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文革”开始了。有一天我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1970年我到她病房前，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 化丧偶之痛为奋进之力

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那时候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也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德怀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德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而因为战乱年代，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丈夫和战友——刘文华，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在繁忙的工作中，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党的观点，也向他们了解许多情况，每隔几天她都向恩来同志写简单的书面汇报。恩来同志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恩来同志参考。
恩来同志根据她提供的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每当这时，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周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广交外国新闻界朋友，广泛宣传我党各个时期的抗日主张和重要方针路线，宣传解放区的一切具体情况。当时只要能够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字油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

1940年至1941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是《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发表，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同事把饭端到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

一连几天，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同事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同事不由分说地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了她的打字机旁。

生命中的得力助手

1942年至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1943年他们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就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同时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毛泽东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当时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基本破裂，龚澎夫妇被派往香港开展工作。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成了她最有力的助手。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它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熟悉，所以刊物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至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外交部首任情报司司长

新中国成立，龚澎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那时可说百废待兴，外交干部很缺，新闻司仅有十来个人，来自各个方面，有从解放区来的，有归国留学生，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对外交工作都缺乏经验。龚澎和大家一起想尽方法完成任务。那时新闻司出过两种材料，外交部外参和情况简讯。龚澎组织新闻司的同志24小时不间断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阅读为数极少的外国报刊，并即时译出，半夜付排，清晨印刷。她要求这些材料要快、要及时，特别重要的事情绝不能遗漏，工作往往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新闻司要发挥作用并不容易。因为有新华社，那是国家通讯社，掌握着主要新闻渠道；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对外宣传的充足人力物力；所以新闻司必须抓住自己特点。龚澎认为，外国记者自己写的新闻报道比起转发新华社的报道，在国外更有说服力。于是她常常和年轻的同志一起约见外国记者并交谈，和记者交朋友。她常常说，与记者交谈要有针对性，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或进步的西方记者，立场观点与我们较接近，就可以谈得坦率些、深入些，充分提供给他们可以报道的材料。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分不同情况，要十分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绝不强加于人，同时态度要诚恳，要平等待人。时间稍长，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新闻司的青年外交官交上朋友了。龚澎常常对青年同志说:希望把工作做好不等于已经做好；愿意宣传还不够，必须善于宣传才能有效果。

那时候除了驻京记者外，还有一些短期采访的人士，龚澎对他们都热情接待，给予他们采访上的方便，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比如英国著名记者格林、美国记者李普曼，他们到中国采访时，感到工作上得到外交部的协助，心情舒畅，回去后写出了很有影响的文章。格林先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前还和新闻司的同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是龚澎在燕京时的老同学，数十年来与龚澎的关系很密切。她写作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龚澎的去世使她十分悲痛，此后曾作长文，深情地怀念她，称龚澎是她的良师益友。

1966年初，“文革”开始了。有一天我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受到刺激，不幸患脑溢血病倒了，病情日渐严重。

周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去医院探望，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械维持着生命。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熟悉的人都知道，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

1971年龚澎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