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裁判与运动员“文献”人一肩挑？

    一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并“中央文献”

一清

    《邓》剧第6集：“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出现于公众面前是在北京“工体”看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时“邓小平”看望球员，期间看到了裁判与运动员在一起，“邓小平”批评道：“裁判员不应该和运动员在一起啊，这犯规嘛”。“邓”接着说，“我以为，这个球场上的裁判比运动员重要。为什么呢？球队的水平不行，他可以慢慢地练，但是球场上一旦出现黑哨，那个足球再咋个踢，都踢臭了！”

    “邓小平”的这段话很值得把玩，特别是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体组成的《邓》剧组诸同志。运动员是干嘛的，谁都知道。裁判员呢，那是吹哨的，小哨一吹，就那么一个示意，犯规的一个个乖溜溜的挨罚，稍有态度不悦表现的，加重处罚，罚你下场，甚至罚你个几年不得“进入”。《邓》剧中“邓小平”将这种权威性说得很清楚：“本来香港一个必进的球，让你给吹掉了”。可见裁判员的重要，裁判制度的重要。

    裁判制度不仅在运动场上，在其它各个方面也执着地表现着。这是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矩。

    但在《邓》剧的戏里戏外，“中央文献”却不大想守这个规矩。权威资源全在他手上，还钦命发放着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的生死证明书，这是一种有着文化产品“生杀予夺”大权的好活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从何开始，中央文献室不满足于这种权力了，有点像湖南卫视塑造的皇阿玛，想与小燕子捉迷藏了，想与小德子下江南了，他们在影视商业大潮中，既入场且入戏，编造着活色生香的一些历史故事，制造了很多令人莫衷一是的“新文献”。

    这里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个网站，做得很好，很大气很阳光。大家不妨上去一读（http://www.wxyjs.org.cn/zywxyjsjj_485/）——这个网址里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任务与遵循：“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同时又是具有研究机构性质的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机构！我仔细地寻找着与此之外的“任务”，似乎没有编戏、编剧和“新文献”的指定任务。在他们所做下的各项成绩单里也确实找不到一个与“戏”有关的记载。所罗列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文献纪录片，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内中个别在字义上可能让人产生误解的，笼统而又明确注明是“大型电视文献片”。是文献片就好，这合乎中央文献的法定任务，表明所从事的是严肃的“文献”收集与整理的工作。

    或者，中央文献的同志认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正是堂堂正正的“电视文献片”。

    我不知道在咱们中央文献的语汇里，是否一旦于“文献”二字前加上“电视”一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戏”份了？而且“戏”过后，其戏之内容就成了文献本身？如果这样，下面《邓》剧里呈现的穿越或者挪移真可能就会成为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认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式“文献”了：

    ★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的当天，北京阴风怒号，大雨倾盆。狂怒的闪电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像差点撕裂。

    ★1976年，民众为“邓小平生死不明”而哭泣于街头。

    ★1976年，北京还是实行的高中三年制。

    ★1976年，李先念和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晚，在参加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临时紧急会议时，两人在前后时间里乘坐同一辆车号为03659的车。后人据此可以研究并得出结论：当时的中央领导是何等的节俭。

    ★1976年，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时发生了“邓小平，你在哪里”和“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市民和学生运动，并有大量市民和学生被捕。

    ★1976年，深圳宝安与香港接壤的地界上发生了大规模“朴网”逃港行动，2014年公映的有“中央文献”参与的《邓》剧事实上纠正了此前社会上各种出版物关于此类行动发生在1979年的记录。而香港出版物认为1976年的逃港者主要是越南人，这是不准确的，应该以“中央文献”的为准。

    ★1979年，中国农村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中，“生产队”的职级大于“大队”，生产队可设“生产队大队部”。

    这样一来，文献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局面。只要在“文献”前加上个“电视”二字，革命的“文献”就会五光十色活色生香。“文献”中的主人公也可以穿越着说几十年以后的话，大量“公知”语言占领莹屏：

    ★“邓小平”在1979年要求解放思想，引进技术时说：“我们今天引进汽车，这个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后汽车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消费品”（38集）。

    ★“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准确地预见了自己的寿命和未来工作的年限（第2集）……

