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爱爱事件每有进展，都会爆出令公众瞠目结舌的信息。从一个户口到四个户口，从20套房产到41套房产，从“买房独行侠”到“集团军作战”，围绕着假户口和真房产的“神话”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想象。公众眼看着“房姐”撕开的“黑口子”不断扩大，不知道还有多少“龚爱爱”隐匿在人群之中，以不正当手段攫取了社会财富。只有深入追查下去，才能知道问题的答案。只有掌握了病患的程度，才能开出治病的药方。

 首先应该针对假户口来一场全国大排查。龚爱爱能纵横陕西、山西、北京三地大量购房，是因为她用“分身术”蒙蔽了相关审核程序。在买房过程中，她就如同神通广大的孙猴子，而假户口就是她的“七十二般变化”。有了假户口，她就可以既是“龚爱爱”，又是“龚仙霞”；既是北京人，又是陕西人；既做着神木县的银行副行长，又做着身家亿万的隐形富豪。而且，龚爱爱并非“一个人战斗”，法院随便一查就发现了她身边的“高引娥”也有多个户口。而在SOHO项目的业主名单上，另一位多户多房的“B君”也呼之欲出。

 这种“一人多户”的自我设计，于国于民危害多多。它使国家的限购政策瞬间失灵，少数不法投机者通过囤积房产，榨取公众财富。它使官员可以“一体两面”，左脸为官，右脸为商，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在公开场合行使管理权，在暗地里操控商业项目。假户口已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它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户籍管理制度，客观上加剧了贫富差距。它甚至可以成为贪官外逃的护身符——有假户口就可以有假护照，一有风吹草动，抢先逃之夭夭。假户口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但牵连着巨大利益和社会公正，有假户口的地方必有作奸犯科者。如今的户籍管理是全国联网，伪造身份必留蛛丝马迹，应当立刻展开网络清查、内审外调，将“分身有术”者控制起来。

 其次应该对假户口牵着的真房产进行清理。用假户口买房，就意味着真实身份见不得光，所置物业的合法性也就成疑。我们当然不能断定开发商向假户口持有者卖房就是与之串通一气，合伙洗钱，或者明知故犯地赚取不正当的商业利润，开发商自辩“我们没有能力知道她到底有几个身份证，哪些是假身份证”，至少在法律上是讲得通的。然而事态发展到今天，假户口与多房产的孽生关系昭然若揭，“房姐”们组团鲸吞房产的征象已现，开发商便再也不能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相关部门的调查和公众的监督。说到底，开发商可以事前被“蒙蔽”，但绝不能事后打掩护，任由非法资产秘不见人。一旦某个业主的假户口信息得以确认，向社会公示其名下的房产信息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房姐”的离奇故事曝光这么多天，三地公安机关至今未对她本人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连其藏身何处也一无所知，这是不正常的。设若“房姐”在这段时间内借机逃脱，谁来承担责任？“房姐”事件发酵至今，早已不是龚爱爱的个人问题，针对“假户口，真房产”现象的调查也应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启动，一追到底。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李星文2013.2.2】【原文http://news.qq.com/a/】

  二、新华社三问山西“房媳”：举家造假有无底线

    “新华视点”记者独家调查发现，“房媳”长期在职却变为“失业”、假名字上了真户口、丈夫靠假手续一步步当上公安局长、公公改年龄推迟退休……人们不禁要问：一连串造假背后，难道没有底线？

    一问假户口变脸：“张彦”变“冬岩”

    随着“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山西双户口事件持续发酵，幕后越来越多的真相相继曝光。“新华视点”记者在运城市采访了解到，张彦明明长期在纪委工作，却凭借虚假的失业证明等材料顺利获得北京户口。

    2006年张彦将夏县户口迁往北京，当地公安部门注销其原籍户口。2009年3月，夏县裴介镇派出所负责人、现任夏县公安局督察大队负责人薛俊龙明知虚假仍给时任夏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的妻子张彦办理身份证，名字变为冬岩。目前薛俊龙已被停止工作、接受调查。

    据运城市“张彦事件”联合调查组调查，张彦的北京户口和另办山西户口的原籍都在运城，但出生月份有差别，前者为1980年7月16日，后者为1980年8月8日。

    二问“假证明”投资购房：在职还是失业

    “房媳”事件曝光后，公众疑惑，一个运城市纪委在职工作人员缘何“失业”？一个具有失业证明的人缘何还能在北京投资落户？

    “新华视点”记者从运城市纪委了解到，张彦原籍为运城市夏县，2000年进入运城市纪委工作，系运城市纪委效能监察室工作人员，目前担任科级检察员工作，其间未出现失业的情况。

    运城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张彦家里“关系”多，连身份证都有两个，何况一张失业证明？

