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邓小平与刘少奇造的孽。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

刘少奇同志对合作社升为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等，极为欣赏并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议普遍设立公共食堂。《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把浮夸风行为说成“是一个革命”、表扬他们“压倒了科学家”。据河北日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峯、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同志，于l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还谈到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问题作了若干原则指示。

大跃进时期主持国家日常工作的是刘、邓等人，那时邓小平总书记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工作为运动造势。

然而，毛领导人已退居二线将主要精力用在研究哲学和世界局势方面。人们都认为大跃进是错的，因为大跃进搞浮夸风，可是是谁搞浮夸风，今天的舆论宣传认为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他的号召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并且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既然没有人反对，说明对了。怎么会错？要是错了，就不是毛泽东一人错，是所有人错，对不对？

大跃进没有错，大跃进搞浮夸风错了，是毛泽东搞的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相信亩产几万斤吗？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查阅史料，想考证毛泽东浮夸的事实。结果却看到这些资料，我们从一个人最基本的思维去分析下面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

其一，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139页这样的说，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经登过一幅照片，就是5个小女娃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他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么产生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其二，当时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的《忆毛主席》95-103页说过：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收时，毛泽东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会闹得天下大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这才是我要去思考的问题。后来我们从历史都知道，大跃进发生的年代是1958年，那么，我们再去看1958年毛泽东在做什么：从历史可以知道，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退居二线，着重培养接班人。他提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退居意思之后，也为他正式退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不再作为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大会也一致通过这项提议。—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也就是说，大跃进期间，真正唱主角的，是谁？是毛泽东吗？那些说毛泽东不知一亩多少斤粮食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吧。这个《纲要》是毛泽东经过两年实践，多次修改提交的。并且在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递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40斤、60斤、80斤和100斤，等等，在未来12年内各方面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个纲要正是大跃进初始期间毛泽东制订的，毛泽东通过了几年的细心努力，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可谓是慎重之慎重。那么在5月通过的《纲要》，8月刘少奇就弄出了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为什么我们后人不对刘少奇和负责把宣传口的责任人问为什么？却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

吴冷西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在写《忆毛主席》的时候，是最好的发言人，毛泽东一再交代他一定要严格把关，搞浮夸风不好，但是吴冷西自己也只听了很短的毛的话，最后也随之大流了，执行毛泽东的政策的人，可能当时已经不再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里了。最后弄出了问题，又开始要毛泽东来处理，来担当了。于是便有了后面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什么的。

如今仅有的资料显示：

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

新华社（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新华社30日讯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和赵尔陆等同志，9月10日至29日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了工作，对东北地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风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国农业增产的经验，概括说来就是水、肥、土、种、密加上田间管理齐头并进。这是农业生产的“宪法”，是毛主席的“宪法”，是事实证明了完全正确的“宪法”，是已经创造了奇迹的“宪法”。东北的某些领导人和广大地区没有坚决执行这个“宪法”，而继续执行着宽垅浅耕、广种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结果使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了。这个事实，反映了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还很尖锐，说明农业方面还有白旗未拔，思想还没有解放。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幸福社和太阳升社的时候指示说，每一个社明年都应该指定一两个耕作区作大面积丰产试验。可以把现有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既可以增产粮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绿化，一部分土地轮休。他希望太阳升社在最近制定出一个长远计划，并向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建设的远景。

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地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员在东北三省的视察和指示，给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扩大会议，鞍山市委和鞍山钢铁公司的领导干部，都深入地讨论了邓小平和李富春同志的报告。黑龙江的重型机器厂，原计划今年11月初安装好一台六千吨的水压机，现已决定提前在9月底装好，作为向国庆的献礼。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原计划明年生产四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设备，经过讨论后，决定跃进到五百五十万千瓦。鞍山钢铁公司也修改了生产计划，今年要产钢四百五十万吨。盖平县太阳升人民公社也决定在今年亩产八百斤的基础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两千五百斤。

坚决执行农业生产“宪法”

永吉县拔掉思想白旗，深耕运动出现高潮 　　
　　  (1958.10.22)　

本报讯　中共永吉县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坚决贯彻农业生产的“宪法”，领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就深耕问题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全县出现了深耕高潮。

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
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    东北三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

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

吴建民    李树功    高方    (1958.10.28)

本报哈尔滨27日电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同志视察辽宁、吉林、黑龙江时，对东北三省农业生产所作的重要指示，在东北三省千百万农民中已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三省农民正以每天深翻地五百多万亩的进度和严寒冰冻赛跑。 

农民出身的毛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1959年4月29日

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

      （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早已被事实和统计资料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因为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早就证明了：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和抵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急先锋! 

目前为止，中共“八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官方只是没有编辑出版林彪选集。那么，看过其他六位领袖的文集后，谁也一定会感到：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除领导人在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纠正之外，其他中共领袖如刘周朱陈邓几乎没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现。

其中，刘、周、邓更是表现颇为蹊跷诡秘 ！

     （二）　　　
     先看二号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公开的文章只有7篇：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O年冬，党中央和领导人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少奇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O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少奇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O年冬，党中央和领导人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小平在全国上下以“大跃进”为中心工作的文章。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领导人思想（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刘少奇、周恩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六O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六个多月！

甚至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文章！

         （五）

陈云作为党的五号领袖、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行家著称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十八篇：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必须提倡节制生育（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

重视粮食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

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领导人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是主要却只是具体的工作问题。

虽然是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却没有一篇是像领导人毛泽东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更没有涉及到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

    （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只有以下的可能：

第一种，如果他们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看法是不会遗漏的，也必定会收录而大加渲染的。

这期间只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五篇，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领导人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就钢铁指标问题给领导人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可以肯定。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原因在于：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