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国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为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至1978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备与起步期，它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钢铁产量为15．8万吨，煤炭0．32亿吨，粮食1．132亿吨，棉花44．4万担，石油12万吨，生产技术方面也很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⑧建国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3O年，不是只讲政治，不要或不重视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而是以政治建设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1949年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增长6．77倍”，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①从1952年到1976年的25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O倍；中国的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6；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8；“文革”1O年间，工业生产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是8．59／6。②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1952年到1976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78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618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O亿度增长到2500亿度，原油从12万吨增长到10400万吨，化肥从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中国已经能成批地生产喷气式飞机、拖拉机、火车机车和远洋海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1976年氢弹试验成功；中国还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成为继美、苏之后独立自主地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农业“八字宪法”③等生产经验得以总结和推广，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0477万吨，增长1．69倍；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130．4万担增加到1978年的216．7万担，年均增长1．97。马克•塞尔顿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O，而且是把粮食用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O％的人口手中。”④

1952年，工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o，农业占64；到1975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只占28，产业结构大为改善。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这些经济建设成果的取得，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和情况：其一，在20世纪5O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借贷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建设的，并且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的经济发展尽管一度有“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但时间很短，并且，在国家的统计指标中是没有泡沫和虚假现象的，更没有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中与GDP增长百分之八、九相伴而生的百分之三十、四十的银行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

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和对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要强；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禁止童工，还在农村实施了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促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增长到2O世纪7O年代中期的平均65岁。⑤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奋发图强，和世界人民一道为消灭压迫和剥削而斗争，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高科技进军，跨人世界航天与核大国行列，阶段性地实现了“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的壮志，在世界上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台湾学者李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不足3o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地上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后，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毛泽东及其战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五、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理论与策略基础

2O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雪百年耻辱，相继实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这一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家统一原则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科学结晶。它无可争辩地显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创造力。早在2O世纪5O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台湾问题的稳定与解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也好，部分也好，集体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同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进一步阐述了我党对台的方针政策：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说好了可以签个协议公布。

针对炮击金门等有关问题，1958年1O月13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等。毛泽东告诉他们：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如果美援断绝，“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

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台湾人“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①1963年，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可由蒋介石当局决定；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之团结。②再向前追溯，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的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建国初宣布的“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中国成立公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协定，与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20世纪末实施的“一国两制”基本政治制度等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政治建设、和平建国时期，以及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上，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把它运用于处理政党和国际事务关系的重大社会实践，开拓了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并使之长期并存的新路子。它既为我们顺利实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铺平了道路，又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勾画

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毛泽东比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大、做强。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的目的还是在于生产。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毛泽东在驾驭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前行中，更多地把目光移向辽阔的远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贝当古为团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7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安德烈•贝当古一行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①这是毛泽东关于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理论的萌芽，也是毛泽东要只争朝夕，加快和加强中国与国际对话，特别是与超级大国对话的思考。

当时，毛泽东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在做两件事：一是选择“榜样”，二是选择时机。毛泽东选择的“榜样”，就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就集中表达了他不仅要开启与美国的对话，而且还加紧布局，利用美苏矛盾，开辟中国对外交往和开放的新局面。在斯诺谈到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说：“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实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②在这一段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中国要开放大门，欢迎包括尼克松这样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内的美国右派来华；二是与美国比，中国的生产水平有差距，他期盼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社会制度比美国强。两个意思，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发展经济。

在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尼克松为了使美军早日从越战中脱身，并要寻求自己的连任，必来中国的情势，进一步表达了对尼克松来华以及与美交往的欢迎态度和具体意见：“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当斯诺谈到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认为“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问，如果他见到尼克松，是否可以把毛泽东的话告诉尼克松。毛泽东说：“你只说”，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当斯诺问到中美两国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确切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③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几个月后(1971年3月1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他讲，并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

中国代表队庄则栋等遵照周恩来再三提出要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要求，和《人民日报》报道的毛泽东对斯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谈话精神，与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美国队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求见中国代表团，并提出了惊人的要求：你们在世乒赛后邀请了我们北边的加拿大访问中国，也邀请了我们南面的哥伦比亚，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

据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容、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报告与消息传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联合提出“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同年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了报告。当天，毛泽东得知庄则栋与科恩交往的消息后，夸奖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是日深夜，毛泽东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嘱“赶快办。来不及了!”因为世乒赛赛程已完，闭幕在即。老人家对于开放国门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12月和斯诺谈话时所预料的那样，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小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了2O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了结了一个心愿，为中国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对外开放的新道路。

二战后的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19世纪7O年代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在推动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着力推动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①与美国相比，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对中国有欠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既同日本24

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更积极地做争取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了民间友好的洪流，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同年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宣告：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选准“榜样”，抓住时机，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又根据国内的情况，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库存”进行再次的盘点和清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提出关于释放战犯的建议，并具体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对于释放方案中每人发放十五元补贴的做法，毛泽东认为：“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并要求：“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75年3月17日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提请审定，3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对毛泽东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昔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与我们明火执仗的对手，已经放下武器25年，都被改造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了，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和没有成为公民的对手吗?一个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可以成为过去，一个早就盼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应当可以开始了。

至此，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近30年里，排除了可能颠覆红色江山、改变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各种隐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和方向，扫清了发展经济、发展文化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奠定了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清理了长期革命战争遗留的旧账，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大门。

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几代人在两个3O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不懈的卓绝奋斗，便没有中国的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几代人在两个3O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丰功伟绩，全面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遗产，将会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