的任何问题意识扩展性，但是一经假设、作为前提，它就变为形而上学，变为静止不变、绝对化条件，这就错了。因为把“个体性”普遍真理化，等于把事物非个体性、关联性作为不存在，完全排斥了，变成个体性是事物存在的唯一、绝对形式了，就荒谬了。所以，这个假设前提本身是不成立、错误的。苏格拉底是在这样的谬误前提下“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想一想，这样的“智慧”不是很有限吗？　　其实用个极其简单例子就能搞明白这种“智慧”。如：某侦查机关遇到一起毫无线索、无从侦办下去的凶杀案；侦办人员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先放一放，等以后出现新线索再重新侦办；另一种主张提出一名假定凶手，对该名假定凶手开展侦查。提出一名假定凶手的不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毫无根据提出某人为假定凶手，本身往往根本就是个错误。因此，这样做，从哲学方法论说，在特殊情况下是迫不得已，但绝不会是高明的。就这个案例看，第一种态度却是相对明智的。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哲学传统如果像赌博一样，将全部思智都押注在“有个唯一造物者和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假定上，一旦这个假定根本就是不对的，它导致的只能是一条黑暗的漫长歧途，应该不费气力即可判断它的这样“智慧”，是否高明。

　　如果假设前提很不一定是高明、智慧的学问，并不是可靠的，那么就很容易得出，它导致的在前提假设范畴内的所有内容与逻辑就都是不可靠的。如果像启蒙运动那样高举理性大旗，“宇宙有一个唯一造物者”不过是没有科学理性的信仰而已；这就是说，关于“上帝（God）”的假定，如果说原本就是靠不住的，那么一切围绕“上帝”这个概念范畴的内容和逻辑也就都不可靠了，也即，作为西方主流哲学与思想传统上帝造物者之说的宇宙观及其由之推演而来逻辑就都成了不可靠的；它不可靠地包含的大逻辑至少有：1）宇宙发生论成了问题；2）宇宙法则可能是没有的；3）历史直线前进是没有的；4）世界末日是没有的；5）一切事物的分离、互不联系“个体性”是虚构的；6）人的“个体性”、独立性是虚构的；7）终极本质是没有的；8）“个体”的必然冲突是虚构的，等等不一而足。“唯一造物者与静止不变本质”假定的不可靠性，它的哲学逻辑影响，其实是颠覆性的；因为维系在此前提假设的思维方式会是缺陷的：它将万物背后本不存在的超绝性“一”（绝对性和神性）当成是真理，将万物没有的“本相”及其独立性、冲突性的二元对立当成真理。此外，维系在此前提假设的价值观也会是缺陷的：将发生于错误前提假设下的、人类经验事实中从不存在的一神或唯一真理性的绝对原则、真善美、人的绝对个体性、自由、平等、博爱、权利、民主、财富、幸福、理性、力量、知识等等一切的本体性（不变性）当成极端、绝对、普世价值。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如果是不可靠、缺陷的，不能成立的，那么“人”是什么，就成了极大的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始终一直就在那里。前提假定是不可靠的，是谈不上智慧的，因为它导致假设范畴之内所有内容与逻辑的全部不可靠；之所以不能称为“智慧”，要害就是对绝对性的执迷。智慧是对宇宙万物内在联系的通晓与把握，是在于通晓绝对之相对性。所以，不依赖前提的绝对性假设，而是追究宇宙万物之间内在联系，这是在根本上的前瞻性，等于是对这样绝对假设的不可靠性、不智慧性的必然克服与避免。所以追究宇宙怎样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把思智方向放在驾驭变化上，就不能不比对“唯一造物者和静止不变本质”进行假设更可靠、更高明。

　　这里再举出一个对两种哲学谁有优势，谁有劣势有助于进行判断的比喻。中国人都熟悉“瞎子摸象”故事。它的启示是，从中国哲学出发，任何一个盲人提供的信息都是片面性的，要想接近准确事实，就必须力求整体观，追究内在联系，也即去采纳从不同方面几个盲人提供信息的综合，发现其内在联系。这样才是智慧、高明的。而这样做，恰恰是在对某一事物起到决定作用的多向、多重原因或因素上付诸思智，而不是执迷于非黑即白的单线单向决定因素。

　　还有一个例子，使得可以对两种哲学思维的差别与谁有优势起到类比效果，就是问：在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儿子，有一个父亲，要求判断谁是儿子，谁是父亲；这是一种把儿子、父亲作为静止不变的质来对待的。在古希腊哲学意义上，要在其中一个的本质上（而不是在二者关系上）付诸思智，看他到底是父亲还是儿子。如果你得出某个人既是儿子，也是父亲，那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作为逻辑是不成立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儿子也是父亲。但是这种设问从中国哲学角度看没有多大意思，因为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这里只有两个人，这根本是个虚设问题而已。中国哲学传统不鼓励人们的思维去虚设这种问题，而是总以关系作为考虑问题出发点；这样一来，中国人会习惯地说，一个人既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儿子，要看它与父亲在一起，还是与儿子在一起。也就是说，儿子也好，父亲也好，都是关系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从古希腊哲学出发，这是个单线单向关系问题，而从中国哲学出发，这是个双线双向关系问题。始于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由于建筑在假设一个超绝造物者或唯一绝对真理，假定它统摄与主宰一切，造成由它起始、导致的一切因果关系都是单线单向的，这样所导致的，一个是对单线单向关系的执迷，另一个是不符合人类经验事实。所以在看待经验事实问题时，从柏拉图哲学看，因果关系都是本质决定现象单线单向的；而从中国哲学出发，就是通过一物所处于的环境对它的影响来理解这一物（或通过森林看树木），这样全面性看事物的思维方式，就不是单线单向关系，而恰恰是多重、多向、多层次很复杂的关系。所以，单线单向关系地看问题，对于针对真实世界的问题认识，经常是不中用的、扭曲的。而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追究事物怎样变化，追究其内在联系，讲究整体性、全息性、场域性的全方位、立体复杂关系的思智，才不能不说更可靠、更高明、更智慧，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的。

