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场哲学闹剧

刘日新

     三十年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下面简称《唯一标准》），由此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开始，有的学者对标题表示不同意见，有的撰文对该文提出了批评。后来，各省区市、大军区的官员和报刊都纷纷表态，发表表示拥护的讲话或撰写赞成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显然这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官方发动的政治运动了。现在主流学者发表大块文章，纪念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实，他们尽管在自我陶醉地欢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掌握了真理，只不过是官方控制了话语权，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家的正确观点压下去了。现在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倒漏出来，拆穿这场闹剧的迷底，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本质。

　　闹剧两面的主要角色

　　经过三十年时间的流逝，闹剧的各种角色也都一一亮相，有的还在争发明权呢——为自己或为哥们争是《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下面首先根据当时媒体的权威人士的讲话，和本人当年一系列剪报，且把闹剧两面的白脸和红脸的扮演者，此文的真实作者，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主流学者现在也承认，《唯一标准》一文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而是被利用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一枝利箭。此文发表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不久。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此时毛主席虽然离开人世已一年多，但他的英名和他的光辉思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这是那些急于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的极大障碍。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继续讲了“两个凡是”，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从表面上看，“两个凡是”，是忠于毛主席的言语；但仔细琢磨，并不科学，有点绝对化、形而上学，同当年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很相类似。这就被那些非毛化的人抓住了，他们想以此作为把柄和突破口，达到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当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从这里下手，那些反对“两个凡是”的人，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把华国锋拉下马，以便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自己不坐，给别人坐，谁都得俯首贴耳地听话；又可以否定毛泽东思想，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扫除障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利用《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作为攻打“两个凡是”的重磅炸弹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首先有必要交待一下“两个凡是”的作者，他们是引出《唯一标准》一文的白脸角色的扮演者。现在一般都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华国锋是当时党的主席，提出过“抓纲治国”的口号。《学好文件抓好纲》一文，体现了他的意图是毫无疑义的。据说华国锋现在对批他“两个凡是”的错误，感到有点冤，说什么两个秀才起草了讲话稿，我照着念了，怎么把错误都推到我头上呢？显然，此番辩解是徒劳的，他祈求别人对他抱同情态度，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那两个秀才又是谁呢？据知情人透露，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他们当时为了阻止为邓小平平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以写了“两个凡是”，两人曾以写出了这样两句大话而洋洋得意。可近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两个秀才又都得到了重用。这次在起草的十七大报告中，郑必坚又写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并且“要永远铭记”。许多人对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逢源，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也没有说，感到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人的人品不是很成问题吗？

　　在这出哲学闹剧中，扮演红脸的角色是谁呢？究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名燥一时的文章，是谁写的呢？现在有人在争发明权，要把自己或哥们也列为作者，这未免显得求名心切，不够意思，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根据我的记忆和多年的剪报资料，此文一公开发表，立即引起严肃正派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和许多学者的批评，指出“唯一”标准的提法是错误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正确的命题后面，再加上“唯一”二字，正如列宁指出的：“无可争辩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当时《光明日报》这家学术性大报，在众多的批评声中，显得有点尴尬，被迫把此文的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抛了出来。胡福明在社会上批评的压力下，此时也不得不据实说出真相，申明自己的原稿没有“唯一”二字，是报纸发表时加上的，把球又踢给了《光明日报》。这样，使《光明日报》又陷于被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

　　原来在《光明日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经过反复琢磨，加上“唯一”二字的，是当年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来被邓小平选定的取代华国锋成为党主席的胡耀邦。胡耀邦当时为推行邓小平路线大卖力气，做了许多工作。大秀才龚育之认为：马克思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加了“唯一”二字，这对马克思主义是新发展。过去对毛泽东的评价讲了“四个伟大”（按：毛主席对“四个伟大”表示过异议，说讨嫌，只承认一个—说我本来就是TEACHER嘛！），对胡耀邦逝世的评价，为什么不讲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有意见。以后当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把胡耀邦定性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实际上是做了替罪羊，撤了他的党主席的职，用赵紫阳顶替了他。以后胡耀邦猝死，学生闹事，质问胡耀邦是怎么死的？不知龚育之这位大秀才至此又作何感想，又站在哪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此时当年向《光明日报》投稿的胡福明，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被吹捧得晕晕乎乎，似乎真的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再也不讲原稿标题没有“唯一”二字了，对一切恭维受之若素。所在单位提拔他为教授，以后又荣升为江苏省委委员、宣传部长。这场闹剧使他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官发财，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这场闹剧的总后台和总导演是邓小平。胡耀邦不过是前台的指挥，胡福明不过是被利用的一个筹码而已。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高度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邓小平凭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早就闻出华国锋搞“两个凡是”的问题，指责他对毛泽东搞“个人迷信”（这是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的一张王牌），从毛泽东的本本出发，危言耸听地说，这样下去会亡党亡国。于是拚命揪住华国锋的辫子。他在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以写信或讲话方式连珠炮似的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这是将华国锋的军，也将了当年写出这两句话而洋洋得意的两位大秀才的军。

