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黑土情》知青杂志上刊登的《梁晓声答友人问》一文后，不禁让人感到震惊和不解。工人家庭出身，当过知青，上过工农兵大学的著名作家梁晓声，怎么会有悖常理如此痛恨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时代？怎么会如此仇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请看看他在电视剧《知青》里创作的原歌词：

     一，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冰天雪地里，我们共同守护保暖的火炉。不再喊万寿无疆，别跟我说谁是敌人，我们的青春由你做主，这是什么道理？

     二，把你的手给我，我也给你我的友谊。岁月是如此漫长，让我们相扶着挨过。摆布吧，那只不过是我们的肉体；你主宰不了的，是我们的灵魂。

     这样充满着恶毒语言的歌词，就连与他合作的导演也看不下去了。修改成了现在谭晶演唱的《曾经》。

     歌詞中有句"青春无怨无悔....."的句子，又引起他的极为不满，要去找歌词作者、艺术总监理论。

    看来梁晓声绝不是为迎合当局的政治需要，如一些投机精英那样喋喋不休地把哭诉文革当成时髦看待，而是发自肺腑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怨恨和诅咒。

    梁晓声是一个很有警觉的人，他意识到毛泽东热已经兴起。于是着急地说道：“当下由于弊端多多，有的方面愈演愈烈，于是不满情绪每被利用——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似乎只有请回伟大领袖，中国才有希望。我对当下弊端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对文革时代的态度是决绝痛恨的。给我一次机会，我将重新呈现那个极左的时代。”

     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文革中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的笔杆子之一。应该是张春桥的助手和大紅人。文革结束后在“揭、批、查”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两年。可他却将受迫害的两年往前推移几年。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訪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说：“是我的老母亲帮助我渡过了文革中苦难的十年。”难怪有网友狠狠骂道：“文人无耻”。

     可我认为余先生不过是为了迎合主流媒体的喜好，无奈撒谎罢了，与梁晓声对文革刻骨铭心的仇恨有本质的区别。

     令人不解的是，梁晓声工人家庭出身，从小受共产党、毛主席阳光雨露的哺育，当过兵团战士。1974年又被黑龙江兵团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影厂任编剧，这才有机会成了知名作家。

     他即不是被打倒被没收财产的地主资本家，又不是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

     如果是在教育费用猛于虎的今天，你一个工人出身的梁晓声能够上得起复旦大学吗？他不思感恩，却如此仇恨领袖，他的仇恨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曾经非常崇拜样板戏中的主角明星，恨自己没有一付好嗓子不能进兵团宣传队演戏。或是当知青时因为爱情屡屡受挫，又曾被兵团精兵简政从团部下放去当伐木工而扭曲了心灵。导致万般痛恨文革和知青运动。以致于只要有人褒扬毛泽东时代便暴怒道：“什么理想主义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九十年代，由于受《关于建国以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影响和蒙蔽，哭诉文革成了家常便饭，这可以理解。梁晓声也创作了《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及《年轮》等大量伤痕文学而走红。

     可如今已过了三十七年，国资流失工人下岗、世风日下、乱象丛生，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

就连一百个拥护改革开放的梁晓声也承认现代社会的敝端种种。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毛泽东热在中华大地上已成燎原之势，孰可阻挡？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起草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他在主持中国国史的研究工作中，就文革十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地位和评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关于重新评价文革的谈话，汇集了厚厚一本书。从此他被右派学者、主流政客们封为“左王”。

    八十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起了主帅作用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党内有没有走资派？我看赵紫阳就像一个走资派”；王震将军是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但后来越看越不对头，到了临去世前，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晚年无不感慨地说：“改革开放以來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啊！”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在文革中受过很大的冲击。可他的儿子孙大虹同志却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思想，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他创作的大型摄影展《毛主席是我们家里人》在云南省引起很大的反响。

     上海知青办的杂志《黑土情》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憾的文章《太阳每天鲜活》，说的是当年在北大荒插队的上海知青在退休后又重回北大荒，组织农民重办合作社，土地入社拿工分。回归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共同富裕之路。

     当梁晓声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前排着几里长的队伍等候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流时。当他看到去年九月份里，在全国掀起抗日、保卫钓鱼岛的高潮，共有八十多个城市的群众上街游行。人们高举着一排排的毛主席画像，大标语牌上写着“毛爷爷，小日本鬼子又来欺负我们了，请您下命令打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有没有认识到他如今的言行已经是非常滑稽可笑了。