　　通过以上对柏拉图哲学与中国哲学在它们的范畴不同上的比较，在以上涉及的几个方面判断谁更高明、谁比谁更智慧一些，应该不是让人犹豫不决的了。它至少可以颠覆所谓“史学界角度”和“史学界共识”的、已到处流行的“苏格拉底比孔子高出一筹”的结论。下面应当可以佐证中国传统哲学走向是更高一筹的判断，是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复杂系统；它表现了对从柏拉图哲学传统到后来的科学传统的沿袭追究狭义、单一系统局限性的觉悟。单一逻辑理性的哲学与科学，明显对解决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说：“通过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还原论方法（亦曰简约主义）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假设了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的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体的方法。”（姚向东：《复杂科学于管理》）。

　　另一个可为这里的结论作佐证的，就是当今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高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否认有什么超乎人类认识的先验论（人类存在之前的上帝的真实），认为不是只有一种唯一正确或真实的世界观和概想。后现代主义旗帜容纳着社会先于个体、认为矛盾性比知识更为重要。海德格尔（Heidegger）、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以及多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等后现代思想家，都以不同方式继承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对理性与直线因果思维统治地位批判一直在进行着。

　　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瑞汉（Angus Graham）等比较哲学家就开始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理由就是他们的哲学都不追究本质、真理或者超越的起源，不搞形而上学、不搞对前提进行假设的哲学。孔子、庄子等不少古代思想家被推崇为享有与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同范畴的地位，理由是中国思想家不追究绝对性原则。当今这个时代被认为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同范畴哲学时代；苏源熙（HaunSaussy）更指出，只有在今天，才能够想象有这两种同范畴哲学的交汇。

　　为什么毛泽东在人类哲学之巅？现在要看，如果说追究宇宙万物是怎样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将价值观建构于内在联系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这样的哲学是高于一筹的，那么可以下结论：毛泽东恰是在这个哲学一边的，而且是处于这一哲学之巅的。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凡是哲学巅峰论点，无一不是对“内在关系”的真知灼见，而并非是对什么唯一、绝对、极端、静止、不变、“本相”的臆断。正因为处于人类思想的巅峰，毛泽东才获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自由，频频得出振聋发聩的哲学结论，至今无人比肩。

　　其最著名者：基本粒子可分论：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在钱三强发言讲到核原理时插话问：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一时语塞，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新观点，基本粒子不是物质始原，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其观点恰与毛泽东1955年的预言吻合。毛泽东很重视，专门让在《红旗》杂志转载《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就坂田昌一论点，毛泽东对学者们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凡事都可分，电子本身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毛泽东用《庄子》的哲学指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1964年，坂田昌一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国际性科学研讨会，毛泽东接见他，赞扬他的观点。坂田昌一十分惊讶和喜悦，没想到毛泽东作为中国领袖，竟在之前早从哲学视野对物理学问题有过类似观点。回国后，坂田昌一多次讲毛泽东的见解，并说，《矛盾论》和《实践论》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分思想，对当时中国高能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物理学家们以此为信念和指导，建立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意在说明微观粒子具有无限层次。当时，这是站在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开创性工作。毛泽东逝世翌年，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了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追述物理学如同剥洋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基本粒子已经到夸克和轻子。接着，他突然说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夸克、轻子等更为基本的物质称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为什么说毛泽东基本粒子可分论是如果不站在人类哲学制高点，就提不出来的论断呢？因为恰是这个问题，反映着两种哲学基本走向的差别；一种是“有一个唯一造物者和静止不变本质”假定方向，在这个哲学方向下，科学就去寻找并认为基本粒子是最小、不可分的质体。而毛泽东恰恰因为着眼于宇宙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其价值观建构于内在联系性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方向上，所以能从容宣布：“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他同时宣布处在哲学巅峰位置的宇宙观：“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这等于宣布“宇宙存在一个唯一造物者，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前提假定的封闭性、谬误性。　　2）《矛盾论》、《实践论》的哲学高度是空前：

　　人们可以读不懂毛泽东哲学，这很正常。柏拉图和毛泽东说出同一句至理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哲学是卑贱者的哲学，高贵者读不懂，很正常。但是不因为他们的愚蠢和读不懂，就否认得了毛泽东思想处于人类哲学巅峰的地位。毛泽东的著作都是他无人比肩的哲学智慧的结晶。这个高度之所以得以成就，就在于西方哲学的高度——马克思的哲学（是追究事物内在联系的）——与中国哲学传统在现代实现了结合——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这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汇合统一的新高度。它的高端位置，就在于它比较彻底地克服了“有一个唯一造物者和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的假定方向哲学的唯一绝对主义与二元对立主义导致的封闭性、谬误性；同时，它使得着眼于宇宙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崇尚万物的内在联系性所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整体性）走向的哲学，到达“古今”与“中西”的结合点。它开出一扇大门，时间与空间的隔板开始被拆除，中国传统哲学因此来到一个空前发展时代。毛泽东的许多哲学篇章都是这一结合点的时代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最典型。

　　毛泽东在《实践论》一开篇就指出，他一改形而上学哲学一贯将认识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方向，要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且将此称作“知和行的关系”。这是哲学历史的第一次，是要把追究“一个唯一造物者或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认识与实践对立），改造为着眼于宇宙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崇尚万物内在联系性所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的哲学（知行合一关系的）。毛泽东明确表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所说“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都是假设虚构抽象“人性”，将它视为静止不变本质，而这个本质，在言而不宣涵义上，又是由那个“唯一造物者或超绝真理”决定的。毛泽东要把“人”放到经验现实之中去，在具体中将其看清，人必然是社会、历史的，脱离不开经济、政治的，也即特定生产与阶级关系的。这是人须臾不离的经验生活事实，否认它，是不诚实的。

