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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舞台中心

已有 2150 次阅读2010-11-18 21:40 |个人分类:时政述评|系统分类:时政资讯分享到微信

重庆，走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舞台中心

（一清博媒观点）

作者：一清

人们期待中的一些事，可能正在发生。

不久，人们将会发现，三十年前在中国南海边那个渔村里演绎的故事，将会在中国西南方位的山城里新鲜呈现。

只是，这一次，将是由JJ到ZZ的大跨越。似乎中国语言的组词和音序已经表明了这种由“经济”到“政治”体制改革跨越的艰难与遥远。但这一天，终于走近了。是在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发展积累了天量财富后，是在中国公民经过三十年思考沉淀了足够理性后，是在中国执政党经过三十年“过河”摸索取得正反经验和普遍共识后。

这里有一点，没有外国力量的逼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里还有一点，没有“普世价值”的影响，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从来就只是某些文人用来换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财富中国到大国中华的必然延伸，是包括辛亥革命以来历代文人志士理想延伸和价值追求的结果。

中国一直在按自己的路走，虽然艰难。因为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走向共和需要有那么长的时间，走向共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时间于我，它是一个充分且必要条件。好在，今天，凝聚了共识的人们，走到了一起。

一、“打黑唱红”赢得巨量人气，获致北京首肯

在我们提到重庆时，总有“大农村、大城市”一类的概括，其实，这个概括典型地适用于对整个中国全境的描述。中国有10万一平米房价的北京与上海，中国有美若梦境的大连与苏杭；但同时中国有瓦屋尚存衣难遮体的西部农村，有土中刨食卖血为生的西南村落。将中国这样的本土现实缩小，就成了重庆的样子，甚至比重庆更重庆地典型。

那么，选择重庆作为一个试验区，就是选择了中国现实的浓缩标本。这是否就是1997重庆直辖时业已成竹在胸的一个预选，却是很难说清。不过以民间视角来看，重庆直辖13年来，似乎有着这样的一份历史担当。特别是薄熙来任职重庆，这样的角色任务，由最初的民间猜测到官方的密集到访和高调表态，渐次有了清晰的脉络。

提到薄熙来，人们自然就有“打黑唱红”这般的语词与之相伴。这不能说不是薄熙来成功的一个方面。在宏大语系视角里，也许这不过是“网络表现”，与重量级人物的雄才大略隔了距离。错了。在常量面前，变量是至胜的法宝。薄熙来的成功就在于老百姓能用四个字即能概括出他的为政特点。这位有着东北大汉海拔的前商务部长，来到重庆后所引起的世界性的关注，集中概括的就是这四个字。“打黑”是破，“唱红”是立。前者是行动，后者是倡导，是培育，是巩固。

重庆的“打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予民众的那种兴奋以及由此调度起来的对于中国现实政治参与的那种热望，是作为薄熙来苦撑整个行动进程的最大群众基础。回瞻薄到任重庆的三年光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个来势汹涌的“打黑除恶”的，一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运动式的“打黑”以及与之相伴的“唱红”必定是对一种威权的呼唤与复归，因而多有攻讦。但有着亿万量级的网友的“泣血”支持，为薄和他的团队这个“打黑”斗争营造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网络与现实气场，它的显性能量和潜在能量之巨，深不可测，莫可形容，这就是薄的民意基础。过程的观察每每让人感慨系之，薄熙来曾有过两段话，即打黑之初向媒体痛陈重庆百姓被黑社会势力所害时用的“令人吃惊”，到后来在打黑初见成效也引起全国性争议时所说的重庆打黑不是自选动作而是中央的“规定动作”，由此可见过程的复杂与微妙。但又正是从这似乎有些无奈的“规定动作”说中，透露了中央高层委以重任的细节和安排。如果薄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或者这样的话没有比薄更高的人出面纠正的话，天机或有泄漏也未为可知。

到此为止，民众开始从另外的或者更高的角度来认识重庆打黑的意义，领悟着打黑背后的支持力量与国家意志，领悟着立国之本的价值运动的寻找与复归。

不管有无这般微言大义的解读缘头，打黑，让老百姓出行安全生活安逸，让黑社会人员闻风丧胆惶惶然颤颤然，终归是不可否定的“执政为民”的正义之战，终归是正本清源的红黑对决亮剑行为！

