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是古代和中世纪一切立法的根据,而现代人为了使自然法披上现代的外衣,在自然法的源头加上了自然正当,有别于自然正义,自然正义是自然的公正公平,每个人靠劳动所得,不存在剥削,山狍野鹿打住了伙吃,而自然法是以王为王的理论基础,远古的自然正义时期哪里来的王,王是后来人为造的。自然正当认为奴隶给奴隶主劳动是正当的,牲畜不打是不走的正当,在远古自然正义时代哪里有被人吃的奴隶,哪里有被劳动的牲畜,不剥削人,吃的是野食,并认为自然是神圣的,不变的,永恒的。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王权贵族社会,只不是柏拉图是有共和的主张,自然是神圣的,不变的,永恒的,为后来的欧洲能接受基督教创造了基础。正当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它自然本来就没有,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建立以哲学家为王的贵族共和社会,而与之齐名的东方中国孔子是为存亡国继绝世而呐喊,只不过是中庸孔子不是以哲学家为王,是承上启下,存亡继绝,他们都主张有教无类,但又希望各行其道,安份止争,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是智慧者的世界,愚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他们的主张,希望,和认为被当时的进步社会是不合时宜的,在希腊雅典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所以才有了苏格拉底之死,在中国孔子的时代已是东周春秋争霸的时代,所以人们说他孔子连个老农都不如。可后来他们的主张,希望,和认为被历届的统治者所尊崇,这是他们的政治哲学遗产所致,而他们的政治哲学遗产将自由民主的火花熄灭,使我们人类进入了蒙味的中世纪,而人类再用自由民主的武器将他们的政治哲学推翻,去其糟粕,取之精华,人类未来的世界不是智慧者的世界,因为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人们都有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