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郑州5月13日电(记者张兴军)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县域治理最大的特点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回望50年前，焦裕禄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为政之道”，从铁腕反腐败到拍板做决策，从多方协调推进工作到鼓舞士气带好队伍，点滴往事透露出的圆融与求实、智慧与胆略，对今天的干部们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焦裕禄在泡桐前的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刘俊生 摄)

　　铁腕反腐

　　有一次，兰考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下乡检查中，发现一名生产队长“贪污自肥”，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偷了1.2万块砖、9000片瓦、32棵树盖了3间瓦房。此外，还偷了920斤麦种。当时正值灾荒之年，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常低，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接到情况反映后，焦裕禄对此做了长长的批示，称之为“天灾之外的人祸”。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当年手稿：“……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

　　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铁腕反腐之外，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焦裕禄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当时讨论时，县里有关领导表示，相关政策没有依据，只能根据原来的基础、群众的觉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禄认为，不能等了。

　　他说，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同时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去攀比。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鼓励大家放开胆子大搞林业，还说‘我们心里有一片绿，才会有兰考大地的一片绿!’”

　　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植的泡桐苗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5月5日摄)。当地百姓亲切称之为“焦桐”。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具有全局观念

　　在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看来，对于治下之事善决策、敢拍板的焦裕禄，处理起超出兰考县域之外的棘手问题，还具有全局观念和灵活协调能力。

　　1963年雨季，兰考连日降水形成严重内涝。在研究治理涝灾时，大家发现洪水有条主要外排通道，位于兰考和曹县交界地带。焦裕禄提出，排水不能转嫁水害，为此派人到曹县所属的山东菏泽地区进行沟通协商。

　　有人担心跨省不好谈，但焦裕禄认为两个县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曹县、兰考县，都是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有什么不能谈的?

　　“焦书记说，‘我想好了，咱们是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经多方奔波努力，最终由水利部协调召开了两县治水联席会，顺利达成排水协议。

　　这组拼版照片显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考改造盐碱地的情形(上图，资料照片);下图为5月5日拍摄的兰考县固阳镇的一片麦田(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新华社发

　　苦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

　　由于连年灾荒，兰考一些干部产生了思想波动，有人甚至向组织部门提出请调申请。

　　在一次救灾干部大会上，焦裕禄表示，灾害面前，干部思想产生波动也是正常的。衣食无着，工作自然无法安心，因此坚定干部队伍的信心非常重要。没有抗灾的干部，就不会有抗灾的群众。

　　当焦裕禄一再提议大家谈谈对救灾的建议时，干部们一个个双手捧头，不发一言。过了一会，有人竟然低声啜泣起来，引得全场干部情绪更加低落。

　　“要是哭能管用的话，我这个县委书记带头哭。”焦裕禄说着伏在桌上“啊……啊……”地做大哭状。

　　在县委书记滑稽举动的影响下，会场气氛明显缓和开来。焦裕禄趁势表示，哭是懦夫的行为，面对兰考灾情，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苦干，还是苦熬?

　　“只有苦干才有出路。当然苦干不是蛮干，要有科学的态度，兰考灾情这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战胜灾害的科学办法。不管哪条路，只要符合兰考的实际，我们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禄主持召开兰考县劳动模范大会，树起了干部带领群众救灾的“四面红旗”。

　　“郡县制，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东辉认为，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县域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县，大的有上百万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功能齐备，作为县里的领导干部，责任重大。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镜子，常照常新。”陈东辉说。

　　焦裕禄，那些你还不知道的故事

　　新华网郑州5月13日电(记者双瑞、宋晓东、李亚楠)他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

　　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高工资 无财产

　　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

　　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工资低，物价也低啊，一斤猪肉才几毛钱，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背后的女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家里一切事由母亲管理，父亲很少在家，没时间管我们。”在焦国庆印象中，他们见不到父亲很坦然，但一会儿看不见母亲就到处找。作为妻子，徐俊雅的深情是连条手绢也不舍得让焦裕禄洗的体贴，是寒冬里把他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中间焐热的温暖。经常不着家的焦裕禄，一有空就拉起徐俊雅喜爱的二胡，悠悠琴声成为子女们对温馨家庭的长久惦念。

　　“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偷拍的照片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岁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

　　几十年来，一想起焦裕禄，这番对话就盘旋在刘俊生心头。“焦裕禄在兰考有很多感人的镜头，我却没有拍下来，这是一个通讯干事的失职。”刘俊生至今仍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焦裕禄：穿越时空的正能量

　　拼版照片：左上为兰考县城一个公园里晨练者在遛鸟(5月5日摄);左下为兰考县城晨练者在跳广场舞(5月5日摄);右为兰考县城一尊焦裕禄塑像(5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 摄

　　新华网郑州5月1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刘雅鸣、张兴军)5月14日是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之际，位于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墓园日渐汇聚着四面八方前来祭拜的人们。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一年零三个多月就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一个永恒的定格。