     曾经拜读过梁晓声撰写的《京都见闻录》，《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等作品，文章揭露讥讽了80年代初中国社会拜金主义的丑态和当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写得大快人心。一直认为梁晓声是一位富有正义感是非感，甚至有些愤世嫉俗的作家。

    听说梁先生的电视剧《知青》要在央视一套播放。各地知青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看上几集之后，未免有些失望。好在梁晓声在剧本中描写的北大荒兵团里，树立了团长、连长、排长几名正面形象，有个党组织的领导。比那些把70年代农村描写得跟旧社会一般黑暗的影视剧要好一些。

　好些情节多半是胡编乱造和杜撰出来的。让人感觉这是为了迎合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而匆匆创作的。

    这部电视剧，和以往那些喋喋不休哭诉文革的知青戏没多少差别。其中最典型最雷同的当数竭力丑化贬低70年代的各级革委会主任了。

    例如：在陕北农村插队的赵曙光生急病，需住进县医院时，乡亲们用卖鸡蛋的钱凑了给他做住院费，但钱不够。医生已经同意住院了。但医院革委会主任却蛮横地说：“没钱请将病人抬出去！”这个镜头似乎是医改以后才有的事情。难道这是一部穿越剧？

    在毛泽东时代绝对是先救病人后交费。亿万人民均可做证！梁晓声怎能昧着良心撒下如此弥天大谎？

　　另外，赵曙光领着乡亲们编芦席搞副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又被公社革委会主任狠批。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这也是胡编乱造的故事，当过知青的人都清楚。在人民公社时期，允许社员个人养猪养鸡，种自留地蔬菜，可以自产自销。但不允许转手倒卖和搞其它副业。可是政府鼓励生产队以集体的形式多做副业，以增加工分值。我本人当时在边疆农村插队时，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办过砖瓦厂，养鱼塘和蔬菜队。挣了的钱就分给社员做零花钱。这也就是乡镇企业的雏形。哪会有宁愿穷死也不准生产队搞副业生产的怪事？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鬼故事。

     更有甚者，当坡底村受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威胁时，整个村子的房屋即将垮塌要压死人的紧急情况下，县革委会主任却不让赵曙光带领乡亲们转移，硬要逼着他喊人去地里抢收庄稼。这样的荒唐事恐怕连3岁小孩也不会相信。

    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让现在的年青人相信，在毛泽东时代，只讲革命不尊重生命，不讲人性化。

    事实真是这样吗？毛泽东时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年代，国家在战后重建的艰苦岁月里，却仍然拿出钱来给老百姓看病，上学，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明确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卫生室，公社有卫生院。农民看病不花钱或只花很少的钱。

　医务人员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记得六十年代有一部电影《为了61个阶级弟兄》。说的是华东某水库工地的民工误吃野生菌中毒。急需一些药品抢救生命。当时全国各地多个单位紧急动员起来，甚至动用了空军部队。终于找到药品，抢救了61名阶级弟兄的生命。

      这是一曲多么感人的共产主义风格的赞歌！

     其实，当初的革委会主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那时他们是升官不发财。工资很低，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大部份干部大公无私，勤恳工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打成一片。比现在的贪官污吏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70年代我在边疆农村插队时，我所在的勐戛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刘同志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好干部。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为部队副团级干部。四川籍，对人和谒可亲。平日总和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一起劳动。抛妻别子带领群众修水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有工作能力有思想水平。受到乡亲们的啧啧称赞。知青更是视他为知己。

     没想到本该是清丽脱俗的著名作家梁晓声，居然也同一帮无耻的右派精英沆瀣一气。肆意污蔑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小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本性使然。

     不否认文革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可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不能理解毛主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良苦用心呢？

     既然能够容许你们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那么为什么不能容许毛泽东摸着石头过河搞文革呢？

     另外，本剧中反复提到女主角周萍及武红兵等人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而在生产建设兵团备受歧视和虐待。这更是不符合事实。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搞成份论和群众斗群众，只是运动初期受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所致。到下乡时基本不讲出身，而是讲派性。后来连派性也不讲了。

