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受损 诉求遭拒 矛盾激化 酝酿拼争

长兴岛会成为“瓮安”？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部分村民

酝酿群体事件的紧急情况探踪

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原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所辖交流岛乡，2007年5月，成建制划归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因长兴岛开发建设需要，拟对承包经营该办事处附近海域的海参和贝类养殖的业户进行动迁。由于被动迁用海户认为征用海滩赔偿不公，合理诉求屡遭拒绝，私下酝酿群体拼争事件，以期通过采取过激的抗争行为，引起上级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前，奥运会刚刚结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为了珍惜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进一步保持和营造和谐的社会气氛，我们从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出发，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紧急报告如下：

一、村民利益严重受损

2007年9月30日，正当当地群众目睹着先前沉寂的海岛如今如火如荼的开发建设场面，充满着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时候，许多世代以海为生的养殖户们，看到了一纸公开张贴的《通知》。《通知》写道：“根据大连市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开发建设需要，对交流岛乡盐场朝阳村松树咀区域内的水产养殖项目及盐场进行动迁”。同时要求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动迁范围内的动迁项目必须保持原状。

这一纸由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具名的追后通牒式强迁通知，所涉及的养殖滩涂和海域，涉及四百多养殖业户，面积达四万余亩。这些滩涂和海域，正值合法有效的承包经营合同期内，最长的承包期有的尚有十几年、几十年不等。

如果一切严格的按党和政府颁布的法规、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去处理，用海户能得到基本的合理补偿，群众利益能得到保障，群众会理解和接受的，一切也就相安无事。然而，正当群众希望主管部门能依法补偿、去处理这一涉及民意民生、身家性命的大事时，以张孝为首的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却不顾群众的意愿要求，单方指定评估机构，于2007年10月15日开始，强行对动迁海域内的水产养殖项目进行评估和强迁抢占。现场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在动迁指挥部的严密监控和左右下，完全按照指令行事，全然不顾“诚实正直”的职业操守和“勤勉尽责、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无论相关当事方是否同意，是否到场，一律强行评估。对于相关当事方现场提出的异议，不解释，不答复，不记录；现场评估结果也未经相关当事方签字确认；甚至众目睽睽之下，限制水下采捕员的采捕量。评估结果公示后，公示的评估数据与现场评估的原始数据存在很大差距，群众要求公布评估报告，却遭到指挥部无理拒绝。评估机构负责人在被众多当事方质问下，不得不当众承认了曾按动迁指挥部领导授意，多次对评估的原始数据作了篡改的真相。

此种所谓评估，完全暗箱操作进行。事前部公布评估机构的名称与资质，评估过程也不征得养殖户同意。由于对水产养殖评估方法不科学，违背水产养殖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评估主观随意，致使评估结果不能真实反映水产养殖品的存养数量，且水产养殖物作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对养殖户所有的地上附着物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实物标的，存在着漏项评估、或者严重背离市场价格标准低作价评估等问题，致使评估结果不能客观反映经营者的实际投入和因动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自2008年1月28日起，交流岛街道办事处陆续分户公布动迁补偿（具体款额）公示表。该公示表以“评估值”为依据，但未结合评估报告对评估结果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所谓“评估值”与原始评估数据存在很大差距，群众要求指挥部出示评估报告及其原始工作底稿，但均遭到无理拒绝。

交流岛海域属于海参的适宜生长区域。海参圈的稀缺性使得海参圈承包价不断提高，参苗的价格也与日剧增。海参养殖需要较高的经济投入，与一般的水产养殖不同的是，海参的养殖周期长达三年。而在动迁范围内的养殖户，多数是在2003年至2006年间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其投入成本尚未收回。甚至有此承包户是2007年刚刚签订承包经营全同，完成海参苗的投放，尚未完成一期海参的收获。动迁之时，水产养殖经营者的承包合同均未到期，剩余承包经营年限为十几年至二十几年不等。同时，在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发布的补偿（具体款额）公示表当中，虽虚列有“合同年限补偿”项目，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该补偿项下数额为零，仅有极少数人获得了畸低的合同年限补偿，且依据不明。

根据初步测算，涉及养殖面积四万余亩的滩涂、海域的四百多海参、贝类养殖户业户们的损失达亿元以上。其中于锋、陈福奎、毕治明等养殖户最多的损失达几千万以上。

二、动迁强迁违法违规

不平则鸣。用海群众的经济损失极其惨重，怀着“找青天，讨说法，诉苦衷，求公正”的朴实愿望，这些业户一边学习法律政策武装自己，一边酝酿上访，据理力争。

在一次又一次的上访诉求中，市省和中央的有关信访和主管部门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予了法律、政策和道义上的支持，使他们进一步提高了法律政策水平，认清了张孝等人假借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的名义，大肆鱼肉百姓，疯狂以权谋私的真相和实质。

