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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桶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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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hsi 于 2012-5-23 07:49 编辑
为了让小青年也知道，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桶匠。
桶匠是木匠中的一个分类，是将木料做成盆或桶之类家俱的手艺人。古语中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中的“规”就是桶匠所用的圆规，而“距”则是木匠所用的拐尺。他们所供的开山老祖是中国的早期"科学家"鲁班师傅。自从社会进步到以塑料和金属做这些家俱的现在，桶匠——这个古老的行业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对于我来说，桶匠的岁月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是四乡八镇比较有名的老桶匠，他老人家可是吃了三年锅巴汤、正而八经的老手艺人。他的宗旨是慢工出细活，最看不起做事毛糙的人。而我这个小桶匠向来是个性急之人，我很不解：那些盆、桶已经很光堂了，干嘛还在那儿一刨子、一刨子慢慢地刨？所以老人家经常骂我“赖和尚做不了好斋”。当然这是闲话，下面从头说起。
我的桶匠岁月是从油榨中学失学开始的。说起油榨中学，我心里至今还隐隐地痛。虽说“油中”当年也是牌子响当当的，可是我考进去还是有屈辱感。那是个什么年代？是饿死人的年代！虽说我家在农村是个非农户，但是已经是经常断粮，食不果腹了。宣师附小毕业那年父母就不让我再读了，说父亲身体不好，应该在家学手艺帮帮父亲了。虽说我向来调皮，但是父母的权威还是绝对的，我敢不从命？到了升中学考试的时候我自然是不去了。谁知我的班主任、恩师大人刘维孝，竟然顶着酷暑冒着烈日，步行十多里一把把我拽了就走。我们飞快地赶到宣中考场，第一门数学已经考完了。在只以一门功课计算成绩的情况下我还是被油中录取了。虽然父母让我去上了学，其实命运已经安排了我的桶匠之路。
我的成绩在班上是冒尖的，语文和数学课代表都是我，老师李有福、翟韵兰对我关爱有加。可是好景不长，有同学偷偷地告诉我他们村子里饿死了许多人，学校出现了打倒毛＊＊的反革命标语。真正上课不到一个学期就把我们派到青草湖挖藕去了。去之前，一个大麻子公社书记来做报告，说那里有许多藕可以让我们吃得又白又胖。谁知去了才发现根本没有藕挖，瞎折腾了几天就回来了。
第二学期就更惨了，干脆不念书了，派我们到油榨河对岸农村搞什么“监打监收”。监打监收就是监视农民收割粮食，防止他们偷粮食回家。那段时间我最悲催，不是拉肚子就是害眼睛，我的饭菜经常救济了饭量大的同学。说当年农村十室九空，一点也不是瞎说，很多人家门前稻场都长满了蒿草。老实讲，我明明看见有人往荷包里装粮食也装着没看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性使然。监打监收过了，又派我们到硖石山上去砍柴，瘦骨伶仃的我再也禁不住折腾了，我请病假回了家。自此结束了我较为正规的求学生涯。
大概是六三年，接到班主任李老师来信，让我至校报到。当时心情是既喜且悲，喜得是老师还惦记着我，悲得是我已经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了。怎么会读书呢？我家房子被无情的大水冲毁了，我和父亲在一位老木匠的帮助下用旧木料撑起两间草房。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子，是茅草棚子。一根柱子撑在中间，一根横木挑起几根桁条，再钉上一些竹木，铺上稻草，这就是房顶；四壁则是用草绕在竹竿上的草筋子用绳子围起来，然后抹上黄泥巴。那时还是竖中间木柱的时候，家中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老父亲劝慰我，让我写封回信详细解释目前家庭状况。记得我那封信写得是动了感情的。
父亲一辈子的憧憬就是开个象他师傅那样的桶匠店，街上有个门面，带几个徒弟。可是，解放后一直靠走村串巷打箍为生（不做新货，专事修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谁胆敢私自砍树，那是要当劳改的。再者，哪座山不是光秃秃的？特别是大办钢铁的时候，树木早就伐了个光。
第一次下乡就来了个“小长征”，沿着水阳江一直辗转到了水阳镇。担子我是挑不动的，就用个大篮子装几样家伙跟着挑担子的父亲。想想好笑，我这大半辈子走路都慢不下来，应该是得力于这段经历。
当到了油榨中学附近时，我的心里真的是打翻了五味瓶，好在有老父亲一路谈心，还要沿途做生活，也来不及搞些小资情调了。
在那附近一个小圩村，一位慈祥的老妈妈把才摸上来的河蚌，用瓦罐放在灶膛里煨给我们吃，那是我迄今以来感受最鲜、最美的佳肴。还有件趣事，我到油榨镇上玩回来，明明村子就在前面，可就是因为那些小河沟七弯八曲，害得我象走迷宫一样就是摸不到正路。回来以后大人告诉我那是“鬼下障”，我虽然不信这个，但是在圩区走路确实是不容易的，据说他们那里没有外贼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刚学手艺，首先学锥眼。即把做桶帮的板子锥上眼，然后好用竹签把它们联起来。老父亲讲过关于锥眼的笑话：一个小气鬼雇主说桶匠好做，不累人，工钱应该比瓦匠低。桶匠也不抬杠，但是有个条件，叫雇主儿子舔钻头子，否则钻头发软锥不了眼。雇主很高兴地答应了，那知道他儿子一舔烫得大哭。雇主讲老子怎么养了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不舔我来。桶匠看小气鬼亲自来，就用钻头朝木节疤上锥，几乎把钻头锥红了，雇主一舔自然烫得不轻。桶匠讲：怎么样，我们桶匠的钱不是好挣的吧？雇主眼泪直淌说，舔钻头子都这么受罪，锥眼肯定更难过，你们比瓦匠累多了，要多少钱我依你吧。