　　毛泽东要阐述的，不是那种把人主观与物质世界对立矛盾起来的假设哲学，而是用一种中国传统“通变”（来自《易经》）的哲学告诉人们“知和行”、“经验和认识”，以及诸如此类人类主观活动是在变化中贯通的，是与充满内在联系的宇宙相通的。这样的互通要求人必须彻底认识变化，要在实际环境中根据事物内在联系而行，既影响变化，同时改变自己。这就进入了“着眼于宇宙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将万物内在联系性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作为价值观”的哲学范畴，人就不会再将自己看作是与自然隔绝，不将自己主观看作与物质世界二元对立的。人在使自己与物质宇宙相通的努力中，认识和实践是与宇宙的变化在一条道路上，不会误入歧途。通过不断、各种调整，人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这种论述是西方哲学在结构上的实现中国化，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性阐释化。它必然是一个哲学的空前新高度。毛泽东提出，实践是人能动性特点的表现；如果实践的确是作为与实际情况的相通而进行的，那么它一定会使思想和物质世界实现相通。如果偏离了通道，实践则会以失败告终。不过，人是有能力学习失败的，能够调整使自己不偏离通道，然后以知行合一达到人与物质世界合一。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高度重视实践，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追究“唯一造物者或超绝真理”的哲学根本无法提出的。

　　《矛盾论》达到的空前哲学高度，比较典型地反映在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点上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范畴的充分阐述。这两个范畴都着眼于宇宙变化与万物内在联系，重视内在联系性呈现在状态上的浑然而一、相系不分。该篇哲学论文指出：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所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

　　这两段话的哲学思想，如果在原来古希腊传统的哲学语境，会把人们引到“什么决定什么”（追究“静止不变本质”的二元对立性）旧哲学问题上去。而一旦进入旧哲学问题的思维，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既然是决定性的，也会在逻辑上必然是独立于被决定矛盾和被决定矛盾方面而取得超然地位，进而否认同一过程的决定和不决定矛盾和矛盾方面都是重要的。它是在决定者和被决定者之间有一个潜在的二元对立单线单向因果秩序，决定一方和被决定一方是截然分隔的。而恰恰在相反意义上才是毛泽东的哲学高度，他阐述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范畴是指贯通一个过程的决定方面与非决定方面的互系（不分离、相系不分）性。“主要矛盾”指一个域境中的各种相互关系交汇的焦点；说“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支配地位的”和“决定的”等等，是在一个充满无法严格分清的关系、动态变化的域境中，对多重多向互系关系中心点的确认。抓住主要矛盾依靠的是对中心点与域境的互系相通情况的考量。而且，其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与诸他次要矛盾或次要矛盾方面的地位，是作为中心点和域境，不是最终固定的或静止不动的。这里决定方面与被决定方面不是二元对立问题，而对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来说，是具体域境，适当情势和适宜时间问题。　　这里正是把追究“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假设方向的哲学改造过来了，已改造为着眼于变化，追究内在联系；因此，主要矛盾与其关系域境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假设“质”（essences）或抽象定义的“分类”。毛泽东哲学是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作为偶对的“矛”与“盾”特定范畴类比对待的。将其一称为“主要”、“起领导、决定作用的”和“支配的地位”，将其另一称为“次要、服从的”，这是指明：表现为一事物总体性质一方面的适时和适中状态。“主要的”“领导的”“支配的地位”等词汇作为表达既变化又延续涵义的类比使用，它们不是单线单向因果关系，而是意为“正”或“适时”、“适中”。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对孔子思想“中庸”的论点，“中庸”不是“中立不倚”或“至死不变”，而是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的域境稳定性。[2]

　　毛泽东说，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两而无偏”，恰是“一个质”的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是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才是正。“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3] 是在这里更明确了，毛泽东所说“主要”、“起领导、决定作用的”和“支配的地位”，确切地说是以“偏”和（或）“正”来确定的。而“偏”或“正”所依赖的恰是偶对双方的相系不分。

　　《实践论》、《矛盾论》阐述的思想，汲取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思想资料和论点。但这两篇哲学论文决不是译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是三十年代苏联译本的哲学教科书翻版，而是地地道道中国传统哲学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丰富经验、对中西哲学批判继承之后的产品。这个产品从它问世时起，到今天仍然处于中西古今结合点的哲学之巅，尚未有人成就出更超越的哲学贡献。

　　毛泽东是天下第一辩证法大师

　　辩证法（dialectics）在西方并不是一个与中国所说“辩证法”可以同日而语的哲学范畴。毛泽东的辩证法是中国现代发生的传统中国的“一阴一阳”或相反相成哲学与马克思辩证法相结合之后的形式。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是有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得以形成为原因的，否则古希腊柏拉图的辩证法不过是指他与弟子们哲学对话的问答方式而已。况且这种哲学问答式的“辩证法”，是在“一个唯一造物者和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前提假设范畴内进行的形而上学、静止不变本体追究及其定义的对话。黑格尔的辩证法虽则包含流入欧洲的中国思想成分，也仍是与古代中国哲学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显然是一套不同话语体系的基督教，仍然以“存在一个唯一造物神”假设作为隐性哲学；其“绝对精神”就是“造物神”代名词；其历史的终结，就是“造物神”大计划的完成。马克思将“绝对精神”颠倒，换成物质世界，其辩证法就将着眼点转到对运动不已宇宙内在联系的追究，向中国哲学靠近。引进中国之后，经过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辩证法变成一套比较彻底承载叙述变化，探求事物内在联系，将事物内在联系呈现的整体性状态作为价值观的中国哲学现代形式了。它的成熟形式就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毛泽东经常使用的表述其辩证法的术语有“矛盾的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等。但是不管术语是什么，都是从中国哲学经典中来，如“一分为二”来自朱熹，“两点论”来自《易经》，所表述的都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或事物的“相系不分”内在联系，而不是表述对“一个唯一造物者与静止不变本质”的追究。

