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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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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无法送达的法院传票,让俏江南董事长张兰的国籍问题浮出水面。曾经手握移民证的她选择回国创业,如今坐拥15亿身家却悄悄改变国籍。富豪移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没必要用道德或批判的态度对待,但那些违规的移民以及资金转移,则必须予以重点监督、遏制。
【张兰创业史:反移民潮中的弄潮儿】
当1994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的时候,满大街都在念叨着一句经典的台词“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而张兰则属于其中的异类。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4岁的张兰,1989年前往加拿大,1991年带着两万美元回国开了个小饭馆。在“北京人还没去纽约”之前,张兰已经回国开始为她的餐饮帝国奋斗了。
2000年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俏江南餐厅,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收入水平、特别是富裕阶层的收入有了突飞猛进增长的时候,张兰和她的俏江南也逐渐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如今俏江南餐厅已遍布中国15个省份,拥有近70家连锁餐厅,张兰的身价约15个亿。她以及儿子汪小菲、儿媳徐熙媛的一举一动,不仅仅是商业圈的热门话题,更是娱乐圈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
在别人选择移民出国的时候,张兰却看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回国创业,甚至称自己是“放弃了马上到手的移民证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终于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餐饮帝国。
去年底,朝阳区政协换届,张兰还当选为朝阳区新一届的政协委员。并围绕机场高速收费、生活便利店、用工荒等方面提交了4份提案。这原本是一个艰苦奋斗、企业家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成长的励志典型。谁知这一切却被俏江南的一位老员工和一套房子引发的纠纷打碎。
【意外的移民:从创业偶像神坛跌落】
今年9月,俏江南创始人之一马义将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张兰按照离职补偿协议约定,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交涉未果,诉诸法庭。但立案近两月法院传票却一直无法送达。后经法院调查,2012年9月17日张兰已经注销户口了。
财经观察此前曾对此案有过关注,指出此案折射出俏江南资金链的紧张和张兰对契约的不尊重。谁知如今俏江南的资金和上市问题没有进展,却因为张兰突然改变国籍而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这次张兰有可能从一个创业偶像,跌落下神坛。
原本改变国籍这种事对于一般人来说无可厚非,而且俏江南现在也不是上市公司,但张兰的做法依然受到广泛的质疑:首先是她作为区政协委员的身份移民是否合规。其次是作为企业负责人这种有损信用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制止甚至惩戒。是否合规暂且放下不提,但她改变国籍之后,让原本的法律诉讼要耗的时间更长、精力要耗的更多、程序要变得更复杂,对原告的利益已经造成了损害。
之所以此事受到关注,不仅仅在于张兰的个案,而是普遍担心如果企业家们因为移民而将企业财务纠纷变成成本更大的国际诉讼的话,市场秩序将受到扰乱,相关人员的利益也将受到更大的损害。
随着“裸官”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若干限制“裸官”任职,和遏制“裸官”外逃的措施,也由此延伸出“裸商”概念。
造成“裸商”盛行的原因,其实和“裸官”一样,都是因为这些人在国内获得了不该有的利益,攫取了不该有的财富,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害怕东窗事发,而将财富转移至境外。
【尊重合法移民 警惕“温州式”外逃】
对于张兰等人移民的行为,没有必要用道德或批判的言论和态度去面对。因为私人财富是否有安全感,孩子的教育、护照更好使、消磨了斗志想去国外养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享受某种税,经营方面的因素,我们都无法谴责这些移民的人,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
但如果涉及到诉讼、或其他利益相关的时候,还是需要对这些移民的企业家进行监督,需要他们透明、公开其移民信息。
为什么要监督人家的私事?移民虽然是个人的私事,但其背后往往牵扯着很多普通人的利益。目前特别流行的做法包括,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还有就是企业家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国内公司只是一个空壳,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就可以一走了之。剩下的烂摊子只有靠政府、员工、债主等来收拾了。
这种做法在温州特别流行。温州存在的问题表面上是高利贷化以及民间资本“热钱”化,但实质是实体经济空心化。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而成为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使得大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而企业精英却大量移民或外迁。
一般来说,浙江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可抵押物较少,而银行为了控制信贷风险,要求借款企业追加担保单位或企业法人、自然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一旦企业主移民跑路,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就将引爆一连串的风险。
【利用寻租积累财富 加强富人移民监管】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约27%已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显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
首先不必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持批评态度。迁往其他经济体,可以提供其他的、独立于中国经济的财富来源的新机会。多样化可以降低风险,避免因只在一国经营、或从事一种经济活动的损失,从而保护财富。
但绝大多数人的主要商业活动还是在中国国内。把家人送走,是为了后代有更好的教育以及财富安全,自己不走,是因为国外很难找到每年15%的利润的生意,但是在中国能。
不可否认,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存在不平等的弊端,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而且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审批权,寻租成为企业最快捷的“商业模式”;由于法治尚不完善,再加上企业家寻租成为常态,这导致企业家安全感缺失。
但很多企业家也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既得利益者,具有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占有相当一部分财富,因而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比普通人更有安全感。如果对这些人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和监管办法,极有可能让温州地区发生的问题蔓延扩大,进而对整个国家经济体系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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