在乡下跑最怕的就是没生活做，一天下来能挣个块儿八角心里就定了，至于顶烈日冒风雨那是家常便饭。在做活时和农民聊的最多的是到底做手艺好还是做农民好，农民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说“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当然是农民好。其中教育我的话题是：“老子我一辈子不识字，还不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吗？我家出来的人能开个发票就中了。再说技不压身，以后有机会再干旁的事也中，没事干了再干桶匠”。
拎篮子也并非轻活，刚挎上还好，可是越拎越重，虽然垫了毛巾，细如麻杆的手臂上还是刻了道道印痕。要知道里面的斧头、锤子、刨子加起来少说也有头十斤重。一天十几、二十里路还是走得少的。只要有事做我就快活了，可是老父亲就放下担子忙开了。
几天下来，我们回了家，荷包里有了些钱，家伙桶里装了些米、麦。——我的桶匠岁月正式开始。
到乡下打箍最讨厌的是狗子，特别是一群狗 。父亲通常在前面，我往往断后。那一群狗围着，个个张牙舞爪，望你身上咬上咯有好怕人？好在我经常遇到这个阵势，有了些胆量和经验。我就用篮子里的家伙砸它们，那阵势叫且战且走。所幸那么多年还没被狗咬到过，这与我以后经常被小人咬相比简直就是个奇迹！
大多数农民的生意都比较好做，特别是熟人的生意，大多是留下等我们来的，价格好讲，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亲切。如果到生地方再遇到不讲理的，往往都把以“忍让为高”的父亲气得挑起家伙就走。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人家不讲理，还不是贫穷所致吗？有时候跑了几十里路，一天下来一笔生意都没做到，父子俩心里的懊丧可想而知。当年,这副桶匠担子可养着一家五口啊！
第一次出口吆喝喊"打箍啊！"是要点勇气的。但是我不怕丑，为什么？因为老父亲患有气管炎（常年抽烟所致），每天下乡实在辛苦。我应该尽我所能替他老人家减轻一点负担。自十五岁那次小公鸡开叫似的喊一嗓子后，我便毫无顾忌地正式吆喝起来。不过,有一次的尴尬我倒至今难忘——正喊着，迎面碰到一个我暗恋的女同学，那可是我往她课桌里偷偷塞过野花的“女神”啊！唉，当时闹了个满脸喷血，一个趄趔差点摔倒在地，好在人家并没在意。
到乡下能听到各种方言，宣城周边计有安庆、高淳、湖北、湖南人，而北门以下则是本土人士俗称“此地佬”。我们江北佬在城里居多，和他们打交道让我学到许多方言土语，也听到许多故事，其中听到最多的就是饿饭和闹狼巴子的事——某某家的放牛娃饿死之前还吃了一嘴的牛屎，某某家的老奶奶把仅有的食物藏在马桶里。其中有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是讲一个人晚上睡在外面，做梦和人吵架，那个人要他还他四两肉，他当然说不差他的，结果要肉的拿个斧子一下子劈到他脸巴子上。他一梦惊醒，正好一个狼巴子咬住了他的脸，活生生地拽去了一块肉，被拽去肉的人我们还看到过。
为了让我真正学到些手艺，在政策稍有松动的时候，父亲带我到有木料卖的山里去。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新田镇一个叫“枫树墩”的小山村，父亲解放前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候，当时还有个姓吴的桶匠朋友在那里。山村很小，只有头十户人家，但山民们很质朴，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常听父亲和他们在一起发感慨：“啊，你就是某某家的？都这么大了啊！”有山民偷偷地砍些杉树下来卖钱，而我们就买来做些提桶、火桶、脸盆、粪瓢之类的小家倶。东西做好之后就由我挑到城里来卖。那个年代这几十里路都是要步行的，通车的公路还影子都没有呢。
在那里我学会了做脸盆，刚学手艺都是从最容易的开始。做圆木的诀窍，就是要掌握好分寸和比例，那么是逃不掉圆周率的公式的。记得我把这个一比三点一的比例说出来后，父亲露出了少有的欣喜之情。
在那里听到一个到“白马凼”寻父的故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拷走了，不久妈妈也饿死了。官方告诉他，他父亲被押到到宣城北门的“白马凼”学好队劳改去了。白马凼的具体位置大概在军塘和庙埠之间，我是老北门，都不甚了了，他一个山里娃，相距百把里路程，是什么力量让他历尽艰险找到了父亲？连我这个“通天教主”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所描述的累累白骨和父子相见的声声血泪，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父亲后来是什么结局，他本人后来怎样？我的苦难的乡亲，但愿你们都还好。那时候宣城的“学好队”似的集中营不止一处，老化肥厂厂址那里就是一处。话又讲回来，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多数人不都生活在集中营里吗？
挑新货到城里可是个吃苦的活，几十斤重的担子不是搞着玩的，天气好还好说，如果下雨、下雪天就够遭罪的了。有一次在路上下雪了，一会功夫就和我的担子平行了，那种边挑边拖的滋味使我的体力到了极限。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几十里路下来，回家就是英雄了，老妈待我像上大人一样，什么困苦都不值得计较了。