　　对毛泽东来说，辩证法就是发现与研究事物的既变化也延续的内在联系性。毛泽东虽然汲取苏联马列哲学的成分，但是摒弃二元主义、实证主义影响。毛泽东不接受“否定之否定”的范畴，认为不过是以两偶对事物相系不分为根本的两件事物。毛泽东明确指出，“否定”是互系与相通，而不是分离，不是一刀两断，是前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也含有先行的东西。毛泽东批评道：“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恩格斯和斯大林那里表述的“辩证法”明显带有反映事物的非内在联系性（或二元对立性），毛泽东多次表示过不同看法。恩格斯提出辩证法三个规律，在批注和许多其它场合他都指出，辩证法这三个规律之中，对立统一是根本的；也即偶对方面相系不分是根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矛盾论》重新出版时，他把提到恩格斯辩证法三规律的地方都删掉了，而且，再版一开头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964年毛泽东最终对恩格斯的三个规律明确地说：“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

　　1965年，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辩证法三大规律和斯大林四大规律的问题，“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思是，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他指出，斯大林不能将对立面作为相系不分关系看待，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有一个‘同一性’条目，反映着斯大林的观点。《词典》说，‘这种现象，例如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根本上是对立的和互相排斥的。’就是说，这些具有根本对立面的现象是不具‘内部联结’（“interconnection”）的和不能互相转化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这里，“形而上学”是英文“metaphysics”的译词，不等于是英文的原意，但是被指责的看不到事物或事物两对立面具有相系不分性，是准确的。毛泽东提到的“同一性”，是“identity”中文翻译，在英文中，它是“存在的静止不变本质”的语义，但是中文“同一性”却是个表达“互系性”的词汇。此外，“interconnected”的中文翻译是“内在联结”，在本质上仍然根基于“分隔”涵义。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成“联结”，而是并非二个东西，只是一个东西；根本的问题是没看到“联系”（相系不分），因此斯大林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哲学分歧，充分显示他站在探求宇宙变化，追究内在联系，以内在联系呈现的浑然整体性为价值观走向的哲学高度。这种古今中西结合点上开发的中国古代哲学在现代的创新形式（或者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至今于古今中外仍然是独领风骚的。在这个意义上，加上他在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娴熟地运用将辩证法而取得人类历史罕见的成就，誉为天下第一辩证法大师，当之无愧。

　　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人掌握自己命运！

　　在古希腊传统的追究宇宙本源“唯一造物者”是什么，追究静止不变本质，以孤立个体性（或本体“ontology”）为价值观的假设前提哲学范畴中，人作为唯一造物者所造之物，被主宰，是被动的；只有唯一造物者才有创造力，才有主动权。但是毛泽东哲学把人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交在人手里。他酷爱的观念就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在假设“唯一造物者哲学”那里无法思议的逻辑，恰恰由于毛泽东哲学是古今中西哲学结合而得以充分阐述的。这个观念所关怀的就是人作为中心，充分发挥他所能调动的所在环境的各种关系与条件，这正意味着眼于事物变化，善于扑捉内在联系，思智付诸于实现以内在联系性呈现的浑然而一整体性价值观。

　　西方有些中国问题专家将毛泽东误解为“唯意志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从来不认为人可以不顾客观条件地任意地想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的观点是，如果人偏离了与实际情况的“相通”（不“实事求是”），则将一事无成。他在“发挥人主观能动作用”上加了很重的砝码，但确切说，他是让“人”在其所处的关系情境中成为“互系关系”的焦点。以这样一种立场，毛泽东持有坚定的“能动反映论”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讲到马克思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和“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之后，接着说“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历史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意思就是：人不是被动的！人要掌握自己命运！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重要著作中，毛泽东都坚持依据唯物辩证法，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毛泽东的“能动性”观念，其实并非如人们认为的是来自俄国文献，而是出自《孙子兵法》“能为”。《孙子兵法》中中华传统“通变”哲学（来自《易经》），甚至应说《孙子兵法》通篇强调的都是“能为”，它既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求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为”的精神典型体现在《地形篇》最后四句话：“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所以，“能为”意味着既要掌握自然条件，又要了解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的对比。毛泽东高度评价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论断，警告人们说“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是毛泽东对孙子的“能为”作出的高度深刻哲学论断。他指明：“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去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其实他在许多情况下都强调“主观能动性”，以至于最后使它也变成大众的口头禅。无疑，这是毛泽东着眼于思想与实际“相通”的努力所在；一方面，“思想”与“物质”不是二元对立的，以“互系域境”为中介，二者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要实现这种“相通”又不是自发的，而需要“人”去认识的。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得出，正是“人的思想”的能动作用，正是“人的实践”（包括思维），成为把握互系域境，实现“相通”的关键环节，缺此环节，相系不分的世界就会出现分离、无联系和片面性，就会出现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毛泽东发展了孙子思想，所强调的是具体时间、特定自然条件、和谐的人类关系的适宜、适中、时中，也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既是在汉语域境中重构西方结构的哲学思维，也是古代哲学思想获得的现代新发展。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在毛泽东哲学基础上阐述出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听起来最刺耳、最令人不愿接受的。原因不是它哲学高度不够，不是不正确，而是它从哲学巅峰对人的经验社会事实的穿透力摧枯拉朽，太令人不可思议，听着不习惯，不舒服；当然，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是想办法忽视它，不愿意知道它，因为它太严肃，不能带来愉悦情绪，不少人人宁愿糊里糊涂地，当它不存在。但是除非没有哲学，否则哲学总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之所以可称为哲学的巅峰理论，就是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地假设宇宙本源是个超绝造物者，不是执迷于虚构的静止不变的本质，不是以孤立、不相联系的个体性，而是注视事物怎样变化，捕捉它们的内在联系，以事物的浑然不分的整体性为价值观。因为这个缘故，它对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怎样理解自己，理解自己在哪里，自己与所处场景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做出了精确与深刻的哲学研究和阐述，是前无古人的，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均未曾如此做到的。