　　利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攻打“两个凡是”，是邓小平的一着妙棋，企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取得双丰收。在这场闹剧中，向来不读书不看报的邓小平（邓小平自己说过，读那么多大本本干吗，我只读了点共产主义ABC，不就当了中央的秘书长吗？），在理论上一下子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一句谁都不能碰的无比正确的至理名言，至今仍蒙蔽不少人。邓小平在政治上把华国锋拉下了马，说这是毛主席用封建主义办法安排自己的接班人的破产。可他自己在十几年时间里接连要换掉三个党的（主席）总书记：把胡耀邦立起来，只六年时间就撤换了；把赵紫阳立起来，刚两年时间又撤换了；把江泽民立起来，只三年多时间又要撤换。这时陈云站出来反对，指出领导人换得这么勤，外国会以为中国政局不稳，提出“江李体制不变”，这才把邓小平指定的第三个接班人稳定下来。试问这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自己的接班人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手法吗？

　　邓小平反掉“两个凡是”以后，就反复讲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复讲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批评杜林是一个爱讲“体系”的德国人一样，邓小平也是这种人。他认为别人都掌握不了，只有他才能掌握这个“体系”，于是毛泽东思想成了他垄断的专利。其实，他对毛泽东思想是充满敌意和仇恨的。最近香港首次披露邓小平1993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重新评价”、实际上是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遗嘱，要下一代领导人承办。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态度。几个非毛化的急先锋，秉承邓小平的这个旨意，提出不清理毛泽东，不排除毛泽东思想，中国不能前进。他们由非毛化，进而连马恩列斯一锅端。还要把共产党改名社会党，国家政权改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真的搞亡党亡国。这是最近一轮非毛化的新动向。他们对来自互联网上针对他们从香港到内地的所作所为，开展的猛烈批评，正因为有恃而无恐。现在把话收回来，回到文章的本题。

　　《唯一标准》错在哪里？

　　在对待理论和实践和关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终结》等文中，也多次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如此一再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都没有说过“唯一”二字。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讲“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

　　列宁同时又非常明确的指出，把实践抬高到唯一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列宁指出：“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黑体是引者用的）。列宁指出：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这里，列宁实际上点穿了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提醒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上他们的当。

　　最新的美国哲学，是杜威实用主义。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客观真理的标准。而杜威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则认为“有用即真理”，即对资产阶级有用的、有利的东西，即是真理。（参见罗森塔尔  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197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在中国，贩卖杜威实用主义的，是胡适。胡适有一句名言：“历史好比妙龄少女，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邓小平1993年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重新评价”、实际上是要全面否定毛泽东，说什么“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似乎我就是历史的主宰，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同胡适的实用主义心心相印，一脉相承。

　　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一个发展。这种发展，围绕我们讲的主题，主要表现在：

　　1、 明确实践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

　　而不是个人的实践。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1963年，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一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这三项实践中来。（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51页）现在有人动不动用我的实践，即个人的实践，用来检验是不是真理，这是不对的。

　　2、 讲清了理论同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语）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强调说，除了多次反复的实践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尽管毛主席在这两篇论述实践的哲学文章中，一再讲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翻遍全文，也找不出“唯一标准”的字样来。提出“唯一标准”，就破坏和否定了理论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令人奇怪的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传阅一个用毛主席字体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毛笔字条（大约2公分宽，12公分长），以证明这是毛主席确实讲过并亲笔写下来的。我碰巧看到了这个字条，当时有两点怀疑：如果说这个字条是真的，一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郭沫若诗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为什么1937年在《实践论》里不写上“唯一标准”？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又不写上“唯一标准”？二是字条没有署名和写时间，不符合毛主席题字的习惯。而且字体比较嫩，像年青人的字，秀气有余，功底不足，也不像晚年毛主席写字时手发颤的字迹。显然，这很可能是作假，以骗取那些部级干部的信用，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公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想在那些老部长们中，一定有人会记得这件离奇的事的。

　　现在再辩析一下加了“唯一标准”的问题。古语说得好：“过犹不及。”本来正确的命题讲过头了，就变成谬误。许多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利用“唯一标准”，都可以将它否定。例如，在自然科学中，万有引力是物理学的规律，你坚持《唯一标准》，否定这个客观规律，似乎就变得有理了。又如在社会科学中，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资产阶级学者可以用《唯一标准》来加以否定，硬说科学社会主义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乌托邦，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特别对毛泽东思想，或者坚持“两个凡是”，或者说“句句是真理”，这是从左的方面名为拥护，实际上是用绝对化、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最终会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提出《唯一标准》，实际上是从右的方面用主观唯心论、用经验主义来否定毛泽东思想，似乎毛泽东思想还不是客观真理，还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一下才能成立。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哲学命题，一下子由唯物论滑向了唯心论，同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同流合污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本质所在。　　（2008/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