与狼巴子对眼，是我最后一趟新田之行的危险经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所住那家的房东小青年明知道我们就要回来过年了，他在宣城找到我家，要我妈妈借二十块钱给他。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我家哪有这么多钱借给他？他说有急用，拿印子钱也中。我妈妈只好亲自代他找人借了二十块印子钱。“印子钱”即高利贷，是两分息。此事他回来没告诉我们，等我们回家知道此事后，觉得他这样做动机不太厚道，于是我再次进山，这次目的就是要债。谁知道他老先生竟然躲了起来，我反正住到他家不走了。几天下来，大概他在外听说我在他家住着，吃喝当然是他家的，心想不是个事，就回来了。回来后很没好气地把所借的二十块钱给了我。我一看还差利息没给，就告诉他所借印子钱应该付利息的。他突然翻了脸说：“你在我家住了几天，利息顶了饭钱。不给了！”这下我可气炸了，义正词严地说：“老鬼想在你家住几天！你不在家没还钱，我不住中不中？我都没要你工钱，你还找我要饭钱呢！你不付利息钱我就不走，直到你付清为止。”看看也赖不过去，他只好乖乖地给了我。此时已经太阳偏西，只要拿了钱我就大步流星地往回赶了。
出了新田街，上了青龙山，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在方圆几十里没人烟的山间小道正往前走着，只听得大概十来米处呼的一声窜出一个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灰狗模样的狼巴子。我把对付狗子那一套用上，绝不能跑动，虽然心提到了嗓子眼，但还算是很镇定地和它对峙了一会。只见它懒洋洋地往荒地走去。看它离我有段距离了，我才挪步。心想，听别人讲狼最怕张开的伞，我正好带着，连忙把伞撑开，并一张一合，吓唬它跑远点。谁知道那东西反而不走了，并回过头来龇牙咧嘴，两眼放着凶光瞪着我。这招看来不管用，我心里默念着老菩萨保佑，脚下加快速度落荒而逃。好在它那天心情不错，否则我是要遭殃了。又走了头十里，才碰到一个到山里扛树卖的江苏佬，我把遇狼的事告诉他，他一点也不惊慌，笑着说：好啊，我一打杵敲死它回来好有肉吃！后来想想也后怕，"江苏佬"岂不也是危险因素？后来不久宣城地区所谓"五湖四海"杀人越货的主要成员就是他们。
没到夏渡天已断黑，好在那是熟路了。接近半夜赶到了家，一家人听了我的遭遇都吓得够呛，老妈说我家真是烧了高香。已经为我着急犯了咯血老毛病的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
开年第二次进山，父亲选择了距溪口不到十华里的梅龙街。那里也有个父亲的同行——左树人师傅。我们就在他家落脚。他家人口不少，但都和我们亲如家人。左伯伯和父亲经常讲他们同行之间的故事，诸如溪口的某师傅人长得漂亮，到乡里做事常常惹得人家家庭不和；华阳的某师傅对徒弟如何刻薄，下雪天解料（注：即俩人把圆筒子木头用大锯锯成若干片）让他们打赤膊……至今还忘不掉他家香火台子上供的一个磁质财神——赵公元帅，如果没被破四旧的话可能也算是文物了。
父亲唯一的正式徒弟就在隔了条小河的街对面梅龙口的村子，姓丁，小名木根。说起他，父母经常提到一个有趣的事。那年他正在摇罗窝子哄我睡觉，突然大哭起来，说老鼠子钻到他裤裆子里头去了，害得我父亲好一顿忙碌才把他解了困。经父亲同意我独自过河找到了他，那是他满师后第一次看到我，一家人亲热的不得了，嫂子炕了许多玉米粑粑，香喷喷的，使我印象深刻。此后他家经常送些蔬菜给我们，使我感到很温暖。
街上木料难买，我们又向梅龙坑里转移。
所谓梅龙坑，就是往深山里去的村子。刚好父亲有个宣城的同行陈和贵也带了个徒弟在那里。我们住在过去地主的大瓦屋内，地主家只有一个有些痴呆的嫁出去又跑回来的女儿还在。这下我们都不寂寞了，白天干活，晚上听陈伯伯讲故事。
那时，山民们个子普遍较矮，其原因首先是营养不均衡，还有结婚早，十几岁就讨老婆了；其次是成天在山上挑挑扛扛，重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身高。他们在上山之前是听不得不吉利的话、见不得不吉利的事的。假如谁讲你在山上注意别叫蛇咬了，他马上就解下柴刀回家去了。他们都很义气，对我们这些外人特别尊重，某家杀了年猪那是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酒的。他们经常请皮影子戏班子进去唱戏，我们虽然过着夜长昼短的日子，倒也有些滋味。我们在那里就是缺少蔬菜，成天以闷黄豆下饭，可是我从来没觉得苦过，相反还成天有说有笑的。
那里到宣城倒是通公路，可是要把做好的货送到宣城，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没收的危险的。记得杨柳镇有个木材检查站，周王镇过来还有一个检查站。只要给他们抓到，那些盆、桶就算是交公了。我们请板车师傅趁半夜时分像做贼一样将货拉过关卡。只要到了宣城，送到北门城门口桶匠店，批发给他们卖，心里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瞧瞧，那个年代做个手艺有多难？