    不但剧中的“邓小平”可以穿越，连“一般人物”的都说着几十年后才有的韩剧腔和公知调。

    ★“被侮辱过的”吴怡茹与田源、金锁一起逃港扑网时，口中娇音袅袅的却是当时港人对大陆“警察来了”、“军警来了，你们快跑呀！”人还未过“网”，用的词儿也全是港腔。（在大陆，“警察”一词一直是由“公安”占据的，这种情况的改变是新世纪以后的事。）

    ★1976年“公知”们就混入了解放军队伍：执行邓小平处警卫任务的解放军居然可以在荷枪实弹、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戏称保卫毛泽东主席安全的8341部队为“御林军”：“哟，御林军都出动了？”

    中央“文献”的工作真好玩。

    好玩的不光在于这些历史可以在一瞬间发生挪移穿越或改变，还可以使堂皇与荒唐互变，甚至可以让赵高再世，指鹿为马，指稻为麦：

    ★第4集：田源在夏建国因要求邓小平出山而被派出所抓捕并放出来后，冲着北京片警喊的口号竟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当时的言论就这样自由了？真好！）

    ★第35集：1958年“大跃进”中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是毛主席语录：（好让人吃惊啊！）

    ★第36集：北大优秀学子夏建国在一片成熟的稻子面前纠正其妹，认为那是麦子。这一说法而得到“中央文献”《邓》剧的认定，可能那个年代的稻子与麦子长得一个德性。

    这样的例子在《邓》剧中太多了，举不胜举。

    中央文献室的主要任务其实在其网站里就表白和规定得十分清楚，是一个严肃的、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收集和整理一种可以称之为“文献”的东西。他们有权审阅国内各种著作，当然也包括电影、电视、戏剧、记事等各种文艺和非文艺著作中涉及的有关领袖人物的表述；他们有权威鉴定哪些东西有无文献价值。就像当下的“鉴宝”节目，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说值100元就是100元，说值100万就是100万。中央文献的工作是国家关乎中央领导人形象和话语准确性的最高、最权威的审查者，他们是这方面别无分店的裁判机构和裁判员。

    但是裁判员现在入场了，正像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不搞研究乐于赶场子鉴宝了，他们在鉴宝的同时，将自己家里的真假古玩卖得一干二净。那么，谁来裁判他们这种身份的运动员呢？如果有人裁判，还会有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挪移与穿越、修饰与篡改么？不要说裁判了，就《邓》剧而言，便有个像样一点的校对，哪怕是一个临时工来当这“剧”的裁判，还会出现上述这样式的“新文献”现象么？

    文艺创作、电影、电视、戏剧的拍摄与巡演，当下已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大家都在抢与“文献”有关的题材，都在最终报审的时候诚惶诚恐地等着中央文献的生死文书：一句话可以让你生，一句话可以让你死，这多大的权威啊！所以，仅凭维护自己权威性的角度出发，“中央文献”最好的作派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做个真正的裁判员，而不要去抢分戏剧市场的那块蛋羹。或者不要入戏。便是入戏，也不要入得那么深。更不要产生没有你们天地玩不转了这样的想法。从《邓》细节上的各种错漏来看，恰恰是因为你们的参与和入“戏”太深，将“戏说”做成了“事实上”的“新文献”，这是要遗害后人的。

    更为可虑的是，因为有“中央文献”这样元素的出现，《邓》剧在黄金时段里由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隆重播映，更加上各省、市、县委的发文组织收看，以及将要来临的各省卫视的第二轮轮播，会把你们的“新文献”的水分传得更远、各种“新文献”效果放得更大。当然，你们也可以一推了之，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邓》剧是“文献片”，虽然电视宣传方面广告词一直就是这样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恕我说个有些冲撞你们尊严的话：偌大一个中国，难道除了你们就没有一个可以编写邓公影视剧的人了么？你们生顶着个“中央文献”的帽子，竟要去做戏、拍戏、演戏，这还与你们的本职工作有些什么关联呢？因为有这样的“戏”说成分在内，说实话，仅仅因为这样的一部“戏”，我相信有很多人需得重新打量这么多年来他们所收藏的有着中央文献元素的各种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了。人们有理由怀疑，不知道哪些“文献片”是掺了戏份的，哪些是“新文献”的集合物，哪些是神剧一般信口开河的东西。

    有一句忠药之言相告：一旦你们由文献人变成戏剧人，你们的形象就不可逆转地坍塌了，人们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你们曾经的产品和未来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