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小极左们攻击民主宪章制度，美化独裁专制政府，污称亲美人士为“奴才”。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是如何看待“独裁”、“民主”和“美国”呢？

    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社论说：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说：

    “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

    “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

    “如何实现民主呢? 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5年1月2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七月四日，是美国的独立日。《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发表社论，全文如下：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女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