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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十三億的中國人.

管仲名句: 志毋虛邪,行必正直

昨天推荐了三國時期劉備的两句訓子金句.感覺古人們風骨凛然,令人起敬.

今天再在這里,介紹一篇治國文章,是早在春秋時期,二千七百年前,貴為齊國上卿(丞相)的管仲寫的.名為"正世".管仲在位時,輔助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留有"管子"一書傳世.以下是正世全文(文言文).並有白話翻譯附錄.

正 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

　　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猶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軸，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淫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於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正世白話【译文】

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淫邪，淫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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