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仰讲宋朝的故事

——《超越利益集团》构建中国新的崛起

作者：一清

一开始，我不知道刘仰为什么要讲一个宋朝的故事。

我虽然对于宋词特别的钟情，喜欢那个时代里的一代词家，如柳永苏轼秦观者流。我看刘仰对宋词也是很欢喜着的，每个小节的题头都有这些清丽之音的引用，当然也包括元曲。但我对于宋朝的“祖宋家法”一类的东西不大感冒，特别对于南宋后面的结局，总是觉得汉人在那一朝那一代颓唐若此，真是泪水暗流，只合心底里诵念，以求为远去千年的祖辈祷祀。

但刘仰讲了另一个故事，他改变了我。

其实，刘仰讲的故事是同样的，因为宋代只有一个故事，只是版本不同，观点不一罢了。这些年来我们听了很多类似于“历史那玩意儿”的新演绎，包括CCTV，都在撸着劲儿消费历史。这些时尚的历史故事版本里揉捻了很多“新观点”的东西。特别是近段那些自以为得了道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十分辛勤地从西方的垃圾筐里顺了不少的洋宝贝，以西方征服者的立场，用欧洲中心论来诠说中国的往事，所以，中国的古代的智慧全成这了些“公知”人士大吐口水的嘲弄对象。由此也就不得不佩服“历史只是个婊子”这样的概括来，在不同的心情下，打扮历史和解读历史或者消费历史，真是一种无奈得很的事。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婊子”只是那些抹黑先辈智慧的无聊和无良文人。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堆油彩，即使最炫的油彩也是油彩。这就是刘仰在讲宋代故事时的那一份冷峻。刘仰在他具有“公共辩论”（黄纪苏语）性的一路文字中，宋代皇宫内外的帝王、宗亲、外戚、宦官、史官、知识分子、警察、律师、诉棍、犯人、吏卒都有一一的剖析，对祖宗家法、国家公权、司法制度、社会监督、士人政治、民生诉求、经济手段、民主与独裁、武力与文力、道德建设、教育义务等等都有论述，而且处处论辩，平心静气。好像刘仰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然肯定也不是生活在宋代），而是生活在另外的一个高处，左边的右边的前边的后边的，都打望得清楚。这可能得益于刘仰的博读。他在讲宋代故事时，始终将其置放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向度，他当然不会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但他们对照着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以及被那些价值观所形成了“公论”的事实来对照说事，这样，给我们的就至少是个讲道理的结果。

我原来是对宋代的“祖宗家法”不大感兴趣的，估计刘仰也一定知道有很多人对此抱持“宋人不思改革只在家法里找天地”的成见，在他的书中，便有了这样的论述：

宋朝的“祖宗家法”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宫廷，一是对朝廷。前文说过，宋朝皇帝对公权力的影响有所加大，那么，“祖宗家法”对朝廷的规定，例如文官做宰相、不杀言事大臣等，实际上也是对皇帝介入公权力的制约。而“祖宗家法”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即对于赵姓宗室、皇家外戚、内廷宦官的严厉限制，也是防止皇帝私权影响朝廷公权力的必要措施。而且，我们还应该了解，所谓“祖宗家法”并不完全是开国时期赵匡胤所规定的一系列内容，后边的多位皇帝发布的命令或做法，只要被进行大臣认为是有利于社会公权力的公正，就会纳入“祖宗家法”的范畴。因此，“祖宗家法”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不断发展的……

刘仰接着与同期的欧洲相比，“欧洲王室没有‘家法’，正说它那时候家国不分，公私不分，还是‘朕即国家’的家天下落后意识。以英国为例，在与南宋相对应的时期，英国有了第一个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只是贵族对国王权力的限制，而非像宋朝那样是以全天下百姓的利益来对皇权进行限制。直到几百年后，英国才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并且由此区分了王权和国家主权，以法律形式确保王权私利的代价，换得了王权对国家公权的较少干预。”

我不能尽引刘仰的文字，但仅凭了这里不多的一些照搬，你就知道刘所讲宋朝故事是一份怎样的鲜活了。我希望你也去看，去听，那是一个不大一样的宋朝旧事，并且由那里，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国家权力、民主与宪政的新知，重新梳理一些支离破碎了的旧日记忆，或者多少还可以拾回一些自信的尊严。

 在该书的第五章，刘仰讲出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

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中国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毫不逊色，虽有个别不足西方的地方，但总体上，我们的文化比西方的文化更成熟、更合理。我希望未来的中国人，能够更多地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以生为中国人而永远骄傲。当今某些人常常指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他们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西方利益集团政治下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再以伤害他人的方式让自己获利。当今西方世界以及某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理解，依然留停在利益集团政治的层面，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天下为公”的理念很少真正地理解，很多人只把它说成是愚民政策的骗人把戏。建立在“天下为公”政治理念基础上的传统爱国主义，是一种昂首挺胸的骄傲，而不会像西方利益集团政治下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那样，以伤害他人为天经地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高尚道德的爱国主义，它的道德基础在于“天下为公”。

 本来不想引用了的，只是因为最近有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们在指责《中国不高兴》，说刘仰们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持剑经商”的理论，我觉得，让那些人去认真地读完《中国不高兴》或是《超越利益集团》多少有些不靠谱，那么，就引这么一点点，或者哪天他们撞见了这一段文字，不准就入了法眼。也算在救治这种“学者”时，我所表现的一种诚意与悲悯。

与刘仰的相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吧，他给人的印象是，不温不火，在很多时候，他不与人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时地投来不知是赞成还是不赞成的一个笑，轮到他说点什么了，他便一一道来，仍是带着那种笑的。黄纪苏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封底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喜欢刘仰的文字，它具有公共辩论应有品质：有知识，讲道理，立场是立场，论证是论证。你同意也好，质疑也罢，都有地方落实——不像很多肾上腺文章，你抬起脚都不知道往哪儿踩。”纪苏的这个评价应该也是代表着我的，虽然我不大清楚什么是肾上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