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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宫廷政变”

已有 3881 次阅读2012-12-10 20:01 |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中国式“宫廷政变”12月08日 19:19

中国式“宫廷政变”


    历史是一个人的性格绘画还是多数人联手创作的巨制鸿图?所谓英雄史观与大众史观争论了若干年。其实两者相距并不遥远,有时候一个人的灵感和作为,足可以改写一段社会发展史。(《邓小平的“77.88”》之1)

    时间:1977年。

    地点:北京。

    我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论的狂热鼓吹者,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住!”的确是中国老百姓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这种论调与前者毫无二致,只是换了一种腔调。可是你得承认:即便历史不全是英雄的个人作品,但是推动历史的原动力却往往来源于单个关键人物,只不过这样的关键人物往往并非“高个子”罢了!

    法国的拿破伦大帝、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查理大帝;挑起二战的纳粹党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政治寡头和狂人身高都不超过1米65;还有前苏联政治家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也都被人称作“红色矮人”。

    这些也许应当属于“政治生理学”的研究范畴,只不过这门学问至今还未诞生!

    1977年春节前后,在中国北京一家军队医院里,也躺着这样一位矮个子男人。他是谁?叫什么名字?病历上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织的代号。这很正常,我住过那家医院,每天值班小护士从小窗口里喊这种代号,似乎有意淡化病人的自我意识,让你体验一把监狱生活。

    对于眼前这个因为前列腺炎引起尿潴留症躺在部队医院病床上的矮个子男人来说,这里的监狱气味儿就更重了——上锁的楼道、便衣看守,他的病情及行踪也被严令禁止向外披露。

尽管这位特殊患者的周边布满了明岗暗哨,还是有不少闯进病房来的人。

    “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他的!”最先“闯宫”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功勋卓著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刚进病房他就大声对病人喊道:“我们都等着你出来!”

    接下去几天,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徐向前、聂荣臻也先后来到病房,看望那位其貌不扬,却明摆着不是等闲之辈的矮个子男人。

    “您是邓——”一位来给病人会诊的权威老军医见到病人大惊失色。

    对,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他——在中国无人不识的大人物邓小平。他的高度政治幽默和低度生理幽默,早就征服了十几亿缺乏主流宗教崇拜的中国人。

    “首长,我……”面对这个特殊的病人,老军医面露尴尬,低着头不敢看人。

    “没啥子,去年你在《人民日报》写的那篇批邓文章我看过了,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让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躺在病床上的邓小平一笑了之。

    老教授哭了,泪流满面。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位曾被卷进文革漩涡里的大夫,不知道该怎么去支付自己的良心账单,唯有用自己毕生所学,去参入救助这位命途多舛的政治伟人。

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位中国政治家“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有一家西方媒体甚至冠之为“世界首席政治不倒翁”!

    文章宣称:“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原因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红军长征前,在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邓被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在‘文革’初期,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1974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复出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好景不长,1976年4月又第三次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鬼老外,啥都瞒不住他们!邓小平被秘密监护在这家医院看病,西方情报机关也弄得一清二楚。当时的国人谈虎色变,传说美国间谍卫星连这家医院的护士更衣室都不曾放过。在后来解禁的某国情报局档案里,就有这个时间段的下述记录:“中国有可能在逮捕‘四人帮’后,发生第二次宫廷政变。躺在医院里的邓很有可能东山再起!”

    那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别说中国老百姓蒙在鼓里,就连省部级高官也同样知之甚少。邓小平入住301医院前后两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的变故,当时99%的国人都不曾预料到。

1977年2月3日傍晚,邓小平入院55天后,一辆黑色轿车驶入301医院,一位年轻军人向拦阻他的监护人员亮出“尚方宝剑”后,获准进入邓小平的病房。

    “首长,叶帅安排我来接您,咱们动身吧!”青年军官“啪”行了个军礼,便搀扶着邓小平去院子里上车,直奔西山,安排他和家人住进25号楼。

    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就住在距离很近的15号楼内。

    没有不透风的墙。四天后,当时代表中共最高领导层意志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字里行间透露了一个信息:打倒邓小平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定下的铁案。

    这份针对邓小平复出的文件被毫无例外地送达西山15号楼——此前叶剑英副主席曾明确指示机要秘书:“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还委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及时向邓小平通报时局动向。

    这天夜晚,邓家人正在晚餐,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客厅,悄悄告诉邓榕:“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

    尽管邓老爷子平日耳背,听说叶帅召见,赶忙放下筷子,让女儿陪同乘车去到15号楼。

车未停稳,邓小平老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由人搀扶着,站在门口相迎。他急切地打开车门,高声喊道:“老兄!”

    “小平!”没有更多的语言,叶剑英与邓小平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久久不放。在警卫人员再三提示下,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

    这一夜很长,两位共和国的先驱关起房门彻夜长谈,此时此刻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生死荣辱,而是那个他们为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打造的人民共和国能否在经历十年动乱后尽快续接腾飞的翅膀。

    这一夜很短,国策、计谋、步骤……怎么让国人认识“凡是派”权重误国的伎俩?如何板正共和国之舟前进的航向?分手时,两位老人都感觉到肩沉心重、意犹未尽,还有很多很多话未及向对方倾诉。

    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批准下达中央文件——《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暗示谁要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

    至此,中共中央高层围绕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斗争短兵相接,进入白热化。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凡是派”控制的舆论工具还在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此时的北京虽说春寒料峭,但西山15号院里却热闹非凡。一辆辆红旗轿车接踵而至,一个个中国政坛上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纷至沓来: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

    有些历史段落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却是一个个镶嵌在时世链条上的结扣,如若将它们串联起来,你才会发现它们竟然是那样的倚重、那样的诡异。就像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春节,一次普普通通的聚会,看上去只是共和国精英巨头们对一位劫后余生的老战友的一次团拜,但却成为一次重大举措的能量宣示,随机孕育出一种政治生机,它让每一位到场的“大人”们,都确切地感觉到他们的抱团,可以产生某种强大的政治气场,足以改变共和国前进的轨迹。

    是的,没有1977年西山25号院的那个春节,也许共和国的今天可能会推迟至遥远的明天!

令人揪心的是:接下来的时局进展,并不如此刻西山25号院的笑声那么明朗,老帅们力主邓小平复出政坛的风声引起了中共最高层的强烈反弹。

    3月1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会上重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接着,他出人意外地用措辞严厉的语调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马上帮腔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面对“凡是派”的强大攻势,老同志们开始行动。

    会议第四天,中共资深领导人陈云作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恢复邓小平的党内职务。另一位中共元老级人物王震也在会上提出为邓小平平反。

    中共高层“凡是派”与“改革派”的斗争进入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

    为了不使党内斗争转变为组织分裂,会后,叶剑英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先后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希望他顾全大局,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迫使华国锋不得不步步退让。

    数月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7年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外国记者迅速报道了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至此,传奇邓小平最终完成了他三落三起的政坛神话。他在会见外国元首时曾开玩笑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在此后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过渡党魁华国锋自知大势已去,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出政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改革派”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一场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中共党内“逼宫”行动得以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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