     请梁晓声读一读著名诗人贺敬之的《理想之歌》。那是一曲歌颂陕北知青的令人激情澎湃的革命赞美诗！

     梁晓声说：“绝大多数知青对文革有着切肤之痛。”请他不要强迫广大知青和工农大众象他一样，用阴暗心理去看待那火红的年代。

    改革几十年以来，已届老年的知青中出现了一些特困群体。

    于是有不少人就将贫困的根源归咎到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认为是下乡影响了学业，不能到大学深造，以致今日没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的分析：六、七十年代国家要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的压力下发展国防工业和轻重工业，大搞修建水库和建造水电站等基础建设，在战后重建的艰苦岁月，只能做到先生产后生活。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来普及大学教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确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为国分忧和承担责任。

     但是，人说话可得凭着良心，下乡几年后，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前，已经有1千万知青回城安排了工作，到了79年农场知青大返城之后又安排三十多万人就业。八十年代初我国是真正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当时我国有四十万个国营企业，一百多万个集体企业。国企不仅是生产单位，还能吸纳大批工人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

     除了个别知青外，基本上都安排了工作，有固定收入有福利待遇，不用担心失业担心欠薪。

     1992年之后，在国企改制转型的“春风”推动下，国营和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被一步步逼上死路。先是用减员增效的手段逼工人下岗，后来干脆将工厂贱价卖给资本家，或是放纵国企领导蚕食侵吞国有资产。终于全部倒卖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几十万亿国资产流失。这是五千年文明史上的最大浩窃！昔日的领导变成了私营老板。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其中就包括大批知青和工程师。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年龄时却又赶上了荒唐至极的退休工资双轨制。同样为社会主义辛苦工作几十年，企业退休金却只有事业单位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

      所以说：下岗知青的贫困生活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

     三十年来，右派精英一天不停地哭诉文革声讨毛泽东时代。把下乡劳动说成是变相劳改，把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说成是“蹲牛棚”。喋喋不休，比控诉日本鬼子还要痛心疾首。

     这帮鄙视劳动者的资改精英可曾顾及到祖祖辈辈种地的农民兄弟的感受？难道他们就应该是天生的劳改犯吗？

     他们对毛泽东时代横挑鼻子竖挑眼，用放大镜显微镜挑毛病。却从不反省国企改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不反省新三座大山给人民，包括知青在内带来的困境。无视毛泽东时代巨大的建设成就，如：两弹一星，修建了八万伍仟座水库、二万多公里铁路，以及汽车、飞机、轮船和石油工业的发展等等。

     特别要指出现代史上的四大发明：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青蒿素以及汉字激光排字技术。全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

他们却抓住一些偏差失误不放，颠倒黑白，诬蔑诋毁，谣言重复十遍便变成了事实，年青一代思想被搞混乱了，许多人不明白没有前三十年艰苦奋斗打下的坚实基础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所谓发展。

     知青运动源于五十年代，发展于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人类一种最新生活方式的偿试和探索。那是一个劳动光荣的火红年代。连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钠，朱德的孙子和总理的侄子、侄女都带头下乡，普通百姓还能有什么怨言？

     知青运动的主旋律是英雄豪迈的，但也有艰苦甚至悲怆的一面。知青对农场农村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与当地百姓相处得水乳交融。当时全国发生的迫害知青的恶性事件并不多。而且政府处理得很及时。

     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进入知识经济年代，劳动不再光荣伟大。陈永贵、邢燕子、候隽、董加耕、朱克家等人从中央退下。知青还能有什么地位？自然要被边缘化了。

     蒋介石那样反动，但他尚且能对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孙中山一口一个“国父”的称呼，谦恭至极！梁晓声何苦要如此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伟大领袖毛主席呢？

     许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的弄潮儿，成功人士如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脑白金集团总裁史玉柱、圣大集团老总陈天桥以及娃哈哈集团老总宗庆后等箸名企业家，身家数十亿，却非常热爱和崇拜毛主席。他们利用主席的战略思想在商界博弈中屡屡成功，传为佳话！

     梁晓声的所作所为却以这充满希望的时代格格不入。一切违背天意，违背人民意愿的行为，必将受到人民的谴责，也是没有出路的。

     相信从小受共产党阳光雨露哺育的老知青一代人，定会分清大是大非，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