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史性分水岭
——抗美援朝
中国人里关于抗美援朝争论最多的大致有三：1、该不该。2、赢没赢。3、值不值。
对这些争论只有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冷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
抗美援朝的结果是什么？“赶走一个，送走一个”：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苏军于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赶走了美军，苏军也就没有了继续留驻中国的理由：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中国被雅尔塔协议剥夺掉的这项主权从此被中国又拿了回来。这是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是中国抗美援朝的一个间接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根本的标志：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隐患从此彻底消除。这样的结果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有人说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所以美军才干预台湾。中国是帮了朝鲜，丢了台湾。
这样说的人是瞪着眼说瞎话。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于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于4个月后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干预台湾在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这一切不是什么机密。这样说的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赖。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余，因为美军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
不知道这样说的人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什么样的铁哥们，对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对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答复是萨苏先生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评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话：
“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知道它的软弱，几百年前丰臣秀吉在大明的炮声中忧病而死留下的恐惧，依然使日本迈不开侵略的步伐。”
“是谁让日本军队杀进了中国？”
“日本人的记载有些荒唐——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
“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
“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
“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朝鲜战争之前，这种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而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准备‘征服中国’。即便对于中国的那个政府不满，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种种制衡的办法来，从政治上，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想办法。”
“要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不是比这些复杂而麻烦的方法简单得多？”
“正因为无法征服，我们才有了和这些曾被称作‘列强’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平等说话的机会。”
“而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这种尊严得到的，就是几十年来不再有战争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1950年统帅“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就是个坚信“胜利者不受责难”、谁也不尿的主：不准越过三•八线？老子偏过。不准使用美军占领中朝边境地区？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鲜战争跟蒋介石扯上？老子偏访问台湾。怕引起中国干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不过一群厨子裁缝，只会洗衣做饭，哪敢打仗？如果他们敢跟美国军队较量，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这样的将领而言，“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有什么关系？随时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国还像“李中堂”时代那样当缩头乌龟、一哄而散，谁能担保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不会重演？
如果麦克阿瑟把“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威胁付诸实施，当真过江入侵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军有权出兵。最坏的结果：又一次“日俄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论谁胜谁负，战争的破坏都落在中国人头上。
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与中国军队沿江对峙，那又如何？中国必须随时随地防备美军打过来，必须在中朝边境处处设防，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厂必须内迁，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要被打乱。更关键的是：苏联便有理由长期保持在旅大的驻军。这就使中国被牢牢绑死在美苏冷战的棋盘上愈陷愈深，离摆脱冷战这个根本目标越来越远。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
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贝。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
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七十多年内签订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
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联》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联》，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
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
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
还不止于此呢。
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
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这条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
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为傍苏联过河拆桥跟中国翻了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的手中。”