    张彦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投资并购房，于2006年获得小城镇户口一事，北京警方知情人告诉“新华视点”记者，张彦在2005年小城镇户口停止办理之前提交了申请入户及迁移材料，并通过了审批，她实际获得小城镇户口的时间是2006年。

    三问监管：系列造假仅以“警告”了之

    “房媳”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家人的身份，其丈夫、公公分别为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红军、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

    调查组提供的情况显示，早在2011年2月，运城市纪委就对孙红军因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公安局长岗位。

    孙太平在儿子被录用为警察时，违反规定帮助办理录警手续，为延迟退休私改自己的档案年龄，为此运城市纪委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运城市政府一位与张彦相熟的工作人员表示，张彦将自己的户口迁往北京，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多生一个孩子。

    记者了解到，张彦与其丈夫孙红军育有一儿一女，涉嫌超生。对此，运城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李新民表示，关于这一问题，以前不是很清楚，市纪委未对其超生行为作出处罚。

    网传“房媳”家十余套房产是否属实？“房媳”事件背后还有哪些蹊跷？“新华视点”记者将进一步追踪。

    【新华社太原1月30日电】【原文http://zqb.cyol.com/html/2013-01/31/nw.】

  三、郑州“房妹”事件显示家族式贪腐 7名家属遭举报

    但随着郑州市纪委的相关调查结论陆续面世，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翟振峰一家曾拥有31套房产，其妻名下的公司曾违规“释放”27套经济适用房房源，而“包揽”翟家20套房产的兰亭名苑小区，正是翟振峰家庭出资以其妹夫的名义与他人合伙开发的。

    藏在“房妹”案背后的，是挥之不去的“家族式贪腐”阴影。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全家腐”在涉案金额和查处难度上，都比“一人腐”大，困局似乎更加难解。

    反腐考卷上，“反家族式腐败”一题该如何落笔？

    “房妹”举报人：一开始就知道全家涉腐

    翟振峰事件的一路发展，超出了不少人的想象。

    “一个‘90后’女孩怎么可能有上千万资产？”这是“房妹”事件的实名举报人赵某，12月26日在微博上发出的最初质疑。而随着官方调查的步步深入，不仅“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迫进入聚光灯下，其亲属也相继“中枪”。

    截至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稿，据初步统计，至少有7名翟家亲属被举报涉嫌参与违规牟利。

    媒体报道显示，“房妹”一家四口均曾持双户口，现有房产24套（部分为老家自建房，无房产证——记者注）。

    “房妹”翟家慧本人的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一个户口在河南省项城市。经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6日公布，“房妹”实际拥有房产7套。

    “房妹”之父翟振峰、之母李淑萍和之弟翟政宏，除了郑州市二七区的户口外，也皆把“第二户口”落在项城。据同一调查组初查结论，李淑萍名下单独拥有房产4套，翟政宏名下单独拥有房产10套，李淑萍和翟政宏共有房产1套。翟振峰本人名下无房产。

    尽管未经确证，但“靠户口信息来隐匿自己的财产和房产”，成为多数人对翟家“双户口”的动机推断。

    纪委调查还表明，公司也是翟家亲属借以违规牟利的工具。

    据郑州市纪委翟振峰专案组披露，二七区房管局两名工作人员，曾违规通过翟妻李淑萍的河南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公司”）取得了27套经适房房源，非法获利至少16万元。举报人赵某还称，翟振峰的妻弟王伟斌至少持有一通公司50%股份，该公司还借开发经适房小区之机，涉嫌倒卖308套经适房。

    河南兰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亭公司”）据报道也是“翟家天下”。其中，翟振峰的妹夫冯松伟占股80%，弟弟翟振营占股20%。

    而两公司“做大”的过程中，不断有翟振峰的身影。媒体报道显示，2003年，郑州市房管局给二七区房管局下达了6万平方米的建设项目，项目最终落入了兰亭公司手中。2004年，翟振锋又将另一经适房项目争取到了兰亭公司名下，此即为兰亭名苑。2009年，一通公司又拿到了南溪苑经适房项目，仅一期建筑面积就达10万平方米，目前还在建设中。

    “政府部门三令五申，亲属不能在官员辖区内开公司，翟拿的项目都在二七区，都是由他的亲属来操作。”“房妹”举报人赵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他表示，举报“房妹”只是一个突破口，“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翟家都参与其中，翟振峰才是主角。”

    “一窝蛀虫”胃口更大，查处更难

    “围观‘房妹’案让人觉得，中国还处在关系社会。每个人都恨腐败，但又享受‘关系’带来的好处。我们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全家腐’。”在新浪微博上，有网民这样评论。

    在专家眼中，“全家腐”的危害性更大，也更加隐蔽难查。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的定义，家族式腐败，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其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

