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岳飞传

岳飞，字鹏举，河南省汤阴县人。岳飞参军抗金，刚开始任职为承信郎，由于有战功升迁为秉义郎。南宋皇帝赵构刚即位不久，岳飞就向赵构上书批评黄潜善、汪伯彦不图谋恢复失地，被权贵们以其越权的罪名，免去了秉义郎的小官职。黄潜善与汪伯彦是什么人?这两人是南宋初期的宰相，也就是南宋的总理。一个科长级别的小官批评总理，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要么就是不想混了。后来，岳飞投靠河北宣抚使张所。张所问岳飞：“你能杀几个敌人?”岳飞回答说：“匹夫之勇不足以恃仗，指挥军队关键靠谋略。”张所说：“你大概不是军人。”然后，张所把岳飞补缺为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担任中军统领一职。受到张所赏识，岳飞向张所进谏言，国家以开封为首都，以河北地区为根据地，然后派重兵守卫交通要道，保护重要的城镇，则首都的根本之地坚固，长官你能提兵压境，我对你惟命是从。张所喜欢岳飞这样的言论，于是又把岳飞补缺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南宋朝廷任命张所为河北宣抚使，作为地方军事长官的张所，任用忠翊郎王彦为都统制官，岳飞为其裨将，张所还是很会用人的，这个王彦也是南宋抗金名将之一，曾入太行山创建“八字军”，有十多万部众，屡破金兵。王彦的命运跟岳飞一样，后被投降派排挤，剥夺了兵权，不能从事军事抗金事业，郁郁而终。张所也被奸臣陷害，他的河北宣抚使的职位被朝廷安排另一位官员，直秘阁、河北西路招抚司参谋官王珪替代，张所免去职务后，任直龙图阁，他谪居广南，后北还，入潭州界，被钟相、杨幺所部叛军杀害。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个人的成长都需要业绩、功勋、努力、智慧、贵人、机遇。

     当时，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裨将岳飞等共7000多人渡过黄河，由于金兵人数众多，王彦不敢进，岳飞独自引所部兵马与金兵大战，岳飞夺取金军军旗挥舞，使得岳飞军队士气大涨，遂夺取了新乡县这个地方。王彦与金军战于新乡县，打了败仗，王彦逃奔太行山。岳飞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刺杀了一个金军将领，金兵士气受挫撤退。为什么王彦会打败仗?这是因为金兵以为宋军有大部队到来，于是用几万金军围攻王彦的几千人，加上装备不行，王彦只能突围。金兵派精锐部队追击，王彦率几十名士兵跟这些金兵精锐激战，所向披靡，转战十多里路，由于天黑，王彦才得以脱身离险。王彦收聚逃散的宋兵，共得700多人，然后据卫在共城县西山。余下的宋兵，被王彦所激励，因感动每人在脸上刻下“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由于王彦坚持抗金，敢于抗金，使得两河的宋军与民兵都响应他，抗金义军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民兵组织的首领率部下归附王彦，一起抗金。王彦虽说兵败，但因为有民兵组织的加入，使得王彦兵团实力大增，达到几万众，让金国患之。大英雄岳飞这个时期还在王彦的军中。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一蹶不振，从此放弃。得与失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转换的，得不一定会得，失不一定会失。有勇、有谋、有志必定能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

     开封尹、东京留守宗泽听闻河北都统制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了一支几万人的抗金军队，立即任命王彦为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管理河北、河东的军事工作。王彦缮甲治兵，与宗泽等人约定日期出兵，欲进军太原。宗泽认为王彦孤立无援，不可以独自进军，于是写信给王彦要他迟点进军。王彦率万多人渡过黄河，五日后来到京城开封。宗泽非常高兴，指出京城是国家的根本，王彦的军队应该据扎在附近，于是下令要王彦的“八字军”屯兵滑州沙店这个地方。这时的岳飞还是王彦的属下。岳飞跟随王彦从太行山来到京城开封，被任命为统制官，与桑仲、李宝率军都屯兵于京城的西边。

金军统师完颜宗弼攻破和州，与宋朝叛将李成一同进攻乌江县。尚书右仆射、江淮宣抚使杜充在建康，间谍对杜充说李成的军队疲惫可以攻击，杜充就调发军队准备打李成，这时的金军部队已大举侵略。杜充听说金军马上就到，安排所管军队六万人守在江南岸边，自己闭门不出不管事，统制官岳飞哭泣着向杜充进谏言，要杜充去巡视军队，鼓舞士气，向金兵发动攻击，但杜充不听从岳飞的建议。当岸防将官张超失守，金军渡过江后，杜充急忙派遣都统制陈淬率领岳飞及刘纲等十七名军官统30000宋兵与金兵对战，又命令御营前军统制王燮用所管的部队13000人去支援陈淬、岳飞、刘纲。杜充的军队溃败后，统制官岳飞、刘经，自芳山率所剩宋兵退到广德军，这个广德军不是军队而是县。这时的岳飞军职为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后军统制扈成与岳飞、刘经分道扬镳在金坛县驻军，被戚方所杀。戚方是东京留守杜充的部将，杜充投降金兵后，戚方沦为盗贼头目。岳飞率部下移屯在宜兴县。杜充投降后，很多将士溃散离去，这些宋军将士由官兵变为强盗。唯有岳飞严格管理部众，不惊忧百姓，一些知识分子避难的都是依靠岳飞才得以保全财产与性命。

     从严管理军队是岳飞抗金事业最重要的起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秋毫无犯，这是保证军队凝聚力、团结力与战斗力的法纪基础。

     金国元帅完颜宗弼指挥金军渡过黄河攻占南宋原首都开封后，金军接连胜利，又侵略了建康府，这支侵略军焚烧了建康府，抓住了宋将李棁、陈邦光，自静安县渡过宣化而撤离。金帅宗弼屯兵六合县。由于俘虏的宋将李悦在行军路上死了，宗弼把另一个俘虏陈邦光交给了宋朝叛徒刘豫看管。准南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听说了金军撤离的消息，率所部军队在静安县这个地方突袭金军，获得了胜利，岳飞把军队屯守在溧阳。岳飞的同事，后军统制刘经起了歹心，想要杀掉岳飞，吞并其所管理的军队。在那个战乱年代，连皇帝都朝不保夕，谁拥有军队，谁就有政治资本，进可以称帝称王，实施割据；退可以投敌，谋个一官半职，就算跟着原先的皇帝打工，朝廷也会给其安排一个好官职的，这就是有私人军队的好处。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这个意思。刘经肯定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想要致岳飞于死地，吞并其军队。岳飞不是省油的灯，他安排手下至宜兴抢先一步设伏，诱刘经入岳母住处，埋伏刀斧手杀了刘经，并其军队。岳飞在静安这个地方攻击金军，通直郎、权通判建康府钱需，纠率民兵部队，跟岳飞一起截击金军，跟随岳飞入城，因此他代理建康知府。岳飞向皇帝赵构献上在静安抓的金军俘虏。赵构安排翻译亲自审问这些金兵俘虏，把其8名女真族的金兵，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磔刑，就是把这8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其余是汉族人的金兵俘虏让他们分别隶属于宋军各部队。当时金军已攻破扬州、承州，楚州很危险，徐州观察使、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赵立派遣信使向南宋中央求援告急，赵构下诏书命令通、泰镇抚使岳飞率领所部军队去救援赵立所管楚州。南宋朝廷本来想安排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去救楚州，但张俊根据自己所处情况，力辞救援楚州这项工作。赵构只好命令岳飞、赵立从金军的腹背掩击他们，又命令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都统制刘光世去救援楚州。但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鄙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刘光世不派大军救援楚州，还上奏称，郭仲威溃败，薛庆死了，赵立不知其是死是活，岳飞现在的江阴军没有去楚州，刘纲的军队渡江后去了行在所，其军散在南北岸，金军留在承州，我派了王德、鄙琼去骚扰敌军，王德还俘虏了金兵400多人。赵构下诏书命令宋将刘光世、岳飞、赵立、王林率军成掎角之势逼逐金兵渡淮河。

    国破山河在，国亡出忠臣。岳飞的处境总是那么危险，上司杜充叛变投敌，张所被盗贼势力杀害，王彦任金州、均州、房州三州安抚使被调任，岳飞的同事刘经阴谋杀死他夺军，金军已侵占开封、建康首都与陪都等地，钟相、杨幺利用邪教“摩尼教”（又叫明教）起义，岳飞危难之中显伸手，把不利化为有利。

    通州、泰州二州镇抚使岳飞率领军队从柴墟镇渡江。金军进攻泰州，岳飞认为泰州不可以防守，于是弃守泰州城，率众渡江后，屯江阴军于沙上。李成本是宋将，后来投降伪齐国刘豫，他乘金军大举入侵之际，割据江、淮六七个州，有军队几万人，由于李成有称王称帝的迹象，成了南宋的一个心腹之患。南宋朝廷任命神武右军都统领张俊为江南路招讨，命令前军统制王燮、后军统制陈思恭、镇抚使岳飞都归张俊管理。赵构下诏书命令镇抚使岳飞率军队代管洪州镇压当地的盗贼，以江淮招讨使张俊将班师，遂委任岳飞为神武右副军统制。南宋朝廷重新起用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为观文殿学士、荆湖路与广南路二路宣抚使，并且兼潭州知府。由于叛将曹成侵犯道州与贺州，南宋朝廷命令福建等路宣抚副使韩世忠的部下统制官任仕安一军的3000人授予李纲管理，又命令权河东安抚使岳飞率河东副总管马友及宋将李宏、韩京、吴锡等人部队一起攻打曹成。岳飞准备进军攻击曹成时，江西安抚大使李回认为，湖东名贼曹成在道州、马友在潭州、李宏在岳州，刘忠在潭州与岳州之间，这几支军队平时相互攻击，但听说二宣抚的到来，他们又暗中勾结，各布一路，为相互援救之计，马友割剧潭州有半年多了，现在朝廷任命岳飞知潭州，马友会怀疑岳飞是对付他的，在这种处境下，岳飞怎么能率军赴潭州跟马友共处，如果安排岳飞先派军队征讨曹成，马友必定会怀疑，他起疑心后就会阻碍岳飞军队的粮草运输，岳飞就会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李回出个主意是暂不管曹成，先引兵到袁州约马友、李宏一起商量讨伐刘忠，以等待二宣抚使的到来，让曹成不进犯岭南。马友与李宏是被朝廷招安的军阀势力，南宋朝廷的目的让这马友与李宏，跟岳飞一道去征讨曹成，但马友与李宏并不是真的对南宋忠心耿耿，而是投机分子。李回把自己的担忧与建议向中央汇报了。于是，南宋朝廷下诏要岳飞分析贼敌的军事情势，如果不能够进军，就驻守在袁州等待韩世忠两军会合。当时，曹成已经进犯岭南，岳飞也把军队转移到茶陵县，而南宋朝廷对这一军情并不知道。

    乱世出贼子。有些官兵看到情形不对，就有反叛之心与割据之心，甚至于沦为盗贼，还有些军阀时敌时友，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环境下生存，随时有兵败身亡的危险。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取胜之道。

     叛将曹成攻占了贺州，听说岳飞率大军要来讨伐他，于是派兵镇守在莫邪关。岳飞派出前军统制张宪攻打莫邪关。军士郭进与旗头二人先登关，郭进挥枪而出杀了曹成守关军的旗头，守关的贼军大乱，宋军齐进，攻克了莫邪关。岳飞非常高兴，把郭进补缺为秉义郎，解下自己的黄金装饰的腰带赐给郭进，以示嘉奖。由于官兵进关，贼兵散乱，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然后用所俘虏的妇女在旁边助兴喝酒。由于韩顺夫以为胜利了就麻痹大意起来了，被曹成的部下杨再兴率众贼兵进攻军营，宋官兵退却，韩顺夫被杨再兴砍断一只手臂，流血不治身亡。岳飞大怒，把韩顺夫的亲随兵们全部诛杀，并且责命副将王某去擒拿杨再兴，将功赎罪。张宪与粮军统制王经率军都到了，与杨再兴打了几场战斗，杨再兴把岳飞唯一的弟弟岳翻给杀了。宋官兵不断追击曹成贼军，曹成屡战屡败，贼军死伤万多人，曹成率残兵败将屯兵桂岭。

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在桂岭大败曹成，曹成拔寨逃跑。杨再兴在跑路的时候，被大宋骑兵追上，跳入深涧中，宋朝追兵想要把杨再兴杀了替岳翻、韩顺夫报仇。杨再兴向宋兵求情说：“不要杀我，请让我见你们都统制岳公。”然后，杨再兴不反抗让宋兵把他捆绑起来。岳飞见了杨再兴后，惜其是一员勇将，为杨再兴解开绑绳，对杨再兴说：“你是一位壮士，我不杀你，让你为国家尽忠报国。”杨再兴向岳飞道谢。岳飞把杨再兴留在军营里任命为宋将。曹成吃了岳飞的败仗后，向连州方向逃窜。岳飞命令张宪追击，曹成狼狈不堪，只好向郴州方向逃窜，郴州守将赵不群乘城固守，曹成打不下来，只好又逃向邵州。韩世忠听说曹成屡败于岳飞，于是派遣神武左军提举事务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董旼招降曹成，曹成走投无路之下率众投降。

     宽容是一种美德。岳飞宽容了杨再兴的杀弟之仇，使他得到了一位左臂右膀的属下与良将。杨再兴归附岳飞后，屡立战功，为岳飞的抗金事业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宽容与爱比仇恨更加感人。

     岳飞向赵构上奏说，在贺州大破曹成。南宋朝廷命令广西经略司即韶州拔皇帝的私人钱财30万缗去采购战马。当时，南宋初期创立了神武军，这支军队有中军、右军等，岳飞属于神武副军。神武诸军队都缺战马，朝廷命令经略司赐300匹战马给岳飞军队，200匹战马给张俊军队，又选了1000多匹送到皇帝的住所。南宋有个机构叫枢密院，是最高军事管理机构，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军委。枢密院开会审议决定，下命令让韩世忠屯兵建康府，岳飞屯兵江州，在江道两边设防，以防止刘豫称帝建立的“伪齐国”军队的水路进攻。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在江州，由于军中粮食匮乏，江西安抚大使李回分岳飞一半的军队，人数是15000人分别屯军江州、筠州、临江、兴国军这四个地区，在当地安置就食，命令岳飞另外一半的军队在吉州驻防，然后，把这个军事安排结果向南宋朝廷作了汇报。赵构下诏令，命令岳飞去皇帝的住所朝见他。

     要想保证战争的胜利，后勤保障是重中之重。战争比的是物质与资源，谁拥有更多的资源，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谁就是最后的获胜者。

    虔州巨寇彭友、李满等人乘国难之际起义，占据了江西、湖南等地八个县，拥众十多万人，奉南宋朝廷命令，岳飞派遣张宪、王贵分别率军在不同方向攻击彭友、李满，俘虏这二个首领。岳飞率军到虔州剿匪，几乎每天都攻破敌人一个营寨，让盘据在虔州这一地盘这些贼寇非常惊恐。当时，岳飞亲自率领的军队不过一二万人而以，他以一二万之众扫平十万之众，可见匪寇之流终就是乌合之众。朝廷下命令要求岳飞平定江西、湖北的叛乱后，听候朝廷安排，不要有什么军事行动。岳飞收到中央的命令后，自虔州班师。南宋朝廷下命令要求岳飞选3000宋兵转移到广州驻防。后来，赵构下命令要求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本人去他的居住的地方，他召见岳飞要对岳飞论功行赏，并且要求岳飞安排精锐的士兵10000人在江州驻防。岳飞携养子岳云一同从江州风尘仆仆地到赵构的住所朝见这位皇帝。赵构皇帝见了岳飞与岳云后，赏赐岳飞黄金腰带、武器盔甲。养子岳云年纪比较小，赵构也赏赐给他战袍与武器。然后，赵构晋升两位武将，一位是端明殿学士、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赵鼎，委任赵鼎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江州。知什么州可简称“知州”，知什么府可简称“知府”，知什么县可简称“知县”。另一位是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落阶官，晋升为镇南军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落阶官：即所谓“除落阶官为正任，未落阶官为遥郡”。这落阶官对岳飞来讲是一种仕途的突破，因为宋朝对武将的任职是有各种限制的。宋朝的传统是重文轻武，对武将的防范与限制是有很多的。宋朝正任官：有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刺史六级。宋朝遥郡官：有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五级。宋朝将校：有都统制、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部将、队将共为八级。朝廷想要岳飞屯兵江州，岳飞却提出了个人意见，他认为，自己所管军队没有进行军事训练，请求留5000人在洪州驻防，2000人在虔州、南安驻防，其余的宋兵都随军进行军事训练。朝廷下诏让岳飞跟赵鼎商议如何驻防。岳飞本来爱好饮酒，他在洪州时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一起喝酒，由于喝得大醉，发酒疯把赵秉渊打得差点死了，李回上奏弹劾岳飞，要求赵构给岳飞一个处分，但赵构爱惜岳飞这个人才，只是告诫岳飞不要饮酒，岳飞从此不饮酒。

     人总有关系好的上司与同事，也有关系差的上司与同事。一个人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也不可能得罪所有人。喜欢你的人就会帮你与支持你，憎恶你的人就会疏远你与害你。喝酒误事，干事业的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统制官傅选屯守江州，李山知蕲州，这两人都受李回的调度与指挥。岳飞向朝廷上奏请求调傅选、李山这二位军官为自己所管军队的统制官。岳飞军队每月需要军费十二万二千多缗，军米一万四千五百多斛。南宋朝廷命令漕运官员曾纡津送可用五个月左右的钱粮给岳飞，赵鼎督促曾纡津快点办好送钱粮给岳飞这项工作。李回与岳飞的关系不好，这个人际冲突的原因有两个，岳飞把李回属下傅选、李山“挖”走了，又把赵秉渊打得半死。赵鼎对岳飞推心置腹，以诚待人，让岳飞对赵鼎心悦诚服。朝廷委任神武副军都统制、江西制置使岳飞为江南西路、舒州、蕲州三地制置使，在江州置官署。后又下命令把岳飞管理的军队改为神武后军，以岳飞为统制。襄州、邓州、随州、郢州等州镇抚使李横在襄阳时，岳飞派遣统领官张宪要李横过来，李横不听岳飞的，等到李横失守逃到黄州渡江，岳飞责备李横不听从他的安排，李横表示歉意，承认自己的罪过。朝廷下命令，让李横、翟琮、董先、李道、牛皋听从岳飞的指挥管辖，以图后效，并且所率军队在江州驻防。李道、牛皋率军已经在江州，岳飞任命这二人为统制，管理本部兵马，李横等人仍然留守在南昌。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如果李横听从岳飞的意见就不会有把襄阳丢掉了。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这是很多人的通病。

    江西统制官傅枢到皇帝的住所汇报工作，其所管理的部队在虔州，制置使岳飞移其军队在江州驻防。傅枢与岳飞过去有过矛盾，他弟弟统领官傅机与岳飞的统领官王贵也有矛盾，傅机率军赶赴洪州。这支军队行军到长步这个地方，其右军部将元通率部下千多人脱离大部队，进犯英州抢掠范琼的女儿离去，又围攻南雄州。南宋朝廷听说了其事，命令本路的驻防军队捕捉。赵鼎上奏请求处死傅机，朝廷却免了傅机的死罪，把他送到岳飞军队戴罪自功，将功赎罪。叛将元通受到广东经略使季陵的招安。岳飞出师准备收复郢州，朝廷下令要求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派精兵一万多人去当岳飞的援兵，岳飞率统制官王万等从鄂渚进军襄阳，右仆射朱胜非同意攻打襄阳后执持符节，又命令户部员外郎沈昭远负责处理岳飞军队总军饷的事宜。赵鼎已任南宋的参知政事一职，参知政事是副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赵鼎跟岳飞关系好，一直在关照岳飞，他向赵构请求，要其亲笔写诏书，命令中央的监司与军队的长官们对岳飞军队的军饷不欠缺，也就是给岳飞的士兵发满工资，不克扣，不拖欠。岳飞率军整装出发，下军事命令士兵们不得侵犯、不损害群众利益，由于岳飞军纪严明，岳家军连庄稼都秋毫无犯。岳家军进军襄阳，正因为不侵犯、不损害群众利益，所以岳家军的名气与声望大大提高了。岳飞出师，攻破了钟十四等人的起义军十多个寨子，钟十四的追随者周十隆等还在那一带活动，于是，岳飞命令将官赵祥、李升率所管部下前往讨伐。

    维护军纪得以约束军人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为基础。群众的心就是民心，群众的利就是天下人的利，得民心则军队同心，护民利则军队同利，爱护群众其实质就是爱护自己的政权、组织。

    江南西路、舒州、蕲州、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的制置使岳飞率军队收复了襄阳。现在岳飞成了管理7个地区的制置使。伪齐将领李成听说郢州失守后，大惊，就放弃襄阳逃窜，岳飞进军在那据守，收复了唐州。接着，岳飞又收复了随州。当时，岳飞命令前军统制张宪率军攻打随州，打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拿下来。神武后军中部统领兼置司中军统制牛皋请令攻打随州，他命令士兵们每人裹三天食用的粮食前行，其他将领都觉得很可笑，牛皋率的军队没有超过三天就把随州攻下来了，并且俘获了随州知州王嵩押送到襄阳府，岳军把王嵩施以磔刑处死。岳飞之所以能收复襄阳与郢州，选锋军统制董先功劳大。董先与牛皋都久在京西，这个京西应该是南宋初首都河南开封的西方地区，也就是董先与牛皋都是河南人，所以，岳飞重用这两位老乡为将。岳飞用人不拘一格，他用亲人作将领，例如儿子岳云、弟弟岳翻；他用降将作将领，例如杨再兴；他用老乡作将领，例如董先、牛皋；他用别人的爱将作将领，例如傅选、李山；他还重用了一些起义军中的将领。

江西、安州、复州等州制置使岳飞收复邓州。当时，伪齐国将领李成逃跑撤退，与金兵、伪齐军合兵，屯兵于邓州的西北方向。岳飞派遣统制官王贵率军出光化，统制官张宪率军出横林，提前二日到达邓州城下。李成派兵出战，统制官董先出奇兵攻击敌军要害，把李成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般。李成的同党高仲进入邓州城内据守，岳家军将士如蚂蚁一般攀附城墙而上，于是攻克了邓州城。岳飞调动军队在德安府屯兵。

南宋朝廷委任神武后军统制、任江南西路荆南制置使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前军统制王燮在湖北有几个年头了，但却没有剿匪成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武将太无能，没有办法平定匪患，另一种是他拥兵自重不想真剿匪。岳飞收复襄阳有功，枢密院考虑到抗金名将张浚曾经上奏想要招安起义军首领杨幺，赦免杨幺的叛乱行为，但时间过了很久，杨幺还是没有接受招安，王燮率军剿灭杨幺一年多了，都没有什么成绩，还跟潭州、鼎州闹矛盾，争权夺利，所以让岳飞专职征讨杨幺，并且命令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镇抚使解潜作为援军支援。湖南制置大使安排马准、步谅两军听程昌寓节制。当时，岳飞32岁，执持符节的将领都没有岳飞年轻，可见岳飞年纪轻轻就建功立业任职节度使这样的高级军官，成为诸将领中的佼佼者。朝廷委任直徽阁、主管临安府洞霄宫富谟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负责岳飞大军的军饷与粮草工作。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王燮四支军队，共121600多人，总共军费开支为28万多缗。

任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浚为知枢密院事。河南义士赵云经常组织义军跟敌军作战，此赵云是南宋的赵云，非三国的赵云，历史上同名同姓者很多。敌军抓住了赵云的父亲赵福与母亲张氏，想要用他的父母作诱饵招降他，而且还承诺赵云归降的话，任命其为平阳路副总管的官职。赵云不理金军的威逼利诱，敌人只好杀了他的父亲赵福，把他的母亲赵氏关押在绛州。后来，赵云投奔岳飞，参加岳家军，岳飞派遣赵云渡河，赵云攻击绛州垣曲县，从监狱里救回母亲，岳飞任命赵云为军官。金兵增兵侵略准右地区，仇悆安排当地所有驻军士兵1000人对金军进行防御战，由于与金军兵力悬殊，打了败仗，这些宋兵全部殉国，于是仇悆向湖北制置使岳飞求救，岳飞派出牛皋、徐庆二位爱将率2000人去援助仇悆。湖北制置司统制官牛皋、徐庆率随从兵马几十人先到庐州城，金军5000人已经逼进庐州城，由于城中兵力稀少，仇悆惶恐不安。牛皋用言语安抚仇悆后，率这几十宋兵出城迎敌，牛皋挥舞着武器冲向金兵，金兵怀疑宋军设有伏兵，所以逃跑，牛皋率这几十人追击，金兵们自相践踏，死者众多，剩余的金兵都逃离了庐州。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不缺英雄儿女，不缺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

     朝廷任命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湖北路荆州、襄州、潭州制置使岳飞为镇宁军、崇信军节度使。赵构宣岳飞从池州入朝，然后，赵构亲笔写下了对岳飞的赏赐，赐岳飞银帛共2000匹两，册封其母荣国太夫人姚氏为福国太夫人。南宋对文臣武将家中的女性封爵有两种，一种是封为“诰命夫人”，另一种是“国夫人”。按照汉代制度，列侯的母亲称太夫人，南宋也沿用了这种制度。又封岳飞一名亲属为承信郎。还封了岳飞家中的妇女两人，赏赐冠帔三道。冠帔就是古代妇女的服饰。为什么对岳飞这样重赏?这是因为岳飞收复准西的战争中，军功卓著。从这些赏赐可以看出，皇帝赵构与岳飞之间的初期君臣关系还是蛮融洽与和谐的。随后，委任岳飞为荆湖南、湖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后军都统制。让岳飞率部队平定杨幺的叛乱，并且赐钱100000缗、帛5000匹用来犒赏岳家军。朝廷安排湖北转运判官刘延年充当随军转运，做岳家军队的后勤运输工作，又命令湖南、江西管理漕运工作的官员薛弼、范振应负责随军的钱粮的后勤保障工作。岳家军大部分都是西北人，习惯于陆战，不习于水战。盘据在洞庭湖一带的靠邪教起家的起义军，自首领钟相去世后，由另一个首领杨幺负责管理这支军队，他们主要擅长于水战。岳飞并不认为自家军队不习水战就是不利因素，他认为连士兵都是经常调换、更换的，只要懂得用兵，水战一样能取胜。韩世忠移军屯守在淮河流域，军队整齐严肃，令行统一，对百姓秋毫无犯。岳飞军队转移到潭州，所经过之处对百姓无丝毫侵犯与惊扰，潭州的百姓居民赠送酒与食物给岳家军的士兵们吃，士兵一般都付钱，不肯白吃。赵构听说了韩世忠与岳飞的军队事迹下诏令奖励韩世忠纪律严明，岳飞治军有法。右仆射张浚派遣岳飞分兵屯守在鼎州、澧县、益阳，以兵势逼降杨幺的起义军。右仆射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一职。南宋设左右仆射一职，均为宰相。南宋的总理张浚到了澧陵后，释放了关在澧陵监狱的起义军的囚犯几百人，然后让这些被释放的囚犯去劝降起义军中的人。张浚到长沙，起义军首领黄诚、周伦向张浚表示想要投降宋军，但周伦等人因多次杀害来招降的官吏，害怕宋朝报复，内心很矛盾。岳飞进军后，起义军中有部分人想要投降了。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军，利用邪教摩尼教的思想吸引信徒，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来叛乱，等钟相建立了“楚国”，自称楚王后，钟相与杨幺却穷奢极欲，并不想与信徒们“等贵贱，均贫富”了，他们想要富贵，并不想让百姓也富贵，当时洞庭湖区域在“楚国”治下的百姓们都穷困潦倒，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什么洞庭湖区域老百姓看到岳飞军队的到来，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正是因为当地百姓苦“楚”久矣！起义军内部也在分化，一些人想要投降宋军。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英雄岳飞想通过建功立业，收复山河来获得封妻荫子，来光宗耀祖。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亦破。为了家人、为了国家奋不顾身，正是岳飞的真实写照。

     岳飞进军至鼎州城外，安营扎寨，并且有岳家军水军舰队。岳飞很有个人威望，军队纪律严明，他派出潭州兵马钤辖杨华担任使者到杨幺起义军中招降。杨幺的部下头目黄佐说：“岳飞节度使号令如山，跟他交战，是没有战胜与生还的机会。”于是，黄佐第一个率部分起义军投降岳飞。岳飞单骑到黄佐军中安抚其军，并且拍着黄佐的背部对他说，你能识时务，知顺逆，是好样的，如果能立大功，封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我想派你去洞庭湖杨幺军中，视情况而定，能擒拿的就擒住，能被劝服的就招降。黄佐流着眼泪感谢岳飞，称愿意以死报效岳飞。当时，参知政事席益怀疑岳飞不认真对待剿匪工作，想要向赵构汇报，总理张浚对副总理席益说，岳侯，是个忠孝双全的人，他用兵很有智谋心机，不要轻易断言他对剿匪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席益听了这话，感到惭愧，就没有继续追究岳飞的责任。由于出现大旱灾，洞庭湖湖水有些地方已经干涸，杨幺起义军越来越害怕。

初，南宋右仆射张浚到长沙，亲自到洞庭湖视察情况，认为不可以剿灭杨幺匪军。朝廷召杨浚回朝开防御金兵的会议，岳飞赶到潭州，拿出军事地图给张浚看，张浚想要明年再讨论军事进攻杨幺，岳飞对张浚说，已经有军事进攻计划，都督能否在潭州多留几天，8天左右可以大败杨幺匪军。张浚表示怀疑。岳飞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他说王燮用宋兵攻杨幺水寇比较困难，而他用水寇攻水寇很容易，水战是宋兵所短，却是水寇所长，以短攻长会要吃亏的，只有使敌人内部分化瓦解，然后用宋兵乘机攻击，只需8天就可以打败他们。张浚同意岳飞采取这一军事谋略。

    孙子兵法上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谋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比单纯的匹夫之勇强百倍。用谋者，属上上之策，对战者，属下下之策。谋略属于心理战、舆论战、利益战，外交属于关系战、人情战、影响力战。

    湖南统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晸等人，有宋兵20000多人，但他们不听王燮命令，所以经常打败仗。岳飞大军到了洞庭湖区域，他鞭打任士安折了他的傲气，然后用任士安作为诱饵迷惑杨幺起义军，还说如果3天不能平定水贼，把任士安他们都斩杀。还放出消息说，岳太尉率20万大军来了。杨幺起义军只见王燮的部下任士安等率军进攻，都不体虚，集合军队抗拒宋军。过了3天后，岳飞集结的军队合并，主力与水贼一战，杀得杨幺部队差点死伤殆尽，岳军乘舟进入杨幺起义军的水寨，贼首杨钦等人投降。杨钦是杨幺依仗的勇将，岳飞厚待杨钦，让剩余的水贼更加丧气。张浚按照相关制度任杨钦为第十九阶的武略大夫。岳飞招降了杨钦后，率统制官牛皋、傅选、王刚乘胜攻击杨幺总部。杨幺属下将领陈瑫抢了伪太子钟子仪的船只，获得金龙交床、龙凤簟等物品，向岳飞投降。钟子仪是钟相的二儿子。钟相称楚王时，把大儿子钟子昂封为太子，钟相被宋军俘杀后，杨幺自封为大圣天王，封钟子仪为太子，原太子钟子昂有可能被杨幺废掉。黄诚是杨幺封的楚国左仆射，杨钦是杨幺封的军马太尉，这二人是杨幺的重要属下，但现在这二人已经向宋军投降，投靠了岳飞。岳飞采用杨钦之计，掘闸放水，伐木塞港，以杂草漂浮水面，使得义军车船失去战斗力。杨幺率众突围，力战失利，被牛皋俘虏杀死，余党刘衡等也相继投降。岳飞率军攻入起义军水寨，杀得水贼们死伤殆尽，唯有贼首夏诚的水寨北靠大山，三面临江，宋军陆攻贼军就进入洞庭湖中，宋军水攻则贼军则登上陆地，让宋军不能取胜。岳飞视察了敌军地形后，选择了一个水浅之处，安排了20个擅长于骂人的宋兵，在晚上向敌寨骂街，又安排大部队运输大量草木之类的放置在上流。水贼听闻骂声，向骂声处投掷大量的砖瓦石块，草木被这些砖瓦石块所压填满后，岳飞指挥大军长驱直入，俘虏了起义军最后的负隅顽抗的首领夏诚，自此以后，杨幺起义军彻底被宋军剿灭。果然，岳飞只用了8天时间就剿灭了杨幺的起义军，连南宋总理张浚都感叹说，岳侯用兵如神呀。水贼曾凭借着地利优势说，敢来犯我者除了岳飞外，其他人没这个能力。有人认为水贼说这话是被岳飞灭亡的预兆。杨幺起义军失败灭亡后，宋军得其壮丁五六万人，老弱病残有十多万人。张浚命令岳飞进军屯兵于荆州、襄阳以图收复中原。

     不要过分褒奖历史上的起义军。有些起义军不但对抗当时政府，有些还卖国求荣，甚至于对百姓烧杀抢掠，一样的屠杀百姓，欺压百姓，剥削百姓。有些起义军所过之处让其十室九空，尸横遍野，城市一片废墟。”等贵贱，均贫富“只是一个美丽的宣传口号，一些起义军只要掌握政权，就奴役百姓，就纸醉金迷、贪图享乐。

     当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张俊，都立有战功而获得高级军官的职位，而岳飞是由一个低级军官迅速晋升为高级军官的，年纪比他们小却成为节度使，这让韩世忠、张俊很嫉妒，心理不平衡。岳飞谦卑地向韩世忠、张俊通书信，但两位宋将有意疏远，不回信答复岳飞。等到岳飞剿灭杨幺获得大胜，向韩世忠、张俊献礼楼船各一只，献各种武器装备，韩世忠得了这些战利品的礼物非常高兴，而张俊得了这些战利品的礼物则更加嫉妒岳飞。