　　粗糙地说人与人是关系的，人是社会的，起码对于注视事物变化，追究内在联系，珍重事物浑然不分整体性走向的哲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一般地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个围绕宇宙本源唯一造物者，追究静止不变的本质，其价值观在于孤立个体性的哲学，难度是很大的，特别是从启蒙运动迄今已弥漫全球的个人自由主义哲学看，是抵触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个人自由主义是在“人是孤立、互不联系的个体”虚构的概念范畴内叙事的。而现在毛泽东把哲学作到了巅峰，已经将人应当怎样理解自己，自己在哪里，自己与所处场域是什么关系，研究到精细入微境地。它对人与人关系的细分，对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历史地、文化地与政治、经济影响地必然导致出现各种各样人群特殊联系，作出考察，发现其中处于共同经济与政治利益而结合在一起，所决定的阶级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构成的逻辑走向。它借助于中华传统的民本哲学，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走向人类哲学高端的成就。这是由于毛泽东哲学范畴思考的智慧敏感（对内在关系的敏感），才有的可能性，才有的哲学在今天实现中西古今结合，成就一个新的哲学巅峰。

　　人类历史出现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政治，这些少数人都是必然讳言阶级存在的事实，甚至讳言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是他们依赖的形而上学哲学障碍他们对事实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接受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必然使他们实施压迫的真相被揭露，因此出于维护现存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必须变本加厉地掩盖这些人与人关系事实上的特殊形式。

　　关于人要怎样理解自己，自己在哪里，自己与所处环境是什么关系，毛泽东结合马克思对人社会性的哲学思考与中国传统哲学着眼于看待、珍重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恰当关系的哲学范畴，是这样揭示的：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作为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流行地以为的自然性、动物性等等，就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但就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而言，这就变为问题了。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不能解答得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称为人，它就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是不对的；硬是说他有一种动物性，也有一种社会性，这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4]毛泽东这里说的二元论什么意思？就是用动物性否定社会性这种单线单向关系论。为什么不用社会性为主要方面，动物性为在社会性范畴之中的，由社会性主导的，这样才是可称为的“人”？毛泽东这里说的唯心论，揭露的就是将人的动物性独立于社会性，看待为“人”，这个人不是经验事实之中的“人”，是虚构，是假设而已。　　毛泽东指出，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 ]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毛泽东如此的论述真是无以伦比的哲学高度啊！他是说，什么人的动物性？！只要是人，你的所谓“动物性”也是社会性！因为人的“动物性”也是人的社会性的产物，否则就不称其为“人”。这不比孟子笼统的人性善讲得更精细，更入理入微吗？这不比古希腊以来西方虚构假设的人性恶更有血有肉，更具有普遍意义吗？一切拿着人的“个体性”鸡毛当作令箭的抽象杜撰的诳语，还有什么面子把自己晒在日下？毛泽东确定地说，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5]对这种深刻的哲学阐释如果是无动于衷的，他必然是个哲学盲，必然应该是要好好教育教育自己的。

　　为什么阶级会出现？阶级不是自然出现的，不是恰当的人关系，而是人为地出现的。这里说“人为”，就是在自然性上，人是生存于关系，脱离开关系就不存在的；人在自然关系中是产生不出阶级的，只有“人为地”对自然关系进行瓦解，将人与人自然的相互关系转化成分离的、单线单向、按照财产多少能力大小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时候，阶级才出现的。它伴随着“人为”编造的骗人哲学，虚构和杜撰出“孤立、互不联系的个体人”，把本来经验事实中不存在的“个体人”自由、权利、幸福建构在抽象的被说成是天经地义逻辑与终极绝对价值，为此竞争也成为天经地义，强加于经验事实上，破坏人与人的自然联系性，将人的相互关系硬是扭曲成单向单线的零和游戏关系，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政治与经济剥夺关系蒙上一层神圣合法的纱巾。阶级的产生恰恰是破坏人自然关系，让经验事实中相系不分的人异化为抽象单个的人，“人为地”将社会人按照政治与经济利益及其强弱化分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二元对立严格阶级界限及以此为结构的社会格局。

　　懂得这个哲学，就会懂得，毛泽东的新巅峰哲学不是鼓吹阶级斗争，而是指出阶级斗争、揭露阶级斗争，因此让更多的人起来制止阶级斗争。笼统地渲染说讲阶级斗争会“引起阶级战争”，其本质是，只许少数人在抽象“人性爱者”的乔装打扮下对社会搞阶级斗争，不准别人指出它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哲学逻辑上是多数人起来制止少数人对社会进行暗藏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制止少数人破坏人与人合理自然的社会关系。它特别是针对少数人作为统治者对社会多数人的阶级斗争被革命止息之后，处于领导地位为多数人利益名分的人们不要发生腐败，重走回旧政治的老路。这是对社会人与人关系在现代历史（尤其是20世纪）具体条件下前所未有的深刻哲学解释，是哲学高端最光辉的亮点。

　　综上所述，为什么毛主席在人类哲学之巅？因为：1）比较哲学展示出两种基本哲学，一种以追究“造物者或超绝真理是什么”、“静止不变本体是什么”作为基本哲学范畴，由此把“造物者/超绝真理”与孤立性“个体”作为绝对价值；另一种基本哲学范畴则是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道”为外在变化形态的“本质”，由此而高度珍视内在联系呈现的万物浑然而一（视为价值观）；2）前者以假设绝对真理前提为方法论，整个哲学范畴建立在绝对论、二元对立论与单向单线逻辑论，是存在根本缺陷的知识哲学传统，不同于前者，后者依赖对人经验事实观察、感通的总结提炼方法，通过一物所处环境对其影响（或通过森林看树木）来理解，捕捉千变万化的内在联系（或曰变通），总是多种、多向、多层次的复杂联系，所以是一种智慧哲学传统；相对而言，后者更复杂，更内在，更深刻，更智慧，更可靠，更高一筹；3）毛泽东是在后者一边的，而且处于后者之巅，当之无愧地在人类哲学的顶峰。十分必然强调的是，之所以称其为这样的哲学之巅，根本在于它对以“本体”为对象范畴的超越，是“内在联系”（或“道”）范畴迄今为止无可比拟的真知灼见。

