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得更好，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青州市南张楼村正在进行的一项特殊试验，试图找出答案。

　　1988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

　　为了生活得更好，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青州市南张楼村正在进行的一项特殊试验，试图找出答案。

　　1988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

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

　　“这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怎样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脑儿涌向城市。”该项目经理袁祥生解释说。而德国人的根据，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验”。

　　巴伐利亚试验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也不堪重负。

　　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此时开始发挥作用，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下午4点半，农民袁可贵准时从村子里的机械厂下班，回到家，他往沙发上一坐，读起了当天的报纸。妻子张云珍还守在自家的美容美发店里，虽然来理发的人不多，但她也不想到地里去，“俺家总共三亩地，麦子一春三水（浇三次水）就够了，收的时候有收割机，一亩花三四十元就都打下来了。”

　　这是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一个普通农户家的生活写照。目前，这个村子里的大多数村民都过上了“上班进厂，下班种田”的生活，村里的庄稼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耕作。

　　南张楼村的现状

　　6月25日，记者走进青州市南张楼村。

　　南张楼村明显区别于周围其他村子。一进村口，先看见一块硕大的“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试验区”的牌匾，然后是划分清晰的四大区域：工业区依次排列着100多家小工厂；农业区里，大多数村民的地都连在一起，完全是机械化耕种；住宅区里，家家都是亮亮堂堂设施齐全的大瓦房，还有一溜豪华的欧式小洋楼；休闲区有一个很有情调的文化广场，每天晚上都有村民来跳舞。此外，村子里还有自己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文化中心甚至民俗博物馆。

　　南张楼村在1988年成为中德土地整理试验区以前，就是青州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但那会儿的富裕是很有限的，因为南张楼被德国人看中的就是它的“六无”：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没有矿产资源、六是人多地少。当时青岛和烟台有两个更发达的村子也想竞争这个项目，但都败给了南张楼，在德国人看来，南张楼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德国人选择南张楼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试验：如果一个普通村子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完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那农民是不是会放弃涌进城市的想法，安心留在农村呢？

　　“他们曾经给我看过一段录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爬火车的镜头，当时，维尔克（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合作项目德方代表）就说：‘这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项目经理袁祥生很肯定地补充说：“做这个试验，德国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南张楼人的眼界

　　原村党支部书记袁祥生告诉记者，在这16年里，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一共往南张楼村投了450万元人民币。

　　450万元并不能算太多，袁祥生说，实际上村子里投的钱占大头，要比这450万元多得多，但是，这450万元起了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试验和这450万元，村委会根本不会想到花这么多钱去划分片区、土地整合、修路和发展教育，因为这些优势要到十几年后才能逐渐感受到，而村民们也不会想到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

　　很多人至今记得1990年划分片区的情景。当时一些村民很不习惯，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

　　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分区的好处：生活区安静，没有污染；教学区独立，不受干扰；工厂区则是水、电、路齐全。当时德方规划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村里人认为建个停车场纯属浪费，坚持拿掉了。袁祥生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还是德国专家看得远，现在停车场是非建不可了。

　　58岁的村民袁寿山是村子里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他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还从来没有人敢想过出国，当时还是村支部书记的袁祥生通过和德国人的交往以及几次到德国学习的经验，认识到“村民走出去”的重要性，几乎是强迫性地逼当时是村干部的袁寿山去了阿根廷，合资创办了一个华生农场。

　　“可是现在，村子里去过阿根廷、日本、韩国打工的人已经有好几百了，那会儿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想出还出不去。”袁寿山说。

　　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还有奶牛养殖，南张楼村搞什么，周围的村子就跟着搞什么，但他们总比南张楼要晚一步甚至更多，所以外村人就说，“南张楼人见的世面多，脑子就是活。”

　　“土地整理项目让南张楼的人打开眼界、见了世面，让村委会知道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别的村尝到的是改革的甜头，而我们更多的尝到了开放的甜头。”本报记者　张洪波　刘炳文

　　中德文化的碰撞

　　说起16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和德国人为房子的事就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一进村口的地方挺立着两排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还有新建的文化中心，也因为建成欧式特色而被德国人称为“又一堆垃圾”。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袁祥生还总结了德国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认真，认真到教条，守死理。”

　　袁祥生讲了一个故事。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的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袁祥生也没当回事就报了，可几天后，维尔克竟然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让他把这4．2元还回来。袁祥生觉得大为丢脸，他把那位去杭州的老师叫来臭骂了一顿：“让你去学习，谁让你去看西湖了？为了你这4块钱，我招待德国人好几天吃住，得多花一千块钱。”

　　在南张楼村，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时时刻刻存在着。比如说德国人在南张楼村的中小学里开设了手工课，讲究素质教育，但这一点南张楼村就很难接受。袁祥生自己承认，“开始也就是应付应付，不敢怎么实施，因为农村孩子就指着考出去呢。” 　　

　　没有答案的试验

　　德国人“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试验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没人敢回答。虽然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但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德国人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们的钱只是投给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从没往这100多个小工厂里投过一分钱。大部分小工厂都是出国打工挣了钱的村民回村后设立的，几乎没有农民会选择把钱投在庄稼地里，这让德国人也很无奈。

　　至今大多数南张楼村民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选择进城打工。袁祥生也觉得：“中国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看见出国打工挣钱多，就会蜂拥出国去打工，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