     嫉妒是一剂毒药。它让人丧失理智，丢掉良心，分不清是非善恶。在嫉妒面前，君子会表现出大度与胸襟，而小人会表现出敌意与心理失衡。

    南宋朝廷下诏书进行军队改革，赵构认为南宋主力军队“神武军”的“神武”这个名字是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君主称号，高欢是鲜卑族人，所以赵构不喜欢这个名字，于是把“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神武前军改名为中护军，神武左军改名为前护军，神武后军改名为后护军，刘光世统率的军队称左护军，吴玠统率的军队称右护军，王彦统率的军队称前护副军，岳飞统率的军队称后护军。中护军的司令员是张俊，这支军队是张俊所管的信德府部下，后来以忠锐诸将、张俊亲兵、张用、李横、阎皋的部下隶属于中护军。前护军的司令员是韩世忠，这是支军队是韩世忠所管庆源府的部下，后来以张遇、曹成、马友、李宏、巨师古、王燮、崔增的部下隶属于前护军。后护军的司令员是岳飞，这支军队是岳飞所管的河北部下，后来以韩京、吴锡、李山、赵乘渊、任士安的部下隶属于后护军。左护军的司令员是刘光世，这支军队是刘光世所管鄜延的部下，后来以王德、郦琼、靳赛率其部下隶属于左护军。右护军的司令员是吴玠，这支军队是吴玠所管泾原的部下，后来得秦州、凤州的游兵散将以及刘子羽、关师古的部下隶属于右护军。前护副军的司令员是王彦，这支军队是王彦在河北招募的，后来以金州的狱警隶属于前护副军。当时，行营护军诸军队，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的人马最多，吴玠排第四，岳飞排第五，王彦的人马最少。

     要想在同僚中脱颖而出，必须具备实力。这实力包括个人才能、智慧与经验、一群才能优异且忠心耿耿的部下、上司的赏识、业绩与功勋。对于将领来说，军队就是他的实力所在。

     荆襄招讨使岳飞，说太行山忠义社梁青有百多人想要渡河，从襄阳来归降。当时，金军集中兵力想要灭掉这支民兵小部队，所以，梁青率部下到岳飞军营投靠他。初，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在承州、楚州，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驻军在太平州，江东宣抚使张俊驻军在建康府，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在鄂州，朝廷认为边防有些地方的防守力量比较薄弱。岳飞上奏请求把襄阳府路改名为京西南路，京西南路管辖唐州、邓州、随州、郢州、均州、房州、信阳军，朝廷同意了岳飞的请求。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在实际中要灵活处理朋友与敌人的关系，尽量能化敌为友，而不是化友为敌。收编、招降、统战是扩大军事实力的不二法门。

     总理张浚命令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在承州、楚州以夺取淮阳，命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屯兵合肥防御伪齐军与金军，命令江东宣抚使张俊在建康府训练军队进军屯兵在盱眙，又安排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领导中军为后翼，命令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屯兵襄阳以计划收复中原。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这个意思是资质浅的人任都指挥使官职的称呼，殿前司与待卫司分统禁军，殿前司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官，都指挥使掌步骑，都虞候掌诸班直。都指挥使以节度使充任，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任。皇帝赵构亲自书为文章《裴度传》赏赐给张浚，以示精神嘉奖。赵构此举就是表扬张浚是第二个裴度。裴度是什么人?裴度是唐朝的中兴名臣，唐朝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南宋朝廷委任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淮南东路兼镇江府宣抚使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转镇武宁、安化，在楚州置行政机构。委任检校少保、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讨使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转镇武胜、定国，在襄阳府置行政机构。当时，南宋准备举行大反攻，收复失地，总理兼都督张浚在诸将中经常夸奖韩世忠忠诚与勇敢，夸奖岳飞心思缜密且深藏不露，这两人是国家之栋梁，是军国大事可以倚重的对象，因此又升这两人的官，给他们压担子。

     部下有功，就要马上奖励与表扬。赏功罚过，奖优罚劣，这是领导与管理部下的有效手段。表扬一个人要当着很多人的面，让被表扬者有面子。批评一个人，要没有其他人在场，要给被批评者留面子。

    岳飞的母亲庆国夫人姚氏去世，他不等朝廷审批同意就辞官回家守孝。古时，对孝道看得很重，如果父母去世，都要守孝若干年，守孝期间是不能担任公职或者有不能夫妻同房、不能吃肉类食物、不能进行娱乐活动等规定，守孝期满，才能开禁。守孝期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守孝三年。岳飞弃官职而去为母亲守孝，那么收复失地的国家大事谁来承担?赵构听说了此事，下诏书要求岳飞马上复职，管理军队，处理进军渡江的军事工作，不允许辞职。后来，朝廷又让岳飞兼职节制蕲州、黄州。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派遣军队进入伪齐地界，伪齐的官员知镇汝军薛亨，舆论认为他比较骁勇，岳飞指示统制官牛皋率军去攻击薛亨，薛亨不敌被宋军俘虏，岳飞率大军到蔡州，把伪齐军的粮草等物资都焚毁了。看来舆论有时是名不副实的，骁勇的薛亨变成了阶下囚。岳飞的部下湖北、京西安抚司第四副将、武经郎杨再兴率军收复了西京的长水县。皇帝赵构从临安府出发，先到天竺寺焚香敬佛，在路上碰到手拿黄旗的人向皇帝报捷，这位报捷的人是岳飞的部下，武翼郎李遇。原来，岳飞派遣的统制官王贵、郝晸、董先率军队先攻击伪齐虢州卢氏县，攻占了城池，获得战利品粮食15万斛。朝廷安排户部员外郎霍蠡在鄂州设办事机构，专门管理岳飞一军的粮食供应与工资发放。南宋几支重要的军队的位置如下：江东宣抚使张俊军队在旴眙，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军队在泗上，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在楚州，湖北宣抚副使岳飞在鄂州，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在当涂。刘光世军队布防马虎，在沿江一带不设防，让左仆射赵鼎很担忧。

     孝顺父母可以，但不能因孝顺父母而因私废公，国家的事要排在第一位，家里的事要排在第二位。先国家再个人，先集体再个体，先公家再私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想要马儿跑，得让马吃饱；想要马儿跑得快，得让马儿多吃草。

     枢密院向赵构汇报说，刘光世的部将马钦，岳飞的部将寇成等人，捕获敌军500人，全部斩杀。于是赵构分别向刘光世、岳飞下诏书讲这些中原的敌军中的汉人都是我朝的人民，要优待俘虏，不要溢杀。赵构召见复职的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岳飞带着亲兵来皇帝居住的地方。君臣两人在内殿里沟通，岳飞多管闲事地向赵构密奏说，早点立皇储，当时除了赵构、岳飞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赵构回答岳飞说：“你讲的话虽然是一片忠心，然而你掌握着军权在外面，立储这件事不是你应该干预的。”岳飞退朝后，直徽猷阁、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司参谋官薛弼接着进殿，赵构跟薛弼谈起岳飞提议立储这件事，并且说岳飞表现出不高兴，你去丢个坨给他，要岳飞不要再管立储这件事。赵构与岳飞的君臣关系在岳飞没有提议立储前，非常和谐，赵构非常欣赏岳飞，但岳飞提出立储后，似乎为以后的赵构迫害岳飞埋下了伏笔。当时，有可能岳飞母亲去世后，对岳飞的思想有所影响，这个影响的结论是人总是会死的，得安排继承人来接替死者，岳飞从母亲的过世，联想到赵构将来也会去世，所以该立储作好准备。而赵构有可能的想法有这几种：一，我还年轻，立储问题不急。二，赵构的亲生儿子宋简宗赵旉三岁就去世了，再无其他亲生儿女，唯有两个养子，养子赵伯琮、养子赵伯玖，所以，赵构有可能还想生个亲生儿子出来接自己的班。三，岳飞提议立储的意思，肯定是想让赵构的养子赵伯琮当皇位继承人，赵构当时心不甘情不愿。四，赵构的父亲宋徽宗赵佶安排赵构的哥哥宋钦宗赵桓提早接皇帝位子，后来北宋灭亡了，宋徽宗与宋钦宗还被金国俘虏成为了囚犯，赵构也怕有父兄的下场，所以心里不爽。五，赵构觉得岳飞的职责是统兵打仗，而不是干涉皇帝的家事，岳飞有点多管闲事。但这个时段，赵构身边的总理是张浚，张浚经常关照岳飞，所以，这时赵构与岳飞君臣关系是比较好的。张浚与张鼎两人政见不同闹矛盾，后来张鼎被免掉左仆射的官职。张浚欣赏秦桧，向赵构极力推荐。

    提合理化建议，得先了解对方的真实需求与真实想法，这样做就能有的放矢，让对方接受。调查了解之后，要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再采取行动。不要自以为是，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这样会适得其反。

     朝廷晋升检校太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为太尉，并且由副职升为正职，任宣抚使。岳飞受到皇帝的赏识，而且威名日著，让他的同僚张俊更加嫉妒。参谋官薛弼经常劝说岳飞要跟张俊搞好关系，向张俊低头，而岳飞身边一些经验与阅历少的幕僚则劝岳飞不要降心屈从张俊，于是岳飞与张俊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这为张俊充当陷害岳飞的打手埋下了伏笔。岳飞当时留在皇帝赵构的住所并未离去，于是保护赵构去建康。赵构晋升岳飞两位爱将，拱卫大夫、和州防御使、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为“落阶官”，晋升为棣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统制官、中侍大夫、武泰军承宣使牛皋为“落阶官”，晋升为建州观察使。

     哪里都有嫉妒的人，你不如他，他看你不起；某个方面超过了他，他又会嫉妒你。所以，在嫉妒者面前要低调与谦卑些，或者表现出缺点与不足给对方看见，这样能消除他对你的误会、偏见，让他的心理平衡些，从而减轻嫉妒心理。奖赏部下的部下，也是对部下的奖励，谁功劳大就奖赏谁，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岳飞在军事会议上说，伪北齐刘豫不足以平定，现在需要十万军队在金国边境截击金军，使敌人不能相互援救，刘豫势单力薄，则中原可以收复，张浚对岳飞的军事建议不以为然。宋将刘光世请求充当任职祠禄官这样的闲散官员，不想管理军事工作，当然，这只是刘光世以退为进的策略，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样“娇情”。南宋中央的目的是用高官厚禄收回刘光世手中的兵权。岳飞去见皇帝赵构，向他请求由商州、虢州进军夺取关陕，并且想把淮右的军事工作由他一个人来管理。赵构问岳飞，什么时候可以收复中原?岳飞回答说要三年。赵构说：“我现在的这个地方，以淮河流域为安全屏障，如果舍弃淮河地方的军队，便可以平定中原，我有什么可惜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原没有收复而淮河流域失守，我怎么能够安枕无忧呢。

     个人的得与失、荣与辱、名与利、权与钱，神马都是浮云。只有为了国家、社会、他人的得与失的、荣与辱、名与利、权与钱，才是唯一的选项。有责任、有义务、有担当、有爱心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英雄。

     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向朝廷打报告想要辞官当平民为亡母守孝。南宋总理兼全军总司令张浚经常与岳飞讨论淮西的军事安排，张浚对岳飞说：“王德这个人，淮西军是比较拥护的，我想安排此人为都统制，安排吕祉为督府参议监督这支军队，怎么样?”准西军本是由刘光世所管理，由于朝廷迫使刘光世交出军权，朝廷担心这支准西军尾大不掉，不好控制，所以张浚想用王德来当统制，吕祉当监军来管理这支军队，这就是张浚找岳飞商议的原因。岳飞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王德与郦琼两人互不卖帐，矛盾很深，只要提拔其中一人为另一人的上司，他们肯定会争权夺利，内斗起来的；吕祉尚书虽说是个通才，然而是一介书生不懂军事，恐怕不能使王德与郦琼等将领心服。张浚提出了另外一个可担任准西军主官的人选张俊。岳飞评价张俊是残暴而又无谋，并且准西旧将丽琼等将领都不服张俊。张浚又提出一个人选，这个人是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岳飞又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杨沂中跟王德的才能一样，岂能驾驭得了淮西军。张浚非常生气地说，我就知道主管准西军非你岳太尉不可。岳飞对张浚说，都督以国家大事询问我，我不敢不尽愚忠，我哪里想得到准西这支军队的想法?岳飞知道跟张浚在准西军队由谁统管的问题上政见不同，惹张浚生气了，把上司给得罪了，于是他向南宋中央打报告想要辞官，交出兵权去为母亲守孝，但皇帝赵构不同意。

     女性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更精彩。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占有一大半的功劳。一个女人，可以影响三代人，家庭教育起重要作用的是女性。后代是为国为民，还是想不劳而获，都是女性在家庭教育中起的作用，岳飞能有这样的成就，跟他的母亲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南宋的几支重要军事力量，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王彦等军都是表面上是政府军，但实质上是控制这几支军队的主官的私人军队。在金兵缓攻南宋的时候，并且在前线战场接连胜利的时候，赵构、张浚等想要收回这些军队的军事控制权，对第一个收回兵权的对象是刘光世，把少保、护国、镇安、保静军节度使、准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晋升为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并且少保官职与护国、镇安、保静军三镇节度使的官职不变。南宋朝廷以晋升的名义，从刘光世手中夺回了淮西军的兵权。朝廷提拔王德掌控这支军队，并且安排兵部尚书、督府参议吕祉作为监军管理这支军队。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副部长。朝廷派兵部侍郎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前往鄂州监督岳飞军队。宣抚使是正职，一把手；副宣抚使是副职，二把手；宣抚判官相当于监军，三把手。朝廷派中央官员当军队的监军，证明当时南宋中央对军队“姓私不姓官”是不放心的，是比较猜忌的。当金兵的威胁小一些的时候，南宋中央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夺回军事控制权，让军队都姓“赵氏官家”。当时，赵构身边重要的辅臣是（尚书右仆射）总理张浚与（枢密使）军委主席秦桧，所以，削弱抗金军队的军事控制权应该是张浚与秦桧这两人的主要提议者。秦桧是张浚为了跟张鼎争权时向赵构引荐的，按政治派系划分，秦桧属张浚这一派的，岳飞也是张浚赏识举荐的，所以岳飞也属张浚这一派的。

     识人、用人是领导者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张浚识人不明使南宋失去的崛起为盛世的机会，张浚用王德与吕祉管理准西军，造成了郦琼叛乱，吕祉身首异处的结局；张浚推荐秦桧掌握要职，自己被秦桧暗算与排挤，岳飞等抗金将领被杀、被免，南宋失去了收复大好河山的机会。用一贤人，则国家强盛；用一奸人，则国家衰亡。

     赵构找左司谏陈公辅谈话，赵构提及岳飞上奏辞职去守孝的事。陈公辅退朝后，上书说，我听舆论与众人说，都说岳飞忠义双全，是国家可以倚重的栋梁之才，但岳飞是个军人，做人梗直不会委曲求全，我猜测，当将军的以从事军事工作为快乐之本，用不了多久，我方必定会取得胜利，伪齐刘豫不难以平定，我军用十万人的大军横截于金国边境，使金国不能出兵援救伪齐刘豫，则中原可以收复，对岳飞不要显示出对其有疑心，要表示京西方面的军事工作要依靠他主持，岳飞就不敢拒绝中央的命令了。陈公辅的思路与岳飞的思路一样，对伪齐的军事策略是“阻援合剿”，先把中原失地收复。

到了这年秋天，朝廷让岳飞复职，还是任职太尉、京西宣抚使，岳飞派遣下属官员王敏求到朝廷汇报工作。当时，岳飞请求辞官，以亲信事务官张宪代理主管全军工作。张宪在休假，权宣抚判官张宗元受朝廷的命令主持这支军队的军事工作，岳家军中军心不稳，士兵们喧哗纷乱都认为，张侍郎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岳公（岳飞前期被封为开国公的爵位，且太尉的官职是三公之一）再也不能回来主持工作了。直宝文阁、新知襄阳府薛弼在武昌，薛弼去见休假中的张宪要他去处岳家军稳定军心的工作。张宪召开军队将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对这些将校们说：张侍郎来主持工作，是我们的岳公请来的，岳公停止军政工作没有多久，你们就这样，岳公听说了心里很不高兴，现在朝廷已派遣使者要我们的岳公复职，张侍郎不会长期主持我军的工作的。岳家军军心大安。岳飞的离职，由于他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差点就引起军队哗变了。所以，当时的南宋的几支重要抗金军队忠于创军者、司令员，并不是忠于朝廷，所以，赵构对这几支军队的防范心理与猜忌心理还是挺严重的，赵构的处境很无奈，一方面他想收回这几支军队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他又想利用这几支军队的将领为朝廷卖命，抗击金兵，镇压叛乱，稳固自己的政权。

     为了防范武将造反与拥兵自重，历史上的帝王采用诛杀功臣、以文官任职武官、军队将领互换、用太监与近臣作为监军、“杯酒释兵权”、晋升武将官职担任虚职、安排特工监视、赐田与赐金钱等手段与措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权统治的稳定和减少国家安全的风险。

    为了不使岳家军失控，南宋皇帝赵构命令参议官李若虚、统制官王贵到江州去，敦促与请求岳飞依旧管理岳家军，如果岳飞再不听朝廷命令，按军法处置岳飞。李若虚、王贵等人来到东林寺见到了守孝的岳飞，并向他道明了朝廷的意思，岳飞只好接受赵构的命令去皇帝的住所。总理张浚见了的岳飞，跟岳飞说皇帝对他比较优待与厚遇，并且批评岳飞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就弃官职去守孝。岳飞写了检讨书向皇帝请罪，赵构好言安慰他，并且让他马上去主持岳家军的工作。赵构跟岳飞说，你的前些日子的奏章讲的事情比较轻率，我不生你的气，如果我生你的气，那么就会对你依法治罪，所以我还是给你复职让你管理岳家军，给你重任，就是我不治你的罪，不生你的气的意思。岳飞听到赵构不治自己擅离职守，弃官而去的罪行，才放下心来。所以，岳飞到任上后，马上派遣属官王敏求到中央汇报，告诉赵构，岳飞已经到任，军心已稳，而且对赵构表示感谢，说若不是皇帝保护他，他岳飞就没有今日的性命、荣誉、地位、官职、军队、待遇。岳飞对赵构表示感其恩，戴其德。第二天，赵构把岳飞的话告诉群臣，任职为枢密使的秦桧看到赵构对岳飞既往不咎，厚待岳飞很不高兴。这是史书上记载秦桧厌恶岳飞的第一次情绪变化。

     赵浚最大的失策就是把奸臣秦桧向赵构推荐。参知政事张守向张浚表示对秦桧的执政的忧心忡忡。张浚向赵构评价秦桧，“近与共事，始知其闇”。闇是指晦暗、愚昧、昏乱，意思是秦桧比较昏庸，且包藏私心与祸心。汉时韩信的处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岳飞的处境是“成也张浚，败也张浚”。

     南宋朝廷委任兵部尚书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权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张宗元为徽猷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的官职。宋朝实现特殊的官制是“馆阁”制度，设馆阁学士官职。馆阁学士，是宋代特殊的制度之一，除某某殿大学士、学士多为执政大臣之荣衔外，还有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名为典司秘籍，为文学侍从官。龙图阁、天章阁、徽猷阁等都是皇帝图书馆，阁学士是图书馆的一把手，直学士是图书馆的二把手，待制是图书馆的三把手。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一般平民与一般官员是不会任职为馆阁官员的。宋朝的馆有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史馆等，宋朝的阁有龙图阁、天章阁、徽猷阁、显谟阁、宝文阁、集贤院秘阁等，宋朝的殿有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等。能被朝廷任命为殿、馆、阁学士等官职是一种殊荣。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官，或称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或同签书枢密院事。其下设都承旨和副都承旨。枢密院都承旨相当于军委委员。

    一个人才，要能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俗语说，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历朝历代英明的统治者都重视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重要作用，都重视读书人，重用读书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一个颠朴不破的真理。岳飞就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他从知识分子成长为军事将领，为国家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业。

     岳飞复职后，张宗元还朝复命。张宗元在任职湖北、京西宣抚判官一职时向朝廷上奏尚书户部员外郎霍蠡在鄂州时，供应岳飞军队钱粮工作做得好，于是朝廷特迁霍蠡的官职。岳飞多次向朝廷汇报说军中缺少钱粮，所以上级部门安排霍蠡去查看。霍蠡汇报说，岳飞军中的统制、统领、将官、使臣等军官共有350人，多向他们拔款140000多缗；士兵8000多人，多向他们拔款1300多缗。总共超支150000多缗。

南宋朝廷命令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复职。当年，岳飞从军时，张所为河北招抚使，见到岳飞后，很欣赏这位奇才，把他晋升为军官。张所被罢免官职后遇害，史料记载是钟相、杨幺的叛军杀害了张所。岳飞知恩图报，向南宋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按照有功勋的官员的子女可以凭借父兄而当官的恩惠制度来委任张所的儿子张宗本当官，并且依照现有的惯例与规定让张宗本武将转文职。因为，整个宋朝，不管北宋还是南宋，为了防范武将拥兵自重，或者割据反叛，在官职晋升制度方面是“重文轻武”，达到一定品阶与职务的武官晋升比较困难，只有武将转为文职，这样才可以在品阶与职务上突破限制，晋升得快些，职务更高些。岳飞为了报恩，想让张所的儿子张宗本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有记载说，张宗本就是岳飞爱将张宪，字宗本。张宗本是不是张宪，还是另有其人，有待考证。南宋中央同意了岳飞这一请求。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向朝廷建议进军屯兵于淮河流域，有几个原因要这样做：一是赵构本人已经到了建康，岳飞军队在淮河流域的话，可以对皇帝进行保护。二是准西军叛变，叛将郦琼胁迫官兵们叛乱，因为官兵们不顺从郦琼的意图，会被杀害。跟郦琼反叛的官兵们有很多人并不想真的造反，于是有些官兵们在半路上当逃兵，不愿跟郦琼继续作乱。三是叛乱的准西兵不是心头之患，也没有什么攻城略地的特别举动。四是岳飞屯守在襄阳的长江上流，有一些日子没有敌军的侵扰了。五是岳飞想屯兵淮河流域，万一有金军与伪军进犯，他可以把这些敌人歼灭。皇帝赵构下诏书表彰岳飞，嘉奖岳飞的忠君爱国之心。岳飞上奏要求把汉阳县恢复为汉阳军，作为军事管理区，南宋朝廷同意了岳飞的意见，还任命右奉议郎、通判鄂州的官员孔戊管理汉阳军的军政。后来，朝廷安排张俊、岳飞率军留屯“江内”。这个江内应该不是县城，而是长江流域以内，可以理解为长江以南地区。也就是朝廷并没有同意岳飞移军到淮河流域驻防，真要到淮河流域驻防，那得称“河内”了。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人心都是肉长的。感恩戴德，知恩图报，这是一个民族骨子里就有的文化底蕴。一个人在仕途中总会遇到贵人。贵人相助，如虎添翼。帮人就是帮己，助人就是助己。山不转，水在转，风水轮流转，不要认为你现在得势，以后就不需要帮助，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多种善果，多栽良树。

     金国的蔡州知州刘永寿杀掉了副职乌噜贝勒，率城中的汉族遗民向南宋政府投降。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派遣“岳家军”的统制官张宪等人去做接纳刘永寿等投降军民的工作。金国吞并河南后，起用汉人刘永寿任准西安抚使，乌噜贝勒为副安抚使。乌噜贝勒是金国的贵族。这位金国贵族可能对刘永寿不敬，或者利用职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欺压管辖区内的汉族百姓，正职与副职有矛盾。刘永寿向金国中央政府弹劾乌噜贝勒。但金国中央政府包庇乌噜贝勒，没有治乌噜贝勒的罪，只是把乌噜贝勒调任为同知德州。过了不久，探子向刘永寿报告说乌噜贝勒率3000女真族的金兵赶来蔡州。金国提辖官白安时请求刘永寿向南投降南宋，但是刘永寿没有听从白安时的意见，还说，金国要赐我死，我也只好去死。白安时怕自己投降南宋的想法泄密，于是采取措施把刘永寿关押起来，布置兵力等待乌噜贝勒的到来。乌噜贝勒只是兴师问刘永寿的弹劾之罪，没有防范。这时，全城军民已听白安时的调遣，当乌噜贝勒率军入城时，被白安时指挥的军队包围歼灭。白安时胁迫着刘永寿杀掉了乌噜贝勒，驱动着全城军民向南宋投降。岳飞受降了这些蔡州军民。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增兵，但皇帝赵构否决了岳飞这一要求。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敌人与朋友，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关系，敌人有时会成为朋友，朋友有时会变成敌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可以化敌为友，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议和派人物徽猷阁直学士王伦，在祁州与金国左副元帅鲁王昌见面议和息战。当时，韩世忠、岳飞、吴玠派遣间谍在被金国侵吞的中原地区招诱沦陷区的军民回归南宋。证明岳飞安排间谍在敌后搞间谍战、心理战、舆论论。王伦主张议和，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且说服鲁王昌这个金国核心人物支持两国息兵议和，还把金国侵占的河南地区、陕西地区归还给南宋，鲁王昌是金国穆宗皇帝的儿子，本名挞懒。当时，由于金国权臣丞相宗磐是金太宗的长子，封宋王，且鲁王挞懒与陈王宗隽都依附于宋王宗磐，而太傅宗干与挞懒的弟弟勖反对把河南、陕西归还给南宋，由于宋王宗磐势力大，朝议偏向于与南宋议和，并归还南宋河南、陕西这些地区。金国宗干与宗磐搞政治斗争，拘禁了王伦，逼迫王伦投降金国，王伦宁死不屈，被勒死。王伦主张议和是为公、为国。而秦桧主张议和是为私、为己。南宋国主战派是韩世忠、岳飞等人。韩世忠反对议和，秦桧非常厌恶他。岳飞当时在鄂州，上奏表说，金国不可以相信，议和不靠谱，宰相的这个议和政策不好，会惹后人讥讽。秦桧对岳飞非常不满。由于岳飞反对议和，还批评了秦桧，所以，秦桧这时对岳飞产生了恨意。这是秦桧第一次对岳飞仇恨的心理反应。秦桧主张议和，第一是投皇帝赵构所好，因为打仗要钱要粮，而且赵构只想偏安一隅，做个享乐皇帝；第二是巩固自己的权臣地位，自己的谋划的国家政策好，那么就没有人能撼动自己在朝中的地位。秦桧这时已官居尚书右仆射，是南宋国的总理。

     和平与战争，都是政治力量斗争产生的结果。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发生战争。和平是因为国家强大才换来的，不是因为委屈求全、卑躬屈膝换来的。想要永远的和平，必须把国家治理得强盛。

     金国派议和大使张通古来和谈，赵构很满意。和谈内容是，两国停战，金国向南宋国交还河南、陕西地区，释放俘虏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而南宋国向金国每年进贡银两与绢布50万匹两。两国政治地位，金国为宗主国，南宋国为藩属国。在议和中，王伦功劳大，已经晋升为龙图阁学士、提举醴泉观的职务，再晋升为赐同进士出身、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而另一个议和的功臣是蓝公佐，他由荣州防御使、知阁门事的官职晋升为宣州观察使，并且为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副使。当时，赵构委任的报谢大使应该是王伦、蓝公佐，报谢副使应该是韩肖胄、钱愐。金国议和大使张通古与南宋国报谢使韩肖胄先行，京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派遣士兵埋伏在洪泽镇，诈令为红布，想要等金使张通古通过时，劫杀金使，破坏两国议和。当张通古与韩肖胄行至扬州地界时，韩世忠的部下将领郝抃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直秘阁、淮东转运使胡纺，胡纺通知了韩肖胄、张通古，于是两人改变行程，由真州、和州向准西方向而去。韩世忠非常气愤，派人追杀郝抃。而郝抃弃家到岳飞军中寻求庇护。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何况使者是来议和的?韩世忠想要暗杀金使，破坏议和不可取。但韩世忠想要收复大好河山的志向是值得称赞的。在南宋朝，以武将为主的主战派得势，则会武力夺取失地，成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以文臣为主的主和派得势，则会息事宁人，割地赔款，偏安一隅，成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南宋的和战之争，既是文臣与武将的政治路线、政策之争，又是两股统治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与保平、静难军节度使、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一起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品文散官。“开府”指开设府第，设置官吏。“仪同三司”是说仪仗同于三司。三司指太尉、司空、司徒，亦称三公。岳飞对于升官并没有感到惊喜，而是又上奏表，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岳飞认为：一，军事进展顺利，河北、山西失地，唾手可得，为什么要向金国称藩?二，这样丧国辱国的事情，是值得忧虑的，不值得祝贺，不适宜论功行赏，让敌人取笑。秦桧看到岳飞不懂味，老是想要破坏他议和的好事，非常厌恶岳飞，这是秦桧第二次对岳飞仇恨的心理反应。南宋朝廷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来朝。赵构跟辅臣们说，前天会议中议论移动屯兵于襄阳的岳家军，但考虑到军饷与军粮供应数量大，后勤运输困难，所以不如先移岳飞的军队一万人到江西，既省了军费，又可以用这一万士兵镇压江西的盗贼土匪。南宋采纳了岳飞的建议，让死去的张所复职，原职务是左通直郎、直龙图阁。还特许张所的一个儿子为官，并且赏赐张所的家里银两与绢布共百匹、两。

     奸臣当道，汉奸横行。岳飞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还坚持犯颜直谏，这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举动。秦桧是什么样的人?是最擅长于搞政治斗争的奸臣。南宋原总理张浚、赵鼎向赵构推荐了秦桧，最后两人的结局很惨的，张浚被免官，贬到永州居住，赵鼎被免官，贬到吉阳军居住后自杀。自古忠臣无好死，奸臣无下场。

     岳飞率大军留在颍昌，命令诸将分兵出战，他自己率轻装的骑兵驻防在河南郾城，岳家军锐不可挡。金军元帅宗弼视岳家军为心腹大患，想要集中优势兵力跟岳飞来个大决战。宗弼就是金兀术。岳飞听闻宗弼想要跟他一决雌雄，认为金军已经黔驴技穷了。岳飞觉得对付宗弼时机已经很成熟了，于是在早上日出时向金军挑战，并且安排宋兵辱骂宗弼与金军。宗弼中了岳飞的激将计，怒而发兵迫近郾城。岳飞派儿子岳云与金军作战，攻击了几十次，金军尸横遍野。宗弼派出了他的精锐骑兵“拐子马”部队15000多人进攻岳飞军队。“拐子马”是金国的主力部队，士兵们都是女真族人，这支部队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对敌军进行迂回包抄突击。岳飞针对这支精锐敌国骑兵，采用步兵对付，步兵手握麻扎刀冲入金国阵中，专砍马脚马腿。由于“拐子马”是马与马相连在一起的，一匹马被砍断腿脚后倒地，另外相连的马就受了影响不能移动了。岳家军奋勇攻击，统制官杨再兴一个人骑着马冲向敌阵，想要活捉宗弼。杨再兴没有活捉到宗弼，身体多处受伤，还一个人杀了金兵几百人，打了一个大胜仗。金军“拐子马”部队损失惨重。金军元帅宗弼痛哭流涕地说，我自海上起兵，都是依靠这支精锐骑兵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现在不行了。岳飞的属下步兵将领王刚率50人的骑兵侦察敌军，遇上了金军，奋勇杀敌，干掉了金军裨将。岳飞出城观战，看见了敌军大部队，亲自率40人的骑兵向敌军突击，打败了金军。这次郾城之战，岳飞以少胜多，大败了宗弼的金国主力部队。

岳飞与宗弼在郾城决战中胜利后，向南宋朝廷上奏表说，现在金国人刚吃了败仗，锐气已挫，将丢弃军需物资渡河撤退，而我国的民兵组织、军队组织士气高昂，准备奋勇杀敌，这是个好机会，如果错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秦桧的想法是淮河以北地区不要了，以淮河为界，退守在淮河以南。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暗示他这一派的谏官向皇帝进谏请求班师。秦桧不想岳飞坏了他与金国划准河而治的意图，而且不想岳飞获得更大的战争胜利以动摇他的宰相地位，他知道岳飞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不会听命令班师回朝的，于是先把其他的抗金将领召回。南宋朝廷委任太尉、保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委任武泰军节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权知顺昌府刘锜为准北宣抚判官。权知什么府，可简称为“知府”，古代称某官员为知府大人，就由此而来。把杨沂中与刘锜委任为准北宣抚司二把手与三把手，目的也是作为退守准河以南为作人事准备。

     奸佞误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些奸臣在充当敌国的走狗、汉奸。他们为了自己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可以置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不顾，做出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勾当。秦桧是一个典型的大奸佞、大汉奸、卖国贼。