——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场。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共产党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
“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
“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备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
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
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
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账。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
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利益吗？
七、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苏分裂
中苏分裂表面上是因为意识形态，实际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冷战需要基本不冲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两国关系很热火。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变美国的战略从“遏制”为“大规模报复”，一切跟核战争挂钩：放弃过去认为在有限战争中不应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决定只要军方认为军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让“潜在的敌人由于确信美国将以它愿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还击侵略而受到威慑，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面对美国以核优势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决定“缓和冷战”。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两年之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总路线。这实际是要求已经当政的共产党不要得罪美国，没当政的共产党别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潜台词：既然“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战”，那象抗美援朝那样的麻烦今后不能沾，免得惹火烧身，为了你的国家统一把我苏联拖进核战争。
这样一来，中国收复台湾、维护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苏联的冷战需要矛盾了：要统一台湾就必须反掉美国的干涉。经过麦卡锡主义肆虐、顽固坚持冷战理论、敌视中国的美国坚决拒绝跟中国做任何妥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只承认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全中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敌视到这个份上，怎么“缓和”？即使中国放弃统一台湾美国都不会答应，更不用说中国坚持收复台湾了。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是为苏联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还是为中国的民族利抵制苏联的冷战需要？毛泽东“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中国的民族利益绝不松口。这才是中苏决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反应那么激烈？因为这两个建议将严重危害中国的民族利益。
成立联合舰队、平分指挥权不仅意味着中国军权旁落，破坏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而且等于要封锁中国海岸线：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很小。要成立联合舰队，中国的军舰都得填进去。苏联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随便扫扫库底子就行了，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舰队。联合舰队表面是指挥权一家一半，实际上是让苏联拥有了对中国海军的否决权——只要不符合苏联的冷战需要，那联合舰队就甭想动。中国不管是收复台湾、护航护渔还是收复西沙南沙之类，都得事先经过苏联批准。这样一来，没有苏联的同意，中国的海军等于说没就没了——没了海军，中国的海岸线岂不等于被封锁了？理论上中国对联合舰队同样有否决权，实际那个否决权对中国没什么意思：当时中国没什么远洋权益，当务之急是沿海近海。中国近海的事跟苏联的冷战没多大关系，苏联却要管；远洋的事跟中国没多大关系，中国怎么否决？根据什么理由否决？实际的结果是苏联说了算，让中国当冤大头。而且即便中国行使了否决权苏联也不在乎：苏联除了联合舰队还有得是军舰可用，你联合舰队出不出动对苏联无关紧要。
建立长波电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长波电台是为潜艇作战服务的。而在中国成立长波电台只能是为远洋作战服务——苏联本土的长波电台已经足够苏联潜艇近海作战用的。当时中国有多少远洋权益？这长波电台实际是为苏联海军远洋活动服务。而苏联海军到远洋活动只可能是跟美国较量，百分之百属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没什么好处。当时中苏是同盟国。理论上，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参战。但如果一方主动攻击别人呢？另一方就没有参战义务。在陆地上谁遭受攻击一目了然，在海上，尤其在远洋，军舰与军舰之间谁攻击了谁哪那么容易查清楚？这样一来，如果苏联与美国发生了海上冲突，不管是谁攻击谁，只要苏联宣称自己是遭到攻击的一方，那中国就得站在苏联一方参战，自己一点作不了主。当时美国坚持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把中国苏联看成铁板一块，有了抗美援朝结的“梁子”，恨中国胜过恨苏联。而当时中国的防卫力量又远不如苏联，万一美国跟苏联冲突，十之八九“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首先冲着中国来。如果苏联想暗中使坏借刀杀人，通过制造个海上冲突借美国的力量重创中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面上是个长波电台，实际是一张卖身契，要中国把和、战的选择权拱手交给苏联。
苏联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国牢牢绑在苏联的冷战战车上，休想摆脱苏联阵营。这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对立，毛泽东为此大动肝火一点没有错。
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已经不能再兼容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竭力挽救两国关系，试图劝说苏联不要因美国的战略讹诈而改变总路线。赫鲁晓夫说美国现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战，为小冲突把自己全赔上不值得。毛泽东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是吓唬人的，实用性很有限。它只立足于正面冲突、全面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闹，特别是不牵涉到美国人的局部冲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为南越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了亲美的政府军就往那里扔原子弹吗？不跟美国正面冲突不等于碰都不敢碰，顶多不正面突破就是了，侧面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泽东如此主张并非头脑发热。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毛泽东专门针对其搞了两次火力侦察：一江山岛之战和炮击金门。回顾一下这两次战役的大概经过，不难看出毛泽东胆识惊人，独具匠心。