但是重庆的“唱红”，一桩本可获得普遍认同的努力，却总在一种不经意、不明朗的忽视甚至忽略之中。

本来，红色，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中共的党旗以及由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是这鲜亮的颜色。因此，“红色文化”于我们的传承努力，应该是顺风顺水的。但是，重庆一开始的“唱红”却未能获致即时的认同。在经过了最初的真“唱”（唱歌），到后来的“唱（倡）导”努力，如倡导“为人民服务”，倡导“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努力后，人们接受了“焦裕禄”的回归，接受了工间操这种特殊年月里的纲节重现，接受了干部三同、大学生下乡这样的理念复原。再后来，看到街头有了让人放心的警察（交巡警平台）在日夜呵护着民众的安全，看到了低收入者的公租房在一栋栋修盖中，看到了农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努力进行中，等等等等，人们觉得这个“唱红”是原来的“红”，是国旗的红，是党旗的红。这才有了一个城市对于“唱红”的热切回应，才有了红歌飘飞于大街小巷的热闹景象。大学生、农民工、社区玩门球牌九的大爷大妈以及自命独立视角的知识分子，这才一并地走上了红歌的舞台，又有了“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感觉复归，又有了“越唱心里越暖和”的年华如昨丝绸贴胸的感受。

到这个时候，人们就在打量了，为什么北京没有支持的声音？为什么主流报章对重庆的唱红努力不置一辞？——中国的政治传统总在顽强地做着天意表情的细察功课，包括民众都在品琢着北方冠盖的眼神与脸相。薄熙来有无“抬头盼望北斗星”的片时心绪，不好妄评，但2010年10月25日重庆“中华红歌会”的组织安排却多少透出了薄不得不用的招数。他没有只由重庆来组织，而是由国家文化部与重庆市共同主办，所有参加演出的也不只是本土团队，而是有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内的各地合唱团体，演唱的歌曲除《英雄赞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外，也有像《绿岛小夜曲》个别抒情类的歌曲，但整个晚会绝对是典型意义上的“红歌”，以《黄河大合唱》为初音，以《爱我中华》为终曲。

晚会结束后，第一次传来了北京的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给重庆“中华红歌会”发来贺信。贺信第一次高度肯定了重庆的“唱红”努力：“红歌起源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拼搏、团结奋进的伟大实践，鼓舞了一代代中华儿女勇敢地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凝结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举办中华红歌会，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好载体。”同时“希望”重庆“认真总结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这是中国当下对一项文化活动能有的最高表态，也是薄熙来“唱红”以来最高平台的肯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分别打电话对在重庆上演的“中华红歌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

至此，打黑与唱红，获得了中国最基层与最高层的拥护、首肯和“热烈”支持。

二、薄熙来“重唤激情”，主打红色品牌

在对重庆“打黑唱红”的主题表达进行符号学意义平面梳理后，进一步对这符号内核作些考察，或者会发现很多可能因思维的惯性而掩盖的另外的东西。

薄熙来是条汉子，也是一个“时世英雄”。这个冠名其实并不大好听，而且可能会有另类解读。但是，我要说的是，在一个几亿民众麋集一“网”的信息高速时代，在一个不再把“红色文化”当成正宗甚至着意于远避的自由表达时代，薄在常量中选取了变量，这是不能不让佩服的。置身于一个以利益运动为行为主皋的财富价值观年代，薄的眼光显然超越了官场视野，穿透了历史的时空，在科学发展观的空间里，真正发现了共产党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的内在真谛。常量与变量问题，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事物的兴衰演变、强弱转换，无一不隐藏着常量的守旧与变量的创新奥秘。更何况这个“变量”的筹码是根植在共产党起家立业的深厚土壤里的，也曾经是一两代人记忆深处最可抚摸的那一段时光旧影。薄属于红二代的领导人，由他来谈红色文化，由他讲述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千头万绪就是一条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也许换一个人说是一种味道，但薄熙来说，那就是一种正宗。所有这些，便成就了他的唱红之举，他的符号系统选择是成功的。