     金国都元帅宗弼在郾城败于岳飞，非常愤怒，他集结兵力12万人兵临颍昌，又欲跟岳飞一决雌雄。岳飞派遣统制官杨再兴、王兰、高林以300骑兵攻击敌军于小商桥，在小商桥这个地方杀了金兵2000多人。杨再兴、王兰、高林都战死沙场，岳飞替杨再兴收尸，然后对尸体进行火化处理，得到箭镞200多个。也就是杨再兴在奋战至死后，身上中了二百多支箭，还不包括其他的刀剑兵器施加的外伤。岳飞痛苦流涕，非常痛惜杨再兴的牺牲。岳飞的爱将张宪率援军赶到，与金兵再战，金都元帅宗弼见不能胜，利用夜晚的时机率军逃走。岳家军追赶，金军逃跑，追逃距离离小商桥有15里远。岳飞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他对他的大儿子岳云说，现在敌人屡次打了败仗，肯定还想反击，再次进攻颍昌，你应该率军急援王贵。果然，过了不久，宗弼又率军反攻，王贵率游奕军，岳云率背嵬军，与金军战于城池西边方向。岳家军鼎盛时期约有10万多人，全军可分为：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等十二军。其中背嵬军骑兵8000人，步兵也有几千人。宋军缺马，后来岳飞安排牛皋与杨再兴奇袭伪齐国，获得战利品军马15000匹，然后用这批战马为基础建立了三支骑兵部队，名叫踏白军、游奕军、背嵬军。当时，岳飞任董先为踏白军统制官，相当于这支军队的师长；任姚政为游奕军的统制官，相当于这支军队的师长；任岳云为背嵬军的统制官，相当于这支军队的师长。背嵬军是岳飞最精锐的部队。王贵本是中军统制官，奉岳飞命令增援董先与姚政，所以，他就率游奕军跟金军作战。岳云以800背嵬军骑兵冲锋陷阵，且背嵬军步兵在左右两翼跟进，打败了金军，杀了宗弼的女婿夏金吾与副统军粘罕索孛堇。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中国历史上的精兵有幽州突骑、丹阳兵、陷阵营、白耳兵、白马义从、无当飞军、先登死士、西凉铁骑、虎豹骑、北府兵、骁果军、玄甲军、背嵬军、蒙古铁骑、怯薛军、辽东铁骑、关宁铁骑、夷丁突骑、白杆兵、大明水师等。这些精兵部队在战争中胜多败少，还能以少胜多。一些重要的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都是精兵部队在发挥主要作用。精兵们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战斗意志、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武器装备、保障供给、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岳飞率大军进驻到朱仙镇，距汴京有45里。汴京在北宋称为“东京”，后被伪齐国改称为“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岳飞率军与金都元帅宗弼对垒布阵，进行决战。岳飞命令背嵬军骑兵800人冲向敌阵杀敌，金军大败。这又是岳飞军队以少数多的经典战例。宗弼打岳家军不过，只好退守在汴京城里。岳飞发官方文书，要求从六品官管理陵墓的官员陵台令去检查一下皇家陵墓，安排人手打扫、修葺皇家陵墓。当时，岳飞曾派遣部将梁兴渡河去收复山西失地绛州，结交河北、河东两河民兵组织，所到之处，都有百姓响应岳家军，暗中赠送粮食支援军队，连金国内部都有官兵们秘密接受岳飞招降榜的。岳飞看到收复河山形势一片大好，非常高兴，跟岳家军将士们说：“我们直接打到黄龙府，与诸位痛痛快快饮酒庆贺！”黄龙府在吉林省长春市境内，是女真族的发源地，也是金国的老巢，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关押在此地。岳飞的口号是打到金国老巢，与全军将士们在黄龙府举办庆功宴。但事与愿违，大奸臣秦桧不想让岳飞再取得战功，他命令杨沂中等抗金将领班师后回到驻地，又要求岳飞班师，还说岳飞是孤军，不可久留在河南，必须班师。秦桧借赵构皇帝的名义下了连续12道金牌的军事紧急命令要岳飞班师。当然，秦桧命人递送12道金牌的军事紧急命令给岳飞，是跟赵构商量，由赵构同意的。岳飞当时根本就不想班师，他想乘胜追击，收复大好河山，然而，他也不敢违抗军事命令，因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被治罪的。岳飞的表现是又气愤又哀戚，还痛哭流涕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十年的准备、十年的时间、十年的军功，想要乘此机会一举灭掉金国，收复失地的事业被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毁于一旦，能不痛惜吗?岳飞无可奈何只好率军从郾城班师回朝。当地的百姓用身体挡住岳飞的马，拦下岳飞哭泣说：“我们顶着香盆，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的行为金国人全部都知道，你们走后，我们都会被金军杀掉，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岳飞悲伤地哭泣着，取南宋朝廷命令撤军的诏书给挡住他的百姓们看，还说我不敢擅自留下来，不能抗旨不遵，我也没办法。当时，岳家军将士们的哭声与当地百姓的哭声震天。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现实是将领不听上司的命令，会受到秋后算帐的政治迫害；或者上司不发援军，不再供应粮草与发放军饷。将领再有才能、有本事，如果引起上司的嫉恨，也会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结局一个样。历史上功臣功高盖主，往往难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下场。杀害功臣的始作俑者是西汉皇帝刘邦，刘邦本是一个无赖、混混，后来当上泗水亭长的。杀害功臣最厉害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本是一个和尚、乞丐，后来参加起义军的。他们当皇帝后，对功臣是比较残忍的。

    金都元帅宗弼在朱仙镇吃了败仗，想要丢弃汴京城逃离，金军有书生叩马而谏说：“岳少保退兵了！”宗弼问：“为什么?”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岳少保碰到这种情况也避免不了同样的下场。”这位书生的意思是掌权的奸臣对军功卓著的将领是嫉贤妒能的，生怕这样的将领获得战功，使自己的地位动摇，所以就会玩弄权术，翦除异己。宗弼领悟了书生的意思，就留在汴京，等候南宋国内部局势变化。岳飞派遣诸将率军回到武昌，颍昌、准宁、蔡州、郑州等地又被金军侵占，中原地区的义军都感到绝望。金军围攻在准宁府的赵秉渊，李山、史贵以及刘锜属下统制官韩直率军击退金国的围攻，解了准宁府之围，救援了赵秉渊。赵秉渊收到岳飞大军撤退的消息，只好放弃准宁府南归。

由于南宋宰相秦桧主张罢兵息战，于是朝廷召班师的岳飞去皇帝所在地方待命。同时，还命令韩世忠还师，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还师镇江府，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还师池州，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还师太平洲。胡世将上奏说，已经派遣军队解了庆阳府之围，请求朝廷安排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出兵牵制敌军。赵构的回复是，对是否安排岳飞出兵这件事要分轻重缓急从长计议，不同意岳飞再率军跟金军再战。张俊了解到宋高宗赵构、秦桧想收诸抗金将领手中的兵权，于是献计给秦桧，请全部解除枢密院管辖的军队的兵权。秦桧采纳了张俊的建议，向赵构秘密报告，于是以拓皋之战胜利的名义，召见韩世忠、张俊、岳飞到皇帝所在地论功领赏。当时，韩世忠、张俊先到，而岳飞最后才到。秦桧与参知政事王次翁对此比较忧虑，因为秦桧与王次翁认为岳飞肯定对他们心怀不满。秦桧与王次翁谋划明天在西湖置酒款待三大抗金将领韩世忠、张俊、岳飞，并且对办事的官吏招呼说：“一定要耐心等岳少保到来。”并且一直安排丰盛的酒宴，连续等待岳飞六七天。

     兵权是统治者最不放心的权力。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一个君主最害怕的是将领拥兵自重。历史上拥兵自重的将领反叛君主、架空君主、废掉君主、杀害君主的大有人在。并且宋高宗赵构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官职的军事将领拥兵自重而成为皇帝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赵构所以非常害怕抗金将领拥兵自重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岳飞不主动交出兵权，是让赵构猜忌与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岳飞来讲，放弃兵权，抗金事业与收复大好河山就会付之东流，所以，兵权的控制是抗金将领与皇帝之间主要矛盾所在。

     岳飞到了后，赵构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一同入见，安排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林待聘书写三张委任状，赵构盖上皇帝玉玺。委任扬武翊运功臣、太保、京东宣抚处置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节制镇江府英国公韩世忠为枢密院枢密使；委任安民静难功臣、少师、准南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济国公张俊为枢密院枢密使；委任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诏讨使岳飞为枢密院枢密副使。并宣布朝廷签署的文告，三位重要抗金将领一同去枢密院上班办公。枢密院是当时的最高军事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赵构让韩世忠、张俊、岳飞为枢密院的正副职，其目的是因为这三位大将久握重兵难以控制，所以采用封官的方式把他们手中的兵权收回中央管理。韩世忠与岳飞是秦桧不喜欢的人，张俊是秦桧喜欢的人。秦桧是主和派，韩世忠与岳飞是主战派，政见不同，利益不同，属于政敌。韩世忠接受枢密使的任命后，还制作一字巾，每次到总理办公室里见秦桧时都戴着一字巾，不戴官帽，这不是想暗示韩世忠一心为国，想讽刺秦桧叛国吗?而且每次韩世忠出行总有亲兵作为保镖进行护卫，这不是在防备秦桧下毒手暗杀他吗?韩世忠的行为让秦桧非常不高兴。岳飞穿着官服雍容大方，有当官的威仪，本来秦桧就对岳飞嫉贤妒能，现在看到“岳帅哥”更加不爽了。史书记载秦桧对岳飞“尤忌之”。“尤忌之”就是非常忌惮，非常妒忌的意思。这是史书上记载秦桧对岳飞非常不满的第三次心理反应。张俊本属中间派，两面人，对见风使舵得心应手，他见到宋高宗赵构与秦桧极力主张议和，所以就投其所好，摇身一变加入了主和派阵营。张俊他自己主动向中央交还兵权，赵构在诏书中要张俊学郭子仪解除兵权后还一心对朝廷忠心耿耿，不学李光弼不肯交还兵权让君臣有隙。赵构跟韩世忠、张俊、岳飞说：“我让爱卿管理一路兵马的宣抚权力是小权，而管理枢府的全国军事权力是大权，你们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则我国的军队谁也抵御不了，例如宗弼，灭他不困难。”过了几日，朝廷下诏书撤销了这三位将领所管宣抚司的机构，凡出师，要临时得到皇帝的旨意才能调动兵力。

    赵构对岳飞不信任的原因有：一，干涉皇家立嗣，想要皇帝早立养子做太子。二，有拥兵自重之嫌疑，有时不按皇帝的意图与命令来办事。三，对宋徽宗与宋钦宗太重视，有漠视现任皇帝之嫌。四，秦桧主和派挑拔离间将领与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游说皇帝罢兵息战。五，岳飞打仗很厉害，有功高盖主的战绩。

    赵构下诏书让韩世忠等待朝廷委任新的差使，张俊与岳飞以枢密使与枢密副使的身份去巡视军队，制定专一防守的军事措施。秦桧主张议和，所以，派遣张俊、岳飞前往楚州，总率准东全部军队，驻守在镇江府。岳飞阅视兵员的花名册，才知道韩世忠总兵力只有三万人，而他在楚州十多年，金军不敢进攻韩世忠的军队，且韩世忠在兵力少的情况下，还能安排兵力去收复山东地区，所以，岳飞对韩世忠是比较惊叹与佩服的。秦桧死党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奏弹劾岳飞山阳县不可守的罪状，要求免掉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安排岳飞去当地方官，以示惩罚。山阳县在楚州。皇帝赵构当着大臣们的面为岳飞辩解，说岳飞倡议不修楚州城，主要是因为将士们驻守在山阳县时间久，想要放弃山阳县，换一个地方驻守，岳飞附合将士们的意见是想要猎取荣誉，我怎么会怪罪他。秦桧说，岳飞可能本意想要沮丧士气，动摇民心，只是中外不知道而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害人的伎俩就是先进馋言，向皇帝讲岳飞的坏话，然后安排同党故意诬陷与举报岳飞，罪名理由是编造的。所以，我们在现实中如何判断馋言与诬陷他人?一，要分清是道听途说，还是捕风捉影，凡是这两样，都是馋言。二，要分清有没有事实依据，是听闻的还是目睹，有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三，来讲谗言者平日里为人是怎么样的。四，进谗言者与被谗者两人有没有利益冲突或者曾经有过矛盾。五，进谗言者是有妒忌心理还是说谎成性、造谣成性。六，进谗言者是否最喜欢背后讲他人是非。

     秦桧排挤掉赵鼎后，岳飞每次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叹息，以收复大好河山为自己的责任，不肯跟随秦桧当主和派，当他阅读秦桧的奏章中的“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句子时，厌恶秦桧欺骗蒙蔽皇帝。“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是出自《尚书•咸有一德》文中，意思是德行修养是没有固定的老师的，以善为原则的人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岳飞认为秦桧这样卖国的人，既然还道貌岸然地跟皇帝谈什么道德与良善，太虚伪了。所以，当时岳飞非常气愤地说，君臣的伦理纲常，根植于天性，秦桧作为大臣怎么能当着皇帝的面欺骗蒙蔽皇帝，这有违君臣之伦理道德。秦桧私通金国，金国都元帅宗弼给秦桧的密信中说，你一天到晚都在请求议和，而岳飞想要图谋发动战争，夺取河北失地，只有杀掉岳飞，才能有和平。秦桧得到宗弼的密信后，把岳飞视为眼中盯，肉中刺，认为岳飞要是不死，终究会断送他的议和政策，议和成功，则自己的官位与政治地位稳固，议和不成，就会祸及自己。于是，秦桧等岳飞从楚州回来的时候，跟死党万俟卨设狠毒计谋，要给岳飞安个罪名，杀掉岳飞。南宋朝廷任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武泰军节度使刘锜为荆南府知府，不让其掌控军队。张俊妒忌与忌惮刘锜与岳飞，每次都说岳飞与刘锜的坏话，说岳飞派遣援军迟缓，说刘锜作战不力，在舆论上造成岳飞与刘锜有误国误军的嫌疑。所以，当岳飞上奏要求刘锜重掌军队抗金时，朝廷不同意。朝廷安排枢密使张俊前往镇江府处理防务工作，而把枢密副使岳飞留在中央政府，原因就是枢密院正职与副职两人政见不同，工作上不配合，关系不和。过后，少保、枢密副使岳飞复原职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开始时并未向皇帝报告，当时与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讨论弹劾岳飞的罪行。主要的意见是岳飞有几宗罪行：一是岳飞奉皇帝的旨意到了龙舒县不进军，还想放弃山阳县而不守，这是失职渎职的罪行；二是岳飞在中央任职后郁郁不乐，还说这枢密副使的官职前些年的时候朝廷就想委任他当，他根本就不想当。这是妄自尊大，目无朝廷的罪行；三是岳飞近来经常提建议说山阳县不可守，让我国差点就失去了山阳县，这是动摇军心的罪行。三个南宋纪检监察官员的统一意见是杀了岳飞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还是给予他处分，让他当一下闲散官员，作为不忠于君主与朝廷的惩戒。万俟卨上了四道关于弹劾岳飞与处分岳飞的奏章，于是岳飞请求赦免他的罪，所以，朝廷才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的官职，让岳飞任以前任过的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的职务，还给岳飞安了一个闲散官职，万寿观使。由于岳飞没有多大过错，只有建议不要守山阳县这个过错，加上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两人想从轻处罚岳飞，所以岳飞只是从枢密副使的位子下来，又干原先的节度使工作了。秦桧想要诬陷杀害岳飞，但岳飞只有建议不守山阳县这个“小辫子”可以抓，没有其他过错，罪不至死，秦桧暂时没有达到害死岳飞的目的。

     《道德经》上讲，国家昏乱，有忠臣。君主昏庸，不能识别忠臣、奸臣、贰臣，往往把奸臣、贰臣视为忠臣，把忠臣视为奸臣、贰臣。看似忠奸莫辨，其实只要能区分公与私、善与恶、真与假，就能区别出忠奸出来。忠诚的人无私，奸诈的人自私；忠诚的人善良，奸诈的人邪恶；忠诚的人真实，奸诈的人虚伪。

     鄂州前军副都统制官王俊，到都统制王贵面前诬告另一个副都统制张宪阴谋割据襄阳叛乱。王贵能当上都统制的官职是从南宋中央收了诸抗金将领的兵权后安排的。王贵职务为都统制，仍驻原地，军额上加以屯驻州名，权任在安抚使之上。都统制下面有副都统制，再下面有统制和统领。王贵、王俊、张宪三人关系是，王贵是正职是上司，王俊与张宪是副职。王俊为什么要诬告张宪？因为王俊曾因违法乱纪被张宪处分过，而且王俊诬告张宪，张俊有指使与唆摆的嫌疑。为什么王俊只是向上司王贵举报张宪谋反，不向南宋中央监察部门举报张宪？因为一可能越级举报有严格的规定，再者，岳飞曾因王贵怯战，责罚了王贵。所以，王俊选择了向王贵检举张宪。当然，秦桧有指使王俊检举张宪的重大嫌疑。秦桧想要谋害张宪及岳飞，因为张宪是岳飞的爱将，可以通过翦除张宪来牵连岳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秦桧造谣说张宪有不臣之心，故意说在金军侵略长江上流时，张宪希望南宋朝廷让岳飞继续掌控岳家军自己愿做岳飞的副手。当张宪到枢密院行府汇报工作时，王俊诬告张宪谋反，并且以统制官傅选作为证人，王贵当天也收到了王俊诬告张宪谋反的举报。枢密使张俊在枢密院办公，听说了王贵的举报，安排属下把到枢密院汇报工作的张宪及其属下官吏逮捕起来。王俊，东平人，刚开始为雄威军士兵，后追随范琼成为右军统制官的。

    只有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人民的公民权利。只有严格遵守法律，执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来执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人治大于法治，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法治一定要大于人治，如果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有些阴谋家就会通过诬告陷害算计他们的对手。法律是天下公平的准绳。

     少保、醴泉观使岳飞，因为王俊举报张宪谋反，岳飞有参与其中的重大嫌疑被逮捕下狱。枢密使张俊说张宪谋反，枢密院有王俊的举报信，时任左仆射的秦桧正想乘此机会杀害岳飞，于是乃逮捕岳飞、岳云父子关在大理寺监狱，命令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讯此案。自从岳飞被捕之后，另一重要抗金将领韩世忠打辞职报告，于是官封扬武翊运功臣、太保、枢密使、英国公韩世忠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现任横海、武宁、安化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奉朝请，转封为福国公。韩世忠仍然主张抗金，上奏章批评秦桧误国，秦桧非常怨恨韩世忠。韩世忠害怕秦桧的阴谋诡计，于是闭门谢客，游山玩水，绝口不谈军事，不接见属下将士，让秦桧无机可乘。南宋皇室成员循王赵士㒟议论国家大事，多次跟秦桧唱反调，秦桧视这位王爷为祸患。岳飞被诬告进了监狱，循王赵士㒟写奏章进谏，想要救岳飞，这个消息走露了风声。秦桧安排谏官抹黑赵士㒟：诬蔑一，岳飞掌握大军时与赵士㒟两人秘密通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诬蔑二，赵士㒟跟主和派人物参知政事范同勾结，派遣他的属下邵大充当两人的联络人，了解朝廷政策动向；诬蔑三，赵士㒟在外结交军事将领，在内结交中央政府位高权重的官员。参知政事范同本是主和派人物，是秦桧推荐上位的，但与秦桧的政见不同，不听从秦桧的，两人争权夺利，范同为秦桧所忌恨，所以秦桧把范同也诬陷了。皇帝赵构听了秦桧党羽的挑唆，免掉了赵士㒟检校少师、判大宗正事的官职，还命令刑部出台行政法规禁止皇亲国戚结交宾客，以避免形成反对皇帝的政治势力。对违反禁令者严惩。

     谣言止于智者。如何判断谣言?一，谣言夸大其辞，一根针小的事情，可以夸大为一吨钢的事情。二，谣言的目的是陷害他人、打击对手、操纵舆论、报复他人、获得利益，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三，谣言会抢占道德制高点，把他人诬为是一无是处之人，道德极为败坏之人。把他人丑化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人，把他人说成为十恶不赦的人。四，谣言是典型的是“阴谋论”传播者。五，谣言对社会、组织、他人的危害较大。六，谣言没有确实的证据支持，往往胡编乱造、捕风捉影。

    岳飞关押在大理寺监狱，时任御史中丞的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对岳飞、张宪谋反一案进行审讯。汉代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御史中丞。因中丞居殿中而得名。掌管兰台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因负责察举非案，所以又称御史中执法。东汉以来，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唐、宋两代虽然设置御史大夫，也往往缺位，而以御史中丞代行其职。在南宋，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中纪委书纪，而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岳飞喊冤坚决不肯认罪，绝食准备求死。万俟卨对岳飞刑讯逼供，岳飞绝食后，他安排岳飞的儿子从八品官閣门祇侯岳雷到监狱探视岳飞，在岳雷的劝说下岳飞才进食。何铸同情岳飞冤枉，说岳飞是无辜的，引起秦桧愤怒，何铸后被免去了御史中丞的官职。秦桧安排死党由监察御史、右正言万俟卨作为主审官审理岳飞一案。万俟卨为了帮秦桧除掉岳飞，千方百计想要岳飞承认谋反。在开案情分析会时，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认为岳飞无罪，要求对岳飞从轻处理，参加会议的秦桧党羽们不同意。大理寺的主官为大理寺卿，其次才是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寺正、大理寺丞。在秦桧与万俟卨的操纵下，判决如下：一，岳飞说自己三十岁与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当上了节度使，而且还批评皇帝赵构，岳飞没有君臣的意识。当金军侵略淮西时，岳飞前后受亲笔书信十三封，不立即与宋朝其他军队互相配合应战，故意拥兵逗留，判决斩首死刑。二，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制张宪，收到岳飞、岳云的书信，阴谋割据襄阳判乱，判决绞死死刑。三，岳飞长子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醴泉观岳云，与张宪通书信，信中说“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为张宪提供朝廷机密情报，当罢免官职，并处罚金。针对岳飞、张宪、岳云的判决是由南宋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最后的定夺还是要由皇帝赵构批示。赵构下诏书赐岳飞死，命令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监刑，在临安城市场上执行了张宪、岳云的死刑。岳家军将领参议官、直秘阁于鹏被王俊诬告替岳飞通书信联系张宪谋反，除名送万安军编管。岳家军将领右朝散郎孙革，被诬为岳飞书写咨目通书张宪谋反，送浔州编管。编管，宋代官吏得罪，谪放远方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谓之“编管”，此等刑罚亦有用于一般罪犯者。南宋朝廷没收了岳飞的财产，把岳飞一家老小流放到岭南蛮荒之地。岳飞死时才39岁，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冤死的。

     防止冤假错案，要利用各种监督机制的来进行主动监督。监督机关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监督能防止出错，制止出错，积极纠错。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树立四个意识：“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

     这冤案是秦桧指使王俊举报张宪谋反开始的，最后又牵涉到了岳飞、岳云、于鹏、孙革。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愤愤不平，质问秦桧，秦桧说：“岳飞的儿子岳云与张宪的通信虽然没有明显的谋反证据，但他们想谋反的事情也许有。”韩世忠很愤怒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使人心服！”韩世忠与秦桧争辩，秦桧不听韩世忠的。岳飞伺候母亲非常孝顺，家中没有小妾。因为在宋朝，法律允许男子娶三妻四妾的，但岳飞贵为太尉、少保、枢密副使，掌握十多万人的军队这样的高官，未收过一个小老婆。吴玠，抗金将领，后来官至检校少师、授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死后追封为涪王王爵。吴玠对岳飞比较敬服，跟岳飞结为好朋友，看到岳飞没有妾室，就赠送一个著名的美女给岳飞，作为岳飞的小老婆。岳飞说：“皇帝都在不分日夜地工作，不是我这种大将享受安乐的时候！”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吴玠赠送的美女。吴玠对岳飞大为叹服。吴玠问岳飞：“天下何时能太平?”岳飞回答说：“当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岳飞治军严谨：一，经常性地开展军事训练，练习实战技能；二，士兵要敢取老百姓一针一线的，马上斩首示众。岳家军在居民区，士兵们晚上睡觉，老百姓开门让其进入屋内休息，没有一个士兵敢入屋的。军队的宣传口号是“冻死不拆老百姓的房屋，饿死不抢劫老百姓的粮食与财物”。士兵有得疾病的，岳飞亲自调药为其治病。诸将有在远方驻守与打仗的，岳飞的妻子亲自到诸将慰问其家属，出钱出力帮助他们；有战死沙场的将领，岳飞哭泣后抚养其儿女。有朝廷犒赏等奖励，岳飞都给将士们，不贪污、不侵占、不挪用一分一毫。岳飞打仗善于以少击众，以少胜多。每次有军事行动，岳飞把所有的统制召集起来开会，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制定作战方案，因此军队所到之处，都能获得胜利。敌人评价岳家军，“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国上下唯一害怕的将帅就是岳飞。每次调来军粮时，岳飞总是眉头紧锁地说：“东南民力竭矣！”也就是岳飞担忧老百姓把粮食送给军队吃了，他们是不是食不果腹、衣不保暖。岳飞对贤者以礼相待，对学者非常尊敬，他爱好吟雅诗及作投壶游戏，典型的儒将风范。南宋朝廷每次任命岳飞时，岳飞都谦逊地说：“这功劳都是将士效力的结果，我没有什么功劳的！”岳飞不居功，不邀功。但是岳飞对国事意见激进，谈论问题都没有给人留余地，终于因为这点惹了祸患。例如，岳飞曾跟秦桧、张浚、张俊政见不同。岳飞被害，主要原因还是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尖锐矛盾导致的，而且金国金兀术把害死岳飞当成与南宋国议和的重要条件。直接害死岳飞的参与者是左仆射秦桧、监察御史万俟卨、枢密使张俊、副都统制王俊等人，间接害死岳飞的是皇帝赵构。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就不会贪污腐败，贪赃枉法；武官不怕死，就能维护国家安全，能打胜仗。要让文官不爱钱，必须帮助他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是惩治腐败，打击职务犯罪；不能腐是建立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让人没有空子钻；不想腐是实行高薪养廉，让多数人过上好日子不想腐败。要想打胜仗，经常性的军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为了维护岳飞，替岳飞鸣不平，一些正直之士都受到了牵连与打击。御史中丞何铸受了处分降级为秘书少监，贬到徽州居住。大理卿薛仁辅、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说岳飞无罪，被万俟卨弹劾。知宗正寺循王赵士㒟请求用自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岳飞，遭万俟卨弹劾，被流放并死在建州。刘洪道与岳飞私交关系好，被万俟卨弹劾取媚岳飞，获罪终身不能当官。参知政事范同被“秦党”弹劾被免去了官职，被贬到筠州居住。尚书省向上请求把岳飞的案子安排刑部印刷，然后向全国通报。有个考上进士的知识分子叫智浃，汾州人，喜欢读书，对《春秋左氏传》研究较深，好直言不讳，岳飞曾以宾客之礼招待他。岳飞关进大理寺监狱后，智浃向南宋中央上书为岳飞鸣冤，秦桧听闻后非常愤怒，把智浃关进大理寺监狱审讯，智浃被判杖刑，把他押送到袁州编管。岳飞在钱塘县西的住宅被南宋政府没收，赵构下诏书把岳飞的住宅改为国子监、太学。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世有不平之事，必有正直之士。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不管是在士大夫身上，还是在平民百姓身上，都能见到其光辉的踪影。这些大侠们见到不公就会鸣不平，甚至于出手相助，把个人的生死安危与名利得失都置之度外了。

     赵构当太上皇后，把位子让给了养子赵昚。赵昚史称为宋孝宗。他上台后立即为岳飞下诏书平反，追复岳飞的原官职，用隆重的、高规格的葬礼改葬岳飞，把岳飞埋葬在西湖栖霞岭，并且寻访岳飞的后代，特录用为官员。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隗顺临终前，始将此事告知其子。所以才有宋孝宗改葬岳飞的诏书命令下达。宋孝宗说：“我昨天听大臣们说，秦桧诬陷岳飞，举世莫敢言。李若朴为狱官，独自说岳飞没有罪。吕忱中发王晌，所司皆取迎合；林待问为勘官，独自说其冤枉。章杰逮捕赵鼎的送葬人，又搜查其私人信件，想要罗织士大夫的罪名；翁蒙为县尉，拒绝了章杰的行为。沈昭远为王夫家治盗，想要罗织罪名给富民，多敲诈些赔偿；王正己为司理官，为这些富民平反。这些官员都不畏强权，节操值得称赞。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机构详细查访李若朴、林待问、翁蒙、王正己这四个人，如果还在世在职，甄别录用他们。”宋孝宗命令归还岳飞家的田宅与财产。

     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爱国的忠臣终究流芳百世，而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汉奸、卖国贼终究遗臭万年。人间的公义总是用黎明战胜黑暗。那些不知是什么居心的人，在为秦桧这个大汉奸、卖国贼翻案，借翻案之机贬低英雄岳飞，其心可诛。正义与公义自在人心，自有公论，不要低估人民的正义感、爱国精神，任何违背人民意愿的历史观与翻案风都将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永远发臭腐烂。

     岳飞，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人。世代为农民，家贫。他父亲岳和善良宽厚，与世无争，喜欢周济与帮助他人。岳飞小时候读书很刻苦，手不释卷，尤其是熟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他对兵法研究颇深。岳飞家里穷没有钱买蜡烛，他捡木材等物燃烧用以照明，每天读书通宵达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由于他知识渊博，文学造诣很深厚，他的词作《满江红》、《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等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武方面，师从于北宋武术家周侗，周侗的射箭的技术高超，岳飞学习了周侗的所有武艺，并且箭术很厉害。真定宣抚刘韐招募勇敢战士，岳飞从军，从此踏上了抗金事业大道。岳飞被奸臣秦桧诬陷致死，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岳飞谥号为“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并在临安建岳王庙。宋宁宗时追封岳飞为鄂王，宋理宗时改谥岳飞为“忠武”。孙中山先生对岳飞评价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邓小平先生对岳飞的评价说：“英雄永远为后人所纪念，坏人永远为后人所唾弃。”

第二传：包拯传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28岁时考上进士，进入公务员队伍。他的爷爷是包士通，是个农民。他的父亲包令仪考中进士，后来官至虞部员外郎、南京留守，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官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包拯是“官二代”，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与熏陶。他第一次任职是天长县知县一职，两年后他被调任端州任知府一职，又过了三年，他调入京城任职殿中丞一职。殿中省是中央机构，设殿中监1人，从三品官；设殿中少监2人，从四品上官；设殿中丞2人，从五品以上官；殿中丞相当于现在正处级或副厅级干部。宋仁宗赵祯景祐元年，北宋政府设置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两种监察官职务，殿中侍御史里行2人，监察御史里行2人，总共4人。宋代御史台设御史中丞1人，为正职；设侍御史知杂事1人，为副职；下属监察官职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御史台相当于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委员会主任，侍御史知杂事相当于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而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相当于监察委员会委员。宋仁宗赵祯下诏书把监察御史里行名额改为2人。因为资历浅才被称为“里行”。官卑者任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者，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北宋政府委任太常博士赵京、殿中丞包拯同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样的监察官官职。赵京与包拯能担任监察御史这样位高权重的监察官，是由于他们被御史中丞王拱辰所赏识而向皇帝推荐的。

    赵京任魏县知县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让县政府的下属公务员贪污腐败不方便，于是这些县政府的公务员联合起来抗议赵京挡他们的财路，罢工不上班了。赵京的监司严厉批评他没有把县政府管理好，对下属苛刻，导致县政府属下公务员们罢工不上班。州政府与县政府有“监司”管理与监督。宋朝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皆有监察辖区官吏之责，统称“监司”。当时，赵京的上司知府任布为赵京说话，说如果处分赵京的话，那么就中了这些魏县公务员们的计了。赵京因为知府任布为其开脱，才免于处分。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有县民上诉说有贼割了他家牛的舌头。包拯让这告状的县民把牛牵回家，杀掉牛做成美食吃掉。过了不久，有人向县政府告状说某人违法杀了耕牛。古代有法律规定，不能杀耕牛，杀自己家的耕牛也不行，杀耕牛违法，除非耕牛有残疾，并且由当地政府裁定可不可以杀牛。包拯知道这个贼人跟那个牛主人有仇故意割牛舌报复。这个贼人探知牛主人违法杀牛，就向县政府检举控告牛主人，想要使得牛主人获罪受到政府惩处。包拯通过推理得知贼人会因为杀牛而控告牛主人的，所以，就出了这个杀牛的主意，让贼人自投罗网。包拯质问告状的贼人，你为什么割某家的牛舌，还要诬告其人呢?这贼人非常惊叹包知县断案如神。包拯晋升为端州知州。当时，端州出产进贡用的上好砚台。此前的端州知州官员们打着进贡的旗号敛取是贡品十多倍数目的砚台，用以向上司与京官们行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包拯当上端州知州官后，只按照朝廷规定的数目要求上交砚台贡品，他既没多要砚台向当朝权贵们行贿，他任满一年从未在端州收过一方砚台带回家。

    宋仁宗跟辅臣们说，我听说诸路监司专门检举揭发一些地方官员的小过错，太过苛刻了，可下诏书对这些承担监察职责的监司们进行约束。先是监察御史刘湜向皇帝进谏说：“转运使等监司掌握与控制州县的大权，他们对下属官吏纪律约束太苛刻，使得很多有才能的地方官员得不到发挥。”接着，监察御史包拯向皇帝进谏言说：“诸道转运使自从有监察地方官员的职权及设置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提举常平以来，他们在体察情况，对下属官吏予以权衡时定的纪律约束太过繁杂琐碎。请皇上下赦书对有监察职责的监司进行特别约束，让他们在处理地方官员违法违纪问题时，只要不是下属官吏明知故犯，应该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北宋中央政府下诏书约束监司们的行为，诏书中详细记载中央监察官员们的建议。

     监察御史包拯向皇帝赵祯进言说：一，过去允许爷爷与父亲为高官，可以上奏请求授予儿孙官职的制度实行，并选用高官子孙年纪在25岁以上的，遇南郊大礼，限定在半年内到吏部呈递报告听候铨选，京官每年春季到国子监呈递报告，并且安排“两制官”对高官儿孙与京官进行考试选拔，这是种好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外制指中书门下正规机构所撰拟的诏敕，内制指皇帝直接由宫廷发出的诰谕，两种官员总称“两制官”。二，学习词章之技艺的学子，考试论文或考试诗赋；学习儒家经书的学子，考试经文掌握程度，要求这些参加官员选拔考试的学子笔答经义，录取及格的人，审查他们的资历，确定级别与职位，或者派遣他们担任实际官职。三，以前的这种科举考试制度，充分调动了学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制度体现了“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的精神，是教育人才与培育人才之根本。四，现在有大臣进言，商议废掉这种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会使得学者们懈怠懒惰，不愿读书了。一旦安排这些学者们去管理政事与治民，就如同让一个还不会拿刀的人去割肉一样，多半会割伤自己。五，如果这种科举制度的相关条文还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可命令相关部门详定，依旧施行这种好制度。

     北宋中央政府安排监察御史包拯为贺正使，出使辽国。贺正使是两国相互派遣互贺新年的使者。当时陪同外宾的官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开了一个副门，想要诱降辽国人以刺探辽国边疆事务吗?”包拯说：“想要侦察辽国的事务，雄州城有正门，何必开一个副门。我朝难道经常是问涿州开门的吗?”由于包拯怼了那个陪同外宾的官员，所以这种议论立即停止了。包拯代表北宋向辽国贺完新年后回朝，立即向北宋中央报告说：“我奉命出使辽国，对辽国的一些真实情况有些了解，自从有了云州，作为辽国的西京道以来，辽国设置军事营寨，招兵买马，兵甲粮食等后勤保障比较充足，而且辽国以西讨西夏为名，他们的真实意图不可预测。辽国云州离我国的并州、代州距离比较近。从代州到应州，城壁相镇，只有几十里，地势平坦，这是我国与辽国所共出入之路。自从失去山后五镇，此路难以控制与防守，万一辽国侵犯，则河东就会有危险，不可以轻信辽国和平的假话而放松边境的军备。听说代州以北，长年累月辽国百姓深入我国境内，侵占土地，而且居住在那里耕佃的比较多，由于边境守卫的官员比较畏懦，不能够及时禁止辽国百姓进入我境内居住与耕佃。如今如果不固守边境，会引起辽国渐渐侵犯，然后乘隙侵略，成为国家一大边患。从现在起在沿边境要害的地方，专委执政大臣，精选熟悉边境军事事务的能人为守将。因为代州特别重要，代州的管理权不可以轻易授人，要选贤能的官员管理代州，这样代州的军民才会听其政令，万一发生辽国入侵，代州不会失守。”包拯作为使者出使辽国，带回来的是辽国的军事情报，他发现辽国在边境上有所军事准备，所以打报告给中央政府，要求中央政府选贤任能，在边境州县作好军事防御工作。