在多次的上访中，群众对这个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所作所为，有了明确的认识： 

首先主体非法，违法行政。根据法律，所谓的“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所”根本不具有征地资格，整个征地过程是非法主体所为。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与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街道办事处是大连临港工业区管委会的派出机构。临港工业区管委会是大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管理临港工业区的办事机构，并不是一级人民政府。由其派出的街道办事处根本就不具备征地的主体资格，所谓的“大连临港工业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的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违法行政。

其次是未经审批、非法征海。张孝等人所操纵指挥部的征海过程，没有一处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是对养殖户财产权利的非法掠夺。海域的动迁实质是国家的土地征收行为。根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征收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其养殖海域被征收的承包经营户有权依法获得补偿。然而，这个指挥部没有批准文件，整个征海过程，未依法公告土地征收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亦未告知水产养殖经营者申请听证权利。水产养殖户得到的全部“法律文件”仅仅是他们自己制作的通知和叫骂？养殖户屡次要求指挥部出示拆迁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补偿安置方案，但均遭粗暴回绝。

此次动迁涉及海域面积广阔，达四万余亩，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大连市政府甚至辽宁省政府都没有审批权限。上访群众从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获悉，这一涉及四万余亩养殖海域、四百余户水产养殖户的海域征收动迁，然而，这一海域动迁行为。竟然未经任何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海洋管理部门批准，是典型的非法用地。

三是违规操作、压低补偿。在补偿过程中，动迁安置指挥部声称自己是按照评估值进行补偿。然而，整个评估过程缺乏公开、公平和公正性，完全由指挥部张孝一伙人一手操控，暗箱操作。他们擅自违反评估程序、压低补偿标准，补偿款尚不足以弥补养殖户的前期经济投入。就是对这些他们一手操纵、极力压低的赔偿额度，仍然一再压低，无端赖帐，迟迟不予兑现。

更为严重和让用海养殖业户不能接受的是,动迁迁部领导亲朋好友有关系的养殖用海,养殖品只有极少的投入,甚至连参圈都未实际建造完工,补偿时却作价畸高,并获得数千万元高额补偿。同时,在此前长兴岛的动迁过程中,海参的底播养殖获的补偿是每亩8000至2万元不等元,而在此次交流岛的动迁过程中,与该动迁海域水面相邻,地理位置\海域级别完全相同的底播海面,每亩获得的补偿仅为500元。而名义上是张孝岳父承包的盐场，本来不应当是本次动迁的范畴，而却因为有了张孝这个背景，不仅扩大面积和提高标准予以补偿，还与众不同的给予追加 17 年高额补偿。

四是大肆经营土地“招商”、却让无辜群众“受伤”。长兴岛开发的运作是纯粹的商业模式，长兴岛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其融投资平台。该公司现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80亿元贷款项目总合同和两个子项目共16.8亿元的借款合同。目前，已承接国开行贷款13.7亿元，加上软贷款前期筹集的3.4亿元过桥贷款，共筹集资金达17.1亿元。大连长兴岛公共港区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由大连长兴岛码头有限公司进行，该公司是目前的股东是新加坡万邦集团、大连港集团和长兴岛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同时，长兴岛开发引入了大量外资商业项目，获得大量商业投资，其中主要有新加坡万邦集团，已计划在长兴岛进行投资约7亿美元。世界第六大造船企业的韩国STX造船株式会社（简称STX）计划两期项目总投资合计9.02亿美元。

大量事实表明，在压低补偿、低成本征海，造成养殖户损失的背后，却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现实。在商业动作的背后，基层政府获得了巨额的商业利益。政府的“招商”、却以群众“受伤”为代价，严重的伤害了群众的利益。

五是非法动用警力和冒用中央领导名义以势压人。交流岛动迁安置指挥部严重违反法律政策，侵害群众利益，作恶多端，令人发指，理所当然的遭到群众的强烈反对和反抗。但是，有关领导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放纵指挥部简单化的随意动用司法力量，擅自调用当地司法所、派出所、边防警察等国家机器强行动迁，对养殖海域进行毁坏，并对养殖户代表进行人身殴打和安全威胁，对上访人进行抓捕拘押。更为卑鄙的是拿领导唬人，搬出这是“李克强的项目，到那里告也没有用”来威胁弹压。这种企图用中央高层领导的名义“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壮胆的行径，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以及领导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和干群关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有的群众被逼无奈的说，“怪不得他们如此违法违规还有恃无恐，看来，我们只能找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去告状了。”