几番山里之行，使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制桶要领和技术，比如解料，即两个人拉大锯。那可是个锻炼臂力的好机会，由于我会这个技术，所以经常被父亲的师弟住在瓦碴巷绰号王傻子的"借调"。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如果他入了相声这一行，一定不会比侯宝林差。有一回他讲过一个笑话说：第一天装电灯，他故意到很晚听到老鼠子出来打架的时候才猛地把灯拉亮，只见老鼠子个个慌了神，吓得原地打转。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时把我们肚子筋都笑疼了。还有一回新村的一个菜农讲的：王傻子在他家做事做到晚上要收工了，叹口气说：又要回去见仇人了。人家问他谁是仇人？他讲是堂屋里即老婆是仇人。又问老婆怎么变成仇人了？答：有钱的就叫爱人，你回去她欢欢喜喜怎么不爱？没钱的还爱个屁，你回去尽看她脸色，比仇人还仇气大!。那时候我最喜欢扛把锯子帮他老人家干活，他总是把我抬举的晕乎乎的，而王师娘的臭干子汆汤味道也堪称一绝。
父亲手艺好，且制作工具也是少有的好用，当时同行们遇到难题,或者"家伙三"（即工具）不好用，都喜欢找我父亲讨教，父亲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人家。这样我家虽然很穷，但是朋友却很多，而我们小弟兄三个也有一班小伙伴，白天以我父亲为核心，到了晚上则是我讲故事的时候，常常是四五个小屁孩围着我们三兄弟，所以西头湾那个小茅草棚里人气很旺。
父亲不怎么喜欢我，大约是我叛逆性格很伤他的心，这是我经常挨打的主要原因。记得夏夜露宿街头的滋味，不管在哪里讨厌的蚊子总是如影随形，弄得我经常换地方.最厉害的一次是终于把我赶出了家门:头天晚上打了一顿,第二天天刚亮,老父亲一脚把我蹲醒叫我滚.滚就滚!我一骨碌爬起来就走.只知道往西走是芜湖方向.心里想着总不能在外讨饭吧?当走到敬亭山茶林场附近,看到有人在路边用钢钎凿石头.我凑上前问他们,咯要人帮忙?他们两个是江苏苏北人,在这里将石头剖开然后砸成石子卖钱.我主动说只吃饭不要钱,他们问了来历就答应我加入他们一伙.开始我只管扶钢钎,嘴上不说,心里可怕了.好在没有受过伤.后来又搬石头、砸石子。几天下来把背心晒得起了牛浆泡.那江苏佬真能吃苦,根本就没有蔬菜下饭,天天是一碗老腌菜.最受不了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被褥筒子里的虱子,说成把抓一点都不过分.可怜我晚上要和虱子斗争到下半夜才能入睡.导致我离开的原因是：他们答应买房东妇女的一双塑料鞋送给我却转而失信,我心里气不过,一个礼拜后回到家中.
听老娘讲她偷偷地请做裁缝的姚师娘打课，即：看相打卦，说我不超过一个星期准会回来。唉！老娘还是慈悲为怀的。此后下乡父亲常和那些农民调侃我，叫他们问我那一背心牛浆泡的来历。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
说到外逃，不能不提我的“裤裆拖堂灰”的朋友腊宝子。他和他哥哥出外赶会场卖馄饨，不知道什么错误被他哥哥痛打一顿，从此便杳无踪影。可怜他的老妈妈每天晚上就站在家门口喊：“腊宝子哎，回来啊！腊宝子——回来啊！妈妈想你啊！”那声音真是撕心裂肺，听了叫人痛彻心扉。特别是到年关，真不知道老妈妈的日子怎么过。一直过了好几年，他老先生身无分文地回了到宣城。那时候的腊宝子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必要讲一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家简单状况。父亲五十多岁，因为抽烟厉害患有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如果劳累过度，或者心情烦躁，就少量咯血。特别是当初在国民党部队打日本时右臂负过伤，天阴就疼痛无比。母亲因为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从小夭折，几乎哭瞎双眼，仅能在家做家务。我两个弟弟比我小五、六岁，当时他们头十岁，全都没念过书。我是长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帮公家做事，要结账每次都是我开发票，父亲对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点。虽然有十五、六岁，却是典型的矮、瘦、矬、穷。身高仅及十岁小孩左右。为此，父亲询问过宣师的赵校医。他撸上我的裤筒看看我的小腿说：你儿子小腿并不短，大概还没到发育的时候，将来不能算是矮子。到敬亭圩打箍，有个老奶奶介绍一个土方子给父亲：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碗糯米饭。此后我多次提醒父亲要鸡蛋和糯米饭吃，可惜一次都没吃到过。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可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讲起来不怕笑话，我真正的发育是从二十岁开始的，那之前我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当然我到底还是个矮子，因为我比我俩兄弟矮了好几公分。唉，就是这个命了，一辈子矮、矬、穷！
那个岁月，我们都是"多面手"。下乡打箍外，砍柴禾、扒树皮、倒山芋、捡烟头子、拾破烂全都干过。所谓“倒山芋”，年轻人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到农村人家山芋已经挖完的地里用小钉耙或者锄头再重新挖一遍，看看有没有剩下的。每次不搞个几斤回来是不好意思进门的。不可讳言的是往往“倒山芋”变成“盗”山芋。让我向上帝忏悔吧，阿门！
捡烟头子和捡破烂使我们颜面扫地。烟头子捡它干什么？老父亲好抽烟，但是又没钱买，于是我们弟兄三只好上街捡烟头子，回来后将烟丝用土办法卷成香烟状，父亲将它命名万字牌香烟。开始没经验，只在街头、路边捡，后来我往县政府会议室闯，乖乖 ！发现新大陆了，满地都是烟头子。找到经验后我就往公家跑，但往往给人家像吓贼一样地吓出来。