     朝廷安排知潞州郭承佑为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郭承佑的官职是潞州的知州，然后兼职了代州的知州，等于他是两个州政府的知州，他的军职是都部署的副职，而且是并州与代州的都部署的副职。“都部署”这个职务不是常务职称，只有重大战争军事行动或重要的战区统帅有时任命，或临时授予，担任都部署的最低也是团练使。杜衍曾经上奏要求罢免郭承佑的军职，现在朝廷又恢复了郭承佑的军职。包拯从辽国回朝后，听闻朝廷任命郭承佑为代州知州，立即向皇帝进言说：“河北的边境军事将领要精选，代州的官职不可以轻授，今朝廷委任郭承佑为边境重要官员，他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会守不住代州的。请求朝廷早点把他召还，另外安排一个有才能的人当知州，守卫边境。沿边境守将胆怯软弱的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请赶快把他们调离岗位。”

    包拯出使辽国回朝后由监察御史任职为京东转运使。因为包拯的前任京东转运使薛绅，任用文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为耳目，专门收集州县官员细小过错，让这些官员受政纪与刑事处分，时人给这四个官吏取外号为“四瞪”。江东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对地方官员苛察，时人给这三个监察官取外号为“三虎”。皇帝宋仁宗把薛绅降职为陕州知州，杨纮降职为衡州知州，王绰降职为莱州通判，王鼎降职为深州知州，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四人安排在偏远地区县城当差。所以，宋仁宗委任包拯担任京东转运使一职。包拯过后不久又从京东转运使任职为直集贤院、陕西转运使。皇祐元年，朝廷任命包拯为户部副使。北宋年间，设三司使，管理全国财政，三司使一员是正职，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个副使分管三部。也就是包拯是三司使属下机构户部的“一把手”。这一年三月份，朝廷命令户部副使包拯前往河北地区管理与筹画措办边境军队钱粮工作。四月份，朝廷又命令包拯协同河北四路安抚使、转运司商议精简机构，减少冗官冗兵的裁军裁员的事宜。由于范祥建议改革盐法，所以，这年十月，朝廷派遣户部副使包拯跟陕西转运使商议推行新盐法。

     皇祐二年，包拯任职为天章阁侍制、知谏院。谏院是宋真宗时设置的政府机构，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掌谏诤，凡朝政缺失，大臣及百官任用不当，朝廷各部门事有违失，皆可谏正。如以他官主管谏院称知谏院，司谏、正言亦有主官谏院称知谏院。这年六月，谏官包拯、陈旭、吴奎等人上奏：“三司使张尧佐，是个庸碌之人，因为是张贵妃伯父这层关系，才成为高官的。自从任命他当官以来，很多人都讥讽这个关系户。陛下为什么为了庇护一个张尧佐，而上违天意，下逆人情，而让其成为政治危机呢?我们为陛下感到痛心疾首！”知谏院包拯又上言说：“历代后妃的家族成员，就算有才能都不曾授予实权，何况那些没有才能的！自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以来，国库丰盈，国家财政有钱用的时候，尚且精选擅长于管理财政的财务官员如陈恕、魏羽重用，其他继任的财务官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很称职的。何况现在财政紧张，国库空虚，怎么能够专任张尧佐主管国家财政?请陛下作出英明决断，把张尧佐改任他职，另选财务方面的能干之才任用为三司使。”十一月，朝廷命令御史中丞郭劝、知谏院包拯处理免除全国亏欠租赋的工作。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伯。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任职为石州推官一职，后来去世。张贵妃母亲带着一家人投奔张尧封的哥哥张尧佐，张尧佐拒绝收留弟弟一家人，而张贵妃不念旧恶，并且想让伯伯张尧佐作为她的朝中势力，借以抬高自己，所以，利用皇帝宠爱她的关系，提拔张尧佐。张尧佐通晓法律，熟悉吏治，有点才干，但因为是外戚的关系，晋升太快，所以受到朝中很多官员的反对。知谏院包拯认为张尧佐不适宜当三司使这样的财务部长，而且不宜过快晋升张尧佐，于是，包拯与其他官员又进谏言说：“陛下即位三十年，没有什么失德的过错。在这五六年间，破格提拔张尧佐过快，使得群臣在背后议论纷纷，这个过错不是陛下您的，而是那些受到陛下宠信的人与执政大臣的过错。这是一些受到陛下宠信的人，探察您的一言一行而做的，他们知道陛下未立太子，所以而为自己作打算，莫不暗中观察您的喜好倾向而攀附张尧佐。执政大臣不进谏规劝陛下，只知道顺从陛下的意思而阿谀奉承，他们提议让张尧佐任高官要职，还恐怕张尧佐不满意这样的职务，他们的做法是让陛下有私下亲近宠信后宫的过错，他们这是没有爱君之心的表现。恳请陛下从国家大义出发，停止破格晋升张尧佐。万不得已，宣徽使、节度使两种官职让张尧佐只选其一，请罢去张尧佐群牧司制置使的任命，让他在外郡当官以保全他。”

    宋仁宗早朝后退朝时，御史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上面折廷诤，王举正率殿中侍御史益都人张择行、殿中侍御史江陵人唐介、知谏院包拯、谏官陈旭、谏官吴奎在宋仁宗面前直言规劝皇帝，还在殿庑严历责备宰相。被包拯等人批评的宰相是文彦博。宋仁宗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宦官宣旨说会处理张尧佐提拔过快的问题，这时百官们才同意退朝。当时，宋仁宗准备把任职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任职为宣徽南院使、准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官职。最终，包拯等人逼得张尧佐向皇帝辞去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的官职。

     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向皇帝进谏言说，工部尚书、平章事宋痒，不检点约束自己的子侄辈，放纵他们违法乱纪，而且他本人在政府部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出来。吴奎，字长文，潍州北海人。他记忆力非常好，只要是书籍，他都要阅读学习一番。他后来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吴奎任职为谏官，每次都有与包拯相互配合，一起向皇帝进谏忠言的行动。宋庠可是为数不多"连中三元"的状元，还官至枢密使、参知政事、平章事。枢密使，相当于现在军委会主席兼国防部长。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副总理。平章事，相当于现在总理。包拯这个谏官，连位高权重的宋总理都敢弹劾，可见包拯勇气可嘉。宋痒这个文人，文章写得还可以，历史上说他的文章"文风典雅，诗风稼丽"。但是他治国的才能欠缺，属于庸碌之官，没有能上台面的政绩，再者他的子侄辈仗着这个宋总理的权势违法乱纪，所以，引起包拯等谏官弹劾他。宋仁宗只好罢免了宋痒的宰相的官职，把宋痒降职为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如果不是包拯等人弹劾宋痒，这位宋先生可能会在宰相的位子上尸位素餐时间长久一点。知谏院吴奎与包拯又联手进谏说，官员年龄到了70岁而不退休的话，由御史台按照相关政策强制他们退休。

    皇祐三年，谏官包拯又上言说："近年来，凡是有才华与名望的知识分子，必借用轻薄无行的污名来抹黑他们，诬陷或恶意造谣来搞臭他们，然后不再重用他们。希望圣上慈悲，命令宰相与执政，在臣子中素有才干与品行的，无辜被谴的，如杨纮、王鼎、王绰等人，可以复他们原职，或者甄选提拔，或者委以重要的工作，必定有成效的。"宋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迁越州知州杨纮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深州知州王鼎，迁为建州知州，后又委任他为提点河北刑狱。秦州知州吕公绰入朝谒见皇帝。北宋宰相吕夷简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吕公绰，字仲裕，官至侍读学士、右司郎中，卒赠左谏议大夫；二儿子吕公弼，字宝臣，官至西太一宫使，卒赠太尉，谥号"惠穆"；三儿子吕公著，字晦叔，官至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卒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四儿子吕公孺，字稚卿，官至提举醴泉观，卒赠右光禄大夫；五儿子吕公餗，字明叔，官至太学博士，卒赠右赞善大夫。御史中丞王举正、知谏院包拯进言说："吕公绰在其父亲吕夷简当宰相时，喜欢干预朝政事务，若是仓促命令这个朝臣出任外官者重新被调回朝廷任职，恐怕他会更加想谋取选拔任用。吕公绰通达聪慧有才能，但他在其父吕夷简当宰相的时候，经常泄露朝廷人事任免的信息，用私惠来取悦获得委任职务的官员。当时的人称吕公绰是第二个窦申，这个称呼也就是在暗示吕公绰有从朝廷人事任免中收取贿赂的嫌疑。

     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知制诰李淑，被免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李淑初有端明、侍读学士的身份参加朝会，不久又任职为翰林学士。谏官包拯、吴奎上奏说："李淑个性阴险奸诈，曾请求侍养其父，而不请求侍养其母。既然专心侍养父亲，又复出当官，有为自己谋求升官发财的不端行为，而无侍养父母的事实。他写了一首《周三陵》的诗，诗句暗含怨气与愤愤不平，这不是一个臣子所做所为的。应该免掉他翰林学士的官职，以警告那些心怀奸诈，有不可告人罪恶的官员。"于是，宋仁宗采纳了包拯、吴奎的建议，免掉了李淑翰林院学士这样文学侍从官的官职。

     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对张尧佐任命为宣徽南院使、河阳府通判认为授官不当，于是向皇帝相继进言说："张尧佐的任命书一下，百官议论纷纷，希望皇帝下命令查考我们前后上奏的文书，必须按上面的答复施行。"宋仁宗同意了这一要求，然后下了诏书，自今起张尧佐的升迁与调任，都要查考此上奏文书进呈，执章表上奏给皇帝。包拯等官员与皇帝宋仁宗在皇亲国戚张尧佐的任命官职的问题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君臣之间是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与包拯力争，才使得宋仁宗委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四个使官职，去掉了宣徽南院使、景灵观使两个使官职。宋仁宗又委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还知河阳府，唐介又力争，不想让宋仁宗任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宋仁宗发怒把唐介贬职为春州别驾，之后又后悔，把唐介改任为英州别驾。唐介控告吴奎跟文彦博勾结，所以宋仁宗把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降职为密州知州。包拯上奏向皇帝求请想要留下吴奎，他说："唐介弹劾大臣，牵涉到吴奎，这是欺骗迷惑陛下。"宋仁宗批评包拯说："唐介昨天说到吴奎、包拯都暗中勾结文彦博，今天看到此奏章，这不是诬陷呀。"由于唐介的控告文彦博送张贵妃礼物且专权，礼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降职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

     包拯上奏请求皇帝任范祥为本路转运副使，使他能专心制定新盐法，管理盐务工作。三司使田况也请求皇帝久任范祥，使他专心盐务工作。所以，过了不久，朝廷任命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还赏赐了范祥金紫官服以示恩宠。皇祐四年三月，朝廷任命知谏院包拯为龙图阁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过了几个月，又升迁包拯为高阳关路安抚使，负责处理高阳关路军民所欠政府几年来的钱十多万贯，他上奏全部免除了。包拯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州郡职务，随改知扬州，又转知庐州，并加刑部郎中。包拯的丧子，应该是他的大儿子包繶去世。包繶娶妻崔氏，这个崔氏是北宋三朝宰相吕蒙正的外孙女，包繶因父亲包拯的关系，受到荫补的优待，被宋仁宗任命为太常寺太祝、通判潭州官职，但包繶身有严重疾病，还未上任就英年早逝。至和二年，包拯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嘉祐元年八月，北宋朝廷恢复担任池州知州的包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任命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唐宋时期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刑部尚书相当于公安部部长，刑部侍郎相当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或者副部长，刑部郎中相当于公安部部长助理或者公安部某司局长。为什么朝廷要给包拯与唐介复职?这是因为有两个人在起关键作用。一个是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向宋仁宗请求让包拯、唐介还朝任京官。当时，再次任职宰相的文彦博不念旧恶也为包拯、唐介说话。文彦博对宋仁宗说："唐介为御史，弹劾我都是针对我的毛病，其中虽然有他误信道听途说难免有不实之处，但当时我也过分地责备了他，请陛下按吴中复所奏请办理。"

    宋仁宗委任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曾公亮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委任龙图阁学士、知江宁府包拯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权知开封府，也可称之为代理开封府知府。北宋的首都是河南开封府，开封府又称之为“东京”。北宋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户部、礼部为左司，兵部、刑部、工部为右司。例如，刑部尚书相当于部级正职，刑部侍郎相当于部级副职的话，那么刑部郎中就相当于司局级正职。但因为包拯是右司郎中，是兵部、刑部、工部三个部门的郎中，所以，他的职务比正部、副部低，但比司局长高。包拯任职代理开封府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的代市长。

     包拯个性刚强严峻，听说过他的公正廉洁先进事迹的人都畏惧他，一些男女老幼知道这世上有一个清官叫包拯，他成了当时的名人。那些皇亲国戚、宦官都不敢招惹包拯，他们收敛个人行为，不敢违法乱纪。过去的规定，百姓需要打官司，不能直接拜访官府衙门，由官府的公务员坐在门口收诉讼状。宋朝公务员坐在官府门口收诉讼呈文的被称之为“牒司”。包拯命令打开官府正门，让进行诉讼的百姓可以直接到衙门办公地点向包拯告状，那些公务员不敢阻拦百姓告状。当时河南开封涨洪水，包拯说这是宦官、有权势的家族在自己家院建公园，砌楼台多跨越惠民河，导致河水被堵塞而不通，于是他安排人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宦官、官员家族修的公园、楼台、水榭等阻塞河水流通的全部拆毁。还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持自己家的土地所有权证，如果有超过土地所有权证规定的面积的，或者篡改土地面积数据的，都要严格进行审查与验证，与实际不符的，包拯就上奏弹劾他们。嘉祐二年六月份，北宋朝廷委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本来御史大夫是中央监察部门最高官员，但因为御史大夫这职务极少任命官员担任此职，所以，御史中丞就成了中央监察部门最高官员。包拯向宋仁宗进言说：“东宫太子的位子空着，群臣对此有些议论，不知道陛下为什么没有下决定立太子?”当时，宋仁宗有三个儿子，可惜都早早去世了，他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作为养子，留在宫中交给曹皇后抚养，后来他的儿子豫王赵昕出生后，他把养子赵宗实送出宫了，但没有想到，赵昕又跟他的哥哥们一样早夭了。所以，宋仁宗的想法是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太子，但是亲生儿子命不长。宋仁宗问包拯：“你认为谁立为太子好些?”包拯说：“我只是为了宗庙万世考虑，陛下问我想立谁为太子，是在怀疑我。我现在已经有七十了，况且也没有儿子，我不是为了我与子孙求取后福。”包拯指的七十应该是虚岁，实际应该是六十多岁。包拯的大儿子包繶英年早逝，次子包绶还没出生。包拯是晚年才得子。宋仁宗看到现在包拯跟自己一样没有亲生儿子，有同病相怜之感，他大喜地说：“以后再议立太子之事。”包拯又说：“现在宦官们的福利待遇、职务任命方面，优待他们太过了，请陛下遏止与削减他们。”包拯接着又谈到皇帝的命令朝令夕改，会在人民中丧失公信力，那赏罚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建议政策制定需要经过“两制”官员们的集体商议，大家认为可能长期实施的，方可颁布实行，颁布后不轻易更改。他还向皇帝进言如何教养宗室的方法，还要求诸路“监司”地方监察官与御史府中央监察官自己举荐下属官员，谏官、御史不避开“二府”荐举的人，听两制得至宰相的私第。“两府”是中书门下的“东府”与枢密院的“西府”。包拯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施行。七月，朝廷任命权御史中丞包拯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这个职务应该是磨勘地方监察官转运使、提点刑狱的官职。就是由包拯主管地方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的考核升迁的工作。宋仁宗听从张方平、包拯的意见，由度支员外郎范祥处理山西解池出产食盐的盐务工作。

    权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说：“右正言吴及，为人处事有操守，碰到违法乱纪的事情敢于直言，因与枢密副使张昇的妻子是亲属关系，所以打报告乞求在外郡任官，现在张昇妻子已经去世很久了，按道理不用回避了，乞求陛下让其依旧在京任职。”宋仁宗同意了包拯这一请求。嘉祐四年三月，任三司使宋祁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委任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这次任命包拯为三司使是有原因、有故事的。先是右司谏吴及弹劾宋祁在定州时不治理，放纵家人借公家的招待费用几千缗，又在蜀地奢侈过度。包拯也上言说宋祁在蜀地经常吃喝玩乐，他的哥哥宋庠现在为当朝宰相，所以宋祁不可任职三司使，为了宋祁能否任职三司使的问题上，百官议论个不停。宋庠向皇帝请求让弟弟宋祁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有罢免宋祁三司使的官职，让他外任为郑州知州，而让包拯代理三司使的职务。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近日任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一下，议论很多，百官们认为朝廷贪包拯的才能而不为包拯爱惜他的名节，本来希望包拯能坚持谢辞三司使的任命，但是包拯已经被任命为三司使了，太可惜了。包拯天生严峻刚正，但平日里少了一些学问，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现在逐宋祁而代替其三司使的职务，有为自己谋私的嫌疑，平常人都知道，包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吗?包拯在御史台当官时，经常陈述前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张方平因此被罢免了三司使的职务，用宋祁代替张方平任此职。又听说包拯弹劾宋祁的过失，宋祁因此被罢免了三司使的职务，而包拯遂替代宋祁任其职。这就是种田的人因别人的牛践踏了自己的田地，而让人把牛抢走了。这能称之为无过错吗?包拯不应该整冠纳履，应该避嫌疑。”欧阳修这一上奏，包拯立即回避三司使的任命，但宋仁宗不同意包拯拒绝任命。过了一段时间，包拯才走马上任。

     三司使包拯推荐张田代理其属官，宰相富弼不同意。张田给富弼写信，数落其五件过失：“你辜负天下重望几十年，今天你为宰相，而举措如此，太可惜了。”于是，富弼同意了包拯的推荐意见。嘉祐五年四月份，朝廷命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一起制定“均税”。“均税”是北宋一种田税制，先丈量田地，前后按肥瘠分等定税，谓之"均税"。嘉祐六年四月份，委任代理三司使包拯为给事中、三司使。他去掉了代理两个字，成了名符其实的三司使。包拯在三司的时候，国库的钱物管理得井井有条。过去，别人当三司使的时候，中央政府于京城以外的州郡民间定额征购物资，积以困民。包拯特别设置官府市场，就再也没有惊忧百姓了。普通公务员欠政府财物比较多，逮捕后逃走的，如果连坐抓了这名公务员妻子儿女的，包拯都下命令释放其妻子儿女。过了不久，朝廷任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陈旭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这是朝廷罢免了陈旭枢密副使的官职。委任给事中、三司使包拯为枢密副使。

    嘉祐七年五月份，枢密副使、给事中包拯去世。死后赠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包拯个性严峻刚正，在朝中刚强坚毅。老百姓笑着比喻黄河水清了。包拯当开封府知府的时候，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意思是说打通关节，行贿受贿没有用，包拯像阎罗王一样公平公正。他上奏议论政事公平适当。常厌恶俗吏对百姓苛刻，他脾气温和，性情忠厚，虽然他憎恶坏人坏事，但未尝不尽心为人、推己及人。平常在家没有与人有私人信件往来，没有什么私交。亲朋好友有什么请托，他一概拒绝。他居家勤俭节约，他当高官后的衣食住行还跟从前当平民百姓一个样。

第三传：范仲淹传

范仲淹生于苏州吴县。苏州吴县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他二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他的母亲因为贫穷的缘故，改嫁了山东省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翰，于是把范仲淹改姓朱，姓名朱说。他读书很刻苦，他住宿在寺院的僧舍里，每天煮一锅粥，等冷却后，分成四块，早上与晚上各取二块粥，就着盐渍的腌菜吃。这就是他每天的伙食。这就样他坚持了三年。等到他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名次，被北宋朝廷授予官职，他把自己的姓名改过来了，还是叫范仲淹，并且把母亲接过来赡养她。范仲淹第一次任职为从九品的广德军司理参军职务，接着又任职为从八品的集庆军的节度推官。天禧五年，他被调任为泰州海陵西谿镇盐仓监官。

天圣四年八月，朝廷命令修筑泰州捍海堰。这个地区的海堰由于年久失修，海水涨潮时经常淹没附近农田，任监西谿盐税官范仲淹打报告给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这个悍海堰。发运使一职在北宋主要主管漕运工作。张纶向朝廷上奏请求任范仲淹为兴化县知县，主管修复悍海堰的工作。当时，朝廷对于修不修这个悍海堰，议论纷纷。朝廷一方面派遣中使去这个地区巡视，了解情况后，准备不修悍海堰。另一方面下诏书命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跟范仲淹商议看能不能修好悍海堰。胡令仪鼎力支持范仲淹的修悍海堰的主张。此时，范仲淹因母亲去世，需要丁忧守制，他给发运副使张纶写信，再次说明修悍海堰的利害关系。张纶多次向朝廷上书请求修堰，由他本人全权负责。于是，朝廷命令张纶兼代理泰州知州，主管修复悍海堰的工作。通过张纶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新的悍海堰修好了，民得其利。当地老百姓为张纶建立了生祠，而且胡令仪与张纶因主张修堰有功，晋升官职了。范仲淹丁忧守制完成后，由晏殊的推荐，荣升为秘阁校理一职。秘阁是由宋太宗在崇文院中堂建阁，称为秘阁。秘阁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秘阁官职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秘阁官职相当于皇家图书馆馆长、副馆长等职务。天圣七年十一月，宋仁宗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后，在天安殿受朝办公之机，秘阁校理范仲淹提意见说：“天子有事奉母亲的道理，但没为作为母亲臣子的礼仪。有南面的君主之位，无北面向母亲行大臣之礼仪。君主事奉母亲是家事行家人之礼即可，今天看到君主与百官同列向皇太后祝寿，有亏君体、损君威，不可让后世效仿。”他的这封奏章交给了皇帝，但皇帝不答复。接着范仲淹又向皇太后上书，请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宋仁宗，也没有答复。于是，他打报告请求调为地方政府任职。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要求，任职他为河中府同判。宋真宗皇后是刘娥，宋真宗病逝后，遗诏让太子赵桢即位，让皇后刘娥摄政对军国大事全权处理。当时赵桢只有11岁，皇太后刘娥处理政务，她罢免了争权的宰相丁谓，重用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这几位贤臣。由于皇帝年幼，由皇太后掌军国大权的并不鲜见，著名的有西汉吕雉皇太后、唐朝武则天皇太后、清朝慈禧皇太后。史书评价皇太后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范仲淹要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赵桢，等于是得罪了这个权倾一时的皇太后，所以，他请求外任来保全自己。皇帝赵桢不是皇太后刘娥的亲生儿子，但是由她抚养长大。

天圣八年十二月，河中府同判范仲淹又上书，请皇太后还政给皇帝。他说：“陛下拥护皇太后，由皇太后管理国家政务，时间比较久。现在皇帝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是聪明睿智、明达圣哲，他手握君权却由皇太后所掌握，不是黄裳所显示的吉祥象征，不如保庆寿的长久快乐，把大权收起来，交还给真正的君主，以颐养天年。”他的上书，皇太后没有答复。对范仲淹多次要求皇太后还权力给皇帝，皇太后心里不爽，但还是没有加罪于他，如果换成吕太后、武太后、慈禧太后，范仲淹要不人头落地，要不就会丢官。这时，范仲淹已由河中府同判改任为同判陈州、太常博士。他在陈州当官时，发现京城办理授加官爵与赏赐的机关没有经过相关管理部门同意就给一些人加官进爵与赏赐，他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写好上奏的文书由驿站寄到皇帝手中。在奏章上，范仲淹举了唐中宗墨敕斜封官的例子，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要皇帝引以为戒。“墨敕斜封”的意思是唐中宗时宠信的太监与官员用事，常用皇帝直接颁下敕书，斜封付中书，任命官吏。“墨敕斜封官”，是唐代的非正式任命官员，是当时人们对由非正式程序任命的官员的一种蔑视性的称呼。这种官职的任命状是斜封的，要从侧门交付中书省办理，而且它上面所书“敕”字是用墨笔，这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是不一样的，“斜封官”由此得名。这种“墨敕斜封”是卖官鬻爵的源泉。而且证明受皇太后宠信的太监、官员已经利用皇太后的权力在操纵朝中官员的人事任免，并且有从中渔利之嫌。范仲淹多次议论不按常规经中书省议定而由宫内直接发出诏令的弊端。皇太后刘娥在生前贪恋皇权，一直没有交还权力给皇帝，直到她死后，宋仁宗赵桢才正式掌控皇权。明道二年四月，宋仁宗召见知应天府宋绶、同判陈州范仲淹。因为这两人可是多次要求皇太后还政给他，并且是违背皇太后意愿的人，所以宋仁宗想重用宋绶与范仲淹。在皇帝心目中，宋绶与范仲淹是自己的人，不是皇太后的人。宋仁宗上台后，把皇太后重用的人都罢免了，并且任命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任职为右司谏这样的谏官职务。皇太后刘娥去世之前有遗诏：“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由皇太后处理，赏赐各军队钱财。”皇太后刘娥要好友皇太妃杨氏当皇太后，杨氏是宋仁宗的养母。范仲淹听说了遗诏要求以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并且参与决策军国大事的事情，他上奏章说：“太后，只是皇帝母亲的一个名号而以，自古没有因母亲抚养皇帝而且替代皇帝的，现在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都会怀疑陛下不可一日没有母后的相助。”当时，宋仁宗已经删去了遗诏要求“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的语句。但太后的名号没有改变，只停止了册命而已。皇太后一去世，一些在皇太后在位不得志的人纷纷请求对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进行追究。右司谏范仲淹对皇帝说了一句公道话：“皇太后是受了先帝宋真宗的遗诏而垂帘听政的，并且养育与保护了陛下十多年，应该掩饰其小过而成全其大德。”宋仁宗感悟，觉得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于是下诏：“太后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言。”这道诏书是肯定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地位与作用，要求大家不要多嘴多舌，不要对垂帘听政进行追责。

右司谏范仲淹以江、淮、京东遭受蝗灾，打报告请求宋仁宗派遣使者去巡视与救灾。朝廷没有答复。范仲淹向皇帝请问说：“宫中如果半天不吃饭，是什么感受?现在很多地方受灾没有饭吃，怎能不去抚恤救济！”于是朝廷下命令安排范仲淹安抚江、淮受灾百姓，他所到之处，打开官仓发放救灾粮，禁止非法祭祀，奏请免除庐州、舒州地区的折役茶与江东地区的丁口盐钱。饥民有吃乌昧草的，采摘后送进宫里，让宫里的皇亲贵戚观看，让他们知道灾民在吃什么充饥，以戒贵族们的奢侈之心。

范仲淹向北宋中央政府上奏，奏文中的内容有这几点：一，朝廷供养六军，使得江、淮两地的馈运增加，东南漕运粮食供应每年需要六百万石，政府的钱帛都出自于人民，现在遇到自然灾害，饥饿的百姓很多，请皇帝下命令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祖制的标准征收钱粮赋税，为民众减轻负担。二，祖宗为了国防，量力而行，现在国用无度，会导致人民贫困，东南地区加征二三百万石粮食，虽说是丰收之年，但由于这些地区缺粮，粮价很贵，还加上让老百姓承担的造船费用以及给运送粮食的士兵、船夫的工资奖金，每年增加五百万到七百万缗的财政开销，当地百姓不堪重荷。三，由于经常要运输钱粮以备国防，但是冗兵冗吏，好吃懒做，只拿工资不做事，这些人在京城有很多。我去淮南，在道路上碰到老弱病残的士兵，这些人自称是从潭州到无为军的运输粮食的士兵，本来有三十人，现在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六人。从淮南到湖南还有路程四千里，这六名士兵还不知道有没有性命回得了居住地。长途馈运粮食害人，弊端太多。四，为了减轻民众经济负担，政府要减冗兵、减冗吏，禁止工作懒惰懈怠，节省中央财政开支。减少江、淮地区的馈运工作。想办法降低当地粮价。真州重修长芦寺，军粮已用四万斛，修建费用已达三十万缗，钱粮用得太多。请朝廷戒奢侈，节费用，轻赋税，不兴土木工程。宋仁宗对范仲淹的合理化建议表示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

宋仁宗想废掉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坚决认为不可以，还说：“应该早点平息此议论，不可以让宫外面的人知道。”宰相吕夷简支持皇帝废掉郭皇后，在宋仁宗的指示下约束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不要受理御史台的谏言与奏章。宋仁宗下诏书说：“皇后因为没有生育儿子而出家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法名清悟，移居长宁宫。”由于宋仁宗授意吕夷简向政府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御史台的反对废掉皇后的谏言奏章不能进入宫中。右司谏范仲淹立即与代理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上朝争谏。吕夷简出来答复说：“废皇后，汉朝、唐朝有先例。”孔道辅与范仲淹说道：“作为大臣应该要皇帝当尧、舜一样的君主，怎么能够效仿汉朝、唐朝废皇后这样失德的故事?”吕夷简哑口无言，拱立一边说：“诸君更加要向陛下表达反对废皇后的意见。”孔道辅与范仲淹等人离开皇宫，准备明天留百官向宰相行拱手礼在朝中争谏。而吕夷简向宋仁宗报告了孔道辅、范仲淹率御史台的监察官与谏院的谏官们准备上朝提反对废皇后的意见一事。吕夷简与宋仁宗认为这些监察官员的争谏不是太平盛世的好事，商议把孔道辅等监察官罢免，赶出京城。

孔道辅等人早早来到百官晨集准备朝拜之所，却得到他们被免去官职的厄运消息，代理御史中丞孔道辅被降职为泰州知州，右司谏范仲淹被降职为睦州知州，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每人罚铜二十斤。而且朝廷又安排使者押送孔道辅、范仲淹出京城。还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说：“今后，谏官、御史，进谏要上秘密奏章，禁止一起相率上奏惊动中外。”侍御史马绛、杨偕上奏请求宋仁宗对他们跟孔道辅、范仲淹一样罢免监察官官职，侍御史郭劝、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再上奏章反对废掉皇后，反对罢免孔道辅、范仲淹，朝廷没有答复。将作监丞、签判河阳府富弼上奏为范仲淹说情，他说范仲淹是谏官，所以极谏，是因为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范仲淹忠诚又正直，在庄献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是维护过陛下的，所以陛下才晋升他的；他当谏官，听过陛下的多次指示，要求谏官们对朝中的大小事务，有错必谏，必谏无隐，现在范仲淹闻过遂谏，恳请陛下追还范仲淹，复其谏官职务，使谏路不绝，朝纲复振，这是社稷之庆。”朝廷对富弼的求情奏章没有答复。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去世，赠兵部尚书，谥号为“简肃”。薛奎善于识别人才，他为人事部门选人才，认为范仲淹、庞籍、明镐是总理一类的大臣。范仲淹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庞籍后来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总理；明镐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欧阳修、王拱辰是薛奎的女婿。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王拱辰官至御史中丞、检校太师，虽然没有担任总理的职务，但仍是朝中正一品大臣。从北宋朝范仲淹、庞籍、明镐、欧阳修、王拱辰这五位中流砥柱的贤臣来看，可见薛奎独具慧眼识英才。

范仲淹知睦州，没有过半年，他又改任为苏州知州。苏州涨洪水，淹没了很多农田，农田不能耕种，范仲淹疏通五河，引导太湖之水注入大海，招募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从事修渠防洪的工程。刚开始作此项治水工作时，朝廷又把他改任为明州知州。转运使上奏说范仲淹治理水患有头绪、有计划、有方法，请求上司把范仲淹留任苏州知州把治水工程完工。没过多久，朝廷同意了转运使的意见，又让范仲淹当苏州知州。景祐二年三月，朝廷委任知苏州、左司谏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十二月，由于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弹劾阎文应有害死废后郭氏的重大嫌疑。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将要弹劾阎文应罪行之前，不吃饭，还把家中所有事务交给大儿子范纯佑管理，并且对家人说：“我弹劾不倒阎文应，我就会死的。”宋仁宗不知从哪听说了范仲淹要扳倒阎文应，准备以身赴死，所以，把昭宣使、入内都知阎文应罢免到秦州当钤辖，又改为郓州钤辖；他的儿子勾当御药院阎士良罢免为内殿崇班。正是由于范仲淹敢于死谏，宋仁宗又把阎文应流放到岭南，阎文应在流放途中自杀了。

嘉祐二年十二月，北宋朝廷委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侍制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在唐宋官制中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是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省总辖“六部”。“六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部委。每部设尚书一人，相当于正部长；设侍郎一人，相当于副部长；设郎中一人，相当于正司长；设员外郎一人，相当于副司长。范仲淹曾任礼部副司长，现在转任吏部副司长。而且还有另一个职务是代理开封府知府，因为开封府是北宋王朝的京城，所以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北京市市长。范仲淹从地方官又上任为京官后，经常向皇帝提合理化建设，这让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很受伤，于是吕夷简使人暗示范仲淹说：“侍制这样的侍臣，不是口舌之任。”这话的意思是叫范仲淹当好天章阁侍制的官，不要多嘴多舌管闲事，让当宰相的难做。范仲淹却回答说：“经过思考向朝廷进谏言正是我当侍臣的职责所在。”宰相吕夷简知道不可诱使范仲淹不进谏言，只好用权术把范仲淹安排去做代理开封府知府的工作，让他因工作缠身，就没有时间进谏言提合理化建议了。然后，等待范仲淹的工作失误，罢免范仲淹的官职。范仲淹在代理开封府知府的职位上工作了一个月之久，京城就被他治理得秩序井然。

嘉祐三年五月，范仲淹进谏言说：“我近来听陛下讲，孔道辅曾说过要迁都到西洛，我认为不可以。现在国家太平，怎么能有迁都的想法?洛阳曾是帝王们居住的地方，有函谷关、黄河的险固，边境不安宁，则可以退守。现在适宜储备粮食，陕西的粮食有余，可以向下方运输；东路的粮食有余，可以向上方运输。经过几年的粮食储备，可以应对一些军事活动。国家太平时居东京这块通济之地可以方便天下；国家有危难时居洛阳险固之地可以守卫中原。《易经》中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就是这个意思。先王修德，以德服人，仍然安不忘危、居安思危。陛下唯有内修德政，使天下人听不到君主的过错；外修险固之地，使四夷不敢生不臣之心，这是长治久安之道。”过了几天，天章阁侍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降职为饶州知州。范仲淹为什么会被降职?这是因为范仲淹敢于直言进谏，什么事都敢管，什么话都敢说，让当朝的权贵大臣们非常厌恶。当时，吕夷简当宰相，一些想要当官的人通过依附、投靠吕夷简从而获得晋升职务。范仲淹进谏说，陛下要掌握朝中官员的人事任免权，不能够全部委托宰相行使人事任免权。同时，又向皇帝呈上《百官图》，这是一幅官员任免、晋升序列流程图。范仲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皇帝堵塞宰相不按照程序任免官员的漏洞，防止官职私相授受与卖官鬻爵。吕夷简对范仲淹做法很不高兴。