    “就是所谓的‘好处均沾’。”任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腐败的动机一般是攫取财富，而此类官员不仅为自己，也为其家庭攫取不义之财。另一方面，行贿者可能‘绕过’官员本人，而向他身边的人施展‘公关’，久而久之，家庭成员自然卷入到腐败当中。”

    记者梳理近年来的反腐成果后发现，腐败场上“全家齐上阵”的现象，并非“房妹”案所独有。

    比如，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曾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曾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的公司牟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曾纵容妻儿借“顾问费”、“分红”等名义，收取某制药公司财物292万元；河南省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因贪腐被判死缓，其妻、儿、女婿等9人，也先后因涉嫌贪污、受贿、窝赃等罪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2011年6月，有北京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根据《检察日报》官方网站正义网公布的贪官档案数据，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达到81%。

    “官员以为这是在给家人‘谋好处’，实际是害了家人。因为家族式腐败属于群体犯案，只是成员限于家庭内部而已。”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任建明提示，“一窝蛀虫”的贪腐“胃口”往往更大。

    “试想，如果没有家人‘协助’，翟振峰一人肯定不敢登记31套房。”他说，家族式腐败的一大“功效”，就是分散风险，同时，也令个别官员贪腐的胆子越来越大。“以社会关系为中心的贪腐网，衍生出去就呈辐射状，有扩散效应。”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教授也表示，在贪腐规模上和金额上，“一窝蛀虫”多超过“一只蛀虫”。

    隐蔽难查，似乎也在令反家族式贪腐陷入迷局。

    据人民网2010年11月报道，有专家根据牟利方式，把家族式腐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儿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第三类是官员在位时施惠于商人或下级，希望“照顾”子女，间接捞钱；甚至等自己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

    前文提到的检察官也在同一访谈中披露，据统计，有60%的贿赂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

    “这都说明，家族贪腐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个别官员已不满足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要对权力进行深层次挖潜，形成权力产业链，提高权力的附加值。”人民网的上述报道称。

    报道同时披露，反贪机关认为侦破“家族式腐败”的难度更大。“办案人员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利益和亲情的捆绑下，犯罪分子容易结成紧密的共同体，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伪证、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报道还称，有的官员甚至上演着“不出事‘鸡犬升天’，出事了‘牺牲一个，幸福全家’”等怪现状，在“裸官”群体中尤其多。

    官员财产监督以家庭为单位，关键在执行

    如果把“房妹”案看作家族式腐败的冰山一角，专家一致认为，治理“冰山”刻不容缓。

    “‘家族式腐败’用亲情捆绑利益，把‘以权为公’变成了‘以权谋私’。对公共资源的挤占加剧着两极分化，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感。”林喆教授总结。任建明认为，治理家族贪腐更迫切的动力在于，其泛滥会侵蚀公众的反腐信心。“如果大家都失去信心，反腐会越来越难。一些人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到腐败中来。”

    如何破题？受访专家开出的“药方”并不新鲜——“主药”还是官员财产公开制。

    “但是，一要强调公开以家庭为单位，二是必须把规则细化、细化再细化，直到能执行得下去，能监督得起来。”任建明表示。

    肖云忠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官员权力的制度并不鲜见，但家属的介入，往往构成对监督之眼的“规避”。

    比如2009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等。

    “但是，当官员家属为不义之财‘暗度陈仓’，或是‘借名敛财’时，却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去发现、惩处这些家属。”肖云忠认为，如果不将领导干部及其家族成员始终置于一种透明状态中，“官员总有渠道藏匿财产”的公示制度，必将形同虚设。

    他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和党委组织部门“理清”官员的家庭成员及人情关系，是破题的第一步。“作为监督干部的重要方面，纪委对官员社会关系应该有一个审查。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但组织应该知道，这应该作为重点监督的领域——督促官员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肖云忠说。

    记者检索发现，对官员家属的监督，深圳市早在2005年就进行过有益探索。该市分级建立了电子数据库，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迄今至少已完成了对全市50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填报登记工作。

    “然而，即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登记了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谁又能保证其真实性呢？即使登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又如何监督他们？谁去监督他们？”也有网民这样质疑。

    林喆教授提示，这的确反映出遏制家族式腐败的更深层问题——拿什么让官员家庭的财产申报，真正具有执行力和约束力？

    “如果财产申报既不公示又不检查，即使扩展到了家庭成员，也发现不了问题。”林喆说，要使当前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至少应增加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监察，由相关监察委员会联合银行等，负责审查申报表是否真实；第二个环节是公示，将申报内容在同级间公示，同级收入差不多、又有竞争关系，容易发现瞒报、漏报和谎报；第三个环节是惩处，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严格按党纪政纪处理；第四个环节是建档，即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如有谎报等行为便一一记录在案，供提拔时参考。”

    在林喆看来，如能按照这四环，年年申报、年年监察、年年公开，“慢慢地，官员会把申报个人财产看作很自然的事。”

