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票上车后，我忽然发现，同一包厢的另外三个铺位，居然属于一家人，他们是：爷爷，奶奶，媳妇，一个三岁女童，还有个一岁多点儿的男孩，这小男孩不时地需要吃奶，屁股上甚至还挂着尿不湿。

 看上去他们是在深圳的打工一族，为了照顾两个孩子而选择了乘坐软卧车厢。一家人带着好多包裹，食物、奶粉、鲜牛奶、可乐……，他们都很兴奋，大的喊，小的叫，小的哭，老的笑，因为忙于照顾孩子，一家人都显得旁若无人，但看上去其乐融融，好不热闹。

 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忙碌，我忽然发现，我已经陷入了他们一家人的包围中，成了弱势“群体”。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意识到，我必须处处以他们为中心，以方便他们呵护孩子为目的。言谈中，我知道这一家人到麻城下车。

 于是，我竭力尝试着适应他们。因为几天来连续的忙忙碌碌，一直很疲劳，买软卧舒适的睡个痛快觉是我的初衷。所以上车不久我便躺在铺上试图入睡。可是，在一家人的特别是孩子的喧闹声中，安然入睡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但孩子的喧闹也抵不住连日来的忙碌和劳顿，我很快处在浅睡眠状态。就这样，迷迷糊糊，半睡半醒。那边，两个娃娃不知道何时也入睡了，三个家长也趁机入睡，看得出来，因为带孩子，他们也很疲倦。在浅睡眠中，忽然被小男孩的哭声惊醒。原来小家伙要撒尿，于是一家人急忙爬起来，当妈妈的急忙哄着孩子尽量延迟撒尿时间，当爷爷的从上铺一个鲤鱼打挺儿就下来了，收拾地面上的鞋子等物，以免被尿冲洗，奶奶忙着打开包裹寻找塑料袋和报纸准备铺在地上接尿。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小家伙撒尿完毕，提出来要吃奶，于是当妈妈的开始给孩子喂奶。对面上铺的小姑娘被吵醒了，听说弟弟要吃奶，便提出来要喝牛奶，奶奶说晚上睡觉不能喝牛奶，小姑娘见奶奶不同意，便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大声地哭。本来在睡梦中醒来迷迷瞪瞪撒尿的小男孩，听见了姐姐的哭声，不知道是何原因，便放弃了吃奶，也跟着哭了起来，一时间，包厢里再一次热闹起来。

 在狭小的包厢里，一家五口人再一次忙碌起来。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是夜里十点钟。

 那边，一家人还在不停忙碌着，使尽各种招数试图让孩子停止哭闹，但两个孩子根本不理会，还在不停地哭。

 我看在短时间内睡觉无望，便无可奈何的起床，到车厢过道里坐下来，企盼着早些天亮。可是，从深圳到济南，漫漫两千多公里，近三十个小时的行程，这只是刚刚开始。列车员过来了，问我，为什么都十点多钟了还不入睡？我忽然灵机一动，向列车员提出更换卧铺的要求。列车员虽然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帮助我调整了一个铺位，安排到其他包厢里一个空闲的上铺，我对着列车员千恩万谢，心里非常地感动和满足，心想：人民铁路真是为人民啊！就这样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平安的到达济南。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了，可是，小小的乘车历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巧合。

 2011年1月3日，我再次从深圳火车西站乘坐1282次旅客列车到济南去，买的还是第11车厢的软卧下铺。

 检票上车后，我突然惊讶地发现，这次与我同乘一个包厢的居然又是一家五口人，他们是：爷爷、奶奶和两个孙女，一个四岁多，另一个三岁多，另外一个人看上去是老人的女婿。他们的目的地是麻城的下一站——黄川。

 这次，情况比上一次更为糟糕。那老太太和老头儿可能从来不洗澡不洗袜子不洗脚……。车厢里，过道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难闻的气味……。列车长、列车员、乘警、餐车服务员走到包厢门口，都要习惯性的嗅几下鼻子，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味道？”

 下午三点四十分开车，我在包厢铺位上躺了大约半个小时，四点钟刚过，便忍无可忍的被迫坐到包厢远端的过道上。这时才感觉出来，呼吸系统和大脑有某种强烈的不适感，我竭力克制着。大约一个小时后，看见列车员过来了。实在是不得已，我试探着再次跟列车员提出了更换铺位的请求。列车员听罢我的请求，出乎我的预料，她居然非常同情我，她说：我开始也觉得味道奇怪，已经找到了那老人，让他们去洗了脚。并答应再过几站后，只要还有空余铺位就给我调换。就这样，从下午四点钟开始，我在列车过道里一直坐到夜里八点多钟，列车员估计后面的站点可能不会再有人购买软卧了，终于给我调换了一个上卧铺位。我带着行李箱，拿着衣服和提兜，带着困倦和疲惫，再次对着列车员千恩万谢，来到了新的包厢，再次安安稳稳的睡到了空闲的上铺。

 躺在上面的铺位，我忍不住地在想：仅仅间隔了两个月，两次几乎完全雷同的遭遇，为什么都让我碰上了？都是一个家庭，都是两个老人两个幼童，都是三女二男，都是五口人买三个铺位却顺理成章的享用四个铺位和整个包厢，都是黄麻地区的人（一个到麻城，一个到黄川），事情为什么这样巧合？而我两次购买软卧下铺，却两次被迫睡到了上铺，两次都要对列车员千恩万谢，俨然捡了多么大的便宜一般。

这种巧合几乎千载难逢，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我无法说服自己。 想来想去，又禁不住回想起我第一次让出软卧下铺的事。

 1984年12月，我在39524部队后勤部担任出纳员，征兵时节到了，我和87330部队副政委韩晓敬一起乘火车到外地征兵。我们一起从某地出发，购买了软卧下铺，并从军人候车室率先检票来到软卧车厢。不一会儿，同包厢进来了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头儿，他因为肥胖，显得大腹便便，行动迟缓，气喘吁吁。我一见，心想，这么大的年纪，又这么肥胖，能爬到上铺去吗！那狭窄的上铺能容得下这么肥胖的人吗！便主动说：咱俩换一下，你睡我的下铺，我到你的上铺吧！不曾想，那老头儿一听，连一声“谢谢”都不敢说，便理所当然地一屁股坐在本来属于我的下铺上，又把几个行包全部摆在铺位上占据着，叉开两腿，摊开双臂，把身架几乎占满了整个铺位，他带着满脸的忐忑和紧张偷偷瞟了我一眼，看样子是担心我反悔把他撵回到上铺去。那时的军人是“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政治上是高尚的。看得出来，他是在以自己低劣的素质来看待我。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老人，我心里很无奈。整个旅途中，他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个“谢”字，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应有的热情来。高尚的行为遇到了卑劣的灵魂。这件小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

 我躺在列车的上铺，回想起三次出让软卧下铺的经历，久久难以入睡。第一次是主动的，后两次是被动的；第一次是因公出差，后两次是个人私事。三次出让软卧下铺，同一个包厢的所有关系人都受了益，但所有的受益人都觉得理所当然。而我非但连一声感谢的话也没有听见，后面这两次还要陪着笑脸向列车员反复表达感谢。

 是造化弄巧，还是偶然巧合？不得而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