宋仁宗以迁都洛阳的事情听取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借机批评范仲淹，说范仲淹太过迂腐，求虚名而不务实。范仲淹听说吕夷简背后批评他，于是写了四篇时事论文进献给皇帝。一，《帝王好尚论》；二，《选贤任能论》；三，《近名论》；四，《推委论》。这四篇论文有讥讽时政的用意。他还进谏言说：“汉成帝信任张禹，不怀疑舅舅王凤，故有王莽谋朝篡位之乱。我害怕今日朝廷也有像张禹这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不可不早点辨识出来。”范仲淹这四篇论文再加上暗示宋仁宗说吕夷简是第二个张禹在破坏皇帝的家法，埋下了灭亡赵氏政权的危险。吕夷简非常愤怒，与范仲淹在皇帝面前辩论，还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引荐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上奏章为自己辩护，言辞更加强烈，火药味更浓。侍御史韩缜是吕夷简这一派的人，他按照吕夷简的意思，奏请皇帝把范仲淹以朋党罪名处分，警告百官不要越职言事，宋仁宗给范仲淹一个降职处分。

当时，治朋党的罪正值风头之上，百官们畏惧宰相吕夷简，因怕受牵连，没有几个人敢给范仲淹送行。天章阁侍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怕受牵连，都载酒给范仲淹饯行。王质又独自留下与范仲淹交谈了几个晚上。有人提醒王质，这样做会受朋党之罪的负面影响而受处分的。王质说：“范仲淹是贤人，我能成为他的朋党，这是大幸事。”王质曾当蔡州知州，本州人每年在吴元济庙祭祀吴元济。吴元济，唐代宪宗时叛藩的首领，后被唐邓节度使李愬俘虏，斩杀于长安。吴元济的父亲吴少阳曾是准西节度使，治蔡州，割剧准西，成为唐朝心腹大患。王质批评蔡州参与祭祀吴元济的民众：“怎么能祭祀叛逆的、丑恶的人?”于是，他命令毁掉吴元济的塑像，立狄仁杰、李愬的塑像进行祭祀。狄仁杰，字怀英，今山西太原人。他官至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死后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唐朝复辟后，追赠司空、梁国公。后晋追封他为太师。李愬，字符直，今甘肃人。他官至同平章事、昭义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太子少保。封凉国公。死后赠太尉。

范仲淹被贬官后，谏官、御史怕惹祸上身，不敢为范仲淹讲话。秘书监、集贤校理余靖是第一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他上奏说：“范仲淹以前所讲的事情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因为其符合礼仪的缘故，所以获得评优评先与奖赏；现在因为犯了讥讽大臣的罪过，而受到谴责与处罚。他直言不讳没有配合陛下的想法，这在于陛下是否听取他的意见，怎么能因他的直谏而治罪呢?历史上汉朝汲黯在朝中的时候，认为丞相、平津侯公孙弘比较奸诈；吴国张昭论将，认为将军鲁肃做事比较粗疏，汉武帝刘彻、吴主孙权，把这对有意见、有矛盾的官员两用无猜。陛下自亲政以来，多次驱逐敢于直谏的人，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执政方针。请陛下速改前面免去范仲淹职务的命令。”余靖为范仲淹求请，被降职为筠州酒税监。第二个为范仲淹讲话的是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他上奏说：“我认为范仲淹正直诚信，对老师与朋友有情有义。他获罪后，朝中有很多人说我是范仲淹推荐的，范仲淹既然以朋党的罪名受到处分，我应该受到”连坐”，请求把我降职，以明典宪。”宰相吕夷简听到很愤怒，把尹洙降职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郢州酒税监。第三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是欧阳修。右司谏高若讷向朝廷检举欧阳修维护范仲淹。高若讷上奏说：“范仲淹贬官之后，我遵守陛下的命令，不敢妄为营救。今欧阳修给我写信说范仲淹平生刚直不阿，博古通今，官员中没有比他优秀的。欧阳修责备我不能为范仲淹喊冤求情，怎么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批评我不知道这人间有羞耻之事。还说今日陛下与宰相吕夷简以不顺心而驱逐贤人，责备我不为范仲淹讲话。我认为贤人，是国家恃以为安邦治国的人才，如果陛下以其违背您的意图而驱逐贤人，我会劝谏的；如果宰相以其违背他的意图而驱逐贤人，我会劝谏的。范仲淹是靠恳切率直地论事而得到提拔的，现在他口出狂言，自取其辱，岂能称他是无辜的?恐中外听说了此事，认为陛下以其违背您的意图而驱逐贤人，这个名声损失太大。请陛下下命令，要有关管理部门约束欧阳修，免得他妖言惑众。”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交给宋仁宗过目。因此，欧阳修受到处分，由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降职为夷陵县令。

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维护范仲淹，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诗中四贤人意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诗中不肖人意指高若讷。泗州通判陈恢，寻思上奏请求追究诗作者蔡襄的罪行。左司谏韩琦上奏弹劾陈恢越权想得到恩赏，应该重贬其官职，朝廷没有答复，蔡襄作抬高范仲淹等四贤人，贬低高若讷的诗的一事不了了之。第四个为范仲淹讲话的官员是光禄寺主薄苏舜钦。他上奏为范仲淹求请说：“孔道辅、范仲淹这两人刚直不阿，他们曾担任过谏官，后来虽然改为其他官职，仍然不忘向陛下进谏言。他二人并非不知道缄口数年，可以晋升为三公九卿一样的职位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愿辜负陛下委任与关注其的美意。现在他们都被馋言中伤，贬职离京，使得正臣夺气、鲠士咋舌。历史上晋侯曾问叔向：‘什么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叔向回答说：‘大臣拿着俸禄而不进谏，小臣害怕受处罚而不敢言，基层的情况上层不知道，这个祸患很大。’今天国家设置官位爵位，考核其公与忠，对不公不忠的追责，哪有教人不进谏不说话的?对进谏的进行奖赏，还怕其不言。现在对敢于直言的人加罪，谁还敢进谏与提合理化建议?如果一些消息情况闭塞，陛下听不到，那皇帝位子就危险了。我想到此，很是为陛下惊忧。诚恳地希望陛下发善言，停止执行前面诏书命令，勤于听取不同意见，做到从谏如流，可以使得国家昌盛太平。如果诏榜未削，欺罔成风，我害怕秦国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在我朝重演。”苏舜钦暗示宋仁宗，宰相吕夷简是第二个赵高。范仲淹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落得个被贬职的下场，而且为范仲淹求情的官员跟着受到贬职的处分。

景祐四年十二月，北宋朝廷下命令，把饶州知州范仲淹调任为润州知州，筠州酒税监余靖调任为泰州酒税监，夷陵县令欧阳修调任为光化军乾德县令。这是宰相吕夷简被罢免后，宋仁宗命令新的宰相把范仲淹这三人调任到比较富裕的州县当官。当时的宰相是王随。饶州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润州在现在的江苏省境内；筠州在现在的江西省境内，泰州在现在的江苏省境内；夷陵县在现在的湖北省境内，光化军在现在湖北省境内。宋仁宗之所以下调令把范仲淹、余靖、欧阳修调任到富裕州县当官，跟直史馆叶清臣有关系。当时，北宋京城地震，叶清臣上奏说：“范仲淹、余靖等人因为进谏言被贬官，天下的人不敢议论朝政已经有两年了。愿陛下深自咎责，善待忠直敢言之士，让他们敢于提意见，谏忠言。”过了几天，范仲淹等官员得到朝廷的调令。范仲淹调任为润州知州后，那些进谗言的官员害怕范仲淹被宋仁宗重用，就诬陷范仲淹。宋仁宗听到诬陷范仲淹的谗言，非常气愤，准备下诏书把范仲淹贬到岭南蛮荒之地。时任北宋副总理的参知政事程琳为范仲淹辩诬，范仲淹才躲过被贬岭南一劫。自从范仲淹被贬官以来朋党之论兴起，朝中官员受牵连驱逐出京城的人很多，只要提起范仲淹的人都被诬为“党人”。程琳通过解释，讲道理，说服了宋仁宗，宋仁宗才消了气，原谅了被诬为“党人”的范仲淹。右司谏韩琦进言说宰相王随没有执政之才，宋仁宗没有听他的。韩琦又进谏说：“陛下选择辅弼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杜衍、宋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忠诚、正直的臣子，可以作为任职宰相的备用人选而进行提拔。不然，就用曾经任职过宰相的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也都是众人所望的，为什么不任命他们?”宋仁宗罢免王随等人后，命令河南府判张士逊与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任职为宰相。

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书禁止百官结成朋党。起初，吕夷简当宰相时驱逐范仲淹，过了几年后，吕夷简被罢免宰相职务，但是朋党之舆论兴起。官员们为范仲淹说话的很多，于是宋仁宗下诏书打招呼说：“从前把范仲淹贬官，主要是他秘密请求立什么皇太弟、皇太侄之类的事，不仅仅是诋毁大臣。现在百官中屡有举荐范仲淹的人，因为此事涉及朋党，所以进行禁止与警告。”郓州地方政府报告说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王曾去世，北宋中央政府停止工作二天为王曾举行丧礼，赠王曾侍中，谥号为“文正”。范仲淹曾经请教王曾，王曾说：“执政者使人感恩的好事总想归功于自己，那么遭人怨恨的事情又由谁来担当呢?”范仲淹很佩服王曾的言论。宝元二年三月，调任润州知州范仲淹为越州知州。六月，把泰州酒税监余靖晋升为英州知州，郢州酒税监尹洙任职为长水县县令，光化军乾德县令欧阳修晋升为权武成军判官。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把范仲淹由越州知州晋升为天章阁侍制、知永兴军。范仲淹还未到永兴军任职，被朝廷改任为陕西都转运使，任命刑部员外郎高若讷知永兴军。谏官梁适进言说：“范仲淹前时任职为饶州知州，高若讷为谏官经常诋毁范仲淹谋事不周密，现在两人共事，心有嫌隙，应该用近臣担任此职务。”宋仁宗说：“我现在任范仲淹、高若讷管理边境争端，他们怎么能以过去的事情为嫌隙呢?”宋仁宗准备留高若讷任职判吏部流内铨。

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进谏言说：“听说边城向朝廷申请五路军马征讨西夏，我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宋太宗朝时，用久经战场的将军与精锐的士兵北伐西讨，经过艰难战争岁月，还是没有收复失地。何况现在和平时间久，中原又无宿将精兵，一旦深入敌境，难以制服敌人，我以为国家的安危不可预知。”过了几天，朝廷任命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任命陕西都转运使、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两人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与吕夷简有矛盾，在商议给范仲淹加官职的朝廷会议上，重新任职为宰相吕夷简请求宋仁宗把范仲淹越级晋升，宋仁宗认为吕夷简是有德行的人。范仲淹入朝觐见皇帝，宋仁宗要范仲淹对吕夷简冰释前嫌。范仲淹向皇帝顿首说：“我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家事务，对吕夷简有什么怨恨?”朝廷把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复职为馆阁校勘。最初，范仲淹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他推举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父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了。他说：“现在一些豪杰之士，已被你招为麾下，我思考在山林草莽之中有知义慷慨之士没有出于你的门下，你应该推举这些知义慷慨之士为你的属官，我就不用考虑了。”太常丞田况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司判官，田况由夏竦所推举；试校书郎胡瑗任职为陕西经略安抚司句当公事，胡瑗由范仲淹所推举。调任广州知州段少连为龙图阁学士、泾州知州。范仲淹任职陕西经略安抚诏讨，举荐段少连的才能可任职将帅，但段少连没有到任泾州就去世了。初，张存以陕西都转运使调任延州知州，张存并不立即到延州赴任，而是上奏称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没有军事指挥相关经验，且以父母年龄八十岁为由请求调离边关州县。范仲淹毛遂自荐代张存任职延州知州，宋仁宗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任命范仲淹兼职延州知州，调任原延州知州张存为泽州知州。当时，有诏书命令边境军队，部署职务的官员统率一万人的军队，钤鎋职务的官员统率五千人的军队，都监职务的官员统率三千人的军队，而且规定有西夏军侵犯时，官职低的先出战。这样的诏书命令是犯教条主义错误，不利于军事的灵活指挥。范仲淹说：“不根据敌人的多少而出战，以官员的职务为出兵的先后顺序，这是打败仗之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范仲淹没有遵守这一不利于战争的死规定，他进行了改革，他分州兵为六支军队，每支军队三千人，设主将一人。然后，根据入侵敌军的多少，灵活安排出兵，打得敌人不敢侵犯，其他诸路军队都效仿范仲淹的军事改革。西夏人相互警告说：“不要进攻延州，今有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跟大范老子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小范老子”意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意指原延州知州，现吏部侍郎、安州知州范雍。

朝廷有诏书命令要求范仲淹、葛怀敏率领军队驱逐塞门等军事要塞的敌军骑兵出境，仍然招募以前的弓箭手，安排他们在当地各军事要塞防守。延州都监、灵武人周美跟上司范仲淹讲：“西夏人接连获胜，其势必会再来攻击延州，而金明寨这个地方是边疆重要之地，这是我们的屏障，现在不赶快完工，将会失去这个屏障。”范仲淹因此嘱咐周美修好金明寨。过了几天，西夏军几万人入侵金明寨，在延州城北列阵，周美率三千宋兵迎战。到了晚上，援军没有到，周美率军转移到山北，并且多设疑兵。西夏军望见，以为宋军援军到了，就撤退了。当时，诸将有许多人军事失利，而周美与西夏军发生了十多次战斗，平西夏族帐二百，焚其帐二十，收复城堡比较多。族帐是指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帐幕。 朝廷委任鄜延部署司指挥狄青为泾州都监。狄青每次与敌人打仗时，披头散发，面部戴铜面具，出入敌人阵中，皆所向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陕西经略判官，与狄青谈论军事，非常欣赏他的军事才华，尹洙把狄青向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说：“狄青是良将之才。”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感到惊奇，厚待狄青。范仲淹赠书《左氏春秋》给狄青说：“当将军的不知历史、军事史，只是匹夫之勇。”狄青屈己下人，向人请教读书，熟悉了秦朝、汉朝以来的将帅军事学，于是狄青越来越有名气。

北宋朝廷采纳韩琦等人的军事计划，先约定好出兵的日期。延州知州范仲淹上奏说：“正月里出兵，军马粮食的供应都是以”万“这单位来计算的，现在军队要在险阻之地作战，塞外天寒地冻，士兵们行动不便，如果敌军乘机进攻，我军会死伤惨重。现在鄜延路的防御要塞、兵甲、粮食储备、进攻计划都已经按步就班地安排妥当，不要担心敌人进攻我们，只要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军出师，敌人马瘦人饥，那时我们就容易制服他们，还可以干扰其耕种，就算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也没有什么损失。”范仲淹又上言说：“朝廷已经下诏书招安少数民族首领，我也派遣人员去少数民族之地了解其真实情况，想实施朝廷的怀柔政策，使其臣服我大宋，向我朝进贡。鄜延是过去少数民族进贡之路，愿朝廷留存这条进贡之路，然后命令诸将勒兵严加防备，敌人侵犯则攻击。乘此讨伐之计划未展开行动之时，容我向少数民族示以恩惠之意，一年之内，说不定可以招降他们。不然，我害怕与他们隔绝情意，使战争拖得太久。如果采用我的计策，没有效果，然后再从容谋取进军，先攻取绥州、宥州，守据其要害之地，在此屯兵种田解决军粮问题，为持久战作准备。如此，则居住在茶山、横山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汉族百姓，害怕我军军事威摄，可以对他们进行招降，他们不降而逃窜，也等于是去掉了西夏敌军的一条臂膀。这样做，开拓边疆，制服西夏，就没有轻举妄动的损失。”北宋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书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接着，范仲淹又上奏书说：“鄜延路在边疆，比其他路更远，宜先修复防御城寨，以二个半月的时间，集合兵力一万人，自永平城寨修筑到承平城寨，等承平城寨完工后，又择时机修筑其他城寨，用这些城寨来防御与牵制西夏李元昊东界的军队，使其不能合并军队抵御环庆路、泾原路的我朝军队，这跟我军出三路军队抵抗西夏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北宋朝廷虽然批准同意了范仲淹留存鄜延路向西夏军表示怀柔招安之意，仍然命令范仲淹与夏竦、韩琦等一起谋划，可以随机应变，不固定时间出兵攻敌。范仲淹前后向朝廷上奏书六封，向朝廷提合理化军事建议，在这期间修筑承平城寨等十二寨，居住附近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老百姓相继在此地区恢复工作、生活。

   范仲淹在鄜延路作好军事防御工作后，又向朝廷上奏书说：“居住在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对于远途远输感觉到很辛苦，请求朝廷设置鄜州的鄜城县为军事管理区，以河中府、同州、华州中下户口的租税输送作为军费开支，春季与夏季可以安排边防军队在这些地区解决军粮问题，可以节省军费开支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样既解决了军费开支问题，又解决了远途运输不便的问题。”朝廷下诏书命令此军事管理区为“康定军”。庆历元年正月，西夏王李元昊派遣使者到泾原求和，又派高延德到延州同范仲淹会谈。范仲淹见了高延德，通过谈话了解到李元昊不肯归顺北宋朝廷，又没有投降与议和之类的文书，所以，不敢把这件事向朝廷报告，他自己修书一封劝告李元昊息兵罢战，归顺朝廷，同时派遣监押官韩周护送高延德回西夏向李元昊复命。二月，夏竦上奏说：“昨天韩琦、尹洙一同上朝，与两府大臣商议军事进攻西夏，由泾原、鄜延两路军队进军讨伐，并且确定了出兵的时间。现在范仲淹的意见不同，我安排尹洙前往延州与范仲淹再商议一下，而他固执己见，不肯出兵。近来听说西夏聚集军队于一路对付我军，如果两路军队同心协力，分别据守要害之地，尚且考虑到诸将晚点出兵，士兵们有骄傲自满、怯懦的心思，不能大挫敌人的锋芒。如果只命令泾原军队一路进军，鄜延军队却以牵制敌人为由，在境内行动不出兵攻敌，只让泾原的军队对抗西夏大量军队，正中了敌人的奸计。西夏派遣蕃官骨披等人，约好在二十八日这天宣誓归顺朝廷。如果他们不是害怕我军进攻，那么就是缓兵之计，之后会大举进攻。请求朝廷早点派遣大臣监督鄜延这一路军队进军，一同进入西夏境内，免得中了敌人的奸计。”朝廷把夏竦的奏书给范仲淹看，让范仲淹配合泾原路军队一同出师进攻西夏。

朝廷想要进攻西夏，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在正月里到达延州，与范仲淹商议出兵的事宜。过了三天，范仲淹对尹洙说已经得到皇帝的旨意，顺从朝廷的意思不出兵。尹洙在延州过了一些日子，但范仲淹坚持不可出兵。环庆副部署任福对西夏作战失利后，朝廷大会上商议全部罢掉诸路军队的行营番号，明的是对西夏招安，使西夏人骄怠，放松警惕，暗的是秘密集合军队深入西夏国境内攻击敌人。朝廷下诏书给范仲淹要他体谅军队斗志的勇敢与怯懦，如果不害怕敌人，可以马上率军出击，乘机立功。范仲淹上奏说：“环庆副部署任福是位勇将，勇于战斗，西夏人撤退他就追击，由于他不依照韩琦的军事部署而打仗，导致了军事失利。他在边境上是一位名将，尚且打不过西夏军。现在所选的军事将领，根本不及任福，命令他们深入敌境，会有不可预知的大祸。以我之见，请求在延州路修筑南安寨等几个废寨，在这几个城寨安排归顺的少数民族士兵与弓箭手守卫寨子，并且靠近西夏国境内侦察敌情。西夏军大部队进攻则坚守城寨，小部队侵犯则主动攻击他们，只要有可乘之机就攻击，这样就可以近距离地骚扰敌人，然后出奇制胜打败西夏军。”正因为范仲淹的这封奏书，朝廷商议罢去行营之号的议题就没有人提了，而且宋军也不乱出兵了。

韩周等人持有范仲淹的书信去西夏境内和谈，西夏人对待这些范仲淹派来的使者很厚待。韩周行走了两天，听说任福等宋将打了败仗。韩周一行人抵达夏州后，在夏州逗留了四十多天。李元昊派遣自己的亲信野利旺荣拿着回复范仲淹的书信去见范仲淹，另外再派遣使者与韩周一同还宋。这同韩周一起还宋的西夏使者还说什么不敢让李元昊知道和谈这件事，书信内容很傲慢。范仲淹看了李元昊的书信后，暗中安排秘书把书信全书抄录下来，又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烧了原书信。这封李元昊写的信件共有二十六张纸的内容，其中语句傲慢的内容就有二十张纸，范仲淹把这些书信烧掉后，对其中抄录的内容略加修改，然后把这书信副本上报朝廷。北宋朝廷接到范仲淹报告的李元昊的书信副本后，召开大会，很多大臣批评范仲淹不该跟西夏君主李元昊通书信，又不该焚烧掉书信原件。时任宰相的吕夷简责问韩周不遵守北宋朝廷的规定，擅作主张去西夏境内同敌人和谈。韩周辩解说，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有无须禀命而可诛戮的权力，不敢不听从他的命令。朝廷下了处分，把监押官韩周降职为道州税监，把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范仲淹降职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监押，称为兵马监押，宋代诸路统兵官，为资历低强者充任路统兵官的称谓，掌本路军旅屯戍、营防、训练之政令。参知政事宋痒上奏说范仲淹擅作主张与西夏李元昊通书信和谈，又不听朝廷命令出兵，可以治他的杀头之罪。杜衍为范仲淹开脱罪责说：“范仲淹本来就想对李元昊招安，怎么可以治范仲淹的重罪?”宰相吕夷简也赞同杜衍的言论，为范仲淹开脱罪责。知谏院孙沔再次上书为范仲淹辩护。正是由于杜衍、吕夷简、孙沔为范仲淹讲话，宋仁宗才醒悟过来，没有听宋庠的话治范仲淹的死罪，而是给了范仲淹一个降职处分，对范仲淹从轻发落。过了几天，任命陈州平民郭京为大理评事、陕西都部署司参谋军事。郭京是个大侠客，并且懂军事理论，范仲淹、滕宗谅很欣赏他。范仲淹、滕宗谅多次向朝廷推荐郭京，宋仁宗特意召见郭京委任其官职。

宰相吕夷简与参知政事宋痒不和。宋痒在会议上经常与吕夷简争论，让吕夷简很不高兴。而且皇帝厚待宋痒让吕夷简妒忌。在讨论范仲淹与李元昊通书信的问题上，吕夷简对宋痒说：“作为臣子是没有外交权力的，范仲淹怎么敢这样做?”宋痒以为吕夷简要狠狠治范仲淹的罪，就提议处死范仲淹。而吕夷简却跟杜衍一起为范仲淹开脱，让宋痒“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很多大臣都说宋痒的不是。于是宋仁宗对宋痒以朋党论处，罢免参知政事宋痒为扬州知州，罢免枢密副使郑戬，加官资政殿学士，为杭州知州。迁耀州知州范仲淹为庆州知州兼职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初，李元昊叛乱，暗中引诱羌族人相助西夏。范仲淹到了环庆路，向朝廷上奏书，要求朝廷下诏书犒赏这些羌族部落，检阅其军队，并且立下条约规定：不准报私仇，伤人者罚没100只羊、马2匹，杀人者处死；关于债务方面的纠纷，以官府判决为理；绑架与非法拘禁他人作为人质的，罚没50只羊、马1匹；西夏人入侵，年老的、年幼的由城寨保护其人身安全，由官府提供生活保障。这些羌族部落听闻这些命令规定，心悦诚服，愿意为北宋朝廷效力。庆历元年九月份，秦州知州韩琦，复职为起居舍人；庆州知州范仲淹复职为户部郎中。范仲淹上奏书说：“国家长治久安之策，不如在鄜州、庆州、渭州各征兵三万人，选拔勇略的将帅三人，统领这三支军队，然后每支军队建立严密的层级管理机构，安排侦察兵侦察敌情。在春季与秋季，西夏军发动攻势时，我大宋军队先据守要害之地，待敌军来袭，驻扎之地的宋军会合，一起合击敌人。我们可乘西夏军没有大军集结的机会，出鄜州、庆州、渭州训练有素的军队，慢慢地进入西夏境内夺取他们的各种资源，或者破坏其市场交易，或者招降其部落，或者在其境内筑营垒扩大领地，招募精壮的百姓为军人，设立各种利军的制度，用以帮助鄜州、庆州、渭州这些正式编制的军队。凡帮助西夏军的居民，安排军队把其剿灭。在西夏境内的各少数民族见此情形，就没有投靠西夏之心，渐渐地我们能驱使他们服务我大宋。他们不能作乱，还可以严禁他们不与西夏人进行商品贸易，或者严禁他们给西夏人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朝廷厉行节约，用皇帝的私人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边境军费开支，或者用来赏赐边关将士，派军事间谍侦察敌情，则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知晓。到了炎热的夏天，安排边防军在边境之地解决军粮问题，可以夺边境上西夏人种植粮食为我军所食用。这样做，用不了二三年，西夏的势力受到压制，平定李元昊的叛乱指日可待。”

朝廷分陕西的边防军为四路管理。任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秦州知州韩琦，兼秦凤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渭州知州王沿，兼泾原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庆州知州范仲淹，兼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任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延州知州庞籍，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朝廷下诏书，命令各路都部署司在管辖区内置营田，解决部分军费粮草问题。营田就是军队屯田，没有战事时，组织士兵进行农业生产；有战事时，就出兵攻敌；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庆历元年十一月份，梁适奉命出使陕西后还朝，与范仲淹一起向皇帝提出十几条边防战争策略。

范仲淹上奏的进攻敌人的策略说：“我私底下发现在延安的西方向，庆州的东方向，有西夏的边界侵入我国百多里，这里有金汤寨、白豹寨、后桥寨三个城寨，这是延州、庆州必经之路，可以使得敌人兵势不能连接，由于迂回遥远使敌人不能互相呼应配合。虽然这个地区曾被攻取，但因为没有招降的恩惠，没有据守的谋略，我军一撤，此地又成为了边患。我推测西夏军会大举进攻我国，朝廷肯定会要想办法牵制敌军。进行大反攻之地，就是这个地方。可用步兵军队三万人，骑兵军队五千人，进入边界后，颁布军事命令，建筑大量军事要塞派军队驻守在此。等待城寨建筑完工后，留士兵守卫城寨，然后再维修旧的城寨，安排更多的士兵守卫。安排巡检官范全、赵明安抚这些留守的士兵，严格规定；西夏大军侵犯时，安排侦察兵侦察敌情，召唤援军救援，并且坚壁清野让西夏军无所获。碰到小股敌军侵犯，扼守险要的地方设埋伏以抗敌。平常时置营田解决军粮问题，战时派营田的士兵相助抗敌。 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兵力分散，让我军士气大振。并且容易联系延州、庆州两路军队，便于相互救援。另外，环州的西方向，镇戎军的东方向，还有葫芦泉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与羌族的明珠部落、灭藏部落相连接，阻碍了环州、镇戎军经过的道路。明珠部落、灭藏部落的居住地，向北接西夏人的疆界，他们在观望西夏军与我军的事态发展。再者，延州南安县距离故绥州有四十里远，在银川口与夏川口。今延州军队东渡黄河，向北进入岚州、石州，退兵西渡黄河，倒过来与麟州、府州两州相互配合应敌。盖以故绥州一带，西夏边界阻断。按照这样有军事部署路线，每攻取一处，使城寨平稳安定下来，则又计划攻取另一处，步步为营，这样做就比较妥当。”范仲淹上奏的防御敌人的策略说：“我昨天到延州，见了青涧城城主种世衡与其交谈，他在本处屯田，今闻仅仅收获了粮食万石。我观察现在的边关城寨，都可以安排弓箭手、士兵们守卫，然后屯田，依据田地的亩数来收田租，士兵获得粮食收成，多余粮食卖给官府，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长途运输粮食的苦难弊端问题，可以解决了。还可以安排士兵们的一家人迁徙到塞下，在此种田，安家立业，一家人坚守此地，比起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不怀恋此地的功劳与利益大多了。据守的士兵一家人守得越久，则军备越充足，就算西夏军入侵，也不能困住我国守军。这是假借士兵、弓箭手的力量，实行军屯防御敌人的好处所在。”

庆州知州范仲淹打报告给北宋朝廷请求枢密院及宣徽院给予未填姓名的补官文凭各百道，用于奖赏对西夏作战有功的将士与招降的少数民族首领，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未填姓名的补官文凭，在北宋称之为“宣头空名”与“空名告身”，相当于现在的没有填写姓名的官职委任状或者聘书。范仲淹向北宋国防部要这些没有写上姓名的委任状，有激励北宋将士与招降少数民族首领的作用。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巡视边境到了环州，环州境内羌族人暗中勾结西夏人成为边患。范仲淹认为种世衡跟羌族人关系处理比较好，而且青涧城已修复得很坚固，于是他上奏请朝廷委任种世衡为环州知州解决边患问题。四月，朝廷委任秦州知州韩琦为秦州观察使，委任渭州知州王沿为泾州观察使，委任延州知州庞籍为鄜州观察使，委任庆州知州范仲淹为邠州观察使。观察使，全称为观察处置使，作为地方军政长官，重者为节度使，次者为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低于节度使。宋朝时于诸州置观察使，无职掌，无定员，亦不驻本州，仅为武臣准备升迁之寄禄官，实系虚衔。朝廷委任韩琦、王沿、庞籍、范仲淹为观察使，目的是为了利于这四人晋升之用，或者可以按这官职多发薪水，奖励这四人抵御西夏侵犯的劳苦功高的意思。初，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时，曾建议修洛阳城作为陪都以备急难之需。辽国看到宋国对西夏作战失利，以为有可乘之机，于是撕毁和平协议，想要进攻宋国，有官员提议按照范仲淹的建修建陪都洛阳。宰相吕夷简说：“辽国人畏壮侮怯，仓促修洛阳作为陪都，不但不能向辽国示威，反而助长其嚣张气焰，宜建大名府为陪都，表示皇上亲征，以伐其谋。”朝廷准备下诏书建大名府为陪都。范仲淹又上奏说：“这个建陪都的主意，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不足以凭恃的，修建洛阳城作为陪都来不及了，请赶快修筑首都汴京城以防辽国进犯。”许多官员都同意范仲淹的主张。吕夷简说：“再高的城墙也没有用。如果让辽国人渡过黄河，而我们固守京城，国家就会灭亡了。所以，应该在河北设防线。”后来建设大名府为陪都，称为北京，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北京城修建后，委任知天雄军程琳为大名府知府兼北京留守职务。

庆州的西北方向有个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西夏境内，范仲淹想要在此修筑军事防御工事，他估计西夏人必然会夺取这个地方，暗中派遣长子范纯佑与少数民族将领赵明先占据这个地方，率军队紧随其后。宋军将士刚开始并不知道范仲淹带领他们去哪里，到了柔远这个地方，范仲淹下命令筑城寨，十天左右把城寨建好，取名为“大顺寨”。西夏人察觉到其境内有一个宋军据守的城寨，率30000人的骑兵来进攻大顺寨，没有所获，于是就假装失败撤退，范仲淹约束部队不要追击西夏军队。果然，西夏人在撤退的路上设下了伏兵，但是范仲淹没有上当。大顺寨建成后，白豹寨、金汤寨这些防御工事西夏人都不敢进犯，环庆路自此开始西夏人侵犯次数越来越少。北宋朝廷按照邠州观察使范仲淹的请求，把其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把鄜州观察使庞籍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曾经上奏书说：“我守卫边疆数年，羌族人比较敬重我，称呼我为“龙图老子”，现在把我的职务改为观察使，与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名号混淆，恐怕引起西夏人的轻视，而且我现在没有军事功劳，不应该增加工资待遇。”范仲淹的言辞比较真诚，连上几道奏书后，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把范仲淹与庞籍复职为龙图阁直学士。

居住在原州的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两个部落，有士兵几万人，与李元昊隔绝，范仲淹听说泾原路的宋军想要偷袭进攻这两个羌族部落，急忙向朝廷上奏制止这种军事行动，他说：“敏珠尔、密藏二个部落集聚地道路艰险不可以进攻，前几天高继嵩就因此军事失利。这两个羌族部落平时就不顺从我朝，现在进军征讨，他们势必西夏人狼狈为奸，南侵原州，西扰镇戎军，东袭环州，使得边患不能停止。宜因李元昊在其他路大举入侵之际，我们集合兵力向北夺取细腰葫芦泉这个地方为我军堡垒与屏障，以断绝李元昊的进军之路，则这两个羌族部落就会心安，而环州、镇戎军的道路贯通，就没有必要担扰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作乱了。”后来两年内，宋军在细腰葫芦泉这个地方修筑了很多城寨作为防御工事。调任渭州知州文彦博为秦凤路都部署兼秦州知州，调任泾州知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庆州知州，调任瀛州知州张亢为泾原路都部署兼渭州知州，同时，把文彦博、滕宗谅、张亢都委任为经略安抚招讨使一职。朝廷又重新设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令韩琦、范仲淹、庞籍任职为陕西这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开府管理军政事务，调任文彦博管理秦州，调任滕宗谅管理庆州，都是范仲淹打报告给朝廷请求这样做的。原因是葛怀敏兵败定川，很多郡县震惊。当时，滕宗谅看到城中兵力少，就招集农民穿上宋军军服守城，又招募敢死之士侦察西夏李元昊的军情，通知周围郡县做好军事防御工作。范仲淹率环庆路宋军来救援滕宗谅。阴雨天气连续了十天，加上葛怀敏大败，军民士气大落，滕宗谅设酒宴犒劳士兵，又依兵籍在佛祠中祭祀在定川战役中战死的宋军将士，厚抚阵亡将士的妻儿老小，使各得所欲。于是宋军将士们感动后士气大增，边民稍安，因此，范仲淹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做泾州的知州。范仲淹、富弼举荐泰山学者孙复经学方面学问深厚，应该任用其做官，朝廷召见孙复委任其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孙复是北宋理学家、教育家，是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的老师，后来官至殿中丞。范纯仁是范仲淹的二儿子，后来官至宰相，是范仲淹四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庆州知州腾宗谅上奏说，自从定川战役军事失利，朝廷命令韩琦等军事统帅都统四路，应该对将帅进行定额管理并接受上级管辖，其官职称号不要相同。”于是，在庆历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书说：“韩琦、范仲淹、庞籍已是四路招讨使，免去其他诸路招讨使、招讨副使的职务。”由于连年战争，西夏国中士兵、钱财、粮食、资源消耗太大，比较疲乏困顿，李元昊想要议和，北宋朝廷下密诏要求延州知州庞籍去跟李元昊谈判。庆历三年元月，朝廷下命令要求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是军事方面约定的期限来不及上报时，让他们不须请示，自行处理。泾原安抚使王尧臣上奏说：“韩琦、范仲淹既为陕西四路都部署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职，这四路应该接受上级管辖，而诸路将帅兼职经略使职务的有九人，而且这九人各置政府管理机构办理军政事务，名号不同，管辖不同，比较乱。请强制各路都部署、副部署免去他们的经略使职务，只担任沿边安抚使、沿边安抚副使的职务。”朝廷同意了王尧臣的建议。二月，宋仁宗赏赐陕西诏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钱百万，以奖励这三位将帅抗击西夏进侵的功劳。过了几天，韩琦、范仲淹等人上书说：“现在李元昊派遣使者来朝议和，如果他不改掉冒用帝王的名号，则不同意议和。如果他卑辞厚礼，又用‘乌珠’这个名号，应该要防止他以后兴风作浪成为祸患。”集贤校理余靖也上书说不同意议和。四月，朝廷委任韩琦、范仲淹同为枢密院副使，委任知永兴军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诏讨等使，所管军队驻守泾州。