捡破烂不像现在好捡，许多好东西人家都不要，那时候什么东西不是宝贝？所以捡些破布、破鞋子，幸运的时候能捡些破铜烂铁。最看不惯废品店的老朱，一个瘦高个子、一张马脸。对我们这些“主顾”一点都不尊重，特别令我生气的是好扣称。为了报复他我也少不了使坏，经常把草鞋，甚至草窝子——有别于草鞋的草编的鞋子,裹在破布里卖，那东西打湿了特别打秤。有一次他特意搜我的篮子，果然发现了我藏在布里面的草窝子。你看他气得像姚明样的双手把篮子举着使劲甩到大街中心，嘴里骂道：老子叫你害我！如今我们弟兄在一起还常常把它作为笑谈。
至于砍柴禾，除了技术和工具外在身高和体力上我是吃亏的。第一天把镰刀磨好，第二天备好干粮，和伙伴们朝山上进发。往往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西边到过绿锦埠，北边到过军塘和红四岭。记得军塘那一次，由于想搞多点，挑得很吃力。那天，风特别大，恰恰走到一座石板桥上，一阵无情大风险些将我连人带柴火刮到桥下，好在我见机，抛下了担子。望望西坠的太阳，看看河里的柴草真是欲哭无泪。只得守在岸边，等柴草被风刮近身边又把它捞起来。本来就不堪重负了现在又增加了水分，咬咬牙挑起就走。没到造纸厂那里天就黑了，走走歇歇，正在万般无奈之际我亲爱的老娘接我来了！唉，不讲了。
还有一次做搭匠小工的经历，也讲讲。
那是远离家门到郎溪县十字埠茶厂，带队的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建筑社队长毛礼福。油布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人送到茶厂的一个分部，在四无人烟的一座大屋里安了家，找来些稻草，男女分别在两边一字排开打了地铺。在工地上干活可是不饶人的，不管是送灰的还是抬砖的，你要是有点含糊就只得打道回府。我虽然吃了个子矮的亏，但是做起事来从不示弱，所以一到晚上人累的像虚脱了似的，不过到了第二天依然生龙活虎。做了一个月下来要定小工工资了，最高的是和灰的——那时候混凝土是靠人工搅拌的，每天一块二角，最低的八角一天，一般的九角居多。大概是看我矮的原因吧，只给我八角一天，你看我气的啊，又不能跟他们吵。有几个拿九角的也当场就嚷嚷不干了。虽是嚷嚷可还是干了。我依然如故地做我的事，尽量和师傅们搞好关系，我就不相信你们故意压低我的工钱。果不其然，师傅们是长了眼睛的，第二月就把我补上去按普通的九角一天给我算了。
师傅们虽然做事时你追我赶，但是个个嘴上的荤段子不停，明明是要水和灰偏偏说来尿啊!至于和大姑娘、小媳妇说话更是口无遮拦。有些师傅诱惑我说：干搭匠多好？讨老婆不烦神，讲老实话当时是怪羡慕他们的。以致大家歇工的时候我还学着用瓦刀往砖上抹灰，不过很奇怪那灰就是不粘砖。看来，天生就不是吃这行饭的。毛师傅人很随和，一手京胡拉得很好，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很伟大。叫我帮他到十字镇打过几次酒，不过每次我都偷偷地咪它两小口。
茶厂工人大多都是北方侉子，我们只有到食堂吃饭时才和他们有所接触。在那个年代这些看似文质彬彬的一群是如何迁移到南方来的，他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人。
干到年关我们方才归来，第二年我进了农垦学校。
真正意义上的靠做桶匠且又独立挣钱倒是近二十年后，八几年的事了。那是我经历了农垦学校学生、水阳供销社临时工、解放军战士、班长、化肥厂工人一路历程，直至厂子弟小学老师才进行的“伟大壮举”。当时连身六口，我父母、我夫妇、俩小孩。工资数年都是三十三块五角。老婆虽也做小工砸煤但是和工人收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虽说东西便宜，毕竟杯水车薪！有人家已经看上电视了，小孩虽小也喜欢往人家跑。但人家讨厌啊，往往搞得哭哭啼啼地回来。怎么办？买一个！钱啦？一个黑白14寸的也要五百多块呀。大概是八二年吧？正好放暑假。我一咬牙挑起了老父亲的桶匠担子，趁天未亮窜出了化肥厂，一口气跑到双桥农村。二十年后一个年轻的、略有点自信的桶匠，在六十年代曾经伴随着父亲不知跑过多少趟的乡村，我又一次喊开了“打箍啊！”。
虽说打箍，桶匠担子里还带了两本书，刚调到子弟小学，我可不能误人子弟呀。有个慧眼识珠的大姑娘居然说我极像李谷一主演的，湖南花鼓戏里那个有文化的男主角补锅匠。老实说听她这么讲我嘴上虽然连连否认但心里还真是有毫晕乎乎的。
老父亲卧病在床非常担心我把人家东西修坏了，总是讲没把握的就不要搞，可是我胆子的确够大的。遇到一家抬出一个像小船那么大的一个敞盆，要求改小。说许多桶匠都讲改不了。我一看 难度不小,但估计能干得了.大约讲了十几块钱吧,他也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你看我就忙开了:拆、量、锯、剖、斩、刨，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下来，那桶帮就是合不拢。当晚天已断黑，只好就近在双桥岳父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忙了一天总算蔸起了箍。那农民老问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总不能讲我是化肥厂的教师吧？估计那盆下水会有些漏，不过我教他用桐油石灰补救之法会无大碍的，毕竟十几块钱不能白赚人家的。晚上回家向父亲禀报，把他老人家吓出一身冷汗，说那种盆老子年轻的时候都不敢下手，你真是胆子飞天！
一个暑假下来靠打箍挣了三百来块钱，加上家里现有的和借来的，慌忙上街买了一台14英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自此，小孩子不要往邻居家跑遭白眼了、老父母也破天荒看上电视了。一到晚上就忙着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和《霍元甲》。