　　沿着时间的河流回溯，重温焦裕禄事迹，那些散落百姓口碑里的记忆依然感动而温暖。无论是做人为官，还是干事创业，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亲民爱民、求实奋斗、廉洁奉公的正能量依然穿越时空，引发人们强烈的内心共鸣。

　　初夏时节，穿行在1116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绿树成荫，麦浪翻滚。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以前，当焦裕禄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眼前呈现的景象。

　　那是1962年冬天，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我知道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群众正过着艰苦的生活，地委派我来，我愿意承担这个工作，但是要完成治理灾害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得靠大家，靠全体干部振作起来，带领全县36万人，争取在尽快短的时间内把面貌改变了……”

　　81岁的樊哲民，时任兰考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至今仍记得焦裕禄在县委会上的这段发言。“他的讲话很短，但很有分量。特别是他提出救灾是暂时的，以治灾代替救灾，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治理思路。”

　　50年后，人们追忆“老焦在兰考的475天到哪儿去了?”

　　答案是：在飞沙中，在暴雨间，在寒风里，在骄阳下，在救灾抗灾的现场，在最困难的乡亲们身边……一年零三个多月，475天，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焦裕禄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行程5000余里。

　　这组拼版照片显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兰考改造盐碱地的情形(上图，资料照片);下图为5月5日拍摄的兰考县固阳镇的一片麦田(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新华社发

　　很多当年的同事回忆，焦裕禄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掌握“三害”的规律，实施了有效治理“三害”的办法，原因正在于他能扎根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了一身土、两腿泥，接地气、长底气。

　　下乡时，路边大风吹不走的坟头，启发他想到深翻淤泥把沙丘变良田的方法;深夜里，和老农的牛棚长谈，让他了解到多种泡桐既防风治沙，还能发展经济;在盐碱区，他经常抓起一把碱土放在手心里，看看，闻闻，揉揉，搓搓，抓一点放在嘴里品尝，并得出了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的结论，让和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都吃惊得目瞪口呆。

　　当年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的笔记本上，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裕禄语录”：“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

　　在焦裕禄陵园，离墓地不远处的纪念馆里，人们排起长队参观焦裕禄事迹展，他们中有拄着拐杖的老者、怀抱孩子的妇女、稚气未脱的少儿。透明的展柜里，静静地摆放着焦裕禄生前用过的物品，从生锈的锄头到带着窟窿的布鞋，还有打了42个补丁的被子。睹物思人，观者无言，却禁不住唏嘘不已。

　　来自安徽怀远县的一家公司经理陈明告诉记者，打小的时候，就看过多遍电影《焦裕禄》，除了对那把被顶出破洞的椅子深感震撼外，焦裕禄的衣服、袜子上面缝满的补丁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时至今日，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共鸣，一方面说明当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大家对廉洁奉公的焦裕禄式干部的呼唤和期待。

　　生活简朴的焦裕禄，平日里对子女和家人的要求也是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化。

　　在儿女们眼里，焦裕禄既是一个“穷爸爸”，也是一个“富爸爸”。二女儿焦守云告诉记者，“他去世的时候，唯一的遗产是留给大姐的一块手表。对家人的最后要求是，不要向组织伸手，不搞特殊化。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笔精神不动产。”

　　在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那棵泡桐旁，矗立着新落成的焦裕禄干部学院。从全国各地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培训的学员们，一出门就可以看见这棵参天大树。睹树思人，都别有一番感慨。

　　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植的泡桐苗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5月5日摄)。当地百姓亲切称之为“焦桐”。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采访时，记者曾向不同年龄段的人问过同一个问题：焦裕禄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大家的回答几乎不约而同，那就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一种骨子里的爱民情怀。

　　79岁的兰考葡萄架村原村支书孙世忠，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焦裕禄的情景：那是19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正是种麦时节。孙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见了7个陌生人，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外面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没有系扣，头戴“四块瓦”棉帽，半边帽檐耷拉着。

　　“我上去问是哪来的，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听说是县里来的，我赶紧去掂水，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一边打听灾情咋样……”

　　看完灾情后，焦裕禄回城取了铺盖卷儿，在葡萄架一住就是三个月。孙世忠说：“在焦书记眼里，群众的灾情等不得，群众的冷暖之事拖不得。为了关心群众，他恨不得把一分钟的时间掰成两半使。”

　　然而就在焦裕禄奔走兰考大地的时候，长期的拖延和劳累，让他的肝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了。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被送往医院。5月14日，焦裕禄病逝郑州。生命的时钟在42岁这一年停摆。

　　著名作家二月河告诉记者，学生时代，在课堂上第一次听了老师朗诵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班里很多人都是边听边流泪。

　　他说：“回顾焦裕禄的短暂一生，他给人留下的是一种伟大、悲壮、豪气冲云霄般的感觉。他把自己的每一滴血液、每一份精力都投入到了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在经济形势、改革大潮发生变化的今天，焦裕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愈发显示出其珍贵的价值。”

　　1966年2月26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们，黑压压聚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殁了，精神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