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望东方周刊10月12日报道 随着调查推进，唐志会反映的问题或许都会有清晰的官方结论。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唐志会此时所要抗争的命运，其实早与官方的调查结论无关

　　9月17日下午3点，从北京西站坐一天一夜火车抵达陕西安康，下了车临到出站前，唐志会给《掺望东方周刊》记者打来电话。她把嗓子压得很低，说区里、镇上去北京接她回来的干部就等在她跟前，一会儿出了火车站，“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拘留，然后劳教，或者再送去精神病院。”

　　唐志会又安慰自己说，她会尽量保持平静，这样也可能打消干部的顾虑，放她回家。

　　这是唐志会第5次进京上访被家乡干部接回，这次在北京她找了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而此前几年进京上访时，她已经到过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以及国务院等部门。不过，北京上访只占她整个上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她更为密集的上访活动则是一直绕着镇、区、市、省地方各部门转。

　　唐志会今年23岁，已上访8年。8年前，当她第一次孤身一人下山去“找干部”时，才是一个年满14岁的小学生。那一次，她是奔即将升入初中的学费而去的。

　　不幸的童年

　　唐志会家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安子沟村三组。从镇街一条岔路向北，需步行三小时，趟过一条河，再翻一座山才能到。由于居住分散，在唐家周围，除了一个本家爷爷，没什么邻居。

　　在村民印象中，当年唐家家境殷实，“(唐志会的父母唐纪友夫妇)两人养猪种油菜，有时还出去打工，吃的住的比当地一般家庭要好。”

　　和大多数山里孩子一样，四五岁时，唐志会开始和姐姐一起在山上放牛、打猪草，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1994年，唐志会最小的弟弟(6岁)突发急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之后，家里很久都没有笑声。两年后，一个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96年夏天，唐志会的姐姐和妹妹去堰塘洗衣服，塘很深，姐姐不小心滑进塘里，妹妹去拉，也坠入水中，等大家救起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

　　接连丧子让唐纪友夫妇异常苦闷，失去了姊妹和弟弟的唐志会也非常难过。然而，苦难的命运似乎紧紧揪住了这个单薄的家庭，1999年夏天，母亲孙世秀在地畔与一位村民发生争执，被打后身亡。至此，一个曾经美满和睦的六口之家彻底破碎。

　　打人者先是被判无期，随后又改判15年徒刑，民事赔偿1万元。因对判决不服以及只拿到了3000元赔偿费，2000年初，父亲唐纪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那一年唐志会13岁。

　　找不到父亲，唐志会只好一个人守在家里。后来，大姨孙世莲见她可怜，把她接到了东坝乡康扒村。在姨妈家，唐志会每天帮着放牛、打猪草，住了半年多，想家的她又独自一人回到了安子沟。

　　油菜熟了要收，四亩麦子要割，十一头猪也都在圈里天天等着喂，这些对还在念小学的唐志会来说，几乎无法完成。但她还是做完了。

　　“霞娃子能吃苦、心气硬，他爸走时，家里还存了些粮，霞娃子个子没锅台高，就踩着凳子做饭 ”本家爷爷唐祖明回忆。

　　“我那时候恨父亲，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狠心抛下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很害怕，经常被吓醒，裹在被子里坐到天明。”唐志会说。

　　“劳教”两年

　　唐志会独自苦撑了两年，勉强维持到小学毕业。“小学在村里念，初中就要到镇上去了，要租房子，要一大笔花销。”唐志会心气高，她说2003年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她白天黑夜所担心的，就是失学。

　　唐志会已经为自己上完小学做了一个孤身少年最大的努力。小学的最后两年，为了能买油买盐维持生活继续上学，她有空就到山上去挖野黄姜、采野木耳。

　　每每攒多了干黄姜或者木耳，唐志会就拿到镇街上去卖。出门那天要起得很早，下点面条吃了就往山下赶，山高路陡，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街。等卖掉山货往往已到下午，于是就买两个饼子，边吃边往回赶。

　　但面对升入镇里初中的一笔“庞大”开销，唐志会靠挖山货攒的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临到快开学了，唐志会面前只剩下惟一一条路，“母亲死后，凶手一家还欠我们7000元赔偿款，如果要回来，就能上学了。”

　　孤苦伶仃的唐志会正是怀揣了这样一点希望，才开始了她人生第一次“找干部”的经历。她经人指点，跑到安康市里去找法院，央求法官把剩余的赔偿款执行给她。

　　“法院也去人了，但是凶手那家人好像总知道消息，每次法官一动身，那边家里人就把门锁了跑得无影无踪，法官去了几次，执行不下来。”这让不谙世事的唐志会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守在对方家附近，有一次看见有人在家，就赶紧设法通知了法官。

