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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

热度 4已有 2791 次阅读2012-7-18 06:08 |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

刘日新

     三十年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下面简称《唯一标准》),由此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开始,有的学者对标题表示不同意见,有的撰文对该文提出了批评。后来,各省区市、大军区的官员和报刊都纷纷表态,发表表示拥护的讲话或撰写赞成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显然这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官方发动的政治运动了。现在主流学者发表大块文章,纪念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他们尽管在自我陶醉地欢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掌握了真理,只不过是官方控制了话语权,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家的正确观点压下去了。现在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倒漏出来,拆穿这场闹剧的迷底,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本质。

  闹剧两面的主要角色

  经过三十年时间的流逝,闹剧的各种角色也都一一亮相,有的还在争发明权呢——为自己或为哥们争是《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下面首先根据当时媒体的权威人士的讲话,和本人当年一系列剪报,且把闹剧两面的白脸和红脸的扮演者,此文的真实作者,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主流学者现在也承认,《唯一标准》一文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而是被利用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一枝利箭。此文发表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不久。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此时毛主席虽然离开人世已一年多,但他的英名和他的光辉思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这是那些急于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的极大障碍。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继续讲了“两个凡是”,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从表面上看,“两个凡是”,是忠于毛主席的言语;但仔细琢磨,并不科学,有点绝对化、形而上学,同当年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很相类似。这就被那些非毛化的人抓住了,他们想以此作为把柄和突破口,达到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当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从这里下手,那些反对“两个凡是”的人,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把华国锋拉下马,以便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自己不坐,给别人坐,谁都得俯首贴耳地听话;又可以否定毛泽东思想,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扫除障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利用《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作为攻打“两个凡是”的重磅炸弹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首先有必要交待一下“两个凡是”的作者,他们是引出《唯一标准》一文的白脸角色的扮演者。现在一般都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华国锋是当时党的主席,提出过“抓纲治国”的口号。《学好文件抓好纲》一文,体现了他的意图是毫无疑义的。据说华国锋现在对批他“两个凡是”的错误,感到有点冤,说什么两个秀才起草了讲话稿,我照着念了,怎么把错误都推到我头上呢?显然,此番辩解是徒劳的,他祈求别人对他抱同情态度,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那两个秀才又是谁呢?据知情人透露,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他们当时为了阻止为邓小平平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以写了“两个凡是”,两人曾以写出了这样两句大话而洋洋得意。可近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两个秀才又都得到了重用。这次在起草的十七大报告中,郑必坚又写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并且“要永远铭记”。许多人对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逢源,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也没有说,感到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人的人品不是很成问题吗?

  在这出哲学闹剧中,扮演红脸的角色是谁呢?究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名燥一时的文章,是谁写的呢?现在有人在争发明权,要把自己或哥们也列为作者,这未免显得求名心切,不够意思,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根据我的记忆和多年的剪报资料,此文一公开发表,立即引起严肃正派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和许多学者的批评,指出“唯一”标准的提法是错误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正确的命题后面,再加上“唯一”二字,正如列宁指出的:“无可争辩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当时《光明日报》这家学术性大报,在众多的批评声中,显得有点尴尬,被迫把此文的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抛了出来。胡福明在社会上批评的压力下,此时也不得不据实说出真相,申明自己的原稿没有“唯一”二字,是报纸发表时加上的,把球又踢给了《光明日报》。这样,使《光明日报》又陷于被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

  原来在《光明日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经过反复琢磨,加上“唯一”二字的,是当年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来被邓小平选定的取代华国锋成为党主席的胡耀邦。胡耀邦当时为推行邓小平路线大卖力气,做了许多工作。大秀才龚育之认为:马克思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加了“唯一”二字,这对马克思主义是新发展。过去对毛泽东的评价讲了“四个伟大”(按:毛主席对“四个伟大”表示过异议,说讨嫌,只承认一个—说我本来就是TEACHER嘛!),对胡耀邦逝世的评价,为什么不讲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有意见。以后当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把胡耀邦定性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实际上是做了替罪羊,撤了他的党主席的职,用赵紫阳顶替了他。以后胡耀邦猝死,学生闹事,质问胡耀邦是怎么死的?不知龚育之这位大秀才至此又作何感想,又站在哪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此时当年向《光明日报》投稿的胡福明,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被吹捧得晕晕乎乎,似乎真的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再也不讲原稿标题没有“唯一”二字了,对一切恭维受之若素。所在单位提拔他为教授,以后又荣升为江苏省委委员、宣传部长。这场闹剧使他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官发财,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这场闹剧的总后台和总导演是邓小平。胡耀邦不过是前台的指挥,胡福明不过是被利用的一个筹码而已。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高度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邓小平凭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早就闻出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问题,指责他对毛泽东搞“个人迷信”(这是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的一张王牌),从毛泽东的本本出发,危言耸听地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于是拚命揪住华国锋的辫子。他在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以写信或讲话方式连珠炮似的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这是将华国锋的军,也将了当年写出这两句话而洋洋得意的两位大秀才的军。