那么，如果仅限于此，薄熙来就只是个政客。但薄一定不愿意只当一个政客，他着意于当好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同时也是他所要求于他的团队和我县书记们的。他要推动的事业就是怎样重建一个真的“人民政府”。也就是说，在他的治下，一定要是为民众所认可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为人民服务”——这曾经是一个时代最让人回味不已的口号与执政理念，与之相并列的一组群像如张思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一如梦中故乡院子里老友，常常让人感慨昨日的欢乐竟成旧事，一种童贞般的记忆总萦系心头。这不只是一代人的旧梦，他们的后代也同样希望那种道德故事复原于当今生活，以唤醒失落的记忆，重新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哪怕是一种并不真实的呈现。

薄熙来深知根植于民间的这红色年代金色阳光的记忆及其价值，他的为政理念里那与生俱来的红色文化烙印，是可以亲切地承载老百姓那种对于凯歌行进年月里的童贞梦幻的。这是一种共享。而共享的和谐里，一定会有新的激情点燃。

于是，薄熙来的“重新唤起”便选择了红色文化。

2009年的10月8日，在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典礼结束后，薄熙来从北京回到了重庆，并请来重庆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在唱完激情当年的红歌后，他给每位区县“班长”送了两尊小铜像，一尊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尊是“铁人”王进喜。薄对大家说：“焦裕禄是领导干部的楷模，人民的好公仆，希望书记们都以焦裕禄为榜样，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铁人’王进喜有句著名的话，‘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区县长们要像‘铁人’一样，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成为群众信服的干部。希望咱重庆多出一些焦裕禄、王进喜式的领导干部！”

每一位都能从薄熙来所送的这份“礼物”中感到期待的份量，有很多人心里涌动着一种久违了的情感。不敢说这样的情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给这些“一把手”们以多么持久的力量支撑，但那一刻，心中升腾着的是一份崇高的情感。

这份崇高，就是我们执政党起家的东西，不能丢。其实这些东西，也还一直深藏在大多数人心中，鲜活在热爱着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的心海里。重庆的唱红努力，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夺回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是重新走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高峰要地的罗盘与利器。

三、寻回共产党原教诣真义：为人民服务

唱红当然只是一种“话语”形式，一种“符号”系统。红色文化的实质与根本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是我们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舍此，一切的口号都将失却意义。

不管当前体制下所厚养着的社科院、党校、发展中心是如何地出台这系统那方案，如果都只顾完善个人的“理论体系”，玩观点出新，最终都将被民众所遗忘。类似的所谓理论这些年已经太多太多。但是，我们在重庆的作为里，发现了其实不需要太多“发现”的东西，那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上的对于价值运动的回归，即重拾毛泽东和他的建国团队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这是最好的政治改革方案。

一清在重庆呆了不长的一些日子，感受到了民众对政府的“新作派”的认同。重庆提出的“五个重庆”建设，最核心内容就是民本的东西。“宜居”建设，侧重是优化公共空间，为民众提供舒适的居所；“畅通”则侧重于改善交通条件，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森林”侧重于推进城乡绿化，优化生态环境；“平安”侧重于满足民众的安全需求，增强安全感；“健康”侧重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让民众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看得出，这都是围绕着民生二字而来的，是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从执政党角度出发，这是“宗旨”与信仰的坚持，因为中共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对党员提出的根本要求。从政府角度说，就是要心里要装着老百姓，是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如果说“五个重庆”还有些抽象，那我们再看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这是重庆市政府要求于2012年完成的民生工程，具体为：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五大煤矿棚户区改造，增强廉租住房保障能力，支持郊区县（自治县）城市功能设施建设，完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完善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农村公路改造，加快农村清洁用能，增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加快生态移民步伐。看得出，这都是些与民生利益息息相关的东西。

什么是政治？保护民众核心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改革都是为最广大的民众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利的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1980年8月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就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动摇或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及其信念，要在现实中真正地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是政治改革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的体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的国家。一切都必须回到这个原点上来。回不来的体制，就是需要改革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所谓的回到原点，是指核心价值观上的。中国在经过了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后，积累了巨量的财富，我们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这个基础上重新出发的，将要“改”的是原点上制度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将要“革”掉的是分配体制上制度性设置对最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伤害的不合理部分。重新回到共产党人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上来。只要是中共执政，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能丢。1938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英国记者有关建立新中国的想法时，毛憧憬着说：“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有受教育和愉乐的公平机会。婚姻习惯应改革，工业要发展，还要建立六小时工作制。没有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人在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毛和这段话，应该看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原教诣所在。谓汝不信，可见温家宝总理最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内涵”的表述，竟如出一辙，“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重庆人得到共产党原教的真诣，他们找回到了红色文化的根本，他们在坚定地组织实施向黑恶势力的进攻，因为这样的势力就是与“社会公平正义”作对的，是“人在压迫别人”。他们落实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真刀真枪地、真抓实干地建立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的人民政府。