——1954年12月1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有“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48天后，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迅速攻占该岛。艾森豪威尔马上于1月24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宣称：“如果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不友好者的手里”，那就会“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锁链中造成一个缺口”，“中共对大陈群岛的炮击是共产党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迅速于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别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军随即先后出动6个航空母舰群、400余架飞机全面封锁浙东海域，掌握了大陈岛——台湾——冲绳三角地带的制空权，控制了台湾对大陈岛屿的运输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毛泽东针锋相对，于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两天后（1月30日）解放军空军猛烈轰炸大陈岛。当天（1月30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准备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撤退，并通过苏联向中国转达这一信息，希望在美军帮助国民党军撤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接到苏联转达的这一信息后指示解放军对从大陈撤退的美、蒋军不要攻击。2月5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25日，解放军占领大陈列岛中最后一个岛屿。浙东沿海全部岛屿均被解放，大陈岛至金门数百公里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所控制的岛屿仅剩下了金门和马祖。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对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毛泽东冒着核威胁的风险发动一江山岛之战，就是为了打破对大陆的封锁。说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的人要脸不要？）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数日后宣布暂停炮击，允许国民党军舰向金门运送补给，条件是美国军舰不得护航，否则立即开炮。美国无视这一禁令，公然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毛泽东立即下令开炮，命令只打国民党军舰，不打美国军舰。但如果美舰开火，则允许还击。炮声一响，美舰立即抛下被护航的国民党军舰而去，一炮未放。
这两次战役说明了什么？
1、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不适用于大陆沿海岛屿。美国只对台湾本岛感兴趣。
2、美国的原则是让蒋介石替美国卖命，不是让美国替蒋介石卖命，更谈不上“舍己救人”。
3、美国人的决心并没有表面上讲得那么吓人，并不是稍微一碰就当真要“大规模报复”打核大战。美国的战略实际是消极防守的战略，不是主动寻衅找岔子找机会跟中国打核战争的积极作战的攻势战略。美国虽然嘴上很硬，但并不打算主动发起对华战争。
4、美国的那个“大规模报复战略”太绝对，碰上小规模局部冲突这样的“擦边球”的复杂情况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为难。这样的战略完全对付不了毛泽东最拿手的游击战。
5、“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中国没有力量硬打台湾，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战美国利益，让美国没好日子过，最后逼美国有求于中国。
6、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既不准大陆进攻台湾，也不准台湾“反攻大陆”。其客观效果是让台湾与大陆彻底隔离，最后势必导致台独。美国压蒋介石放弃金门，把所有兵力全收缩到台湾，让大陆台湾老死不相往来。这证明美国在图谋制造“台湾独立”。而蒋介石坚持保留金门这最后的“反攻大陆”的基地，证明美蒋之间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
7、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就意味着坚持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就意味着反台独。如果大陆收复金门，蒋介石就更难以在美国人面前坚持“反攻大陆”的主张。当短期内没有力量收复台湾时，可以利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来遏制台独，办法就是炮击金门，保持适当的紧张局势，给蒋介石以“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顶住美国人要他从金门撤退的压力。金门炮战最后演变成“双日不打单日打”，实际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制止台独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共同放弃了党派私利，联手上演的一出对付美国人制造台独阴谋的悲喜剧，从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高于个人恩怨、高于个人好恶、高于个人私利”的共同原则。
8、美国虽然口口声声“美国利益”，但对“美国利益”的要害所在并不清楚。美军登陆黎巴嫩后，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的战略虽然是“守势战略”，但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无数，所以全球到处伸手。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次战略侦察基本摸清了美国的老底和真实意图，心中有了底，跟赫鲁晓夫争论起来底气十足。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知道按自己的冷战需要来衡量一切：我这里正跟美国人讲缓和，你那里炮击金门制造紧张空气；我正要访问美国谈和平，你那里跟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全世界都把中苏看成是一气的，你这一打等于让我在美国人面前显然成了个一边谈和平一边动手打仗的骗子，美国人对我的缓和呼吁不买账全是你给闹的。你再坚持就要搅黄我的和平共处的总路线。所以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打，台湾丢了就丢了，印度要边界领土你让给他就是。总之我的冷战需要高于你的民族利益。
要坚持中国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对苏联的冷战需要说“不”。既说了“不”，那就意味着从“一边倒”走向“谁也不向”。当毛泽东坚决拒绝为苏联的冷战需要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赫鲁晓夫明白了：中国不再“一边倒”了。一直以为中国除了把自己绑在苏联冷战战车上别无出路的赫鲁晓夫之惊讶恼怒可想而知，立刻开始惩戒中国，再也顾不上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了。这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处于美苏冷战夹缝的大格局下，中国“向这边‘一边倒’，那边要收拾你；向那边‘一边倒’，这边要收拾你；谁也不向，则两边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国自己足够强”。1949年的中国极端虚弱，根本经受不起“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面。然而过了十年，仅仅十年，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建立起了足以抵御两大超级大国两面夹攻的必要实力，可以向“谁也不向”、“挣脱冷战夹击”的总目标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