　　法官得了消息，如约赶到，终于把凶手家人堵住了。幼小的唐志会以为这一刻把她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但对方一家当着法官的面还是拿不出一分钱。“等到法官走了之后，对方家人就追着我打。”唐志会说。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唐志会眼睁睁看着时间到了9月1日，再后来过了报名期限，“我的所有希望破灭了，我之前几年忍着一口气受尽的那些苦，全都白费了。”

　　直到此时，还没有人关注到这个奔波的小姑娘，更没有人留心到她未来的命运。在外界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这个举目无亲，甚至连说说心里话的小伙伴都还没有的山村小姑娘，默默积下了她人生第一次怨气。

　　她开始怨恨法官。2003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份里，当同村走出的孩子正坐在镇上中学的教室里念书的时候，唐志会不断到市、省两级法院请求执行剩余的赔偿金，其间经常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抓打法警，还把一辆法院车的倒车镜弄坏了。”一位知情者称，在安康市中院，唐志会经常坐在办公室不走，有一次人家下班了要她出去，她不走，后来有人拉她，她抱住花盆架，把花盆弄倒了。安康官方出具的文书记述，“在省法院，唐志会个人言语行为过激，现场服毒两次。”

　　事情的结果最终以唐志会被劳教结束。

　　她先是被安康市中院以“暴力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司法拘留15日，后经安康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就这样，为了上学讨赔偿费的唐志会，没有走进教室，却进了监所。她先在安康地方看守所待了数月，次年又被转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右眼“损伤”

　　父亲唐纪友离家后，先去宁波打工，后又在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入赘上门”。2004年年底，唐纪友无意中得知女儿被劳教，于是写信给省市劳教委，请求让尚未成年的唐志会所外执行。2005年2月，唐志会终于被所外执行，并于当年12月12日解除劳教。

　　好歹又见到了父亲，唐志会便跟着父亲一家到宁波打工，后又一个人南下广州。虽然学历低，但她从保洁员干起，直到找到一家电子厂的工作。紧张有序的新生活让她远离了不幸，同事间的关爱，也令她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然而，一切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

　　唐志会突然发现自己右眼慢慢看不清东西。一天，她在给手机安装晶片(玻璃的)，因看不清楚，晶片坠落，一枚碎渣迸进了眼睛，后在医院取出，但检查中，厂方意外发现她右眼视力极低且存在陈旧性损伤---她被辞退了。

　　想起在老家安康看守所劳教时一次“被打”的经历，唐志会认为，就是那次眼睛被打坏了，“2004年4月，一天早上因为哭，惹怒了一位管教干警，结果被警棍打到右眼，当时很疼，又不敢说。”

　　到了2006年8月，唐的右眼几乎失明，无法再在外面打工，她只得返回安康。回家后，她一方面紧急向安康公安部门投诉她的遭遇，同时向镇、区、市几级政府申请救助，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得到及时医治。

　　作为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来自眼睛的疾病让唐志会终日担忧叹气。而在没有家人和社会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她只好一而再再而三“找干部”求援。她说，她这一次向政府求助与她当年渴望上学的心情一样迫切。

　　公安部门对她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的右眼是被打所致。与此同时，市民政局为她联系到西安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结果没把握。民政局希望手术能欠账，但被医院方面拒绝。

　　与当年执行赔偿款的情形如出一辙，唐志会来来回回奔波求助，最终也没有获得救治眼睛的机会。

　　既然害在身上的病治不了，2006年底，再一次对人生产生失望情绪的唐志会决定进京告状。

　　唐志会买火车票时，身上只剩下了160元，只好买到南阳。车过许昌，乘务员查票时将她从车上撵了下来。当时天气很冷，衣着单薄的唐志会瑟瑟发抖，为了去北京，她只好写了块纸牌子在车站前乞讨，“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凑够车费，到北京去。”

　　然而，此次到达北京后并不顺利。她因为在府右街拦车，被当地警方带到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医院留观后认为她没有异常，便由警方安排在宾馆住了一晚，直到次日早上安康驻京人员到宾馆来领她。

　　被接回安康，唐志会一度再去广州打工。但是，随着视力的恶化，她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2008年8月，她又回到了安康。

　　她还是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可反映给当地部门迟迟不见结果。2008年9月，她再次向当地信访、公安机关投诉，要求政府部门就当年的劳教决定，明确解释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就眼睛在看守所受伤给出答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答复迟迟没有，唐志会再次进京。然而，刚花30元在国家信访局附近一家小旅社登记住下，派出所民警就来敲门。

　　在被送回安康的途中，唐志会屡次要下车，并与车上的民警发生争执厮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