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开始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9月，六军团进入贵州一个叫甘溪的地方，误入了敌军包围圈。

情况紧急，军团长肖克命令红18师师长龙云率师直部队及52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突围。但军团主力突围后，却再也没有等到红52团的消息，就连师长龙云也不知所踪。

战争年代，每天都有战士受伤、牺牲、被俘或被打散。有的人找回了部队，有的人散落在民间，有的人变节当了叛徒……一支部队消失也是常有之事。红军长征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尽管军团领导一直惦念着52军的下落，但实在无暇调查。

解放后，中央曾先后三次派人到贵州调查。但当年通讯条件落后，加之经费短缺等诸多原因，调查组既未能找到战斗遗址也未能找到任何战士遗骸。在敌军重兵包围之下担任后卫任务，之后又一直未归队，理性地思考，这支部队必定是凶多吉少。

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就不能对历史轻易下结论。所以以后的一些书籍在提及此事时，只能一笔带过。1985年底，贵州岑巩县党史部门曾致电开国上将肖克，请他回忆一下红18师师长龙云的情况。肖克在回信中说：

红六军团由湘赣西征，龙云任十八师长。我军到贵州在甘溪战役失利后，有一天行军被敌侧击，遂与主力失去联系，此后不知去向。

师长龙云和他领导的红52团到底去了哪里？

1933年底，老蒋陆续调集100余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开展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峻，地盘越打越小。尤其是广昌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敌军已经开始向苏区中心步步推进。

为分担中央苏区压力，中央命令红七军团6000多人从苏区北上。继而又命令红六军团突围到湘中建立新苏区，并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建立联系。

根据中央命令，红六军团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率领第17、18师以及红军学校9700多人，开始西征。

红六军团西征是一段异常悲壮的历程。当敌军得知红六军团突围后，立即调集包括中央军、以及粤、桂、湘、川等地方部队，以10倍兵力围追堵截。

8月23日，红六军团赶到湘江预定的渡江点准备渡江时，发现湘军已在对岸布下重兵。湘军首领何健是一位顽固分子，对于围剿红军十分卖力，他亲自坐镇压湖南永州指挥，构筑了坚固的防线，阻止红军西渡湘江。

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领导人紧急会商后决定折回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与敌斗争。但他们到达阳明山侦察后发现：这里地域狭小，没有回旋空间。而且物产不丰，难以支撑大兵团生存。更关键的是，周围交通便捷，便于敌军调兵来攻。

无奈之下，红六军团再次突围来到广西北部。桂军急忙堵住了红军南下的通道，并向北压缩。湘军也害怕红军再折回湖南，以重兵向南压迫。空军还有中央军的飞机不断轰炸，红六军团的处境可想而知。

9月8日，红六军团苦战之后，趁敌军兵力空虚之际从桂林界首渡过湘江，占领桂北的资源县城。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战略转移前的各项准备，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红六军团有意减慢了速度以尽量多地吸引敌军。他们还计划攻占湘南的步城、遂宁、武冈一线，建立游击区，只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未能实现。

期间，敌军已经判明红六军团准备北上与红三军会师的战略目的，调集重兵将北上通道封堵。红六军根据形势，再次调整行动计划，立即西进到达靖县的新厂附近。

桂军和湘军一直从南北两个方向平行夹击红军，他们的先头部队行至通道县城郊时相遇。由于当天大雾视野不清，两军都误以为对方是红军，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互有伤亡。双方互相扯皮了许久，红军再次摆脱追击。

随后红六军团得知尾随追击的湘军何平纵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大部分为新兵，虽然武器精良，但未经受过系统训练，实力较弱。为打击其嚣张气焰，红军在新厂设伏，重创了何平部，使其不敢再贸然追击。红六军团从容进入贵州。

在红军进入贵州前，湘桂黔三省敌军在贵阳开会达成协议：共同调集24个团共4万多人的兵力，合力围堵红军。并在贵州境内实施“坚壁清野”，将百姓和粮食全部迁走，使红军无法补给。

9月26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贵州东部剑河县一个叫大广坳的地方遭遇湘军伏击。任弼时和肖克当即命令第18师师长龙云率52、54团阻击敌军，主力部队则迅速转移。后卫部队完成掩护后正准备撤离战场，不料退路已被赶来增援的敌军截断。

经过激烈战斗，52团得以突围，54团损失惨重，团长和两个营长牺牲。西征以来，红六军团虽数次跳出敌军包围，牵制了大量敌军，但自身损失也很大。50团团长刘式楷、51团团长张鸿基、54团团长赵雄先后在战斗中牺牲。

