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11月，由马克思执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研究探讨，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又叫《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主义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唤醒了中国先进分子。“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许多介绍《共产主义宣言》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主义宣言》全文，并印发了一些油印本在当时先进分子中传播。1920年8月，陈道望将翻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宣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毛泽东于1920年阅读了陈道望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和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周恩来对陈道望说过：“我们都是你的学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读过《共产主义宣言》，他后来说，我们入门老师是《共产主义宣言》。

    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初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一种，随着西学东进和国人的留学运动进入中国，又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掌握。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义。正于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有趋赴”。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新动向非常关注，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马克思政党——中国共产党，试想在中国建立俄国式的政权。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于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这是由十二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选出了三人组，陈独秀任书记，张国涛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从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真理，但任何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

    第一，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60年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90的奋斗史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理论品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探索、认识、顺应客观规律水平的高低及其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能力的大小强弱。在以往90年的历史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凝固化、片面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但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错误倾向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确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有时呈现公开的冲突状态，而更多的时候是呈现出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状态，往往在正确的发展趋向当中存在着错误的成份，而在错误的发展倾向当中也会含有合理的因素。两个发展趋向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正确地发展趋向经过斗争终获确立是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基础之上的。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正确的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发生时，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中，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提供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搬的教条。毛泽东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的。像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用它阐明人类认识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运用它去解决前人尚末实践又迫切要求解决的新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泽东曾多次谈过《共产党宣言》对于他的影响：先是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于1920年夏读过了包括陈道望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以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后又在1941年一个讲话中再次指出，在1920年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这些话反映了他在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紧紧抓住了阶级分析法。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十分强调要建立、发展和保卫人民的武装力量，强调枪杆里面出政权。如何才能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呢？毛泽东总结为理论联系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于中国需要的理论型的创造时，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发愤读书”,阅读、批注、摘录哲学著作十几种，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及其思想观点，开始自觉地围绕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从正面阐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以之指导直接的政治实践。以李达、艾思奇为代表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从事经典著作和哲学著作的翻译、评介和研究，参与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论争，着重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错误，在论战中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提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质上是反对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反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左，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20世纪40年代初，赋予了“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以新的含义，进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科学地解决中国当前社会基本问题。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几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和奋斗。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不断解答不同时代的重大问题。这是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有伟大创新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创造性地解决党的“革命建国” 的道路问题后，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集中精力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正是围绕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成为现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道望、张国焘、恽代英、王尽美、邓恩铭、彭湃等等，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是李大钊，正如他1919年在《再论问题与我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之前，尽管党一成立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却因对中国国情没有全面而科学的认识，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工人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显然是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科学把握和独立的话语权。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招致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了1934年的革命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刻教训，积累了反对左倾和右倾两条战线的斗争经验，使它在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得到了全面的知识和丰富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和智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揭示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坛和教授们的书本里，永远只能成为一种学术的泊来品，永远不可能有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痛损失的那些中共党内犯有左倾和右倾错误的人们，毫无疑问地也是，或者也曾经是革命者。他们的根本悲剧就在于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具体地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以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其根本条件恰恰在于他们以创造性的革命精神从事了丰富的革命实践。

    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根本条件仍然是它的丰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历时14年之久。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一方面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实践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计划调节，凡由市场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凡由计划调节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都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同时国际上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变化，也迫切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这样国际国内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解决而形成和完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富实践，便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结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巨大贡献。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中国共产党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超越实践本身，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求我们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又要求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实践。

    第三，中国的民族风格的最终确立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稳固基石。经过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即其民族风格表达出来已经成为共识，因为“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理论上讲，民族风格应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使之焕发新的光彩。因为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感染并熏陶着大多数人民，成为人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过程，“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取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用大众式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枯燥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文字用中国式语言表述出来，将革命的重要道理以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三是用中国百姓熟悉的寓言、故事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

    毛泽东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必须使它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稳固的基石。

    第四，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效措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提出系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可以发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辩证思维方法是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思想方法的显著特征，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观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种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但三代中央领导人又各具有不同的体现，具有继续发展性。毛泽东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1921---1935年），毛泽东执行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经历了反对党的右倾错误的斗争，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岗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创建，从事了反围剿斗争和苏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实践，并且进行了反对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其间，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社会矛盾和民众的要求，有了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提出了武装工农等重大战略问题，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政治观点在这个时期都已基本形成了。1935年以后，由于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逐步成为党的领袖，直接主持了党的工作，把党的工作重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过渡，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导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组织了党的集中统一和更加革命化的整风运动，指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使革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个阶段，毛泽东相继发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著名的精辟的哲学概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又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要求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以正确解决领导与群众、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的关系问题。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 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理论和实际相互依存的关系，吸取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理论上的教条的教训，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同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了破除了“一大二公三平调”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尤其是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标准、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也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一个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适应和平发展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写进党章总纲。当然，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首先要保持国内稳定，不要“内耗”和制造内部矛盾，共同维护好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一个根本所在。同时，要认准目标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化解危机。各级领导干部要围绕这个目标，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工作作风，摒弃各种花架子工程，科学发展,大干苦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不折腾”，这是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五，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纷繁复杂、变幻多端的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中，以世界眼光和国际视角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传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彭德怀、贺龙等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最具世界眼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但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这种改造就一定是狭义的，必会妨碍世界的和平发展。”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达延安后，他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得世界的各种信息，虽然僻处西北一隅，依然眼观世界，运筹中国革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确立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无不与毛泽东本人宽广的国际视野相关。周恩来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点给党带来了很多好处：在政治上他不偏激，包括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不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对待同志关系上，他平等宽厚待人，始终保持民主作风，尊重他人的民主权利，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从不随便给人扣帽子，勇于自我批评，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他最能团结同志，成为党政军内部团结的凝聚剂，即使他本人受到冤枉时，考虑的也首先是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相忍为党、相忍为国。在经济建设上,周恩来主张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冒进浮夸、急于求成。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坚持正确的政策，成为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凝聚剂。在统战方面，他联系的面最宽，团结的人最多，如同磁铁一样把党外很多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在“文革”中,他更是成为党和国家的中流砥柱。在外交上，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绝妙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世界级外交大师，不但使朋友佩服，也使对手折服，甚至使敌人也不得不敬佩。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建邓小平理论，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 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50年代和60年代，他多次出访苏联并参与了中苏大论战。70年代，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前往联合国阐述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缔结者。中美建交之后，他又是中国访问美国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坚持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世界眼光，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同时，“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意味着自身民族性的丧失,而且只能是在保留民族性的基础上发展全球性；同时只有在拥有全球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坚持民族性，这是一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要努力承担起对世界的一份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本国建设成就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一种即以5000多年中华文明做积淀同时又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才能够达到的世界眼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我们勇于参加经济全球化竞争，善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来发展、壮大自己，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日渐增强。

    与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领导集体宽广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相通，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际局势, 科学分析当今世界潮流, 把中国的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思考, 从战略性高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问题, 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所以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包涵了丰富的国际方面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结合起来，是党的事业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密切结合；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 而且是对世界各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 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而且主张, 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说明吸纳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一个又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国内外的情况和面对的问题也不断变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根本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只要始终坚持这样去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我们都能够战胜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