自那以后我桶匠这门手艺就没有继续做了，我的桶匠岁月也正式结束了。
我的桶匠岁月
为了让小青年也知道，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桶匠。
桶匠是木匠中的一个分类，是将木料做成盆或桶之类家俱的手艺人。古语中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中的“规”就是桶匠所用的圆规，而“距”则是木匠所用的拐尺。他们所供的开山老祖是中国的早期"科学家"鲁班师傅。自从社会进步到以塑料和金属做这些家俱的现在，桶匠——这个古老的行业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对于我来说，桶匠的岁月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是四乡八镇比较有名的老桶匠，他老人家可是吃了三年锅巴汤、正而八经的老手艺人。他的宗旨是慢工出细活，最看不起做事毛糙的人。而我这个小桶匠向来是个性急之人，我很不解：那些盆、桶已经很光堂了，干嘛还在那儿一刨子、一刨子慢慢地刨？所以老人家经常骂我“赖和尚做不了好斋”。当然这是闲话，下面从头说起。
我的桶匠岁月是从油榨中学失学开始的。说起油榨中学，我心里至今还隐隐地痛。虽说“油中”当年也是牌子响当当的，可是我考进去还是有屈辱感。那是个什么年代？是饿死人的年代！虽说我家在农村是个非农户，但是已经是经常断粮，食不果腹了。宣师附小毕业那年父母就不让我再读了，说父亲身体不好，应该在家学手艺帮帮父亲了。虽说我向来调皮，但是父母的权威还是绝对的，我敢不从命？到了升中学考试的时候我自然是不去了。谁知我的班主任、恩师大人刘维孝，竟然顶着酷暑冒着烈日，步行十多里一把把我拽了就走。我们飞快地赶到宣中考场，第一门数学已经考完了。在只以一门功课计算成绩的情况下我还是被油中录取了。虽然父母让我去上了学，其实命运已经安排了我的桶匠之路。
我的成绩在班上是冒尖的，语文和数学课代表都是我，老师李有福、翟韵兰对我关爱有加。可是好景不长，有同学偷偷地告诉我他们村子里饿死了许多人，学校出现了打倒毛＊＊的反革命标语。真正上课不到一个学期就把我们派到青草湖挖藕去了。去之前，一个大麻子公社书记来做报告，说那里有许多藕可以让我们吃得又白又胖。谁知去了才发现根本没有藕挖，瞎折腾了几天就回来了。
第二学期就更惨了，干脆不念书了，派我们到油榨河对岸农村搞什么“监打监收”。监打监收就是监视农民收割粮食，防止他们偷粮食回家。那段时间我最悲催，不是拉肚子就是害眼睛，我的饭菜经常救济了饭量大的同学。说当年农村十室九空，一点也不是瞎说，很多人家门前稻场都长满了蒿草。老实讲，我明明看见有人往荷包里装粮食也装着没看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性使然。监打监收过了，又派我们到硖石山上去砍柴，瘦骨伶仃的我再也禁不住折腾了，我请病假回了家。自此结束了我较为正规的求学生涯。
大概是六三年，接到班主任李老师来信，让我至校报到。当时心情是既喜且悲，喜得是老师还惦记着我，悲得是我已经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了。怎么会读书呢？我家房子被无情的大水冲毁了，我和父亲在一位老木匠的帮助下用旧木料撑起两间草房。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子，是茅草棚子。一根柱子撑在中间，一根横木挑起几根桁条，再钉上一些竹木，铺上稻草，这就是房顶；四壁则是用草绕在竹竿上的草筋子用绳子围起来，然后抹上黄泥巴。那时还是竖中间木柱的时候，家中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老父亲劝慰我，让我写封回信详细解释目前家庭状况。记得我那封信写得是动了感情的。
父亲一辈子的憧憬就是开个象他师傅那样的桶匠店，街上有个门面，带几个徒弟。可是，解放后一直靠走村串巷打箍为生（不做新货，专事修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谁胆敢私自砍树，那是要当劳改的。再者，哪座山不是光秃秃的？特别是大办钢铁的时候，树木早就伐了个光。
第一次下乡就来了个“小长征”，沿着水阳江一直辗转到了水阳镇。担子我是挑不动的，就用个大篮子装几样家伙跟着挑担子的父亲。想想好笑，我这大半辈子走路都慢不下来，应该是得力于这段经历。
当到了油榨中学附近时，我的心里真的是打翻了五味瓶，好在有老父亲一路谈心，还要沿途做生活，也来不及搞些小资情调了。
在那附近一个小圩村，一位慈祥的老妈妈把才摸上来的河蚌，用瓦罐放在灶膛里煨给我们吃，那是我迄今以来感受最鲜、最美的佳肴。还有件趣事，我到油榨镇上玩回来，明明村子就在前面，可就是因为那些小河沟七弯八曲，害得我象走迷宫一样就是摸不到正路。回来以后大人告诉我那是“鬼下障”，我虽然不信这个，但是在圩区走路确实是不容易的，据说他们那里没有外贼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刚学手艺，首先学锥眼。即把做桶帮的板子锥上眼，然后好用竹签把它们联起来。老父亲讲过关于锥眼的笑话：一个小气鬼雇主说桶匠好做，不累人，工钱应该比瓦匠低。桶匠也不抬杠，但是有个条件，叫雇主儿子舔钻头子，否则钻头发软锥不了眼。雇主很高兴地答应了，那知道他儿子一舔烫得大哭。雇主讲老子怎么养了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不舔我来。桶匠看小气鬼亲自来，就用钻头朝木节疤上锥，几乎把钻头锥红了，雇主一舔自然烫得不轻。桶匠讲：怎么样，我们桶匠的钱不是好挣的吧？雇主眼泪直淌说，舔钻头子都这么受罪，锥眼肯定更难过，你们比瓦匠累多了，要多少钱我依你吧。