　　想起来不免有遗憾，毛泽东在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道”为外在变化形态“本质”的哲学范畴所居的高度，似乎显得太“阳春白雪”与“曲高和寡”，更由于历史条件与政治原因，哪怕在本传统哲学范畴的文化社会，也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其实，在根本意义上，哲学越有高度，越是与人经验事实紧密联系，越是好懂。对于毛泽东最高端哲学思想，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有所领略的：　　1）中国的现代哲学选择是明智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100多年革命实践的选择应作为哲学选择看待，做出的是明智选择。辜鸿铭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认识是对头的；但在当时那个整个民族进入迷茫懵憧的时代，他虽然在不可比肩的哲学高度上，他别无他法，只能一边被误解为“怪异”，一边单枪匹马地奋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为中华民族选择了西方新哲学——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变化形态“本质”的哲学；中国人民选择毛泽东，选择毛泽东思想，也是选择最好的哲学。之所以是明智的选择，就在于，中国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本质”的哲学，都在高于“自由个人主义”哲学一筹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迷茫，就是源于对“自由个人主义”哲学的迷茫。在这种迷茫状态具有典型性的是各种新儒家人物，他们出于争取传统哲学一席之地的努力，历史性错误地试图将传统儒家思想纳入西方自由个人主义的话语叙事，剃头挑子一头热地与自由主义哲学“交朋友”，不能不说是选错了哲学，选择了西方“个体人”的前提假设，将中华传统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本质”的哲学，塞入“个体人”的“自由”、“民主”话语结构，将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扭曲到西方追究“造物者或超绝真理”与“静止不变本体”方向的哲学范畴去。有理由说，新儒家之“新”，实际是儒家传统的迷茫与错选方向。

　　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哲学选择，选对了；它是伟大执着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毛泽东哲学是哲学的顶峰，他的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本质”的哲学，作为古今与中西结合点，对建立起多数人为主导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条件下人与人关系历史特点的独到考察与深刻阐述，代表着世界的选择。一句话，哲学的伟大智者选择，占人口大多数人的选择，根本就是它不选择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因为它是少数人的哲学，替少数人剥削、压迫进行辩护的哲学。

　　对个人自由主义哲学的本质的批评，休谟早已一针见血。他说，“政治”需要“哲学”的保护与掩盖真实的“行动计划”；“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帮派能做到让自己的权力和行动有站得住的理由，它必须借用‘哲学’或杜撰的理论体系作为‘政治’附属”；神权政府依赖的是神权的哲学，契约政府的合法保护伞是原始契约的“哲学”，即：“受政府统治的人民保留着反对政府的权力”。休谟一语道破：神权政府与契约政府的“哲学”，根本就不是诚实的话；“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让渡自由’契约”；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哲学”家说的东西，人们在现实中没发现任何的证据能证实。世界总在变化，小王国变成大帝国，大帝国又衰落为小王国，从来没有过契约这等事；哪怕选举，其目的也是为少数人统治全体人提供合法性，决不允许反对。在休谟看来，称作现代民主思想之父，洛克提供的自由主义哲学，只是一种虚伪哲学。休谟为“启蒙运动”发出石破天惊的声音：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利益确实是什么，也正是这个原因，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契约政府”；理性、历史、经验都表明，一切权力社会都几乎不可能出自契约。

　　社会主义在哲学上恰恰是来源于对人与人关系考察与选择，它摒弃抽象绝对“个体人”的哲学，从这里出发，得出阶级关系才是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在具体特殊形态，社会主义是人与人关系范畴作为多数人的劳动者阶级的哲学。十分清楚，是不是在哲学的高处，关键看是把人视为分离的“个体人”概念，还是视为相系不分经验现实的人。只要把人当成分离、不相联系的“个体人”概念对待，导致对鬼神的依赖就是必然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是倚仗造物神的超绝性获得的。毛泽东哲学告诉人们不怕鬼，没有神，是那么确凿，有底气，逻辑就是世界不存在不处于关系的东西，处于关系的东西就是相对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东西，也就没有本体、超绝东西，也就没有鬼神。这正是古代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不语怪力乱神”，即是现代中国哲学的“唯物”，或“唯关系”，就是不讲绝对性，不讲形而上学，不讲二元对立。毛泽东认为“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就是对这点的深刻哲学阐发，它告诉落于现实不幸的多数人的劳动者们，脱离社会，脱离人与人关系，脱离了阶级斗争观点，去祈求神灵，只是麻痹自己。只有实行政治经济压迫的人，神灵才对他起作用，因为神灵给他的恶行提供合法性，而他也需要欺骗自己，相信这种合法性的来源。

