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北京人在纽约》的开场白：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北京，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把他送到北京，因为那里是地狱。身居京城，时常会错乱地感到天堂的隔壁即地狱，有时，我冲动地想一辈子都待在这，有时又恨不得马上收行李离开，这仿佛身体的一半陷在雪地里，头顶却是烈日的炙烤，很痛楚、很纠结，但日子长了，也会产生SM的快感。

　　如今的北京，居大不易，尤其对于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房子，除非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动员一家三代注资，否则是彻底没戏的；车子，在动员三代人集体参加摇号之余，我还得每天去雍和宫参拜，以求佛祖慈悲为怀，否则，等愚公的重孙子临终那天也是摇不上的；孩子，更是想也不敢想，作为外地户口的二等小孩，入不了北京的重点学校，即使想个法子入了，最后还得回原籍高考，体现不出任何首都优势，反而是地方劣势尽显。至于妻子，大概也不会是北京女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喜欢上她们。

　　但我仍然不得不滞留北京，就像农民工滞留火车站、盲流滞留收容所。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滞留着。他们大部分做的是文化产业，或者像我一样从事媒体，并且，这帮人中间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也面临着诸多“愚公移山”的问题。说起来，北京的本地人可能会生我们气：谁叫你们这些外地人一窝蜂挤进首都，把原本属于我们的城市搞得又脏又乱又堵、房价高得离谱?我一直很不厚道地把北京本地人的心态和台湾原住民的心态作对比，同样是面对“外省人”，红色的北京原住民没有像绿色的台湾土人那样大叫“滚出去”，我已经很感激了。他们算是厚道的，不厚道的，是北京这座城。

　　北京并非一个理想的集散地，那些把“北漂”全都打扮成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人小白了。比如我，无非是来此“?工”的一介南方草民，在整天塞车的北京，我脑子里根本塞不进理想二字，我不过恰好从事了新闻工作，正如我的朋友恰好从事了图书出版或者影视行业而只能选择北京那样。因为只有待在北京，有些事才有可能办得成。我想，自己如果生在黑暗的民国时期，大概不会来到灰蒙蒙的北平。做新闻，我可以待在重庆或者上海;有意从政，则可以跑去南京;想做生意正好去广东沿海;办实业，则可以选在长江沿线……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除了北京之外就干不了以上的事，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市场经济推行了几十年，到头来全国的资源还是集中在这么有限的几座城?以至于我都不知道此城之外还有别城?

　　说实话，不少朋友常开导我，北京不是一座宜居的城，对此，我深表同意。但是我所从事的职业又决定我不能离开这座城半步，就算耗着，也得耗在这座围城里。都说宜春是一座叫春的城市，那么如今的北京就是一座令人叫绝的城市：买房子买车都要摇号，以后恐怕连结婚生子之前也得摇一摇，就这样摇啊摇啊，外婆桥都摇垮了，外地人还是没能摇成北京人。但其实，外地人既没打算在这里买房也没打算在这里安家，在这里安个家，动辄就把两家人这辈子的储蓄全搭进去，甚至是四世同堂套牢，长此以往，家将不家。说得功利点，我们只是为了找份工作，才不远千里夜奔到北京，并且无可选择地选择无限期“暂住”，因为家乡已无工作，这和农村的年轻人不断涌进城打工是一个道理。

　　但如今的北京，却出台了这么个拿腔拿调的“五年”限购令，言下之意，仿佛我们外地人哭着喊着死赖在北京一样，于是，限制，往死里限制。这就是北京非常不厚道的地方，既然你不希望全国各地的人都像当年红卫兵搞串联那样往这首都挤，那么现在你就不该把一切资源都死捏在自己手里。北京，可以安然做你的政治中心，但你在自己的“本分”之外非得再去做一个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传媒中心、影视中心、艺术中心、洗浴中心、中心的中心、太阳系的中心……这就只能怪北京自己了，把目标弄得这么大，这么多“中心”，老百姓只要不瞎，都能看见那放着五彩霞光的北京天安门，于是头上插一根草标当箭头，悲催地射向了中心。

　　所以说，一座城市的定位出了问题，是她居民的悲剧；而一个首都的定位出了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灾难。北京，如果真想要成为一座典雅大气、人民生活幸福的首都，首先就得放弃做全宇宙中心的梦想，把那只死攥着的手松一松。资源分散了，人流就分散了，车也不堵了，路也不脏了，房子也没必要限购了。这不是补钙广告，这是升斗小民真实而卑微的祈求。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厢刚刚开始搞房屋限购，那边GDP就超过日本成为地球的老二。这国家可真够二的。

　　北京这座不厚道的城固然不属于我们这些外地臭盲流，但也不属于北京本地人，它归根结底属于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组织，都懂的。在组织的眼皮底下，你我无非是这座京城的匆匆过客，区别在于，你已经是佃户，我是欲做佃户而不得的失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