在乡下跑最怕的就是没生活做，一天下来能挣个块儿八角心里就定了，至于顶烈日冒风雨那是家常便饭。在做活时和农民聊的最多的是到底做手艺好还是做农民好，农民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说“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当然是农民好。其中教育我的话题是：“老子我一辈子不识字，还不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吗？我家出来的人能开个发票就中了。再说技不压身，以后有机会再干旁的事也中，没事干了再干桶匠”。
拎篮子也并非轻活，刚挎上还好，可是越拎越重，虽然垫了毛巾，细如麻杆的手臂上还是刻了道道印痕。要知道里面的斧头、锤子、刨子加起来少说也有头十斤重。一天十几、二十里路还是走得少的。只要有事做我就快活了，可是老父亲就放下担子忙开了。
几天下来，我们回了家，荷包里有了些钱，家伙桶里装了些米、麦。——我的桶匠岁月正式开始。
到乡下打箍最讨厌的是狗子，特别是一群狗 。父亲通常在前面，我往往断后。那一群狗围着，个个张牙舞爪，望你身上咬上咯有好怕人？好在我经常遇到这个阵势，有了些胆量和经验。我就用篮子里的家伙砸它们，那阵势叫且战且走。所幸那么多年还没被狗咬到过，这与我以后经常被小人咬相比简直就是个奇迹！
大多数农民的生意都比较好做，特别是熟人的生意，大多是留下等我们来的，价格好讲，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亲切。如果到生地方再遇到不讲理的，往往都把以“忍让为高”的父亲气得挑起家伙就走。现在想想也不能全怪人家不讲理，还不是贫穷所致吗？有时候跑了几十里路，一天下来一笔生意都没做到，父子俩心里的懊丧可想而知。当年,这副桶匠担子可养着一家五口啊！
第一次出口吆喝喊"打箍啊！"是要点勇气的。但是我不怕丑，为什么？因为老父亲患有气管炎（常年抽烟所致），每天下乡实在辛苦。我应该尽我所能替他老人家减轻一点负担。自十五岁那次小公鸡开叫似的喊一嗓子后，我便毫无顾忌地正式吆喝起来。不过,有一次的尴尬我倒至今难忘——正喊着，迎面碰到一个我暗恋的女同学，那可是我往她课桌里偷偷塞过野花的“女神”啊！唉，当时闹了个满脸喷血，一个趄趔差点摔倒在地，好在人家并没在意。
到乡下能听到各种方言，宣城周边计有安庆、高淳、湖北、湖南人，而北门以下则是本土人士俗称“此地佬”。我们江北佬在城里居多，和他们打交道让我学到许多方言土语，也听到许多故事，其中听到最多的就是饿饭和闹狼巴子的事——某某家的放牛娃饿死之前还吃了一嘴的牛屎，某某家的老奶奶把仅有的食物藏在马桶里。其中有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是讲一个人晚上睡在外面，做梦和人吵架，那个人要他还他四两肉，他当然说不差他的，结果要肉的拿个斧子一下子劈到他脸巴子上。他一梦惊醒，正好一个狼巴子咬住了他的脸，活生生地拽去了一块肉，被拽去肉的人我们还看到过。
为了让我真正学到些手艺，在政策稍有松动的时候，父亲带我到有木料卖的山里去。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新田镇一个叫“枫树墩”的小山村，父亲解放前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候，当时还有个姓吴的桶匠朋友在那里。山村很小，只有头十户人家，但山民们很质朴，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常听父亲和他们在一起发感慨：“啊，你就是某某家的？都这么大了啊！”有山民偷偷地砍些杉树下来卖钱，而我们就买来做些提桶、火桶、脸盆、粪瓢之类的小家倶。东西做好之后就由我挑到城里来卖。那个年代这几十里路都是要步行的，通车的公路还影子都没有呢。
在那里我学会了做脸盆，刚学手艺都是从最容易的开始。做圆木的诀窍，就是要掌握好分寸和比例，那么是逃不掉圆周率的公式的。记得我把这个一比三点一的比例说出来后，父亲露出了少有的欣喜之情。
在那里听到一个到“白马凼”寻父的故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父亲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拷走了，不久妈妈也饿死了。官方告诉他，他父亲被押到到宣城北门的“白马凼”学好队劳改去了。白马凼的具体位置大概在军塘和庙埠之间，我是老北门，都不甚了了，他一个山里娃，相距百把里路程，是什么力量让他历尽艰险找到了父亲？连我这个“通天教主”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所描述的累累白骨和父子相见的声声血泪，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他父亲后来是什么结局，他本人后来怎样？我的苦难的乡亲，但愿你们都还好。那时候宣城的“学好队”似的集中营不止一处，老化肥厂厂址那里就是一处。话又讲回来，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多数人不都生活在集中营里吗？
挑新货到城里可是个吃苦的活，几十斤重的担子不是搞着玩的，天气好还好说，如果下雨、下雪天就够遭罪的了。有一次在路上下雪了，一会功夫就和我的担子平行了，那种边挑边拖的滋味使我的体力到了极限。好在“少年不知愁滋味”，几十里路下来，回家就是英雄了，老妈待我像上大人一样，什么困苦都不值得计较了。