从大广突围以后，红六军团来到贵州中部的瓮安县境内。他们当时与红三军并无联系，更不知道红三军的具体位置，加上乌江沿岸敌军防御空虚，军团首长原本计划趁机西渡乌江再作打算。

但正在这时他们收到一份情报“桂敌已经南开，红三军已占领印江”。红六军团开会协商后决定放弃渡江计划，向东北方向进军，过石阡，进入江口到达湘西与红三军联系。事实上，这是一份错误的情报。

敌军当时有2个团扼守乌江天险，他们料定红军不敢西渡乌江，而是走东北方向去江口。于是调集湘军7个团、桂军4个团、黔军9个团加上一些地方民团，总共3万多人。由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设置严密的封锁网，准备将红军消灭在石阡县境内。

为了麻痹红军，敌军派出民团伪装成老百姓和邮差。他们欺骗红军附近没有部队活动，邮差身上带的报纸还刊登了“两广反蒋”的消息，与红军六团此前收到“桂敌南开”的情报相互印证。因此红军放松了警惕。

1934年10月7日，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石阡西南部一个叫甘溪的地方。此地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只有东北和西南两个出口，红六军团呈一字形行军。

由于敌人的虚假宣传，老百姓早已躲到山上，街道空无一人。红军也放松了警惕，准备在此休息，炊事员也正在烧火做饭，他们全无战斗准备。

红51团一营营长周仁杰（后成为开国中将）到达甘溪时派出一个侦察排到附近侦查。10时左右，他们发现三个年轻男子带着一条狗朝甘溪走来，行迹非常可疑。红军战士扑上去抓住了其中两人，审问后周仁杰大吃一惊——桂军王牌部队第19师已经占领甘溪外围的制高点。

周仁杰意识到大事不妙，立即命令部队沿一堵土墙展开，并派一个连携带重机枪跑步抢占附近高地。这一系列举动为红军争取到了一丝生机。

果然不久后，桂军便向甘溪发起攻击。由于红军拼死抵抗，桂军见正面强攻无果，便派部队从西边迂回。此时红六军团指挥部正在甘溪西边3公里外的红岩一带，他们得知前方发生了战斗，但一时无法判明情况，正在等待消息。

桂军迂回时，直接插到了红六军团指挥部。肖克立即派出53团占领高地阻击敌军。桂军见意图被识破后，继续往西南方向穿插，于是将红六军团截成三段。

由于敌军早已占领外围高地，困在甘溪的先头部队渐渐陷入不利局面。他们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只能选择突围。最终李达率领600多人冲出敌人包围，辗转找到了红三军。

战斗打响后不久，任弼时和肖克意识到陷入了敌人包围圈，再战斗下去也是徒增伤亡，于是决定向东南方向突围。为了掩护军团主力，18师师长龙云率领师直属部队和第52团担任后卫阻击敌人。

红52团是王震等人在湘赣地区发展起来的早期革命武装，因常打胜仗而闻名，是红六军团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西征以来，他们犹如一把尖刀，时而负责开路，时而担任后卫，完成了一个个艰难的任务。

师长龙云接到任务后进行了战斗动员，他说：

我们52团是党的队伍，是军团的一把尖刀，是一堵墙。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出现再大的牺牲，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堵住敌人，保证主力的安全转移，绝不辜负军团首长重托。

后卫部队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上经过长期的战斗，仅剩800余人。在朱家坝完成阻敌任务后，他们迅速撤离，沿着主力突围的方向追赶。但由于部队中有不少伤兵，加上有人误食了当地的桐油，许多战士开始拉肚子。他们速度非常缓慢，队伍拉得很长。

当他们到赶到一个叫关口的“X”形要隘处时，军团主力通过的道路已经被敌军封锁。此时，龙云有两个选择：

一是放弃后面的伤病员，带主力部队冲过隘口追赶军团主力。但这样一来后面的伤病员极有可能全部牺牲，还有可能给军团主力引来大量追兵。二是顶住敌军，等后方伤病员到达后一起向西突围，再寻机寻找兵团主力。

龙云不忍抛下伤病员，最终选择第二个方案。当他们从关口突围后，部队仅剩400余人。战士们突围后走上了困牛山，计划翻越南面的老君山后追赶主力部队。

困牛山是一个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山脉，三面被高山环绕，底部被河谷隔开，困牛山一侧都是几十米高的峭壁。远远望去，山体连成一片，只有本地人才知道，山底隐藏河谷。他们放牛时把牛赶上山，只要守住狭窄的出口便不怕牛走丢，因此得名“困牛山”。