四、重庆新政“积土成山”而“至千里”“成江海”

当回头审视重庆新政时，我们看到，有关体制改革的行程，重庆已经走在了前头。在整个山城，薄熙来要求于区县干部的是，问一问自己，在焦裕禄王进喜面前，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组织的期望与要求。发生在2010年端午节前夕市委的一个专题会，集中研究的是“全市群众吃粽子的事儿”。这看起来有“作秀”的嫌疑，但是，你听一听薄熙来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就会改变武断看法。“咱重庆是个大家庭，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要多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端午就要让全市百姓，不论贫富都能舒舒服服地吃上粽子，这才叫过节。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有了大发展，‘吃’对于富人来说早就不成问题了，不少人还胖得发愁，要‘减肥’；但对困难群众来说，一年难得痛痛快快吃几顿。咱重庆还有18个贫困县，不少群众生活很困难，城里也还有不少低保户和困难职工、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他们舍不得吃喝，咱可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不要小瞧这件事，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多想办法，多干实事，给各个角落都送去温暖，加到一块儿就是和谐。哲学上讲，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对于百姓来说，生活改善的次数多了，就能增强幸福感，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薄熙来还强调说，为领导干部送吃送喝是不正之风，而为困难群众张罗吃喝正是共产党的本分，怎么做也不过分！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干部官僚体制，凡是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的，像焦裕禄一样的干部就上，否则就下。有关这一点，重庆市委和政府已经在政法系统做了很好的尝试。让我们回到重庆“打黑”上来，这个过程中所发生在体制内的故事，亦为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专项斗争进行到深层次时，重庆市委和政府审时度势，在王立军领军和指挥下，启动公安局直属单位、分局机构的改革工作，按照“民主、公正、透明、依纪，公开、公平、公正相统一，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相结合，干部品行、才能、资历与任职岗位相匹配，机关与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循环互动”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组织展开干部公选，即全员下岗重新聘任上岗，全局所有符合条件的领导和民警均有机会在同一平台上参与选拔，公选活动24小时接受全体民警监督。重庆市公安系统的这一改革举措，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次大胆的体制改革实验！

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相较于重庆新政的系列实践经验，似可证明当下中国的一些具体领域有着基本的“修正”功能，或修正或改良或改革。重庆在各个方面探索着，以实实在在的功课、扎扎实实的“小为”而向体制性的改革迈出步子。我们不要小看薄熙来所赠送于区县委书记的那一尊小小的焦裕禄塑像，也不要小看了市委在年节时期类似于“粽子关注”一类的亲民努力；不要小瞧了农村学童喝奶的财政安排，更不要小瞧了这个班子常挂唇边的“衣食父母”之论和情感倾向，他们是在向着一种习惯成了自然的现实世相作体制上的修正与革新，是一种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平台上的“鱼水关系”的重建。《旬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今天重庆新政“积土成山”的先行尝试，政治体制改革才有“至千里”“成江海”的可能。

反过来说，如果重庆新政努力不能获致现有体制和主流声音的正向肯定，或可照见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难以回头的改变。如是，则情何以堪！

五、并非最后掌声，但认同源自红墙

正像老百姓极其盼望北京能对重庆的“唱红”努力以肯定并最终也获得了这样的阳光拂煦一样，重庆新政的其他努力也在另一个早上迎来蓝天白云百鸟啁啾。201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来到山城，据信是“调研”“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工作而来。周永康来到山城，对有关民生的改革表现了特别的关注，对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方面转户农民利益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等制度性建设问题一一过问。到达重庆后的第三天，周永康说，过去曾多次到重庆，但这次来又感到一切很不熟悉，因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兴奋。我看到的是群众一张张高兴的脸，是广大干部奋发向上的精神。让我高兴的还有，重庆市委、市政府把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落脚到民生问题上，而且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和行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用于民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前不久市委还出台了“民生十条”，要在未来2年半投入3400多亿，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10大民生问题。重庆财政并不富裕，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体现了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也完全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重庆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乡居民就业水平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