  利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攻打“两个凡是”,是邓小平的一着妙棋,企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取得双丰收。在这场闹剧中,向来不读书不看报的邓小平(邓小平自己说过,读那么多大本本干吗,我只读了点共产主义ABC,不就当了中央的秘书长吗?),在理论上一下子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句谁都不能碰的无比正确的至理名言,至今仍蒙蔽不少人。邓小平在政治上把华国锋拉下了马,说这是毛主席用封建主义办法安排自己的接班人的破产。可他自己在十几年时间里接连要换掉三个党的(主席)总书记:把胡耀邦立起来,只六年时间就撤换了;把赵紫阳立起来,刚两年时间又撤换了;把江泽民立起来,只三年多时间又要撤换。这时陈云站出来反对,指出领导人换得这么勤,外国会以为中国政局不稳,提出“江李体制不变”,这才把邓小平指定的第三个接班人稳定下来。试问这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自己的接班人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手法吗?

  邓小平反掉“两个凡是”以后,就反复讲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复讲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批评杜林是一个爱讲“体系”的德国人一样,邓小平也是这种人。他认为别人都掌握不了,只有他才能掌握这个“体系”,于是毛泽东思想成了他垄断的专利。其实,他对毛泽东思想是充满敌意和仇恨的。最近香港首次披露邓小平1993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重新评价”、实际上是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遗嘱,要下一代领导人承办。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态度。几个非毛化的急先锋,秉承邓小平的这个旨意,提出不清理毛泽东,不排除毛泽东思想,中国不能前进。他们由非毛化,进而连马恩列斯一锅端。还要把共产党改名社会党,国家政权改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真的搞亡党亡国。这是最近一轮非毛化的新动向。他们对来自互联网上针对他们从香港到内地的所作所为,开展的猛烈批评,正因为有恃而无恐。现在把话收回来,回到文章的本题。

  《唯一标准》错在哪里?

  在对待理论和实践和关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终结》等文中,也多次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如此一再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都没有说过“唯一”二字。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讲“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

  列宁同时又非常明确的指出,把实践抬高到唯一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列宁指出:“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黑体是引者用的)。列宁指出: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这里,列宁实际上点穿了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提醒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上他们的当。

  最新的美国哲学,是杜威实用主义。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客观真理的标准。而杜威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则认为“有用即真理”,即对资产阶级有用的、有利的东西,即是真理。(参见罗森塔尔  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197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在中国,贩卖杜威实用主义的,是胡适。胡适有一句名言:“历史好比妙龄少女,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邓小平1993年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重新评价”、实际上是要全面否定毛泽东,说什么“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似乎我就是历史的主宰,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同胡适的实用主义心心相印,一脉相承。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一个发展。这种发展,围绕我们讲的主题,主要表现在:

  1、 明确实践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

  而不是个人的实践。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1963年,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一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这三项实践中来。(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51页)现在有人动不动用我的实践,即个人的实践,用来检验是不是真理,这是不对的。

  2、 讲清了理论同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语)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强调说,除了多次反复的实践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尽管毛主席在这两篇论述实践的哲学文章中,一再讲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翻遍全文,也找不出“唯一标准”的字样来。提出“唯一标准”,就破坏和否定了理论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令人奇怪的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一个用毛主席字体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笔字条(大约2公分宽,12公分长),以证明这是毛主席确实讲过并亲笔写下来的。我碰巧看到了这个字条,当时有两点怀疑:如果说这个字条是真的,一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郭沫若诗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为什么1937年在《实践论》里不写上“唯一标准”?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又不写上“唯一标准”?二是字条没有署名和写时间,不符合毛主席题字的习惯。而且字体比较嫩,像年青人的字,秀气有余,功底不足,也不像晚年毛主席写字时手发颤的字迹。显然,这很可能是作假,以骗取那些部级干部的信用,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公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想在那些老部长们中,一定有人会记得这件离奇的事的。

  现在再辩析一下加了“唯一标准”的问题。古语说得好:“过犹不及。”本来正确的命题讲过头了,就变成谬误。许多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利用“唯一标准”,都可以将它否定。例如,在自然科学中,万有引力是物理学的规律,你坚持《唯一标准》,否定这个客观规律,似乎就变得有理了。又如在社会科学中,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资产阶级学者可以用《唯一标准》来加以否定,硬说科学社会主义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乌托邦,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特别对毛泽东思想,或者坚持“两个凡是”,或者说“句句是真理”,这是从左的方面名为拥护,实际上是用绝对化、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最终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提出《唯一标准》,实际上是从右的方面用主观唯心论、用经验主义来否定毛泽东思想,似乎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客观真理,还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一下才能成立。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哲学命题,一下子由唯物论滑向了唯心论,同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同流合污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本质所在。  (20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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