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退休双轨制既是历史形成的，也具有现实合理性；即便改革也要保留“一定区别”，根本原因在于劳动性质不同。

先说“历史原因形成的结果”。

作为时间概念，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对于今天，昨天是历史；对于现在，刚才是历史。这是哲学家的诡辩论。就社会而言，历史最起码也是指发生在前一个时期的事情。改革是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改革中所发生的事件理所当然不能算作“历史”。退休双轨制，既不是共和国建立以前存在的旧制度，更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遗留问题。恰恰相反，它形成并发展于“本时期”。

从退休待遇来讲，建国后直到二十年前，工人和干部虽略有差别，但基本上保持了一种职业上的公平。其间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特长来选择，即便已经工作在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的专业学识主动要求“调动”到企业，更多的人响应政府号召，走向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他们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或者专业技术职务，也不存在退休金的后顾之忧。

国企改革将这些人的干部身份“免了”，他们并没有怨言。可是当他们“蓦然回首”的时候，一个改革中诞生的双轨制横亘在昔日同学或同事中间，养老金与人家的退休金相去三四倍。某经贸委企业处处长是一位很能干的人物，在国企改革中，有一个总投资达几百亿的“老大难”国企需要“救活”，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派这位处长去担任董事长，同时带着一批有能力的中坚力量去“攻坚”。此后，一部分人撤回了，另一部分人坚持在那里。如今他们先后退休了，坚守在那里的人获得了一个“职工退休证”，与中途撤回的人在退休金上出现了巨大差别。有人举例说，一个处级或高工，退休金的比例是2200元/7200元。

干部如此，工人就更不用说了。请问褚主任，这是哪个朝代的历史原因形成的结果呢？

再说“一定的合理性”。

退休双轨制是否合理，我们根据民众的呼声就知道答案，没必要反反复复地论证，只就褚福灵的两点“理由”略作分析。

褚福灵说的合理，一是“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不像企业有市场营收，自负盈亏，而是公益性质，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之所以产生了不公平的退休双轨制，其原因恰恰在于退休金的来源不同，企业职工是企业和职工自己筹钱养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用这样的不公平原因去求证不公平的结果是哪一门逻辑算法？又是如何得出“合理性”结论的？

二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部分人也不都纳入社会保险制度，或者纳入也有一些特殊制度安排。”人们都知道，所谓世界范围，大多是福利制度，政府建立养老基金为全社会作基本养老。这种基本福利是不分职业、不分阶层的。即使保险制度各有差别，其结果不是以“阶层”表现出来的，而是一种建立在公平原则基础上的多“缴”多得。在“世界范围”中，又有哪些国家由财政对公务员、官员的退休金实行高额全包？

最后再说“由于劳动性质不同决定”了退休双轨制。

“劳动性质”现在已经是一个被庸俗化了的名词。人与自然发生的直接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价值，人与人发生的交换行为实现了价值，这大概是最初级的劳动。因社会发展使得分工日趋复杂，有人管理社会，是为公务员，有人还在从事最初级的劳动，是为劳动者。由此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财富源于劳动者，持这种观点的人千百年来都在讲求“民本”，为公平正义奔走不息；一种观点认为，“劳心者之人，劳力者治于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千百年来都在维护着一种人对人的统治制度。

不知道褚主任对“劳动性质”如何理解？如果劳动性质决定退休双轨制是一种专家和官员的共识，那“共享改革成果”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还有呼唤公平正义的必要吗？

退休费双轨制其实质，就是权贵集团利用窃取的权利公权自肥，并全力维护的不合理制度！因此必须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