红军走上困牛山后，敌军紧随而来，他们发现红军进入绝境后，并不急于进攻，偶尔放几枪，同时不断喊话让红军投降。由于当地民众对红军不了解，一些人加入围攻红军的民团。师长龙云看到敌军中有人穿着百姓服装，下令不能误伤群众。

敌军见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胁迫着群众当“挡箭牌”，向红军发起进攻。激战中，52团团长田海清中弹牺牲，战士们抱着他的遗体悲痛大哭。再战斗下去，势必全军覆没。为了保存队伍，战士们请求师长率主力突围。

关键时刻，龙云强忍着泪水与战士们告别，带着200多名战士沿峭壁下到河谷进入老君山。剩下的100多人被敌人压迫到峭壁边缘，子弹即将耗尽。这时敌人又胁迫着民众朝红军发起进攻，有的人甚至开始抢夺红军的枪支，但战士们不忍向群众开枪。

一位红军连长让司号员吹响冲锋号，高喊道：“同志们，绝不能当俘虏，往下跳。”只见一个个红军陆续砸坏枪支，跳下峭壁。敌军听到号声以为红军要发起冲锋，立即后退隐蔽，许久之后他们发现没有动静，赶到峭壁前时，已经不见一个人影。

师长龙云率主力突围后，一路上仍然遭到民团的围攻，人越打越少。最终龙云也在战斗中受伤被俘。一开始龙云咬定自己是个连长，但被叛徒指认，只能承认真实身份。他先是被押到贵阳，随后又被押往长沙，最终被押到南昌感化院关押。

龙云原本就是带病出征，途中又几次受伤，加上被捕后经历了敌人酷刑折磨，到感化院后病情不断恶化。敌人以治病等手段诱惑龙云“自首”，企图将其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但龙云誓死也不愿配合。

这种情况下，他的病自然得不到有效治疗，最终于1936年初在感化院中牺牲。

当年，一些在山上放牛的群众，听到枪声后躲在草丛中，目睹了红军跳崖的悲壮。有村民回忆：红军遗体一堆堆地散落在河谷下，有的被树桩戳穿了身体，有的摔得血肉模糊，河谷里的水都被染成红色，两三天后路过还能听到呻吟……

当地老百姓被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这些身穿破烂军装，满脸稚气的红军战士，宁愿自己跳崖牺牲也不愿向老百姓开枪，他们并不是国民党宣传中的“土匪”……

以后，逢年过节，附近的村民都要到虎井沟红军跳崖的地方焚香烧纸，祭祀牺牲的烈士。几十年下来，崖壁已被纸钱熏成黑色。这个习惯被一代代地传了下去，成了当地一个奇特的民俗。

在困牛山跳崖的红军大多牺牲，仅有的幸存者也隐姓埋名散落在各地。其中有一位叫何步荣的司号员，当年仅19岁，就是他吹响了最后的冲锋号。跳崖时，他仍将军号挂在脖子上，由于个子小，加上饿了几天根本没有力气，他跳得不远，被悬崖的藤条缠住。

敌人赶来后正要将其杀害，一个叫陈国善的村民站出来说：“他还这么小，你们杀了他也只是一滩血……”满身是伤的何步荣最终被陈国善收留。为了报答陈国善的救命之恩，何步荣改名陈世荣，定居当地，为陈国善养老送终。

陈世荣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当面告诉原红六军团领导人肖克，自己没有当逃兵。遗憾的是，这段历史仍未完全揭开，陈世荣便于2001年去世。

2001年底，在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的杨又铸偶然接触到了红六军团的战史，红军后卫团消失之谜引起了他巨大的好奇。杨又铸曾长期在乡镇工作，认识很多基层干部，打听一圈后得到一条重要线索：龙塘镇有一个叫困牛山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有一个奇特风俗，常去一处绝壁下焚香烧纸，说是祭祀跳崖的红军。

随后他立即赶往当地调查，吃住在老百姓家中，走访了许多目击者和红军幸存者的后人，并实地考察了红军跳崖遗址。此后，他又先后到贵州、湖南等多地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杨又铸收集到了丰富的一手资料。2004年，经过党史部门专家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反复论证，困牛山红军壮举得到了认证。一段尘封70年的历史，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生死关头，红军战士宁愿自己跳崖牺牲，也不愿将枪口对准老百姓。他们宁死不当俘虏，用生命展现了自己的忠诚，也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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