　　毛泽东哲学是“内在道德”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巅峰还在于填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导致的现代哲学道德空白，它没有“造物神”但是有道德逻辑，是内在性现代道德哲学。以“造物神/超绝真理”为绝对价值的哲学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以神为中心为伦理道德的哲学，这种伦理道德因而也是一种外在道德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皆有典型的阐述。中国儒学、道学、释家的古代哲学都是道德性哲学，但都是区别于西方外在性道德的内在性道德哲学。所谓“内在性”道德哲学，就是作为哲学的道德诉求，不是来自外在、超绝“造物神”强加于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人的身外之客观与普世法则或标准，人被迫性地必须去遵行；相反，不存在唯一“造物神”，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体人”分离、不相联系、独立导致的二元对立关系条件，中华古代哲学的道德诉求是建立在人与人互系不分的关系上的。“道德”、“伦理”四字的汉语语义就是“关系”或内在联系，就是人对它的认识，就是“得道”，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合理、自然、恰当关系的珍视与珍重。它不是什么人的身外之物（标准和规范法则），而是由己而出的内在诉求，是仁，或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所以，古代中华哲学的道德与西方哲学的外在性道德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喻义，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本体”（静止不变、终极性戒令）为喻义。西方的道德哲学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由于强调“个体人”为绝对价值的人文主义，宣扬从上帝和教义宗教迷信桎梏获得解放而把“造物神”伦理道德打倒，个人自由主义变为新“道德”。虽然个人自由主义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仍然依靠上帝的存在，但是被打倒的“伦理道德”从此就一直失去得以回归的逻辑。所以，西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哲学的简单定式，“上帝+个人+竞争”=“自由+人权+民主”=“个人幸福”=“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就是一套以失去传统道德为代价的哲学及其社会现实。现代作为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实际就是失去道德逻辑的现代哲学，没有它，以无限制积累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就会失去合法性。

　　就这样的个人自由主义非道德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发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人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全新的道德哲学，结合在中国内在道德哲学之中，形成20世纪中国特色古今与中西结合的新道德哲学。毛泽东哲学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自由主义，提倡合理摆正和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关系，就是在哲学上否定“个体人”的绝对性存在，将它作为关系性去考察和阐述。例如：集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道德就是集体与个人分不开的统一关系上的对待。这也同时是将道德对待为非个人迫于压力而遵从的外在准则。阶级是违反道德、不合理不自然的人与人关系，所以真正的道德是与阶级社会的道德想决裂的，这里的阶级社会的道德，就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结合为私人资本阶级的以实现“个体人”自由为原则的现代新“道德”（也即非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是指对立阶级的物质根源消失之后，人与人没有阶级对立的自然关系的“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构成生存和生活彼此的必然、不可分的条件的道德。应该说，对这样条件下的人的道德，中国传统的内在道德哲学有着更丰富细腻的阐述，这两者在20世纪的毛泽东哲学中实现的结合，应该说统一为一种空前高度的道德哲学。它否定古代西方的外在性道德，也否定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的非道德哲学，走向在人与人关系非二元主义假设前提下的由己而出诉求的自然道德，也即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古今与中西结合点上由人与人关系出发的内在道德哲学。毛泽东提倡的模范人物精神，刘胡兰的“生的伟大，死得光荣”、张思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愚公移山的“挖山不止”等等无数典型，无一不是对以人与人关系喻义的由己而出的内在性道德精神的表述，无一不是处在空前哲学顶峰的道德观。

　　打破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的思考，也反映他古今中外第一哲人高度。1947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同毛泽东谈话称历朝历代“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表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这一“周期律”说法，在毛泽东哲学里，不是假设“存在一超绝造物神”哲学的由造物神先验地设下的法则，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能接受；相反，它指的是社会历史（尤其是人精神意识与行为活动）内在联系意义上的情势。人如果对这种社会历史的人精神意识与行为活动的内在联系充分重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因势利导，积极采取措施，打破这一周期律是可能的。在毛泽东思想中，积极措施是“人民监督”。在共产党革命成功，进入北京前夕于西柏坡，毛泽东警告全党：“不要做李自成！”这也是警示：不能跳不出历史周期律！　　但当共产党真正走上领导全中国的地位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共产党真的有可能跳不出历史周期律的严峻性。为了说服跟随他一路从革命胜利走来的所有领导者们，毛泽东发展了自己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他着眼于宇宙与人类社会变化，研究事物内在联系，千方百计找到有说服力的哲学观点，对跳不出历史周期律可能性的理由讲给人们听。一次在与德国总理施密特会晤中，毛泽东讲到海克尔的著作《宇宙之谜》。他非常重视海克尔“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的阐述。人们说，毛泽东随着年事渐高，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就海克尔的观点，他讲到：“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他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毛泽东把“不断革命论”与海克尔的“没有终极目标”联系起来，从这部海克尔的书引出重大结论。

　　其实，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关注“基本粒子可分”问题，也是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流行着“社会主义没有矛盾”观点。毛泽东感到，基本粒子继续可分的问题，对“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有着重要缮性作用，他用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最新成果，说明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为的是提醒在认识社会主义存在矛盾问题上，许多处于懵憧状态的人们。毛泽东的努力无疑成就了他宇宙观与历史观哲学的从所未有重大发展。

　　一般人是不会更多想到，能不能跳出周期律会与海克尔的没有终极目标有什么关系，“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会与基本粒子继续可分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毛泽东头脑中，缮性作用把这样关系建立起来？这同上面讲过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一样，都是一种巅峰高度的哲学逻辑所成就。“基本粒子可分”，这是一种宇宙观，“可分”就是没有铁板一块，没有静止不变，没有孤立的“质”、本体、个体，也即一切都是变化，一切都是关系；在一般人看到的是静止不变本质，在毛泽东那里看到的是变化，是内在联系。有内在联系，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是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所以社会主义一定还有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是人经验现实，而是杜撰和假想。这个宇宙观与历史观在哲学逻辑上是不分割的，既然历史永远是处于这样变化之中的经验现实状态中的，怎么会有终极目标和停滞的历史形态？所以能不能跳出周期律，不在于它是外在于人的“规律”，而恰恰是内在于人，是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情势，所以它在于人是不是认识，是不是主观上能动地去把握它，打破它。人不认识，不主动地把握它，就会被变化带着走，而不是驾驭变化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毛泽东要把道理以各种方式讲给他的人们听，让他们意识到，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握它，打破它。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才真会是跳不出周期律的结果。在这里缮性作用还可以将我们自然地联系起《易经》提供的内在联系性自然宇宙观的中华哲学。什么是“天行健”？“天行健”就是永远变化，永远的内在联系，永远的差别、矛盾（阴阳），没完没了，无始无终；什么叫“君子自强不息”？它就是“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永不懒惰，永不停歇，因为不进则退；要永远把内在联系、把变化、把矛盾想在心里，看在眼里，顺藤摸瓜，驾驭着它而不是被动地被它驾驭。　　说毛泽东的宇宙观与历史观在这里达到古今与中西结合点的哲学高度，就在于他站在这个哲学顶端高度，自然而然地否认绝对、静止、不变、孤立本体或个体、二元对立；从事物内在联系出发，看到变化的绝对性、关系的绝对性、矛盾的绝对性，而且将这种高超的哲学认识力，运用到具体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它当然是从所未有的伟大哲学创建。　　4）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哲学王”，但不是柏拉图形而上学“哲学王”