韩琦、范仲淹五次上书推辞枢密院副使这一职务，但朝廷不同意，他们只好就职。当时，朝廷把枢密副使富弼改任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职务。富弼上书提建议说：“韩琦、范仲淹一同授予枢密副使一职，然而有些人讲，西夏贼寇未灭，如果两人一起在枢密院供职，或怕他们误事。希望陛下能采用公论，把他们其中一人安排在枢密院，另一人在边境任职，或者把这二人，每人在枢密院工作一年进行轮换，让他们劳逸结合，内外协济，没有比这样安排更好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他笃学尚志，乐善疾恶，而且喜欢名誉，他在诗中称赞宋仁宗，写吕夷简被罢免总理一职，称赞名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称赞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江准每年的漕运不济，输送不足，导致首都汴京城缺乏军粮供应，大臣们非常担忧此事。枢密副使范仲淹看到这种情况，上奏举荐国子博士许元，说许元可以一个人办好京城漕运这件差事。过了不久，朝廷委任许元为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范仲淹有伯乐之才、知人之明，朝廷任命许元后，京城从此不缺粮了。五月，谏官欧阳修上奏说：“韩琦、范仲淹到中央任职以来，只是按时与‘两府’官员随例上殿，向上报告日常公事，陛下也没有特别召见两人谈话，听取意见。现在西夏与我国未达到和议，边陲必有军事警急，乞求陛下不忙之时，特别召见韩琦、范仲淹等人谈话，让他们出主意如何解决西夏的问题。至如‘两府’大臣，每次有边防军情急事，或可以在不上班的时候召见他们开会听取意见，或者让他们自述所见，只召见一两人商量，就是先朝也是这样做的，没有必要按照惯例做事。”七月，参知政事王举正被罢免为礼部侍郎、许州知州。初，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向朝廷上奏说参知政事王举正胆小不敢说话，不能胜任参知政事一职，请求宋仁宗让枢密副使范仲淹任职参知政事。在免掉王举正的第二天，朝廷委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坚决推辞参知政事一职的任命，他说：“执政的职位可由谏官的意见而得吗?”朝廷委任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当时，范仲淹辞掉参知政事的职务，说愿意与韩琦轮流去边防管理军政事务，因此宋仁宗授予他边防军事大任的职务，范仲淹还提到河东路要积极备战，任中师在并州防守过，于是宋仁宗安排任中师去管理河东路军政事务。范仲淹与任中师这两人留在京城，但中央的任命通知已经先送到两路政府部门了。

庆历三年八月，朝廷委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重新担任枢密副使一职。过了几天，任命枢密副使韩琦为陕西宣抚使。本来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的，但过了一个多月，他俩都没有动身去陕西路与河东路就职。有可能是皇帝又有其他考虑，把他俩留在京城不放他们去边防地区就职；还有可能范仲淹与任中师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没有动身。韩琦看到此情况跟宋仁宗说：“西夏请和没有生事端，让范仲淹与任中师只担任宣抚使职名不亲往任职就行了。西夏李元昊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定会因为恼羞成怒而侵犯边境，那时当迅速派遣范仲淹去亲往任职宣抚使对抗西夏人；河东路的军政事务，我还年轻健康，可以任河东宣抚使去管理其地边防事宜。任中师是老前辈、老臣子，身体吃不消，就不用劳累前往河东路去处理边防事宜了。”朝廷下诏书命令韩琦代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而任中师不用去河东路任职了。

宋仁宗既然提拔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每次召见他们，必定会以没有提交使国家太平之策批评他们，多次下命令要求他们上奏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案。参知政事范仲淹对一些人说：“皇上把我晋升到这样高的职务，对我非常好。但是朝廷事务有先后之分，有些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改革弊端，则国家能长治久安，这项改革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宋仁宗再下手诏命令，又在天章阁召开座谈会，给他们赐坐，给纸笔，要求他们当场写好改革政务的的奏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宋仁宗急功近利造成的。当时，天章阁的会议上，范仲淹、富弼都惶恐避席，退立上奏十项改革事项：一是严明官吏升降。二是限制官僚滥进。三是严密科举取士。四是慎选地方政府长官。五是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六是重视农业生产。七是均赋税，宽徭役。八是整治军备，恢复府兵制。九是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是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范仲淹等人向皇帝提出这十项改革措施后，宋仁宗才相信范仲淹等人能办好改革这件大事，于是把这样措施，都著为命令颁布下去要求执行与落实。整治军备中的恢复府兵制，很多大臣共认为不可行而停止实施。“庆历新政”由此揭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九月，郑戬检举庆州知州滕宗谅前在泾州任职时浪费了公款，监察御史梁坚也向朝廷弹劾滕宗谅浪费政府的钱，朝廷下诏书命令博士燕度前往邠州调查此事，调查结束后，朝廷调任庆州知州滕宗谅为代理凤翔府知府。滕宗谅就是滕子京，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好朋友。所以，范仲淹上奏为滕宗谅求情说：“监察御史梁坚上奏弹劾滕京谅在泾州低价购买百姓的牛驴，犒劳士兵。我认为去年葛怀敏兵败后，胜利的西夏人进军，西州军官员受到惊忧，没有应付的办法。泾州当时没有守兵，西夏军已到渭州，滕宗谅征用百姓中年青强壮者几千人入泾州中防守，当时天气寒冷，军情愁惨，得到滕宗谅的支援军队，并且军粮充足，边防官兵们众心大喜。滕宗谅虽说没有大的军事功劳，然而他很明显是急难之时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举荐他担任庆州知州一职。他匆忙急迫地收购牛驴犒劳军队，纵有价格上吃亏，但情有可恕。现在一旦驱逐他如同驱逐一个小官吏一样，以后的主官将帅，哪个敢便宜行事，见机行事?我想请求朝廷派遣范宗杰在邠州调查此事，如果滕宗谅有贪污挪用公款进入自己的腰包或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我愿与滕宗谅一起接受朝廷的处分。”

庆历三年十月，朝廷采纳富弼、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任命盐铁副使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知谏院王素为准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富弼等人上奏说：“现在京官与地方官员虽然多，然而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唯有地方政府官员最重要。以前对官员不加以正确选拔，没有才能的、贪污腐败的、年老懦弱的，一切按照规定任命，其中良吏一百人里面没有一二个，使得天下赋税不均，司法不公平，水旱天灾得不到救济，盗贼得不到惩治，老百姓无处申诉告状，想要民众不思叛乱，这是没有的事情。想要拯救现状，莫若任命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想要得到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请陛下下诏书让两府精选监察官员转运使。任命了理想的转运使，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路自择知州；任命了理想的知州，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州自择知县。其中不能任职干工作的知州、知县，上奏罢免掉。仍然命令知州、知县等地方政府官员久任，不轻易更换，其中工作成绩优异的，可以晋升职务。这样做可以官修政举，朝廷只要进行宏观管理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于是张昷之、王素、沈邈等首选为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上奏说：“我见在朝的京官、使职的大臣、侯补的官员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或者评理自己劳苦的功绩，或者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申诉冤屈以求洗雪，或者陈述请求差遣职务，这些事理分明可以行得通的，可停止的，则朝廷有所指示。内有中书省、枢密院没有见到相关根由文字依据及害怕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分别引用已有的事例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或借口，难以赐予和剥夺的，多批示送往逐司，其逐司见到审批报送的文字报告，没有赐予和剥夺的，便不施行，这样做称为“送杀”。长此以往，官员、使职的大臣多次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不能结束，转成了搁滞。我请求陛下特降圣旨，今后凡是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请逐司主要负责的官吏仔细审阅研究，如果内有适合施行的，立即审核议定，具体条例按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与取舍，再向上级进呈。报送中书省、枢密院进行考虑、分析，然后等候旨意。如果不可以施行的，也请逐司通知本人是什么原因与理由不采纳，可以避免官员、使臣、候补官员等重复呈上文书，烦忧圣听。”宋仁宗同意了范仲淹这一请求。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一些盗贼势力在准南地区烧杀抢掠，将要抢劫高邮地区，知军晁仲约分析不能抵抗这群盗贼，就通知当地有钱的居民拿出个人金银财帛，准备好酒肉，派人迎接与慰劳这群盗贼，并且厚赠钱财给他们。盗贼们收到赠送的钱财，非常高兴，就离开了高邮地区，没有在此烧杀抢掠。这件事情，让北宋朝廷知道了，枢密院副使富弼在会议上认为应该诛杀晁仲约，治其通盗之罪。而参知政事范仲淹想要宽恕晁仲约，两人各持己见在宋仁宗面前争论起来。枢密院副使富弼说：“盗贼公然抢掠，作为镇守一方的官员不能战守抗拒盗贼，反而安排百姓用钱财赠送给盗贼，按照我国法律当诛杀，不杀则以后郡守官员中就没有人肯守城护民了。”参知政事范仲淹说：“郡县有守卫的军队足以守城，遇到盗贼不抵御，按法律规定应该诛杀，但是高邮地区无一兵一卒，按道理来讲，晁仲约应该尽职尽责战守，然而情有可恕，杀了他不是当时立法的本意。”宋仁宗打消了疑虑，同意了范仲淹赫免晁仲约的建议。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把天章阁侍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降职为虢州知州，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部钤辖。本来滕宗谅与张亢都关押在邠州监狱，等候朝廷的处分，他们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是因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为他们求情的缘故。范仲淹在朝堂上为滕宗谅、张亢等人辩护，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乞求免于刑事处分。他还说：“燕度调查滕宗谅所挪用的钱物数目清楚，并没有中饱私囊、贪污受贿。张亢借用公款购买物品，在没有调查之前，已经还清公款。又因他们是调任时借公款，却留下财物准备归还借款，都没有欺骗朝廷与中饱私囊的行为。”于是，虽说滕宗谅与张亢受了降职处分，但免于坐牢这样重的刑事处分。

二月，朝廷下诏书，命令天章阁侍读曾公亮修订审官条例、三班院条例、流内铨条例，这是按照参知政事范仲淹的请求所进行的改革方案。宋朝实行殿阁制度，除了翰林院外，殿有崇政殿、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等，一般设有大学士、学士、侍讲、侍读、说书等官，还有集英殿、右文殿等，设有修撰等官；阁有总阁、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等，设有学士、直学士、侍制、侍讲等官，另有秘阁，设有修撰官，还有直龙图阁、直天章阁、直显文阁、直秘阁。天章阁设有学士、直学士、待制、侍讲、侍读这些官职。

三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说：“刘沪、董士廉是按照四路都部署的命令而前往修筑水洛城的，不是他们两人擅自兴建水洛城的。何况刘沪是边境上有名气的将领，战功很多，国家要爱惜这些将才，不要轻易放弃。董士廉是朝廷的京官，现在将他与将领一起调查，不合事理，希望圣上开恩特别派遣使者乘驿站交通工具前往，并且委派鱼周询、周惟德调查刘沪等人所犯的过错，根据情节大小向朝廷上奏，仍然把刘沪、董士廉押送到邠州拘留，听候朝廷的处分。”范仲淹等官员想要复古劝学，多次说教育兴国的重要性，宋仁宗下诏书要大臣们开会讨论落实教育事业的工作。四月，宋仁宗问辅臣说：“从前小人喜欢结成朋党，有君子结成朋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宋仁宗说：“我在边境任将帅时，见过英勇作战的人自然而然结成朋党，而怯懦不敢作战的人也自然而然结成朋党。现在朝廷也有正邪两个阵营的党派，这要靠圣上英明地识别与察觉。如果朋党一心为善，为国为民，对于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初，吕夷简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夏竦任职为枢密使，后来，朝廷又夺了夏竦枢密使的官职，让杜衍担任枢密使职务。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为忠臣范仲淹等人歌功颂德，抨击奸臣夏竦，夏竦非常恨石介等人。而范仲淹等人平日里关系很好，欧阳修作为言官，讨论国家大事任性而为，不知道避嫌疑。夏竦跟他一派的人造舆论，诬杜衍、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朋党，简称党人。欧阳修写了一篇议论文章《朋党论》为自己关系好的官员们辩护。以夏竦为首的，造谣与诬蔑范仲淹等人为朋党的官员们憎恶欧阳修，并且对欧阳修的言论断章取义，唆使内侍蓝无震上奏进谗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些日子蔡襄称赞他们为“四贤”。贬离京城没有几天，又回到京城任职。这四人得势时，举荐蔡襄为同列官员。他们把国家的爵位、官职、俸禄作为私人的恩惠，密相勾结为朋党，相互提携，不用过二三年，他们提拔的官员占据朝廷重要的职位，则会误朝迷国，谁还敢说他们的过错?”宋仁宗不相信这些谗言与谣言。

五月，枢密副使富弼、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崇政殿向宋仁宗提防御与攻击西夏人的军事方案，商议了很久才结束会议。把隶属于河南府的颍阳县、寿安县、偃师县、缑氏县、河清县废掉并为镇，又把王屋县划归河南府，这是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而落实的工作。六月，上朝开会，大臣们回答宋仁宗所写手诏的五个问题。韩琦、范仲淹上奏陇西、河北的军政事务、还有陕西的八项工作、河北五项工作。范仲淹上奏说：“西夏贼人议和，出尔反尔、反覆无常，很难以相信他们，希望陛下早点罢免我参知政事这一职务，任命我为边境州郡主官，任安抚使之名的职务，就足够管理边境上的军政事务，乞求不要让我任招讨使、都部署的职务。”

朝廷任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以前，范仲淹被贬离京城任地方官，陕西边境西夏人李元昊入侵，宋仁宗以范仲淹在官员有威望，所以提拔他为守卫边境的官员。后来，召范仲淹回京任命为副宰相，想要其进行改革，富国强兵。范仲淹感激宋仁宗的赏识与信任，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不分日夜地为国家思虑，出谋划策，想要让国家兴盛太平。然而，宋朝历史遗留问题太多，改革的动作太大，很多官员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难以施行。再加上按察使们四处巡视，对很多地方官员的不称职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弹劾，大宋官员们的心不自安。得到保任的官员名额很少，而且要求条件更加严格；对文武百官的考核更加严密，让那些钻营想当官的感到不方便，动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奶酪。于是诋毁、诽谤范仲淹、富弼等人的舆论越来越猖獗，而诬蔑他们为朋党的谣言没有一刻是停歇的。仅管如此，但范仲淹、富弼保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变。

石介给富弼提书面意见，要求富弼要做伊尹、周公之事，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强盛。夏竦想要陷害富弼等人，于是安排女奴暗中临摹石介写字，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女奴模仿石介的字迹难辨真伪，遂改伊尹、周公为伊尹、霍光，还伪造石介为富弼所写的废立皇帝宋仁宗的诏书，并且把富弼想要废掉宋仁宗，另立一个新皇帝的诏书的事情用流言蜚语的方式让宋仁宗知晓。宋仁宗虽然不相信富弼等人想要废掉他这个皇帝的事，但是范仲淹、富弼感到恐惧，心中很不安，都向皇帝请求作为按察使去边境巡视，或者作为边境守官，但是宋仁宗不同意他们离开京城去任守边境的官员。正好有边境告急的奏章，范仲淹坚持要求去边境卫国安民，所以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去抵御西夏李元昊的入侵。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怀疑辽国想要撕毁和平协议，准备调大军进行防御。时任枢密使的杜衍认为辽国必定不会兴兵攻打宋国，不同意发兵防御辽国。范仲淹与杜衍在宋仁宗面前争论不休，范仲淹情绪激动，在皇帝面前毁谤杜衍。范仲淹对待杜衍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不过今天由于对是否出兵防备辽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所以，争论不休。杜衍初并不恨范仲淹，退朝后，范仲淹还是争辩不止，想要说服皇帝。韩琦看到此情景，立即做转弯工作，他说：“如果要防御辽国，我请求派我前往宋辽边境，不需要朝廷派一兵一卒。”范仲淹听到韩琦这话很愤怒，再向皇帝请求对话，把韩琦的话向皇帝上奏。结果是北宋朝廷还是没有向宋辽边境发兵，范仲淹也不以为这是不顺从他的意思。

朝廷命令范仲淹主管对西夏的军事事务，富弼主管对辽国的军事事务。庆历四年七月，朝廷下诏书命令：“各路转运使、转运副使、提点刑狱，监察所管辖地区的知州、知军、知县、县令等官员，有优异的治理地方政绩的，向朝廷上奏，对他们进行表扬与晋升官职。如果推举的官员是没有什么政绩的，令御史台进行弹劾上奏，要追究举荐者的连带责任。”这是朝廷采纳了范仲淹提的建议。庆历四年八月，朝廷命令参知政事贾昌朝治理全国农田水利工作，范仲淹治理全国刑事司法工作，遇到棘手的事情，全部都向朝廷上奏。

初，范仲淹建议：“周朝的官制，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分兼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的职责；汉朝的官制，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部六卿（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唐朝的官制，是以宰相分判六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我宋朝的中书省，就是古代天官冢宰的职责，枢密院，就是古代夏官司马的职责。现在四个重要的政府机构的职责分散于一些部门，没有三公这样位高权重的官员进行领导，而中书省、枢密院这二府的职能就是提拔与官职任命，而且遵循资历品级，评议赏罚，查阅使用一些条例而已。在上不能负责三公共同处理事务的职责，在下不能负责由六卿分别任职统管天下诸事的职责，这不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功能。我作为臣子请求朝廷效仿前代王朝，以三司使、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马步军司，各个政府机构由委任的宰相兼职管理这些部门，凡是制定新的法规，更改以前的弊端，官员的考核与任免，刑法的轻重，有利害关系的，听从宰相进行决定，如果遇到重大事项的，由中书省、枢密院共同签署意见向陛下上奏请求圣裁。我愿意任管理军事人、财、物征调的职务，如果我的工作对国家没有补益，请先免去我的官职或者把我降级。”

章得象等人都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对范仲淹的提议持反对意见，过了一些时间，所以朝廷下诏书命令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全国农田水利工作，范仲淹兼管刑事司法工作。有可能是贾昌朝以参知政事兼司农寺卿职务，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兼刑部尚书或审刑院知院职务。然而，这项制度最后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范仲淹上奏说：“麟州、府州二个州，山川环绕的地理环境有五六百里，是过去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此种粮种田、安身立命之地，自从西夏贼入侵后，现今尚存有百姓三千多人散居在黄河东涯。我国所修的军事防御堡寨，只是有通往麟州、府州的道路，其四面方向没有别的城寨可以用于防守，这些边境上生活的百姓们，至今都不敢从事农业生产，造成了当地谷价很贵，政府部门为了确保百姓的粮食供应，通过和籴、科籴等方式籴买粮食，花费了大笔的钱筹集到大量粮食，但是河东百姓又苦于在山路粮食辗转运输困难。如今麟州、府州的人都愿意修建城寨，如果只以河西的兵马粮草调用，自然可以满足守卫这些地区士兵的粮食供应。何况折氏军强盛的时候，府州只屯有士兵二千人，如今虽说比不上强盛时期，但兵马经常保持在万多人左右。如果再招募一些少数民族百姓与汉族百姓在此安居，又可以征士兵几千人，可减少汉军屯守此地，这是此地区长久防御敌人入侵之策。”

折家军，是折氏所带的军队，从唐代初年至北宋末年，折氏数百年间世居府州，“内屏中国，外攘夷狄”。范仲淹奏请朝廷下命令让张亢总管这些修建城寨的工程。这是因为张亢修复了广堡寨的缘故。

庆历四年十一月，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被朝廷勒令停职，开除官籍。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被免掉了天章阁侍讲与史馆检讨的职务，降职为濠州知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海州通判。集贤校理江休复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蔡州税监；集贤校理王益柔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复州税监。太常博士周延隽降职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被免去校理一职，降职为江州通判。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降职为楚州知州。殿中丞周延让降职为宿州税监。馆阁校勘宋敏求降职为签署集庆军节度判官。将作监徐绶降职为汝州叶县税监。这些官员是范仲淹等人引荐的。

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在主管北宋政府时，多引荐与重用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当官，目的是想有一帮人才辅佐处理好国家政务。范仲淹等人的反对者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经常上奏反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集贤校理苏舜钦是范仲淹推荐上去的，他又是枢密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从小文章写得好，但就是朝廷议论时，言语抨击权贵。当时进奏院祭祀神，苏舜钦按照以前的惯例，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召妓人表演音乐舞蹈，办酒宴请宾客。御史中丞王拱辰得到了这一消息，吩咐下属御史鱼周询、刘元瑜等人上奏弹劾苏舜钦，借以打击杜衍、范仲淹。宋仁宗安排开封府调查此事，于是苏舜钦、刘巽被朝廷勒令停职，开除官籍，而王洙等官员受到处分，驱逐出京城降为地方官员。王拱辰皆大欢喜地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集贤校理王益柔也是范仲淹举荐的，王拱辰弹劾王益柔，宋祁、张方平站在王拱辰一边落井下石，抨击王益柔参加苏舜钦的宴会，而且还作《傲歌》，说王益柔其罪当诛。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利用王益柔的事来打击范仲淹，因为王益柔是范仲淹引荐的，脱不了干系。宰相章得象不置可否，参知政事贾昌朝暗使王拱辰等人进谗言。韩琦进谏言说：“王益柔年少轻狂，说些狂妄的话，怎么值得治他的重罪?现在国家大事不少，宋祁、张方平等近臣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他们不讨论国家大事，而开足火力攻击一个王益柔，他们是另有其目的，并不是特别为了王益柔作了一首《傲歌》。”宋仁宗醒悟过来了，对王益柔等人的处罚稍微宽恕了些。

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奏乞求朝廷罢免其的职务，让他去当邠州知州，朝廷下诏书没有同意。环州、原州之间，羌族有三个大部落，分别是敏珠尔、密藏、康诺，这三个羌族部落素号“强梗”，也就是不好对付的部落。在两州之间的北方，可直通往西夏，宣抚使范仲淹跟人商议在这个地方修筑细腰城以断羌族与西夏联系之路。于是，范仲淹发征召公文通知环州知州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共同负责修细腰城。环州知州种世衡生病在床，但收到通知后即日安排士兵们出发，跟原州知州蒋偕在细腰这个地方会合，命令宋军士兵们不分昼夜筑细腰城。他俩先安排使者设计热情款待羌族人，所以没有羌族人出兵来争夺细腰，又召见敏珠尔、密藏、康诺这三个部落酋长犒劳他们，并且告诉他们政府在此筑城，是为他们抵御敌人的侵犯。由于修筑细腰城是出其不意，羌族三个部落又失去联系西夏的外援，因此表示服从。范仲淹又发征召的公文给蒋偕要他筑大虫巉堡，大虫巉堡没有修筑完毕，羌族的敏珠尔、密藏两部伺间对修筑堡垒的蒋偕军队发动攻击，蒋偕从小路逃回，跪伏在经略使的官庭中请死。王素想要赫免蒋偕失去大虫巉堡之罪，命令蒋偕返回大虫巉堡，把这个堡垒完工以功赎罪，狄青说：“蒋偕轻率而没有谋略，再去修堡会有更大的失败。”王素说：“蒋偕战死，则狄部署可以去修大虫巉堡了。”狄青不敢多说了。蒋偕修筑完大虫巉堡，致使羌族酋长们退兵而还。

庆历五年正月，朝廷任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邠州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任命枢密副使富弼为京东路、京西路安抚使、郓州知州。

因宋仁宗听信贾昌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保守派谗言的缘故，范仲淹、富弼心不自安，所以两人都离开北宋朝廷，出使边疆借此避祸。范仲淹与富弼作为安抚使巡视边防，但是朝中的那些厌恶改革的保守派们仍然不放过范仲淹、富弼，继续对宋仁宗进谗言打击他们，他们所主张施行的改革政策也停止实施了，只有杜衍在施加影响力落实这些改革政策。宋仁宗被保守派的谗言弄得神魂颠倒，范仲淹看此情形不对，越来越不安心了，因此上奏章乞求宋仁宗罢免他的参知政事这一职务。宋仁宗想要同意范仲淹的请求，宰相章得象说：“范仲淹素来名气很大，如果他一请求就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职务，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你轻易就罢免了贤臣，不如赐下诏书不同意他的请求，如果范仲淹再上谢表，就是耍诈要挟君主，就可以罢免他了。”范仲淹果然上奏谢表，宋仁宗愈来愈相信章得象的话了。富弼自河北还朝，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在章得象等人的授意下说：“富弼改革造成了混乱，凡他推荐的官员，多隐藏着朋党，他喜欢的人尽心尽意扶持，不依附他的人使劲排挤，所有朝廷官员都畏惧他，跟畏惧范仲淹一样。”钱明逸又进谗言说：“范仲淹去年被委任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听说朝廷下诏书禁止朋党，他内心害怕显露出来，所以自称有病求医治病。他见到朝廷没有处置他，遂上奏章请求罢免参知政事一职提议自己去当邠州知州，他想巩固自己的参知政事的职位以消弥他人的非议，他欺诈的迹象很明显，请求陛下早点罢免他。”钱明逸的两次上奏，让宋仁宗信了保守派的谗言，立即书诏书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罢免了富弼枢密院副使的职务。

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宋仁宗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二，范仲淹提出的有关改革主张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们的奶酪，得罪了一些官员；三，宋仁宗不愿放开手脚让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反而重用范仲淹的政敌章得象、贾昌期、陈执中、王拱辰等人掣肘，这群反改革的保守派分别担任政府要职，章得象任职宰相、贾昌期任职参知政事兼枢密使、陈执中任职参知政事、王拱辰任职御史中丞；四，改革政策受到抵制难以贯彻落实；五，宋仁宗轻信朋党论的谗言，打压改革派，罢免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等人；六，宋仁宗想要进行的改革没有持续下去，虎头蛇尾，受挫折就轻易放弃了。“庆历新政”成也仁宗，败也仁宗。

枢密使、工部侍郎贾昌朝，由平章事职务兼任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贻永为枢密使，资政殿学士、郓州知州宋庠任职为参知政事。从这些职务的委任情况，可以看出宋仁宗喜欢在职务上对官员进行制衡，例如有两位平章事、两位枢密使、两位及以上枢密副使、两位及以上参知政事，宋仁宗不喜欢政府重要职务由某一人独任，而是另设同一职务来制衡。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问宰相章得象：“谁可替代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章得象向宋仁宗推荐了宋庠的弟弟宋祁，但宋仁宗欣赏宋庠，于是召回宋庠任他当参知政事。庆历五年正月，北宋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吴育、龙图阁直学士、延州知州庞籍两人并为枢密副使。吴育初次任职开封府尹，范仲淹在朝廷任参知政事，因议论朝政大事，多次与范仲淹的观点相左。范仲淹任职河东安抚使后，有所奏请，多为北宋朝廷高官们所阻挠，吴育独取范仲淹的意见可行的强制执行下去。

康定初，监察御史刘元瑜经常说：“范仲淹没有过错而被罢免，现在既复职为天章阁待制，宜在皇上左右。尹洙、余靖、欧阳修，皆因受朋党的牵连受到斥逐，这是一些小人恶直丑正。”到了范仲淹在朝中的地位危险时，刘元瑜想要得到章得象、陈执中的赏识，如磨勘保任之法的制度是由范仲淹提议创建的，范仲淹被免职后，刘元瑜上奏请撤销磨勘保任之法。

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了重要官职，枢密副使韩琦上奏说：“陛下用杜衍为相，只用了120天就罢免了他，想必陛下是见了他的过失而采取的处分，不是我敢议论的。范仲淹以西夏人初附，自己请求保卫边疆，朝廷因此任他为防守边境官员，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生忠义之人，曾出使辽国，蹈不测之祸，以正当理由辩论说服了强敌，他为了我大宋忘身立事，就算是古人也难以做到。去年秋天，辽国大集军队，说是讨伐西夏李元昊，朝廷不知道辽国的真实意图，富弼以河朔地区边防军备没有完成，又自己请求去守卫边防，在外半年，把防御工作做好后还朝，刚到京城之门，还没有向陛下述职，就被责备而去闲郡任职，中外不知富弼是犯了什么罪?我怕从此天下忠臣义士，以富弼为戒，谁还肯为国家而用?所损失的还不止如此。我窃见近来李用和多疾病，陛下想要召见李昭亮赴朝任管理殿前司职务，在武将中求得一个能替代李昭亮的人，是很困难的。我认为陛下不如改富弼当定州知州，仍然兼部署之官职，派遣一个太监宣谕，命令他赴朝述职河北公事完成后到定州赴任，等待他向陛下答问，慰劳他后再派遣他。富弼一直以来以忠义素称，又感恩陛下的慰问之恩，唯思效死命，他岂敢以在京城任职与外地任职为意！如此，朝廷以对付辽国军事由富弼专门负责，以对付西夏国军事由范仲淹专门负责，使他们经营军事防务，以防范辽国、西夏国两边境发动军事战争，朝廷可以倚重富弼、范仲淹。”韩琦的奏章交上去了后，朝廷没有回应。董士廉上朝控诉韩琦反对修水洛城，一些朝中大臣支持董士廉。韩琦支持尹洙反对修筑水洛城，属反对派，反对派有文彦博、狄青等人；范仲淹、孙甫、郑戬、刘沪、董士廉等人支持修筑水洛城，属筑城派。韩琦虽然在很多政见上、工作上支持范仲淹，但在修筑水洛城这一问题上跟范仲淹的观点相左。由于朝廷大臣们在支持修筑水洛城这一问题上一边倒，让韩琦心不自安，打报告要求外任，于是，韩琦被罢免了枢密副使一职，加资政殿学士、任扬州知州。

范仲淹被罢免后，章得象、贾昌期等人认为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不方便，且说诗赋等文学内容的文章容易考，而策论等议论文水平难以知道，宋朝立国以来，科举制度没有更改，得的人才较多。宋仁宗要求大臣们召开会议讨论范仲淹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有关政府部门请求按照旧的科举制度选官。于是，宋仁宗下诏书说：“科举旧的条例，都是先朝所制定的，应该按照旧的科举制度实行。科举改革后的制度，都停止实施。”

庆历五年三月，欧阳修上奏为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话求情。这封奏书，朝廷没有答复，诬蔑欧阳修为朋党的官员们越来越厌恶欧阳修。庆历五年四月，宰相章得象被罢免了平章事的宰相职务，降职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章得象在主管北宋中央政府八年，当时陕西用兵，宋仁宗进行改革，重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安排章得象为国家出谋划策，而章得象没有什么治国方略。韩琦等人被罢免后，章得象坐在宰相位子上依然如故没有建树。监察御史里行孙抗多次上奏弹劾章得象尸位素餐，而章得象也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朝廷罢免他宰相一职，宋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同意了章得象的请求。庆历五年十一月，朝廷下诏书说边境上辽国、西夏国军事入侵已停息，而且盗贼势力已经衰弱，郓州知州富弼、青州知州张存，罢免两人安抚使一职，邠州知州范仲淹，罢免陕西四路安抚使一职。富弼、张存、范仲淹三人被同时罢免安抚使这一职务，真实原因是夏竦痛恨石介，造谣石介谋乱，富弼将率一路军队接应的谣言的缘故。范仲淹早就打报告说自己有疾病请求朝廷解任边防职务。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调任他为邓州知州。

夏竦诬奏石介没有去世，诬陷富弼暗中派使者到辽国，勾结辽国想要起兵叛乱，朝廷对夏竦的谗言表示怀疑。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御史何郯对夏竦造谣生事，诬陷石介、富弼很不满。何郯上奏说：“这事情起因是夏竦在搞鬼，并不关石介什么事。原因是范仲淹、富弼在两府任职时，夏竦常有枢密使的任命，但因群臣议论不同意夏竦任职枢密使，所以，罢免了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夏竦疑心是范仲淹等人排挤他，再加上石介是范仲淹等人引荐的，所以，夏竦想要治石介的罪，并且用此牵连富弼、范仲淹等人，来诬陷、打击忠义之臣。”朝廷派中使（太监）去石介埋葬地查验其是否真的去世了。提点刑狱吕居简给中使出了个主意，要石介的亲族门生及棺敛之人，立军令状文书保证石介已死，无需开棺验尸，用此可以向皇帝复命。宋仁宗听取中使的汇报后，打消了石介未死的疑虑。石介的妻子儿女本来羁管在其他州县，事情查明后，石介的妻子儿女才得以回到家乡。

庆历八年二月，朝廷改知荆南范仲淹为邓州知州。范仲淹在邓州两年，邓州百姓崇敬他，当朝廷下调令让范仲淹当荆南知州时，邓州百姓挡住宣旨的使者请求朝廷让范仲淹留任邓州知州，范仲淹看到百姓如此爱戴他，他愿意继续在邓州当官，朝廷下诏书同意了范仲淹留任邓州知州的请求。

皇祐二年八月，杭州知州、资政殿学士范仲淹上奏书推荐定居在建昌军的平民李觏，说李觏著作了《明堂图义》建筑方面的书。朝廷下诏书让“两制”部门阅读、参考，称其学业优异而博学，录用其为太学助教官职。李觏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跟随他学习的人经常有几十到几百人。李觏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后来他官至直讲。

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职务后，担任过邠州知州，后来，范仲淹因为个人有疾病向朝廷打报告要求调任邓州知州，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还晋升他为给事中。后来，朝廷准备调任他为荆南知州，由于邓州人舍不得他调走，于是他又在邓州继续任职。接着，朝廷调任他为杭州知州，再晋升他为户部侍郎，后改任他为青州知州。因范仲淹的疾病越来越严重，因此他向朝廷请求调任为颍州知州。皇祐四年五月，颍州知州、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仲淹在去颎州任上，行至徐州境内病死。享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年少时就有大志向，对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都不能扰乱他的心志，而他慨然有志于天下。经常自言自语说：“我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次激烈地议论天下大事，都是奋不顾身，当时的官员们勉力磨练，崇尚风骨节操，就是受到范仲淹的影响所致。范仲淹的性格内刚外和，对父母非常孝顺。他母亲在世时，他过的是贫穷的日子，后来他当上北宋重要官员，没有宾客来访时，家里是不吃肉的，肉食是用来招待宾客的。他的妻子儿女也只有一口饭吃，有衣服穿而已，并没有过富人的生活。但他喜欢做慈善事业，他置义庄在村里，他出钱埋葬无钱入土为安的去世的贫困百姓，并且拿自己的工资来赡养家族中的人。他乐善好施，很多知识分子出自他的门下，乡邻乡亲们，都能说出范仲淹的名字。他在杭州当官时，他的儿女、族人、学生知道他有退休的想法，于是，乘机向他请求在洛阳置房产，树园圃，作为他养老的居所。范仲淹说：“人有道义之乐，人的身体都可以放在一边，何况这房屋?我今年有六十多岁了，寿命没有几年了，如果我谋求置房产、树园圃，那我能居住几年?我所忧患的是职务高而难退休，不忧患退休了没有居住之所。且西都洛阳官员们的园林相望，园林主人都没有闲情经常游园，哪个人会阻碍我游他们的园林?岂必有之于自身而后乐?”