　　村民袁崇勇说，村里出国挣钱多的，几乎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

　　袁祥生说，他曾问过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

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

　　“这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怎样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脑儿涌向城市。”该项目经理袁祥生解释说。而德国人的根据，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验”。

　　巴伐利亚试验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也不堪重负。

　　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此时开始发挥作用，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下午4点半，农民袁可贵准时从村子里的机械厂下班，回到家，他往沙发上一坐，读起了当天的报纸。妻子张云珍还守在自家的美容美发店里，虽然来理发的人不多，但她也不想到地里去，“俺家总共三亩地，麦子一春三水（浇三次水）就够了，收的时候有收割机，一亩花三四十元就都打下来了。”

　　这是青州市何官镇南张楼村一个普通农户家的生活写照。目前，这个村子里的大多数村民都过上了“上班进厂，下班种田”的生活，村里的庄稼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耕作。

　　南张楼村的现状

　　6月25日，记者走进青州市南张楼村。

　　南张楼村明显区别于周围其他村子。一进村口，先看见一块硕大的“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试验区”的牌匾，然后是划分清晰的四大区域：工业区依次排列着100多家小工厂；农业区里，大多数村民的地都连在一起，完全是机械化耕种；住宅区里，家家都是亮亮堂堂设施齐全的大瓦房，还有一溜豪华的欧式小洋楼；休闲区有一个很有情调的文化广场，每天晚上都有村民来跳舞。此外，村子里还有自己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文化中心甚至民俗博物馆。

　　南张楼村在1988年成为中德土地整理试验区以前，就是青州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但那会儿的富裕是很有限的，因为南张楼被德国人看中的就是它的“六无”：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没有矿产资源、六是人多地少。当时青岛和烟台有两个更发达的村子也想竞争这个项目，但都败给了南张楼，在德国人看来，南张楼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德国人选择南张楼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试验：如果一个普通村子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完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那农民是不是会放弃涌进城市的想法，安心留在农村呢？

　　“他们曾经给我看过一段录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爬火车的镜头，当时，维尔克（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合作项目德方代表）就说：‘这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项目经理袁祥生很肯定地补充说：“做这个试验，德国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南张楼人的眼界

　　原村党支部书记袁祥生告诉记者，在这16年里，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一共往南张楼村投了450万元人民币。

　　450万元并不能算太多，袁祥生说，实际上村子里投的钱占大头，要比这450万元多得多，但是，这450万元起了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试验和这450万元，村委会根本不会想到花这么多钱去划分片区、土地整合、修路和发展教育，因为这些优势要到十几年后才能逐渐感受到，而村民们也不会想到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

　　很多人至今记得1990年划分片区的情景。当时一些村民很不习惯，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

　　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分区的好处：生活区安静，没有污染；教学区独立，不受干扰；工厂区则是水、电、路齐全。当时德方规划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村里人认为建个停车场纯属浪费，坚持拿掉了。袁祥生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还是德国专家看得远，现在停车场是非建不可了。

　　58岁的村民袁寿山是村子里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他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还从来没有人敢想过出国，当时还是村支部书记的袁祥生通过和德国人的交往以及几次到德国学习的经验，认识到“村民走出去”的重要性，几乎是强迫性地逼当时是村干部的袁寿山去了阿根廷，合资创办了一个华生农场。

　　“可是现在，村子里去过阿根廷、日本、韩国打工的人已经有好几百了，那会儿是‘离土不离乡’，现在是想出还出不去。”袁寿山说。

　　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还有奶牛养殖，南张楼村搞什么，周围的村子就跟着搞什么，但他们总比南张楼要晚一步甚至更多，所以外村人就说，“南张楼人见的世面多，脑子就是活。”

　　“土地整理项目让南张楼的人打开眼界、见了世面，让村委会知道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别的村尝到的是改革的甜头，而我们更多的尝到了开放的甜头。”本报记者　张洪波　刘炳文

　　中德文化的碰撞

　　说起16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和德国人为房子的事就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一进村口的地方挺立着两排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还有新建的文化中心，也因为建成欧式特色而被德国人称为“又一堆垃圾”。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袁祥生还总结了德国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认真，认真到教条，守死理。”

　　袁祥生讲了一个故事。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的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袁祥生也没当回事就报了，可几天后，维尔克竟然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让他把这4．2元还回来。袁祥生觉得大为丢脸，他把那位去杭州的老师叫来臭骂了一顿：“让你去学习，谁让你去看西湖了？为了你这4块钱，我招待德国人好几天吃住，得多花一千块钱。”

　　在南张楼村，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时时刻刻存在着。比如说德国人在南张楼村的中小学里开设了手工课，讲究素质教育，但这一点南张楼村就很难接受。袁祥生自己承认，“开始也就是应付应付，不敢怎么实施，因为农村孩子就指着考出去呢。” 　　

　　没有答案的试验

　　德国人“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试验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没人敢回答。虽然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但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德国人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们的钱只是投给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从没往这100多个小工厂里投过一分钱。大部分小工厂都是出国打工挣了钱的村民回村后设立的，几乎没有农民会选择把钱投在庄稼地里，这让德国人也很无奈。

　　至今大多数南张楼村民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选择进城打工。袁祥生也觉得：“中国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看见出国打工挣钱多，就会蜂拥出国去打工，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

　　村民袁崇勇说，村里出国挣钱多的，几乎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

　　袁祥生说，他曾问过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