    “在此基础上，让官员家人及其财产也走到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举报，才有可能一步步实现。”林喆说。

【原文http://zqb.cyol.com/html/2013-01/18/nw】

 四、深圳“房爷” 房产76栋身家20亿

【新华网深圳1月25日电（记者赵瑞希）】深圳市纪委24日在其官网深圳明镜网上公布，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周伟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深圳市纪委24日发布消息称，深圳市纪委在龙岗区纪委、监察局的配合下，对群众举报的龙岗区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周伟思涉嫌腐败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现已查明，周伟思在任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周伟思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11月，一则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举报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周伟思拥有“80多栋私人物业、20辆豪车、20亿资产”。

    2012年11月27日，周伟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个人和其公司名下共有十多台车，其中包括保时捷、奔驰和宝马；至于房产究竟有多少套，他“一时也算不出来”，但肯定没有80套那么多，“网上公布的那8栋，有五六栋是我的。”周伟思当时对记者声称其资产均为合法所得，并且其在当选社区干部之前就已完成资本积累。

【原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五、广州“房叔” 22套房儿子入澳洲籍

 【2012-10-23 09:23   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广州10月23日消息（记者郑澍）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广州市纪委消息，此前媒体报道的广州拥有21套房的城管政委已被双规。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定期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纪委通报称初步查明“房叔”蔡彬在任职期间收受他人贿赂，违法经商办企业已经对其实施了双规的措施，而其经济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广州市市委常委梅河清表示，相关的事件已经初步查明，在广州市纪委指导下番禺区纪委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依法进行核查，而经过连续的几天核查，初步查明蔡彬在担任番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番禺区城管执法分局局长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有经济问题，违反固定经商办企业等问题，已经进行立案调查，并且对其实施“双规”措施。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蔡彬拥有21处房产，经查实实际是22处，广州市纪委常委王荣表示番禺区纪委已经做出回应，现在拥有22个房产已经查清，而当时公布的21套经查实为22套，而他的儿子也确实为澳洲籍。

　　广州市纪委表示事件进一步情况将会做进一步的通报，并表示将认真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行为，同时下一步将在南沙部署开展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工作，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说，广州纪委将进一步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对家庭财产等方面的个人信息进行比对，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原文http://china.cnr.cn/ygxw/】

    六、合肥“房叔” 为家人套取11套房

      【2013-01-16   来源：京华时报】

    合肥“房叔”追踪

    房叔造假套取11套安置房

    【据新华社电】近日，根据合肥市新站区12名村民有关“站北社区居委会原支书方广云非法侵占136套回迁安置房”的实名举报，合肥市纪委介入调查。

    为套取安置房联合造假

    在合肥回迁村民形成的方桥新镇小区，村民王可翠说，通过对比房主姓名、电话、水电缴费单，村民发现380多套安置房里有136套是违规分配的。“方广云家不属于这批拆迁安置人口，却用其家属、女婿、侄子的名义分了十多套房。”

    目前，合肥市纪委已查实，方广云及其亲属套取安置房11套，并发现方广云等人利用虚假户口和外迁户口套取安置房问题。

    据介绍，方广云与拆迁办、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和财务会计等人组成了“联合造假”的流水作业线：“户口有人办，账目有人算，书记往上报，拆迁办批准，手续很齐全。”同时，由于这些安置房未办理房产和土地证，不需要到房产局过户，能够隐蔽地转卖、变现。

    撤职决定未被真正执行

    据有关部门调查，这一社区居委会违规卖地321亩，不仅涉及原村民的宅基地，还涉及该村的集体耕地。

    村民反映，社区居委会当时以每亩不到1万元的价格征地，再以3万到5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外来开发的企业。

    事实上，2004年，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开展以开发区为重点的全国土地治理整顿，方广云的违法行为当时被发现。但合肥市瑶海区纪委2005年对其作出的撤职决定，一直未能真正执行。合肥市纪委针对这一问题，给予当年监督执行不力的瑶海区纪委通报批评，并披露说方广云当时的上级领导、瑶海工业园负责人王某负主要责任。

    专案组表示将一查到底

    从1996年到2011年，方广云在一个村级负责人岗位上干了16年。有关部门“撤不掉”他，2008年换届选举，200多名村民联名也“罢不掉”他，可见方广云的“神通广大”。

    “村里人称他‘方老虎’，就是说他很厉害，谁也不敢惹。”村民反映，“哄、吓、骗、打，他治人很有办法。”

    村民反映，村里多年不公开账目，方广云当书记时说一不二，村民根本“插不上话”。“多次举报都撤不掉，他越来越厉害。”

    目前，为了尽快查清方广云等人的违法事实，合肥市纪委引入举报群众深度参与、协助调查。专案组表示，将会一查到底，及时公开这一案件的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