初，范仲淹生病时，宋仁宗经常派遣使者赏赐药品，关心慰问他。当宋仁宗听闻范仲淹去世后的消息，又派使者去慰问范仲淹的亲属与吊唁范仲淹。范仲淹埋葬后，宋仁宗亲自为范仲淹的墓碑上写下四个字“褒贤之碑”。并且追赠范仲淹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为楚国公爵。范仲淹去世的当天，全国人民听说了，都很叹息。范仲淹生前为政以德，为人很忠厚，他当地方政府官员时对百姓有恩。邠州、庆州二州州民与当地的羌族部落的人都画范仲淹的像，为范仲淹立生祠祭拜他。他去世后，羌族部落酋长几百人哭泣得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并且斋戒三日才离去。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这四子皆有出息，都是北宋忠臣。范纯祐官至司竹监，范纯仁官至宰相，范线礼官至礼部尚书、尚书右丞，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评价：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对范仲淹的评价：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吕中对范仲淹的评价：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毛主席对范仲淹的评价：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第四传：苏轼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眉州眉山，如今的四川省眉山市。他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在全国各地游学，母亲程氏亲自为苏轼授课。程氏是富翁程文应之女，是读过书的知识女性，她对历史兴衰、古今成败，都能够说出重要的观点出来。程氏阅读后汉书《范滂传》时，叹息了良久，在身边的苏轼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我吗?”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我为什么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这段对话，说明苏轼从小立志成为像范滂那样不畏奸佞、反贪治腐的清官。我们来了解一下范滂是什么样的人。范滂是东汉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又与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张俭、岑晊并称为“江夏八俊”。“顾”是以德行引导他人的道德模范。“俊”是指在同一个时代有才华与声望的人。范滂任职过光禄主事、郡功曹职务。母亲程氏希望苏轼成为像范滂一样不畏权贵、敢于肃贪反腐的清官，苏轼从小立志学范滂。

苏轼成年后，他博通经史，写文章每天能写几千字。特别喜欢长沙王太傅贾谊、唐宰相陆贽的文章。苏轼阅读《庄子》一书，叹息地说：“我以前有过书中这样的想法，但是口中表述不出来，现在阅读了庄子的书，深得我心。”嘉祐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主管科举考试，苏轼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当时的知识分子崇尚险怪奇涩的文风，并且称这种文风为“太学体”。欧阳修痛恨与排斥这种文风，想要改革这种状况。当他看到苏轼的试卷，阅读了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论》非常惊喜，完全不是险怪奇涩的文风，有清新脱俗之感，欧阳修想要把苏轼评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于是把苏轼的文章评为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得了第一名，在殿试中，考中了乙科。后来，苏轼向欧阳修写书信表示感谢，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当避开此人，好让他出人头地。”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后来才终于信服。

现在来谈一下苏轼所处时代的科举制度。宋朝建国后传承唐朝的科举制度，称之为“贡举”，最重要的是进士考试、制科考试，其次才是三学选补。宋朝的选拔人才的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经常性选拔人才的考试之外，还有制科，还有童子考试，而进士考试得人才比较多。宋神宗主政后，停止诸科考试，而且分经义、诗赋两类别录取进士。宋仁宗当皇帝后，命令各郡县建立学校。当初，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设进士科、《九经》科、《五经》科、《开元礼》科、《三史》科、《三礼》科、《三传》科、学究科、明经科、明法科等科目考试。都是秋季选送士子应进士第，然后于冬季在京城礼部集合，春季进行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是进士科考试，要考试诗一首，赋一篇，论文一篇，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笔答经义十条。所以，进士考试能合格的，都是当时的佼佼者。成绩合格成为进士的士子，正式录用为宋朝公务员，初任职务为低级官员。

嘉祐五年八月，朝廷任命眉州进士苏洵为试校书郎一职。校书郎是秘书省的属官，职责是掌校雠典籍，订正讹误，相当于皇家编辑部编辑。苏洵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奋读书，属于大器晚成之类人物。他参加进士科考试，考茂才异等，没有及格为进士，他焚烧了以前所写作的文章，关门闭户努力读书，熟悉了《六经》、诸子百家学说。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只要写文章，能迅速地洋洋洒洒写上几千字。他在至和、嘉祐年间，与大儿子苏轼、小儿子苏辙到了京师汴京。汴京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地区。翰林学士欧阳修向上递交苏洵所写的《权门》、《衡论》、《机策》二十二篇文章，宰相韩琦阅读后很欣赏苏洵。韩琦让苏洵去应试舍人院，但苏洵以有疾病为由拒绝参试。本路转运使赵抃等人荐其品行仁义，欧阳修又说苏洵既然不肯参加舍人院考试，但还是要授予苏洵一个职务，于是朝廷下命令委任苏洵为试校书郎。

苏轼考中进士，因母亲程氏去世，他在家丁忧。守孝期过后，苏轼调任为福昌县主簿。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都很优异，把苏轼举荐到秘阁任职。考试苏轼六论，过去他不打草稿，以前的文章不工整。苏轼考试六论开始打草稿，文章的内容很好。接着考试苏轼的制策，成绩为第三等，自宋朝开国以来，制策考试能够考上第三等的，只有参知政事吴育与苏轼两人而已。证明这个制策考试非常难考。

嘉祐六年八月，宋仁宗亲临崇政殿主考制策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参加考试。苏轼考试成绩为第三等，王介、苏辙考试成绩为第四等。也就是当时第三等与第四等的成绩是最好的。苏轼因制策考试优异，官职从县主簿晋升为大理寺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王介由著作佐郎晋升为秘书丞、静海县知县；苏辙由县主簿晋升为商州军事推官。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职务。当时，关中自从李元昊叛乱以来，老百姓贫穷而且徭役沉重。歧山县每年要输送南山木筏，自渭水入黄河。就是关中地区每年老百姓需要向政府贡献当地的木材，做成木筏进行输送。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有数不尽的险滩和暗礁，而黄河最危险的地方是砥柱山的急流。砥柱山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老百姓最苦的不是黄河的急流，而是政府官吏对完不成徭役任务百姓的盘剥，让他们家破人亡。苏轼自从当上凤翔府判官以来，进行调查研究，修改凤翔府地方性法规，把当地老百姓输送木材的时间作了更改，依据水流、汛期等水文因素的不同而择期运输，降低了运输的风险，使木筏输送的百姓的人身安全大大提高。

宋仁宗去世后，由他的养子赵宗实继承皇位。赵宗实就是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任职为登闻鼓院的主管。后又任职殿中丞。治平三年二月，北宋朝廷任命殿中丞苏轼为直史馆职务。从苏轼的仕途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走上坡路。从大理寺评事晋升为判登闻鼓院，再晋升到殿中丞，步步高升。治平三年二月，又从殿中丞晋升为直史馆。直史馆由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后亦作为特恩加授外任官。也就是北宋朝廷为苏轼的破格提拔打开了通道。宋英宗在还是皇子身份时，就听说过苏轼的文学奇才的大名，他现在想要按照以前唐朝的制度把苏轼召入翰林，任命苏轼为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是个志向远大的大器之才，它日自会为陛下所重用，现在需要把他安排在朝廷中进行培养，历练后再重用他，则群臣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立即重用他，恐怕舆论对他不利，反而起反作用。”宋英宗说：“安排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记录起居注与制诰工作很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阁中较靠上的贴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苏轼得到了直史馆的职位。过了一些日子，欧阳修把韩琦与宋英宗对于是否重用苏轼一事告之，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人的呀。”

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朝廷赐给苏轼金帛，他推辞了。他向朝廷请求赠死去的父亲一个官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赠官给苏洵为光禄丞。苏洵自知将死，因哥哥苏太白早亡，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就嘱咐苏轼在他死后办理这事。苏轼服丧期满后，就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当上大官可以让子孙得恩荫，恩荫就是依据父辈的功勋录用子孙后代为公务员的制度，苏轼就把这种好处推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宋英宗赵宗实去世后，由大儿子赵顼继承皇位，史称宋神宗。熙宁二年，苏轼还朝。当时王安石任职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厌恶苏轼反对变法，因跟自己的政见不同，就让苏轼去告院当判官。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想要变革科举制度，他认为古代录取士子皆本于学，请求朝廷兴建学校以复古，建议把诗赋科、明经科等诸科考试都撤销，专门以经义、论、策试录取进士。宋神宗下诏书命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的官员对是否改革科举制度进行大讨论。

“两制”：北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两省”：北宋通称门下省与中书省为二省。“三司”：北宋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三馆”：北宋以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为三馆。另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为中央教育机构，亦称三馆。

当时参与大讨论的百官们有很多人都支持科举变法，而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力排众议，认为不必变。

苏轼议论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这个人；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注重他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功绩。假如皇上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实际、业绩的制度与政策，那么就是普通公务员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科举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如果皇上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际，不注重功绩，那么就是在高级公务员与中级公务员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又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正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是暴君也无法废除，等到不再适用时，即使时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科举制度根本就没有复古的必要。

庆历年间开始设立学校，到了今天，只有空名存在，没有实际效果。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知识分子。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里审判，军事问题在这里讨论，又要挑选与淘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恐怕只是制造动乱，来使天下人水深火热之苦？至于不作大的改变，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跟庆历时代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沿用先帝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于科举的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科举制度决定。陛下思考与想一下祖宗治理国家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的比起来哪一个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个处理得更好？只要把这四点的优劣逐一比较，那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想要改变的不过是这四个方面的人：一，有的人说乡试选拔人才太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二，有的人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三，有的人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四，有的人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希望陛下留意、重视长远的、重大的事情上，这些区区的方法又何相干。那些关于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开始就没再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征加以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怎样使用他们呢？”

当宋神宗听了苏轼的议论，他说：“我本来就怀疑此事，今天听了爱卿苏轼的奏议，我恍然大悟了。”过了几日，宋神宗召见了苏轼，问道：“如今的政令得失在哪里?就算是我的过错与过失，也可直说。”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明知，天纵文武，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勉、不用担心没有决断，就是担心陛下治理国家太急躁、担心陛下听人话语太宽广、担心陛下提拔与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陛下以冷静治国，等事情出现之后再处理，别操之过急。”宋神宗悚然地说：“爱卿的三个担心，我会熟思的，你在馆阁任职，都要为我深思治乱之策，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朝后，和同僚说起此事，王安石听了后很不高兴。宋神宗想要重用苏轼修订中书省的相关法律条例，王安石提反对意见说：“苏轼与我所学的、所议论的事都不同，安排他做别的事情是可以的。”王安石调苏轼去当代理开封府的推官，想用事务困住他，免得苏轼反对他的变法。苏轼在推官的岗位上，工作出色、决断精敏，于是他的名气更大。

   熙宁二年八月，苏轼的弟弟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被罢免职务。王安石变法，设置临时政府机构，称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该机构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省与门下省皆不得过问这个机构的工作情况，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苏辙是这个临时变法决策机构的属官。当时，苏辙与依附王安石的变法二号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同，经常发生抵触。青苗法颁布实施后，王安石派人去全国各地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百官知道这些使者会迎合王安石心意做些破坏制度的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上司陈升之说：“昔嘉祐未年，派遣官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请的都不可实行，为天下人所耻笑，现在的做法跟过去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苏辙又写书信给王安石，力陈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扰民。王安石对苏辙的反对意见很生气，想要治苏辙的罪，陈升之阻止王安石加害苏辙。苏辙上奏请求解除条例司检详文字一职务。宋神宗阅读了苏辙的奏书，问王安石说：“苏辙与苏轼相比如何?观察他们的学问比较相似。”王安石说：“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大致以游说辩论为长。”宋神宗说：“如此，应该识时务，何以反而对变法提出异论?”于是，下诏书同意苏辙的请求，让他去做河南府的推官。

十一月，宋神宗想要重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进谗言说苏轼的坏话，皇帝罢苏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同修起居注。皇帝的诏谕下到开封府，用折扣价购买浙江灯4000多支，直史馆、代理开封府推官苏轼上奏说：“陛下重视经术，效仿尧帝与舜帝，岂能以购买浙灯作为自己的快乐?这不过为了讨好皇太后与皇后之欢而已。然而，平民百姓不知道原因，会误认为皇帝为了浙灯这样的玩物，而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此事虽然小，但是关系重大，请陛下收回前面下的命令。”宋神宗下诏书停止了用低价购买浙灯的命令。苏轼看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上奏书极论时政，写了7000多字反对变法。

王安石变革创立了新的制度，苏轼向朝廷上奏书论新法不方便百姓，其内容说：“我献上我的想法是三个内容，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为保其原文原味，不进行翻译。全文内容如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王安石阅读苏轼这封奏章，当时表现出“深恶”的情绪。深恶，就是非常厌恶的意思，苏轼的反对变法的奏章得罪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熙宁三年三月，李大临、苏轼作为主考官依次排列士子上官均为第一名，叶祖洽为第二名，陆佃第五名。宋神宗命令陈升之在他面前朗读上官均等士子的策文，当场把叶祖洽提为第一名。叶祖洽，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县人。陆佃，今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人。苏轼跟宋神宗说：“叶祖洽诋毁祖宗向皇帝献媚，而成为众士子中的魁首，用什么正社会风气?”苏轼于是写了一篇关于进士策论方面的文章献给皇帝，想要用文章来进谏。宋神宗把苏轼的文章给王安石阅读。王安石说：“苏轼的才很高，但是他所学的不正，又以不得志的原因，他的言论因此放纵不拘。”王安石多次请求皇帝罢免苏轼。

熙宁三年六月，北宋朝廷任命原知广德军朱寿昌为判河中府一职。知广德军是指广德军这个军事管理地区的知军官职，判河中府是指河中府这个地方政府的通判官职。朱寿昌，今安徽省滁州市人，他的父亲朱巽，在任职京兆府官员时，有一妾室刘氏怀孕后被赶出朱家。刘氏生下朱寿昌后，过了几年，又把朱寿昌还给朱巽抚养，刘氏与朱寿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别就是五十年。朱寿昌长大后到处寻找生母刘氏，却音信全无。熙宁元年，朱寿昌与家人诀别，辞掉官职到秦州寻访生母，并且发誓找不到生母就不回家，当他寻到同州时，终于找到了生母刘氏，但这时刘氏已经70多岁了。知永兴军钱明逸把朱寿昌千里寻母的事迹向皇帝上奏后，宋神宗下诏书召朱寿昌到朝廷觐见。当时的舆论攻击李定不服母丧，没有人子之德。王安石极力举荐李定当审官院的官员，但因忌惮朱寿昌，于是安排朱寿昌任职审官院通判一职。过了几年，朱寿昌的母亲去世了，朱寿昌哭泣得眼睛差点失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与百官们作了很多诗来赞美朱寿昌的孝道，苏轼为诗集作序言，用以谴责天下不孝之人，李定看了序言与诗非常痛恨苏轼。

熙宁三年八月，宋神宗召见司马光谈话，司马光请求离京到地方政府任职。宋神宗说：“王安石与你关系好，你为什么要自疑?”司马光说：“我跟王安石关系是好，但是现在王安石执政以来，不顺从他的事情较多，现在违逆王安石的，如苏轼一样的人，都受到了诋毁，受到了法律制裁的威胁。我不敢逃避被削官罢免的命运，但想苟全自己清白自守的处世态度。我跟王安石的关系，比得上吕公著吗?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上位，后来又把吕公著给毁了。他一人之身，前是后非，自相矛盾，必有不相信他的人。”宋神宗说：“青苗法改革有显著成效。”司马光说：“这改革天下人都认为他错了，只有王安石及其党羽认为做得对。”宋神宗说：“苏轼不是优秀的人才，鲜于侁是个能干的地方官员，苏轼用奏章的草稿散布他事迹；韩琦赠送苏轼三百两银子他不接受，却做贩卖盐、苏木、磁器生意。”司马光说：“对人要观察与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与意图，苏轼做小买卖的获利，哪能比得上韩琦所赠银两之多?王安石厌恶苏轼，安排姻亲（谢景温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谢景温为鹰犬，对我与苏轼进行攻击，我能不自保吗?所以，我要离开京城避祸。就算苏轼不是优秀的人才，难道不胜于李定吗?李定不尽孝道服母丧，禽兽不如，王安石喜欢李定，想要重用李定为谏官，为何唯独厌恶苏轼?”

熙宁三年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被罢免职务。初，范镇举荐苏轼任职谏官，又举荐孔文仲参加制科考试。制科不是经常性的考试，必需要皇帝下诏书才能举行考试，考试科目与考试时间不固定。刚开始允许自荐，现任官员与知识分子都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后来官员参考需要公卿推荐，平民百姓需要地方官员审查才允许参考。范镇举存的苏轼被弹劾，举荐的孔文仲罢归去做原来的台州司户参军官职，范镇都尽力争之，但是朝廷不回复。范镇被罢免翰林学士职务后，苏轼去见范镇表示庆贺，安慰他说：“范公虽然退位而名声越来越大。”范镇露出忧愁的样子说：“天下受到变法之害，而我独享其名誉，我这是什么样的心呀！”于是范镇每日与朋友们喝酒作诗，借酒消愁。

熙宁四年二月。先是议论改革科举制度，宋神宗认为苏轼的意见有道理，后来有一天，皇帝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苏轼说错了，现在人才少，且学的内容不相同，异论很多，所以不能只依靠一种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想要依靠一种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则必须建学校；想要建学校，则科举制度不可以不变。”赵抃也认为苏轼的意见是对的。

代理开封府推官苏轼调任为杭州通判。众所周知，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又叫东京。开封府的一把手称为府牧、府尹，或者叫知府，但北宋府牧、府尹不常置，所以经常用“权开封府事”为实际长官，一把手。权是代理的意思。苏轼是权开封府推官职务，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当初，苏轼任职直史馆这一官职，王安石拍宋神宗的马屁，称赞皇帝独断专任。苏轼在进行进士科举考试时，策文有这样的内容：晋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因为独断而攻克取胜；前秦皇帝符坚讨伐东晋，因为独断而灭亡；齐桓公姜小白专任相国管仲而称霸诸侯，燕王姬哙专任燕国权臣姬子之而灭亡；都是独断专任，事同结果却不同。王安石阅读了策文非常愤怒，因为这策文是在批评自己，说皇帝不该专任自己。于是王安石安排姻亲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但彻底查办苏轼没有找到苏轼犯罪的证据，苏轼为了保全自己向皇帝打报告请求外任当地方政府官员。于是就有了调任苏轼为杭州通判的命令。

苏轼得罪王安石后，害怕王安石继续报复，所以打报告申请外任当官，北宋朝廷于是调任苏轼为杭州通判。这一年，高丽派遣使者朝贡。高丽，本名高句骊，大禹治水后成为君主，分天下之地为九州，高句骊的领土属于冀州之地，周朝时封为箕子的国家，汉朝时属于玄菟郡。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高丽为其藩属国。北宋开宝九年，宋太祖赵匡胤授王伷为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宋太宗赵匡义即位后，加王伷检校太傅，改大义军使为大顺军使。太平兴国七年，高丽国王王伷去世，宋太宗赵匡义授王伷的弟弟王治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大顺军使，封高丽国王。在宋神宗主政时，高丽国王已传至王徽。高丽作为宋朝的藩属国一直到南宋孝宗赵昚期间，其后再也没有外交来往。南宋宁宗曾下命令，禁止商人持铜钱进入高丽经商，从此两国关系断绝。高丽使者给宋朝官吏送了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苏轼拒绝说：“高丽是本朝的藩属国，而不接受我国的年号，我怎敢接受！”等高丽使者换了写了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苏轼才接受。苏轼的年号之争，其实质是要体现宋朝是宗主国，高丽国是藩属国的主从意识。

“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在实施，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利用新法有利的方面来使当地百姓便利，百姓依赖苏轼执行政策的灵活性得以安身立命。北宋朝廷又调任苏轼为密州知州。司农下命令实施新法，对不按时实施新法的按违法犯罪惩治。苏轼对密州提举官说：“违反制度的判罪处罚规定如果出自于朝廷，谁敢不听从?但现在是司农的命令，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法，也是违法行为。”提举官说：“请您不要追究这件事。”过了不久，朝廷知道这法令损害百姓的利益，于是下命令废除了。司农，相当于现在的农业农村部。

有强盗犯案，安抚司派了三班武官率领骄悍的兵卒来捕捉犯人，兵卒凶暴横行，还强抢民财，甚至于诬陷老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而后又畏罪潜逃，将要作乱。百姓们向苏轼控告兵卒们的暴行，苏轼把控告书扔在地上不看，还说：“一定不是这样的。”逃散的兵卒听说了知州大人苏轼不看并且当众扔掉了受害老百姓的控诉书，还认为没有兵卒犯案的事情，于是他们就稍为心安了。苏轼慢慢地派人引诱兵卒出来杀掉，为民除害。接着，朝廷调任苏轼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洪水泛滥到了梁山泊，流入了南清河，汇集在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果不能及时泄洪，城墙被浸泡塌掉，很有可能把徐州城淹没。城中富民都争先恐后地出城去避洪水。徐州知州苏轼对众百姓说：“富民出逃避灾，其他百姓见到了，就会人心涣散、动摇，我将与谁守徐州城?我在，决不会让洪水冲决城池。”接着，他下命令驱赶逃出城的富民入城。他到武卫营去找卒长。他对卒长说：“河水泛滥，将要毁城，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且要和我尽力护城。”武卫营卒长说：“太守大人都不怕洪水坚持抗灾，我们这些人小物，应该效力。”武卫营是禁军的一支，驻扎在地方。卒长，古代一百名士兵为卒，其主官为卒长。北宋一百名士兵为一都，设都头、副都头，这里的卒长正式官称为都头。都头率领他属下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进行抗洪救灾，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防洪堤坝从戏马台起，未尾与城墙连接。雨水下个不停，没有被水淹受损的只有三版。苏轼天天坚守在城池上，路过家门而不进入，同时，安排徐州官吏分守在紧要之处防洪，最后，保住了徐州城没有被淹没。他向中央打报告请求调发明年的服劳役的人增筑旧城，安排人用木头筑堤岸，以防止洪水第二次侵袭，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苏轼又调任到湖州当知州，他上奏章谢恩。他对“王安石新政”中有些不方便老百姓的政策，不敢再向朝廷提意见，于是写诗进行讽刺，用以讽谏，希望朝廷把错误的政策改正过来，于国于民有益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三人从苏轼诗中挑出一些诗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诬陷苏轼是在用诗句来诽谤朝廷。还把苏轼逮捕起来，押赴台狱，想要置苏轼于死地。王安石这一派的人想要弄死苏轼，而与苏轼政见相同的元老纷纷上书为苏轼说话。连退休在金庭闲居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求情，他说：“怎么有圣世而诛杀才学之士的道理?”案件审了很久都没有判决。宋神宗喜欢苏轼的文学才能，怜惜苏轼，把苏轼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任职后与当地父老乡亲一起生活在溪旁山间，在东坡修建了房屋，自称“东坡居士”。后人称苏轼为“苏东坡”因此由来。

熙宁三年，宋神宗多次想要重新起用苏轼，但被当朝宰相阻止。宋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编修我国史书很重要，可以命令苏轼主编国史。”王珪面有难色，不情愿。宋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那暂且用曾巩来修国史。”曾巩向皇帝进献《太祖总论》，宋神宗对曾巩修的国史不满意，于是宋神宗手写诏书要苏轼移居汝州，说：“苏轼贬斥在外自我反省过错，经过了几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人才实在难得，我不忍心对他一辈子弃而不用。”苏轼没有到汝州任职，在去汝州的路上，由于幼子苏遁夭折，于是上奏书说自己贫困饥寒，在常州有些田产，想要去常州居住。朝廷同意了苏轼的请求。

苏轼去常州任职的途中，路过金陵，他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道：“战争与兴大狱，这是汉朝与唐朝灭亡的前兆，前皇帝以仁厚治理国家，正想改革，消除此战争与兴大狱的会导致国家灭亡的弊端。现在对西夏国用兵，连年战争没有和解，在东南地区又屡兴大狱，王公您不向皇上进谏劝阻一下，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王安石说：“发动战争与兴大狱都是吕惠卿开启的，我现在在外，哪里敢为此事讲话?”苏轼说：“在朝敢讲话，在外不敢讲话，这是侍奉君主的常礼。但是皇上对待王公不是一般的常礼，王公对待皇上怎么能以常礼待之?”王安石厉声说道：“我会说的。”接着又说：“这话出在我的口中，入在你的耳中。”王安石继续说：“人必须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是事后得到了全天下也不会去做，这才是可以的。”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的读书人，为了减少半年的努力，就算是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语。

宋神宗曾问枢密直学士陈襄现在朝廷有什么人才可以重用。陈襄回答说，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郑侠可以重用，共提了33个人才可以重用的名字。陈襄又说：“司马光、韩维、吕公著都是股肱心膂的臣子，不应该让他们长期在外地当官，要早点调进京城当官。郑侠愚直敢直言进谏，他由于忠义，被贬到边远蛮荒之地，愿使他能活着回来。”宋神宗没有采纳陈襄的谏言。

苏轼到常州。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由9岁大的皇太子赵煦即位，史称“宋哲宗”。这时的宋哲宗年幼，军国大政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苏轼因受“乌台诗案”的构陷被贬官，多年未重用。太皇太后高氏于元丰八年五月，复苏轼职为朝奉郎、登州知州。朝廷并且任命他为礼部郎中。苏轼跟司马光、章惇的关系很好。司马光任职门下侍郎，章惇任职枢密使，这两个人意见不合，关系不睦。章惇常常戏弄侮辱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而苦恼。苏轼去见章惇说：“司马光名望很重。从前许靖因有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刘备所鄙视，法正说：‘许靖天下知名，如果对他不给予高的礼遇，必然会被天下人认为我们轻慢贤人。’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委任许靖做了司徒的官。刘备连许靖这样的名士都不敢轻慢，何况本朝名声在外的司马光呢?”章惇觉得苏轼说得有道理，不敢再戏弄侮辱司马光了，于是司马光稍得安宁。

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他从忧患中被重新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他向宰相蔡确请求辞职。蔡确对苏轼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升迁，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当中书舍人的了。”苏轼推荐林希说：“从前我与林希同在馆里任职，而且他年纪大，资历深。”蔡确说：“林希真的应该比你先起用吗?”宰相蔡确不同意苏轼提出晋升林希的意见。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赏赐了银绯官服，升职为中书舍人。

当初，从前的皇帝制定了差役法，这法律实行久了就产生了弊端。百姓服徭役不习惯，而且官差又虐待他们，致使这些服徭役百姓多数破产贫困。在人口少的地区，很多服徭役的百姓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日子。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时，把差役法改革成了免役法。使各户百姓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司马光任宰相，他知道免役法的坏处，不知道此法的好处，他想恢复以前的差役法，派苏轼等官员成立改革免役法的机构。苏轼进言说：“差役法、免役法名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上层敛财聚钱而百姓没有钱。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专心为当地政府服务，没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贪官污吏乘机从中徇私舞弊。两种法律制度对百姓的害处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该怎么办?”苏轼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三代的法律，军民合一，到秦始皇时，军民分开，唐中叶以来，把所有的府兵都变成了长期征战的士兵，专事国防战争。从这个时期以来，农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士兵专门从事战争，农民生产出粮食与布匹来供养士兵，士兵拼命以保卫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现世，也不能改变这个状况。现在的免役法，很像这样的事。你现在马上要取消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法，就如同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农战结合，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司马光对苏轼的言论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观点，惹司马光生气了。苏轼说：“过去魏国公韩琦要给陕西义勇军身上刺字，你为谏官，争执得很厉害，韩琦不高兴，你也不管仍然我行我素。我听说过你这样的事情，难道你当上了宰相就不许我学你从前一样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过了不久，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

宋仁宗在世时，非常喜欢苏轼、苏辙的文章，曾说过我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宰相，然而，宋仁宗对苏轼没有重用。宋神宗在世时，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阅读苏轼的文章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称赞苏轼是天下奇才，然而，宋神宗对苏轼也没有重用。元丰二年，苏轼被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诬陷为“乌台诗案”被告，兴文字狱而落得个丢官罢职的命运，很多年一直未得到升迁重用，直到宋哲宗即位后，被守旧派的太皇太后高氏看中，才顺利平步青云。

元祐元年三月，御史吕陶上书弹劾范子渊：“司农少卿范子渊，在元丰年间任都水监丞时牚管水利工程，耗费钱财数额巨大，护堤、修堤的人淹死了很多，而且防洪水利这事情没有办成，请求将他罢免。”于是朝廷下诏书免去了范子渊司农少卿的职务，降职为峡州知州。苏轼受命起草范子渊的贬官诏书。其意是批评范子渊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去做不成功的徭役，驱使无辜的百姓置他们于必死之地。这份诏书受到了广泛好评。四月，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去世，享年66岁。王安石著有《日录》一书共有70卷，在书中王安石用文字诋毁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等一时的贤臣，晚年他居住在金陵，在钟山书室中经常写“福建子”三个字，是因为他怨恨被吕惠卿所误。六月，朝廷听从了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王觌的上书建议，贬授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罚本州安置，不许管理公务。苏轼起草制词说：“先帝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以孔子之圣，不信宰予。”这意思是先帝像尧帝一样仁厚，所以把吕惠卿当成伯鲧一样去治理水患，结果没有功绩，现在朝廷如同孔子的圣明一样，不相信像宰予一样的吕惠卿。孔子评价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制词又说：“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这制词引经据典，比喻形象，批评了吕惠卿德不配位，只能得个流外蛮荒之地的下场。制词传播后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

元祐元年九月。著名理学家程颐在经筵时，经常用到古代的礼节礼仪。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也就是程颐逢讲期入侍，为皇帝讲课。苏轼对程颐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行为方式看不起，觉得程颐不讲人情，比较憎恶，经常性地对程颐戏谑与不屑。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去世，跟王安石一样享年66岁。当时，刚结束明堂祭祀大典的群臣欲往吊丧，但是程颐借用孔子的语录：“子于是日哭而不歌，岂可刚贺赦了，又去吊丧？”百官中有坐客反驳程颐说：“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这个苏轼遂借机戏谑程颐说：“这是肮脏地方的叔孙通所制定的礼。”大家都哄笑起来。于是苏轼与程颐结怨，苏轼因这一句戏言得罪了程颐。程颐的不合时宜之处是参加明堂祭祀大典的群臣想一起齐去吊唁司马光，而程颐用孔子的“日哭而不歌”的所谓“礼”来阻止大家去吊唁。“日哭而不歌”意思是孔子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就不再唱歌。苏轼引起群臣讥笑程颐，让程颐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程颐属于洛党的核心人物，苏轼讥讽与戏谑程颐，实际上是结怨洛党一派了。

孙升上奏说：“本朝前几任皇帝重用人才，如赵普、王旦、韩琦，这三个人，文章学问不是很有名气，然而观他们的德业（德行与功业）、器识（器量与见识）、功烈（功勋业绩）、治行（为政的成绩），近世宰相没有比得上他们三人的。王安石为一代文学宗师级人物，晋升为宰相的高位，实施的政策，都是出于个人的智慧。所以，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不是依靠个人的文章学问。 现在苏轼的文章与学问，中外都很服气，然而德行与功业、器量与见识有所不足，现在能晋升为翰林学士，可以是非常重用了，如果要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希望陛下以王安石为戒。”世人舆论讥讽孙升说了不当言论。

十二月，程颐的学生朱光庭上奏弹劾苏轼说：“翰林学士院苏轼在他的《试馆职策问》中提到：‘想要学习宋仁宗的忠厚，而担忧百官不尽职责，或者至于偷盗；想要效仿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又怕监司守令等官员不理解其中的意图，流于形式，做事刻薄。’文中又说：‘汉文帝刘恒是个宽容厚道的、德高望重的君主，没有听说过他有懒散、停止工作、没有尽职责的毛病；汉宣帝刘询全面考核事物的称说是不是与实际相符，没有听说过他有督察过分的过错。’我以为宋仁宗深仁厚德，跟天一样广大，汉文帝也比不过他；宋神宗雄才大略，跟神仙一样不可以揣测，汉宣帝也比不过他。现在学士院考试官员不识大体，妄议君主以‘媮刻’贬义两字议论，请治考试官的罪。”朱光庭在苏轼文章中抠字句，想兴文字狱来诬陷苏轼。朝廷下诏书治苏轼的罪，准备放逐苏轼。苏轼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写奏书为自己辩护，于是朝廷下诏书收回治苏轼罪的命令。御史吕陶上奏章为苏轼说话：“苏轼所写的策题，造设此问题用以观察他是怎么回答的，并不是说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台官与谏官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不可以用职权去打击报复跟自己有私人恩怨的人。议论的人都说苏轼经常戏谑程颐，朱光庭是程颐的学生，故意公报私仇，朱光庭加害苏轼治其的罪，有什么手段不会使出来?现在朱光庭弹劾苏轼指出其的策问内容诽谤、贬低宋仁宗与宋神宗，恐朋党的弊端，从现在兴起了。”

元祐二年元月，王觌上奏：“朱光庭弹劾苏轼斥责他策问过失，吕陶尽全力为苏轼辩护，我认为苏轼的言辞不过就是失轻重之体。如果要深究，则会有两种分歧，两种不同的舆论会更大。一个学士用词不当，这事是小事，而使士大夫有了朋党之争的污名，这是大祸患。”太皇太后觉得王觌讲得有道理。当时舆论认为朱光庭因为苏轼与老师程颐有矛盾而弹劾苏轼的，而吕陶与苏轼都是蜀地同乡，遂有了洛党、蜀党两党相争的议论。吕陶，眉州彭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程颐，洛阳伊川（今河南洛阳伊川县）人。朱光庭，（今河南偃师市）人。