　　“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是柏拉图的概念。“城邦舰船”是柏拉图一个著名比喻说法，把城邦权力形式喻为海军舰艇的指挥。用这个比喻他最终想提出的观点是：“哲学王”才是胜任海军舰艇船长的唯一人选——权力在握的哲人善人；因为他达到了至善。“哲学王”是柏拉图表达“理想统治者”的概念，他是经过哲学训练、思想深刻的人。在柏拉图哲学意义上，哲学家是“爱智者”，“智”是“真知”，而不是平庸之见。哲学家是到达理念（Ideas）王国的人。所谓“理念”，是“原型实体”，它存在于“构型”（form）的一切表象背后；如“美”（Beauty）本身，它与任何“美”的特殊表现（particular instance of beauty）不一样。我们在介绍“哲学王”的中文材料中读到——柏拉图说：“除非哲学家成为国家的国王，或者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尽管如此说，人类历史（特别是在西方）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哲学王”；从来没有“哲学家”成为过“王”，未曾有过“王”，他曾是柏拉图讲的那种“哲学家”。

　　我们似乎想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第一位“哲学王”，于20世纪出现在东方中国。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字句，就将毛泽东称为“哲学王”。怎样说才正确呢？应该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卓越风采，早已超越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以至于毛泽东，早已是柏拉图式“哲学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关键就在于，柏拉图式“哲学王”是在假设宇宙本源唯一超绝造物神，追究静止不变本质或本体（至善——the Form of the Good或者绝对理念——Ideas）的哲学范畴的。它在整体上导致的抽象绝对性与二元对立性思维，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它的简约型认识论远不如着眼于宇宙变化，重视万物内在联系，域境性、整体性、通变互系思维认识论的哲学更成熟、更可靠、更高一筹。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早就是哲学王。毛泽东对黄帝这样描述：“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和黄帝一样，毛泽东开创的不仅仅是东方哲学而且也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高峰）的新纪元、新境界、新气象。因此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全人类绝无仅有的“哲学王”，但不是柏拉图式形而上学“哲学王”。也像有人所说，更重要的是，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不同，毛泽东不仅仅是前无古人的哲学家，而且也是按照自己的哲学成功地改造世界，并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的千古哲人。[6]

　　毛泽东对接古今，是传统与现代的跨越者，是20世纪儒释道乃至中华哲学整体的集大成者。他穿越古今，透视宇宙万物、社会人间，催化大觉悟与大智慧、大慈悲与大平等，念“我即众生，众生即我，万物一体”。他是史无前例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他对接中西，是中国与世界的跨越者，是以马克思为代表西方高峰哲学的集大成者。按照柏拉图比喻，他是鼓励人们摈弃荷马、洛克、亚当斯密的智者，他是鼓励人们逃脱“个体人”的终极性，将“个人奋斗”、“积私有财产”丢进垃圾箱的人；他是在愚昧的洞穴中，帮助人们戳穿“木偶戏者”的把戏，冲破雾霾，带领人们走向阳光，鼓励世界奔向阳光的人。毛泽东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是个人崇拜，不是对“唯一造物神”的崇拜，而是对整个“人”的崇拜，对命运相系“人”的崇拜，是对伟大“人”的自信。毛泽东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焦点，也是分歧点。对毛泽东的认识远大中国、远大世界，是对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人”地位的认识。他本人就是历史与今天，中国与世界汇合点。毛泽东树立和实践了人对自己的信仰，比对任何外在物的信仰更伟大，比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人，都更有鲜活的光彩。看不懂毛泽东，就看不懂中华文化，就谈不上看懂老子、孔子和马克思，也就看不懂人类的地位。毛泽东的最核心意义，是人要超越个体性，超越“一己”。中华文化是超越“一己”的文化，是人的成熟的思想、哲学与实践，是将人作为相系不分看待，是将个人永远看成是人与人不分关系的产物，是永远不脱离与人的相系不分地那样对待。人的真谛是什么？是人与人互系不分！不存在于互系不分之中，没有人，人什么都不是！除去人与人的互系不分，人本身没有本质，没有灵魂，所谓“个体人”只流于虚构。人的灵魂就是系在个人与他人的相系不分上的。人的精神家园就在人与人的自然、恰当、和谐关系之中。没有它，就是失去精神家园。人必须警惕：人不是个体的、二元对立的、为个人奋斗的；一切向你兜售这种标签的，都是想把你困在柏拉图洞穴里的木偶戏者们的行径。人的命运是相连的，为大众而奋斗，联合起来，才是寻找自由的开始。将自由绑在虚构的个人概念上去追求，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就像抓在自己手中的肥皂泡。

　　毛泽东处在人类哲学的巅峰，居高临下，一览宇宙，造就他在革命、政治、军事、美学、治国等许多其他领域的高超艺术境界，让所有人望尘莫及。一般人，没有地位、没有资格、没有该具备的眼力，可以找到他的缺点和错误，尽管他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以致人们在他身上能找到的所有所谓的“错误”，其实都放射着他深刻哲学的光辉。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310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141-142页。

　　[3]同上第142页。

　　[4]见“惊现新面世的毛主席重要哲学遗作——毛泽东对刘少奇一封信的66处批语”。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