三、合理诉求屡遭拒绝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交流岛乡动迁安置指挥部未经审批、擅自征海、强行动迁，严重侵犯养殖户合法权益，给用海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引起群众的强烈义愤和激烈反抗。为了抵制非法用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遏制违法行为，防止因矛盾激化酿成恶性群体事件，曾怀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多次群起投诉、举报。

他们曾数次向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反映情况，要求制止非法行为，调整补偿项目，合理提高补偿标准，但遭推诿拒绝；他们曾上书大连市政府要求协调解决，但未获任何答复；他们曾数次赴京至国务院信访局上访，但被管委会派员围追堵截，强行带回；他们曾聘请专业律师向辽宁省政府递交协调、裁决申请，但被告知违法用地不予受理，应履行举报程序。直到至今，这个指挥部的违法强迁行为仍处于持续状态。

然而，长期以来，群众的正义要求与合理诉求不仅得不到伸张和有效解决，反而变本加厉，每况愈下。由于交流岛办事处动迁安置指挥部这一主体具有相当大的司法资源调控能力，在非法拆迁过程中，出动了大批公安民警“维持秩序”。在征地过程中，水产养殖户代表数次到指挥部、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管委会反映情况，但均遭无理搪塞，更有甚者，在与指挥部领导反映情况，进行交涉的过程中，水产养殖经营者代表遭到副乡长的殴打。

在这一非法用地过程中，指挥部操纵评估机构压低评估水产物产量、多次篡改评估结果、违反发包补偿要求，向养殖户支付畸低补偿款，直接侵害了我们水产养殖户的承包经营权，使养殖活动被迫中断，养殖生产和海洋环境受到较大破坏，养殖户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作为基层党政领导，本应善待这些弱势群体，但是恰恰相反，对这些被逼有理而上访的人，不是明里被“人民的公安机关”作为专政对象横遭拘押，在看守所里被打得遍体鳞伤，接受了“再告就叫你去死”的威胁后，才放一条生路。再就是谁被怀疑上访告状，谁就会暗下里招“黑眼风”，莫名其妙的家中玻璃被砸，至于被拦路殴打、威胁恐吓，就更是家常便饭。

四、情势紧急一触即发

如此重大的土地违法案件和严重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事件，竟然控告无门，无人查处，令这些群众感到十分无奈和愤慨。现在，这些用海户们面临着“法院不立案，政府不接待，上访遭打击，有理无处讲”的境地，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他们看来只有一条死路。

今年5月份，有相当一部分养殖户，基于义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铤而走险进行拼争，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恰如其时，原先的新领导调走。由于社会对新任的党政领导徐长元的口碑很好，这些准备“闹事的刁民们”寄希望于新领导到来会实行“新政”，一时间偃旗息鼓，静观事态发展。不料，几个月过去，这些群众一方面在奥运的背景下“委曲求全”，另一方面由于新任的党政领导徐长元处于被“封锁”状态，他们多次前去要求接见，明明知道领导在家，却被挡驾不让见面而“一面难见”，“一话难说”。加之考虑到现实政界的潜规则，原任领导留下的“历史问题”新任领导也难以有“突破性作为”，因而丧失了解决好问的信心和耐力，有向极端方面发展的趋势。据掌握，时下的群众由于走投无路，对立情绪日益加剧，已有三、四百名群众私下串联国庆节之后集体进京上访；有的表示决一死拚，甚至要炸毁区机关办公楼；有的声言要“干死他几个贪官自己也不活了”。也有的群众气愤地说：政府就可以不讲理吗？当官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再这样下去，这不是逼上梁山要把交流岛当“瓮安”吗？非得死了人、闹出点事来才罢休吗？

由此可见，矛盾激化情势严重，暴力对抗事件一触即发。

瓮安县“6・２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临瓮安县处理“6・２8”事件时曾说：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汲取教训。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意味着责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宗源书记说得何等好哇！贵州省瓮安县的“6・２8”事件虽然已经平息，但是它留下的教训却是极为深刻的。长兴岛与瓮安虽然相距遥远，但是天下民情和社会的机理机制相同，关注民生民意，防微杜渐，消除社会隐患，却有着共同的意义。

应当警惕瓮安县的“6・２8”事件在海岛重演。

2008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