傅尧俞、王岩叟被太皇太后召去问话，主要是讨论苏轼的策题不当的问题。太皇太后说：“弹劾苏轼是朱光庭的个人私怨，你们跟朱光庭是同党呀。”傅尧俞、王岩叟同奏说：“我们蒙太皇太后召见，说我们结党阿附朱光庭弹劾苏轼，我们辜负了自己工作职责，更不敢去御史台供职，请求太皇太后斥逐我们。”过了几天，朝廷下诏书说：“苏轼所撰写的策题，既没有讥讽宋仁宗、宋神宗之意，然而，自我朝考试录用人才，也没有将祖宗治理国家体制进行评议的。只不过是一时失于查考，通知翰林学士院。命令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速去继续本职工作。”这道“和稀泥”的诏书是朝廷采纳了吕公著的建议。苏轼两次遭遇仇家兴文字狱弹劾，第一次“乌台诗案”，苏轼被仇家找诗中的字句上纲上线扣上讥讽、诽谤朝廷的大帽子，差点坐牢，最后被贬官；第二次是“策题案”，苏轼被仇家从字句中找出跟宋仁宗、宋神宗有关的句子，上纲上线扣上讥讽、贬低先皇的大帽子，差点受处分驱逐离京。两次幸亏有人为苏轼说话、求情，才让苏轼躲过劫难。当然，朝廷对苏轼“乌台诗案”减轻惩罚与“策题案”免于处罚，主要原因是宋神宗与太皇太后高氏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的缘故。

元祐二年四月，朝廷任命彭城百姓陈师道为徐州教授。陈师道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学生。曾巩，字子固，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官至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中书舍人。作为曾巩的学生的陈师道，博学，文章写得好。熙宁年间，王氏的《经义》学说比较盛行，陈师道不喜欢王氏《经义》之学，他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先是苏轼、傅尧俞、孙觉向朝廷推荐陈师道任教育方面的官职，接着梁焘推荐陈师道为太学博士。有人向朝廷弹劾说陈师道在任教育官员时经常擅离职守离开任所去南京见苏轼，朝廷免他的职后又复他的职为颍州教授。又有人向朝廷打小报告说陈师道不是参加公务员考试当官的，他被罢免了官职回家了。陈师道家里贫穷，经常性地几日不做饭，他的妻子怨恨他不能养家糊口，不体恤他。苏轼把陈师道当成自己的学生一样教育指导。后来，陈师道又启用为棣州教授，在上任途中改任为秘书省正字，未上任病逝。

八月，右司谏贾易被降职为怀州知州。苏轼因策题案被御史台与谏院的纪委监察官员所弹劾，而这些监察官员跟程颐的关系好，苏轼与程颐闹矛盾，两派官员相互攻击。贾易上书建议朝廷驱逐苏轼、程颐出京，又说吕陶是苏轼、苏辙这一党派的人，而这一派的幕后主脑是文彦博，言话中攻击文彦博与范纯仁。文彦博是北宋政府前总理，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也是北宋政府前总理，所以，贾易说文彦博、范纯仁的坏话激怒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想要严惩贾易。宰相吕公著进谏说贾易言语切直，但诋毁大臣太过了，于是朝廷罢免了贾易右司谏这样的监察官员的职务，把贾易贬为怀州知州。

当时，吕公著一个人独任宰相，群贤在朝，不能不站队归于不同派别，于是朝廷百官有了洛党、蜀党、朔党的别称。洛党以程颐为首脑，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脑，吕陶等人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脑，其他官员为成员的较多。党争之起时，朝廷官员中吕大防、范祖禹、司马光不属于任何党派。

九月，王觌上奏说：“苏轼、程颐，因为小的矛盾，渐成了仇敌，于是程颐、苏轼关系好的人，相互攻击与诋毁，以求在政治上得势。前些日子程颐罢免了给皇帝讲课的职务而监察官员讲这是苏轼的错，所以苏轼请求外任当官，现在降诏书不同意苏轼外任，寻求让苏轼给皇帝讲课，现在执政的大臣有职位空缺，要想保全苏轼，暂且不要重用苏轼，要让苏轼对与程颐发生矛盾而生悔恨之心。”

十二月，赵挺之上奏说：“苏轼所钻研的学术，本是出自《战国策》纵横之术与揣摩皇帝的学说，近日翰林学士院对廖正一任职馆职进行策论考试，用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位作为策试问题提问。如果让苏轼得志居高位，他将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元祐三年二月，持续阴雨天气。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上书说：“差役的法律，天下人认为不方便，唯独御史台、谏院几位纪委监察官员主张现行的差役法好，不可以改革。近来听说有个叫张行者的小官上奏现行差役法的弊端，而谏院的谏官韩川却很诋毁张行者，想要加重处罚贬黜张行者。这个谏官也没有其它什么意思，只是在司马光在世在职时，想要迎合司马光的意图，现在司马光去世了，他妄自猜测陛下会主张实施司马光建议的差役法。却不知道司马光非常真诚，天下为公，本来就不希望有人迎合他，而陛下谦虚，不以自我为中心，是不会在差役法方面自作主张的。就算司马光在世，见到差役法的弊端，也会更改自己的主张的。我每次见到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他们都表示现行差役法不方便百姓，但因为此差役法是已经在实施的法律，不想轻易改变，怕御史台与谏院的纪委监察官员出现纷争，难以调和分歧与矛盾。希望陛下询问吕公著等人，命令他们陈述差役、雇佣两法的利害关系。过去雇佣他人服徭役，中等人户每年要出多少钱；现在差役，每年要花费多少钱；每户人家几年要执行一次差役。不管是雇佣人抵徭役，还是现行的差役都可以折长补短，对其成本进行计算，利害就明显体现出来了。何况农民为政府服徭役，那贪婪与狡猾的地方政府公务员，盘剥渔利，比雇佣人服徭役，老百姓更加苦十倍，老百姓被剥削得贫穷却没有地方告状与诉苦，农民耽误农时，百姓难以生存。现在我的上奏，万一陛下觉得可以采纳的，请求将我的奏章留置宫禁之中，不交办，等待陛下的意思再实施，或许可以答复上天给予的儆戒，让老百姓可以存活。”

   这年，朝廷安排苏轼等人主持进士科举考试。知贡举苏轼、孙觉、孔文仲共同上书说：“每次进士科考试、诸科考试及特奏名约有八百人。过去的制度，礼部已经奏名的，到殿试时落榜者很多。嘉祐年间开始全部赏赐特奏名的人进士出身，近杂犯也能免于落榜，都不是先帝的本意。进士升甲等，本来是尚书省第一名由皇上呼名召见登第进士的，才能特别晋升。这甲等第一名进士由皇上决定。现在礼部十人以上的别试、国子试、开封解试、武举试第一名、经明行修进士及特奏而预正奏的，颁布法令公之于众，升为一甲。这是有政府部门执行法律，施恩不归于皇帝，很没有意义的。如今特别提拔的约有四五百人，又制定规则减少一次考试，又增加了几百名官员。这些通过恩榜提拔的官员年龄大没有其他什么想法，在各州县当官，唯一干的事是把贪污纳贿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残民败官，对国家没有益处，却让国家遭受损失。议论朝政的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显示朝廷封官的恩泽，却不知道吏部以有限的官职来等待庞大想当官的公务员群体，户部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来给无用之人发工资，这些恩榜的官员到了州县，州县都深受其害。所谓恩泽，不是我们所见识的有益于国于民的恩泽。我恳请圣上，明令大臣，凡名列特奏名的举人，只能按照近日圣旨的安排，仍然下诏殿试考官严加考核，录取一二十人，他们当中确实有学问的，词理出色的人，可以允许授官职，其余之人都补文学、长史之类的职务，不必在意选限。”朝廷采纳了主考官苏轼、孙觉、孔文仲的建议，下诏书规定特奏名、考取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考试入三等以上，通过考试的统计，不得录取全额的一半，后来这规定形成固定的法律。

北宋制定了《亲试进士条制》。《亲试进士条制》规定考试等次分为五个等级：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等。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等。文理俱通为第三等。文理中平为第四等。文理疏浅为第五等。接着临轩唱第，第一等、第二等为“及第”，第三等为“出身”，第四等、第五等为“同出身”。“特奏名”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叫“特奏名”，与“正奏名”相区别。“特奏名”是皇帝开恩，让那些老是考不上进士的人，另外赏赐他们进士出身，让他们当官。苏轼等上奏的目的是指出这种恩榜的弊端，造成冗官冗员增多，而且这些人只拿工资不做事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他们还要贪污受贿，于国于民不利。所以，朝廷采纳苏轼等主考官的意见下诏书限制“特奏名”恩榜的名额来达到减少冗官冗员的目的。

苏轼担任翰林院侍读官时，他经常要教年纪小的宋哲宗读书，他每次讲授到历史兴衰成败、历代皇帝得失之处时，反复开导宋哲宗，希望这个小皇帝有所领悟。宋哲宗虽然以恭敬的态度不说话，但很赞同苏轼的言论。他经常阅读先皇的《宝训》，因涉及到时事，他说：“现在国家赏罚不明，善恶没有人劝阻；黄河之水流向北方，而强使黄河东流；西夏军入侵镇戎军这个地区，杀死、抢掠我边民几万人，军事官员不向朝廷上奏。这些事情的发生，恐成国家衰败动乱的开始。”

元祐三年四月，朝廷委任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大防与范纯仁为北宋朝廷的左右宰相。委任吕大防与范纯仁的诏书制词是苏轼所写。

太皇太后在内东门的小殿召见苏轼。太皇太后较赏识苏轼，当时宋哲宗年纪小不能主政，朝政大权由太皇太后掌控，国事由她决断。苏轼能从地方政府调入京城，并且得到提拔，是太皇太后重才、惜才的结果。苏轼接受圣旨受到了太皇太后的接见，太皇太后见到苏轼后急忙问道：“你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前年任汝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接着问道：“现在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任待罪的翰林学士。”太皇太后再问：“为什么能晋升为翰林学士?”苏轼说：“这是我有幸遭遇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的结果。”太皇太说：“不是的。”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讨论推荐我的?”太皇太后说：“也不是。”苏轼说：“我虽行为失检，没有礼貌，但不敢从其他途径获得晋升。”太皇太后说：“提拔你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阅读过你的文章，必赞叹说：‘奇才，奇才！’但未来得及重用你而已。”苏轼不知不觉失声大哭起来。太皇太后也哭了，在旁边的宋哲宗也跟着哭了，左右的宫女侍臣一齐哭泣。过了不久，太皇太后命令给苏轼赐座赐茶，然后，撤掉御前金莲烛给苏轼照明，派人送苏轼回翰林院休息。

苏轼在翰林院做官，经常通过言论文章来规劝政府注意时政得失，他的好友毕仲游写书信劝说他：“人受言论的拖累，并不需要说出口的言语，这些言论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都是人的言论。现在害怕自己口中言论惹祸而不害怕文章惹祸，肯定、表扬、认同他人的言论，被肯定、表扬、认同的人很高兴。否定、批评、贬损他人的言论，被否定、批评、贬损的人心怀怨恨。喜欢你的人未必有帮助你的智慧与才干，而怨恨你的人却有破坏你的事的能力。你的职务既不是谏官，又不是御史，而喜欢卷入是非之中，你这是危害自己触犯他人忌讳的，你在其中，犹如抱着石头去水中抢救溺水的人。”苏轼没有听好友毕仲游的劝告。

  元祐三年十二月，刘安世上奏弹劾周穜。郓州教授周穜是翰林院学士苏轼所举荐的。刘安世多次上奏指出近臣举荐士子的弊端，所以，北宋朝廷下诏书禁止百官签署职衔上奏举荐士子当官。苏轼作为翰林学士这职位很重要、很清贵。如苏轼的亲弟弟苏辙就以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过了三天又改任为翰林学士。这说明翰林学士的官位职务不低，跟六部侍郎级别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而且翰林学士出身的任宰相的机率非常高。刘安世上奏说：“郓州学教授周穜上书，请求把原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祖庙进行祭祀。周穜疏远地位低微的官员，他怀有奸诈邪恶的心，以置身事外静观事态发展来图谋职务晋升，并且凌侮蔑视百官的意见，对典礼胡言乱语，希望朝廷处分周穜，以明好恶。”苏轼听闻刘安世弹劾他举荐的周穜，于是上奏书承认错误，作检讨，他说：“我羞愧自己位列皇帝的侍从官，没有识人之明，致使引荐周穜玷污学校的声誉，我弹劾自己等待朝廷对我的处分。”于是朝廷罢免了周穜郓州教授这一职务，让吏部重新安排工作。

了解一下北宋翰林学士院这个相当于现在中科院兼办公厅的政府机构。北宋设置翰林学士院，主管翰林院正职是翰林学士承旨，副职是翰林院学士，属官有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学士院的主要职责是主管撰写制诰、诏、令工作。翰林院有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之分。侍读学士有充宫观兼侍读的，还有台谏兼侍读的。侍讲学士有台谏兼侍讲的，还有宫观兼侍讲的。另外还有崇政殿说书这一官职。

元祐四年三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罢免为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原因是苏轼经常阅读《祖宗宝训》，论及时事，批评朝廷现状说：“现在功劳与罪过不清楚，赏罚不明，好坏善恶没有人劝阻。如今黄河水势北流强行改道向东流。西夏入侵我镇戎军，杀害与掠夺我边民几万人，军事将领掩盖事实真相不向朝廷汇报，朝廷对这些不闻不问。我怕这样下去国家会渐渐衰败动乱。”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人怨恨苏轼讲真话、直话，特别是赵挺之、王觌在朝堂上攻击苏轼严重。苏轼知道朝中一些官员容不得他，于是请求外任避祸，所以，朝廷安排苏轼去杭州当知州。

蔡确曾任过宰相，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要全面废除新法，蔡确不肯并把变法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最后受到朝廷处分。梁焘密奏蔡确亲党与王安石亲党并附有名单。蔡确亲党有：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47人。王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37人。杭州知州苏轼未动身去杭州到任之时，他秘密上奏给太皇太后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之罪太轻，则会显示皇帝的孝治不足。如果处分蔡确之罪太重，则会对太皇太后的施行的仁政有小损害。应该让皇帝降敕治蔡确的罪行，而太皇太后您就对蔡确宽容从轻处置，这样就成全了皇帝的孝与您的仁，一举两得。”太皇太后高氏觉得苏轼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并未采用苏轼的意见。虽说太皇太后没有采纳苏轼的主张，但为了安抚苏轼，在苏轼离京至郊外时，她安排内侍用宰相的标准，赏赐苏轼龙团茶、银合，对苏轼慰劳很优厚。

十二月，杭州知州苏轼上奏说：“杭州粮食非常匮乏。今年两浙种粮的收成非常少，我怕明年有饥饿导致的盗贼叛乱之忧。转运司上供的粮食额度与以前欠缴的粮食共有一百六十多万石，请求朝廷暂且允许上交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粮食。”朝廷下诏书批准了苏轼的意见，允许杭州地方政府留下上供的粮食三分之一用之应付灾荒。杭州有了上供的三分之一的粮食，因此，当地的粮食价格并不高，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粥和中药汤剂，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在水陆交会的地方，因为瘟疫导致的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地方的多。”他集中公款二千缗，又拿出个人的积蓄五十两黄金，办诊所治疗得病的百姓，他又稍稍积蓄钱粮来收治得病的患者。

杭州临近大海，这个地区地下水资源又咸又苦。唐朝刺史李泌，他引导西湖的淡水建立六口大井作为当地百姓的取用饮用水，百姓的饮用水充足了。白居易在杭州当官时，疏浚西湖水引入运河，湖水自运河流入农田，所灌溉的农田达千顷，于是当地百姓粮食问题解决了。西湖水中水草很多，自唐朝到五代的钱氏政权，年年都需要疏浚治理。然而，到了宋朝，就没有继续疏浚治理，水草淤积形成封田，湖水几乎没有了。运河失去了西湖水的补给，只好从钱塘江涨潮引水来解决用水问题。船航行在杭州城中，湖水又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淤积于运河，每隔三年，都要消淤一次，这清淤工作成为杭州百姓的一大祸患，李泌曾经建的六口水井也荒废了。苏轼任杭州知州到任后，就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他组织人员疏浚茆山、盐桥两条河流，因为茆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疏通了两条河流便于通航。同时，苏轼又组织人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泥沙淤积的问题得以解决。他又安排人修复六口大井，老百姓获得饮用水的便利。苏轼说：“通过清理水草，清除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之中，修筑为长堤以通南北，可以除去水草与淤泥而使人们有一条便于行走的道路。”他让百姓种植菱角，又安排百姓除水草。他把种菱角的收入作为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又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他又向朝廷请求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用这些来修堤。长堤建成后，南北长一十三里。接着，他安排人种植芙蓉花、杨柳树在长堤上，长堤变得美如画。杭州百姓称这个长堤为“苏公堤”。

 元祐六年正月，北宋朝廷任命龙图阁直学士、杭州知州苏轼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人事部的部长，正部级官员。二月，朝廷把苏轼改任为翰林院承旨，翰林院承旨是翰林院的“一把手”。苏轼晋升是因为治理杭州有功，且太皇太后赏识的缘故。苏轼从吏部尚书改任翰林院承旨，这是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已经从御史中丞晋升为尚书右丞，进行公务员回避，为了避嫌。尚书省设有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等官员。尚书左丞、尚书右丞跟参知政事差不多，相当于副宰相。尚书令虚设其名，北宋朝廷极少委任尚书令的，所以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是实质上的宰相。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正职为尚书、副职为侍郎。

五月，朝廷下诏书任苏轼翰林院承旨兼侍读。七月，苏轼上奏说：“浙西诸郡已受二年的水患灾害，今年的水灾更严重，杭州被水淹死的有五十多万人，苏州有三十万人。”朝廷下拨赈灾粮食百万石、钱二十万缗救灾。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上书说浙西受水灾死亡人数不实，请求调查，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范祖禹封还诏敕为苏轼辩解，朝廷听从了范祖禹的建议没有派御史去调查水灾实际死亡人数的多少。贾易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八月，贾易上书弹劾苏轼：“苏轼在苏州题诗，以奉先帝‘闻好语’，在起草吕大防的制词上写‘民亦劳止’，并且引用厉王的诗句，用来比喻熙宁年间、元丰年间的政治。而他的弟弟苏辙早年科举考试，文章错误不及格，幸而滥进，苏辙与苏轼都诽谤怨恨先帝，没有作为臣子应有的言行。”贾易把苏轼、苏辙比喻成李林甫、杨国忠一样的奸臣。贾易又上了其他弹劾苏轼的奏书。宰相、副宰相们向太皇太后、宋哲宗上奏，具体陈述贾易前后不同的上书内容，退朝商议后，又上奏说：“我们都知道贾易被王安礼所赏识，王安礼向朝廷推荐了贾易，此人是王安石一党的。王安石一党，很多都是江、淮一带的人，贾易也是江、淮一带的，他上奏的目的不一定是想动摇朝廷根本，只是故意以阴谋诡计弹劾苏轼为王安石一党的人泄愤。”于是，朝廷下诏书把贾易贬出京城，任庐州知州。

翰林学士承旨苏轼被侍御史贾易诬陷诋毁，又被御史中丞赵君锡等人相继诋毁，并且弹劾。过了几日，苏轼入朝觐见太皇太后与宋哲宗，为自己被弹劾一事进行辩护，且请求外任当官避祸。于是，朝廷罢免了苏轼翰林学士承旨一职，并任命苏轼为龙图阁学士一职，任颍州知州。龙图阁设学士、直学士、侍制等官。龙图阁学士是殿阁之一的“一把手”，虽没有翰林学士承旨显贵，但仍是一个重要官职。宋朝的殿阁有：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总阁、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后来又增加了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另外还有集英殿、右文殿、秘阁、直龙图阁、直天章阁、直显文阁、直秘阁。殿阁学士还是以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总阁、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为尊。阁官以学士排第一、直学士排第二、侍制排第三。由于御史中丞赵君锡附和贾易诬陷诽谤并弹劾苏轼，被罢免了御史中丞这一御史台长官职务，贬为吏部侍郎，准备安排赵君锡出任郑州知州。

元祐七年三月，朝廷任命程颐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程颐在经筵，成为程颐的学生很多，而苏轼在翰林，很多知识分子官员依附苏轼的比较多。程颐与苏轼两人不和，相互攻击诋毁，程颐被罢免了经筵方面的职务。四月，范祖禹上奏说：“程颐学问、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向朝廷举荐程颐。程颐是出身平民的人，没有习惯朝廷的那一套，迂远疏阔不合时宜是固有的。有人说程颐想以故旧的身份倾轧大臣，以自己的个性与情绪去役使台谏官员，这些言论都是诬蔑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如若让程颐官复原职为皇帝讲课，对皇帝与国家是有益处的。”范祖禹又说，王存、苏轼、赵彦若、郑雍、孔武仲、吕希哲、吕大临、吴师仁等人都可以重用。吕希哲是吕公著的儿子，吕大临是吕大防的弟弟。六月，朝廷下诏书：“准南东、西、两浙各路拖欠赋税，不问新债还是旧债，不管有没有官府的本金，暂停催促收理一年。”这道诏书是采纳了扬州知州苏轼的建议。苏轼任颍州知州后又改任扬州知州。七月，朝廷委任龙图阁学士、扬州知州苏轼为兵部尚书。八月，又任命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苏轼兼翰林院侍读。

元祐七年，宋哲宗赵煦亲自到南郊祭祀，兵部尚书苏轼为卤簿使，导驾进入太庙。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辆争道，这些争道的车辆没有避让皇帝的仪仗。苏轼使御营巡检使去调查原因，原来是皇后孟氏及大长公主的车队。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皇家仪仗使。苏轼对李之纯说：“御史中丞的职责是整肃政纪，不可以不向皇帝上奏此事。”因为违纪的是皇后与大长公主，李之纯怕得罪皇后与大长公主，不敢向宋哲宗上奏此事。苏轼向坐在皇家马车的宋哲宗上奏此事，宋哲宗把苏轼的奏书赶快派人送给太皇太后处理。第二天，朝廷下诏书整肃仪仗队伍，从皇后而下都不许迎接谒见。不久，兵部尚书苏轼改任为礼部尚书，并且是端明殿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

 元祐八年二月，高丽国派遣使者向北宋朝购买中国历代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还要购买《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反对让高丽购书，他说不宜同意高丽国的请求。尚书省的大臣们同意让高丽购买这些书。苏轼上奏陈述让高丽购买这些书的五个害处，坚持认为不可以，他说：“西汉朝东平王刘宇曾向朝廷上奏请求赠送诸子百家的书籍与《太史公书》，汉成帝刘骜听取了大将军王凤的建议，没有把诸子百家的书籍与《太史公书》赠送给东平王刘宇，今天高丽要求购书，已经超过了东平王刘宇的请求，怎么可以允许高丽购书?”刘宇是汉宣帝刘询第四子，汉元帝刘奭异母弟，汉成帝刘骜的叔叔。朝廷没有听从苏轼的意见。

 都水监上奏请求建筑北流的软堰。软堰是用粗茭细石筑成的一种挡水建筑物。苏轼、苏辙两兄弟上奏反对北流建软堰。他们说：“我认为不能在北流建软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很明显。如今北流是黄河的主流，比东流大得很。观察到现在河水流个不停，软堰怎么建设?依都水监的意思是想建设软堰为名，实则破堰，且是暗中强行引导黄河回到故道的计谋而已。”河北转运副使赵偊上奏说：“我认为黄河的事情利害有三个方面，黄河向北流，忧患河水不能分流；黄河向东流，忧患水不能流动；宗城河决口，忧患水不能闭塞。这三个方面，能去掉所忧患之处的就能成为水利，不能去掉所忧患之处的就会成为水害。现在我们不谋求解决水患而专门议论堵塞北流，只知道短时间堵塞北流的利益，而不知将来堵塞带来的隐患。只知道北流有伏槽之水容易修改，而不知道阚村涨水的势头不可能并入东流。这是见近忘远，把修改河道当成儿戏。请等待涨水时伏槽，观察黄河全盛之势，再治理黄河东流、北流。”由于苏轼、苏辙、赵偊都上书批评建软堰，所以朝廷下诏书停止了北流修软堰的工程。

 这个月，朝廷委任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吕希哲坚持辞掉右司谏的官职。苏轼对吕希哲开玩笑说：“主持佛法讲席的高僧太多了。我要听掌握了‘第一义’的高僧的宣讲。”吕希哲微笑着没有回应苏轼，退朝后，对范祖禹说：“如果辞右司谏的官辞不掉，应该任命杨畏为第一官员。”当时，杨畏任谏官，以阴险狡诈自任。因吕希哲这样说，朝廷就没有任命他为右司谏。吕希哲辞官的目的是不愿与杨畏这样的谏官为伍。

 三月，御史董敦逸弹劾苏轼、苏辙说：“上奏官职任命的，只有苏轼的最多，或是苏轼的亲信、知己，或者他的老乡，退休的官员中有心中不平的叹气。近来高丽国来我朝买书、黄河建筑软堰的国事，本来政府机构已经得到朝廷的命令将要实行时，都是因为苏轼、苏辙的反对而停止了。我听说皇帝是做国家决策的人，而臣子们是皇帝命令执行的人，重视皇帝的命令则君主尊贵，轻视皇帝的命令则大臣强悍。如今陛下已经下达了需要执行的命令，因苏轼、苏辙反对而拒绝执行，说他们的犯法罪状，不是苏颂、范百禄可以相比的，开释他们不治他们的罪，皇帝的命令就会受人轻视。乞求决断是来自帝王的心意，并且按照诏敕和命令来实行。”

 五月，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一起把唐宰相陆贽的《奏议》整理校正抄写向皇帝进呈。陆贽，字敬舆，今浙江嘉兴人，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陆贽为中唐贤相，他的学养才能、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及后世称赞，礼部尚书苏轼称赞其有“王佐”、“帝师”的才能，在文辩智术上要超过张良。他的奏疏写得好，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所以，北宋朝以苏轼为首的文人把陆贽的奏疏文章整理成书进献给皇帝。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被免去了御史职务。原因是董敦逸四次弹劾苏辙，黄庆基三次弹劾苏轼。罪名是苏轼过去任职中书舍人时，所作的制词指责先帝，而苏辙与苏轼相互配合，共为一体，搞乱朝政。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一同进呈，吕大防上奏替苏轼辩护说：“董敦逸、黄庆基弹劾苏轼的制词诽谤、诋毁先帝，我窃观先帝的圣明意图是想富国强兵用以鞭挞四方边远地区的人，而当时大臣附和先帝太过，事情有失妥当之处。现太皇太后与皇帝管理国政，根据国民的需求，随时救助与改正，事理应当这样。汉武帝刘彻好用兵发动战争，重税赋伤民，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采纳众议，从善如流，汉武帝任内的一些政策汉昭帝停止延续了；汉明帝刘庄注重调查，多次兴残酷的刑狱，汉章帝刘炟改变了汉明帝时兴刑狱的政策，待民宽厚，天下人都心悦诚服，没有人认为这是在诽谤、诋毁先帝。本朝宋真宗即位后，解除了老百姓拖欠的政府债务让人民有更多的钱财；宋仁宗即位后，停止修宫殿寺观节省国家财力；也没有听说当时百官认为这是在诽谤、诋毁先帝。自元祐年以来，御史、监察官、谏官有所弹劾攻击，多数是以对方诽谤、诋毁先帝为借口，他们并不是为了中伤善良的人，而是想动摇朝廷的根本，意图非常险恶。如果不下禁令禁止他们，时间久了就会成为我朝的大祸患。”宰相苏辙因此上奏说：“我昨天取了哥哥苏轼撰写吕惠卿的制词仔细阅读了一下，文字提及先帝的是这句：‘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我哥苏轼怎么会诽谤、诋毁先帝?我听说先帝末年，也很后悔所做的事情，但没有时间改正过来。元祐后改变以前的政策，都在追述先帝的美意而已。”太皇太后说：“先帝后悔过去所做的事，以至于流泪。”吕大防说：“听说永乐城战役大败后，先帝经常责备两府的大臣们没有一个人对他进行劝说进谏的，然而这只是一时的过错，并不是出自先帝的本意。”太皇太后说：“皇帝应当深知这个事。”于是朝廷贬斥御史董敦逸为湖北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转运判官。御史中丞李之纯、御史杨畏、来之邵弹劾董敦逸、黄庆基诬陷忠良，责罚得太轻。过了几天，朝廷下诏书命令董敦逸、黄庆基两人为知军差遣，董敦逸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

由于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诬陷苏轼诽谤先帝，苏轼上书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任中书舍人时，正值是朝廷流放一些受处分官员时候，所写的诉状，都是元降词头所叙述的罪状，不是我个人意思所敢增加与减少的。关于吕惠卿的诉状，事情涉及先朝，不能没有禁忌的地方。我愚蠢的想法是古代鲧是尧帝的大臣不损害尧帝的仁义，宰予是孔子的学生不损害孔子的圣德。又何况吕惠卿被降级外放与罢免，非常厌恶其人，都是先朝的意思，我的区区忠心，没有背负先朝。现在黄庆基反诬我诽谤先帝，不觉得矫枉过正，矫诬过甚吗?其余所说的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人的诉状，都是黄庆基牵强附会想要治我的罪。诬陷我诽谤先帝，开始于朱光庭，推向高潮的是赵挺之，走向极端的是贾易，如今黄庆基拜他们为师又用这个罪名来诬陷我。我担忧这暗害、中伤的害人的方法，刚露头的不好事物不能容许其发展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太皇太后命令苏辙写了一道谕旨：“因为近来大家正相拾取，且必须减少事务。”这谕旨的意思是告诫群臣不要多事。苏轼上了一道致谢的札子说：“过去东汉孔融才干有限而抱负很大，因此遭受了路粹等人构陷被诛杀的冤屈；西晋嵇康，天资高，但见识少，因为他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对想结交他的钟会冷遇，为友人吕安辩护，因此被钟会进谗言遇害。我没有孔融、嵇康这两人的长处却兼有古人的短处。如果不是陛下以公心行宽恕之道，至仁而普照天下，不然，我就会跟随孔融、嵇康在黄泉地下同游了，还有我的今天吗?”

元祐八年六月，礼部尚书苏轼乞求外任当越州知州，朝廷下诏书不同意。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并不信任苏轼，并且对太皇太后提拔的大臣有厌弃之心，所以，苏轼感觉苗头不对，又想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避祸。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她去世后，苏轼失去的靠山。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试离京外任为定州知州。十二月，苏轼赴定州就职。因宋哲宗亲政，国事将变，苏轼不能入朝中向皇帝辞行，在将要起程时，苏轼上奏说：“我经常侍候陛下，现在去边关定州，顾不上见皇帝一面而行。何况我是被陛下疏远的小臣，想要门路，很难。然而我不敢以不能与陛下见面谈话的原因而不效愚忠。古代的圣人有作为的，必先处晦观明、处静观动，则万事万物的情况能够了解。陛下圣明与智慧高于常人，正当壮年，我愿虚心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一切没有所为，默观国家大事之利害与群臣之正邪，以三年为期限，等到其实情，然后有所作为，使政策实施后，天下没有怨恨之意，陛下也不会后悔。陛下的作为，只担忧太早，不担忧太迟，就是个明君了。我害怕提拔好利之臣，劝说陛下改变制度，所以进呈此说，希望陛下留神、留意，这是社稷宗庙的福气，天下的幸事。”

绍圣元年四月，御史台的官员上奏说苏轼写吕惠卿的制词，讥讽、讥笑先帝，朝廷下诏书对苏轼给予降职处分，任英州知州。朝廷以工部侍郎李之纯降级任宝文阁待制、单州知州，他受到处分是因为御史刘拯弹劾他在任职御史中丞时阿附苏轼的缘故。接着，朝廷处分杭州通判秦观，降职为处州茶盐酒税监，也是因为御史刘拯弹劾其依附苏轼，并且增损《神宗实录》内容的缘故。六月，来之邵等人弹劾英州知州苏轼诋毁、批评先帝，降级苏轼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绍圣四年二月，朝廷下诏书再次处分苏轼等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降级任职为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某州安置”是宋朝的安置刑，宋时官吏被贬谪，轻者称送某州居住，稍重者称安置，更重者称编管。宋朝的安置刑分为四种：追官勒停安置、分司安置、叙复安置、夺官安置。宋朝的安置刑相当于流放、贬谪、徙，安置是针对侍从以上的高级官员的处罚办法，安置的官员不除名，而是责授司马、参军、别驾、节度团练副使等不厘务散官。别驾从事史，官名，亦称别驾从事，简称“别驾”，宋朝的别驾，相当于州通判。这时的苏轼已被朝廷处罚到今海南岛海口市当官。苏轼到任后，居住在官衙里，有关部门认为不可以居住官衙，于是苏轼在当地买地建筑房屋，当地海南岛居民帮助他建房屋。苏轼与三儿子苏过在海南岛生活，著书写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准备这样过一辈子。

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赵佶即位，苏轼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居住。经历过三次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职为朝奉郎。苏轼自从元祐起，从未因每年的考核官绩优异而乞求朝廷给予晋升，最后的官职是正七品的朝奉郎就到顶了。

崇宁元年八月，朝廷下诏书：“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汪衍、汤戫、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的子弟，不得在京城当官。”崇宁二年四月，朝廷下诏书：“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印刷印板，全部烧毁。”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与弟弟苏辙，以父亲苏洵为老师搞文学，他有文学天赋。苏轼经常说：“写文章如行云流水一般，没有一定的格式，该说的地方要说，该停的地方要停。”苏轼嬉笑怒骂的言辞，都可以写下来诵读。其文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自从有文章以来，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易传》未完成，叫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来流放在海南岛居住，著作了《书传》，他的作品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三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不被世人所知，苏轼对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从来不曾以老师的地位自居。

自从苏轼中举为官后，以忠君为根本，忠心规劝君主，正直有大节，群臣没有超过他的，因品德与才华被小人所忌恨，不能容他在朝廷之中，不能容他在皇帝身边。宋高宗赵构即位后，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委任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苏轼的文章放在身边，阅读起来忘记了疲倦，说苏轼的文章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且写了集赞，赏赐给了他的曾孙苏峤。追崇苏轼赠官太师，谥号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苏迈，官至驾部员外郎；二儿子苏迨，官至承务郎；三儿子苏过，官至权通判中山府。清代文学家，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对苏轼的评价：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清代名臣曾国藩对苏轼的评价：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