与狼巴子对眼，是我最后一趟新田之行的危险经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所住那家的房东小青年明知道我们就要回来过年了，他在宣城找到我家，要我妈妈借二十块钱给他。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我家哪有这么多钱借给他？他说有急用，拿印子钱也中。我妈妈只好亲自代他找人借了二十块印子钱。“印子钱”即高利贷，是两分息。此事他回来没告诉我们，等我们回家知道此事后，觉得他这样做动机不太厚道，于是我再次进山，这次目的就是要债。谁知道他老先生竟然躲了起来，我反正住到他家不走了。几天下来，大概他在外听说我在他家住着，吃喝当然是他家的，心想不是个事，就回来了。回来后很没好气地把所借的二十块钱给了我。我一看还差利息没给，就告诉他所借印子钱应该付利息的。他突然翻了脸说：“你在我家住了几天，利息顶了饭钱。不给了！”这下我可气炸了，义正词严地说：“老鬼想在你家住几天！你不在家没还钱，我不住中不中？我都没要你工钱，你还找我要饭钱呢！你不付利息钱我就不走，直到你付清为止。”看看也赖不过去，他只好乖乖地给了我。此时已经太阳偏西，只要拿了钱我就大步流星地往回赶了。
出了新田街，上了青龙山，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在方圆几十里没人烟的山间小道正往前走着，只听得大概十来米处呼的一声窜出一个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灰狗模样的狼巴子。我把对付狗子那一套用上，绝不能跑动，虽然心提到了嗓子眼，但还算是很镇定地和它对峙了一会。只见它懒洋洋地往荒地走去。看它离我有段距离了，我才挪步。心想，听别人讲狼最怕张开的伞，我正好带着，连忙把伞撑开，并一张一合，吓唬它跑远点。谁知道那东西反而不走了，并回过头来龇牙咧嘴，两眼放着凶光瞪着我。这招看来不管用，我心里默念着老菩萨保佑，脚下加快速度落荒而逃。好在它那天心情不错，否则我是要遭殃了。又走了头十里，才碰到一个到山里扛树卖的江苏佬，我把遇狼的事告诉他，他一点也不惊慌，笑着说：好啊，我一打杵敲死它回来好有肉吃！后来想想也后怕，"江苏佬"岂不也是危险因素？后来不久宣城地区所谓"五湖四海"杀人越货的主要成员就是他们。
没到夏渡天已断黑，好在那是熟路了。接近半夜赶到了家，一家人听了我的遭遇都吓得够呛，老妈说我家真是烧了高香。已经为我着急犯了咯血老毛病的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
开年第二次进山，父亲选择了距溪口不到十华里的梅龙街。那里也有个父亲的同行——左树人师傅。我们就在他家落脚。他家人口不少，但都和我们亲如家人。左伯伯和父亲经常讲他们同行之间的故事，诸如溪口的某师傅人长得漂亮，到乡里做事常常惹得人家家庭不和；华阳的某师傅对徒弟如何刻薄，下雪天解料（注：即俩人把圆筒子木头用大锯锯成若干片）让他们打赤膊……至今还忘不掉他家香火台子上供的一个磁质财神——赵公元帅，如果没被破四旧的话可能也算是文物了。
父亲唯一的正式徒弟就在隔了条小河的街对面梅龙口的村子，姓丁，小名木根。说起他，父母经常提到一个有趣的事。那年他正在摇罗窝子哄我睡觉，突然大哭起来，说老鼠子钻到他裤裆子里头去了，害得我父亲好一顿忙碌才把他解了困。经父亲同意我独自过河找到了他，那是他满师后第一次看到我，一家人亲热的不得了，嫂子炕了许多玉米粑粑，香喷喷的，使我印象深刻。此后他家经常送些蔬菜给我们，使我感到很温暖。
街上木料难买，我们又向梅龙坑里转移。
所谓梅龙坑，就是往深山里去的村子。刚好父亲有个宣城的同行陈和贵也带了个徒弟在那里。我们住在过去地主的大瓦屋内，地主家只有一个有些痴呆的嫁出去又跑回来的女儿还在。这下我们都不寂寞了，白天干活，晚上听陈伯伯讲故事。
那时，山民们个子普遍较矮，其原因首先是营养不均衡，还有结婚早，十几岁就讨老婆了；其次是成天在山上挑挑扛扛，重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身高。他们在上山之前是听不得不吉利的话、见不得不吉利的事的。假如谁讲你在山上注意别叫蛇咬了，他马上就解下柴刀回家去了。他们都很义气，对我们这些外人特别尊重，某家杀了年猪那是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酒的。他们经常请皮影子戏班子进去唱戏，我们虽然过着夜长昼短的日子，倒也有些滋味。我们在那里就是缺少蔬菜，成天以闷黄豆下饭，可是我从来没觉得苦过，相反还成天有说有笑的。
那里到宣城倒是通公路，可是要把做好的货送到宣城，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没收的危险的。记得杨柳镇有个木材检查站，周王镇过来还有一个检查站。只要给他们抓到，那些盆、桶就算是交公了。我们请板车师傅趁半夜时分像做贼一样将货拉过关卡。只要到了宣城，送到北门城门口桶匠店，批发给他们卖，心里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瞧瞧，那个年代做个手艺有多难？
几番山里之行，使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制桶要领和技术，比如解料，即两个人拉大锯。那可是个锻炼臂力的好机会，由于我会这个技术，所以经常被父亲的师弟住在瓦碴巷绰号王傻子的"借调"。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如果他入了相声这一行，一定不会比侯宝林差。有一回他讲过一个笑话说：第一天装电灯，他故意到很晚听到老鼠子出来打架的时候才猛地把灯拉亮，只见老鼠子个个慌了神，吓得原地打转。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时把我们肚子筋都笑疼了。还有一回新村的一个菜农讲的：王傻子在他家做事做到晚上要收工了，叹口气说：又要回去见仇人了。人家问他谁是仇人？他讲是堂屋里即老婆是仇人。又问老婆怎么变成仇人了？答：有钱的就叫爱人，你回去她欢欢喜喜怎么不爱？没钱的还爱个屁，你回去尽看她脸色，比仇人还仇气大!。那时候我最喜欢扛把锯子帮他老人家干活，他总是把我抬举的晕乎乎的，而王师娘的臭干子汆汤味道也堪称一绝。
父亲手艺好，且制作工具也是少有的好用，当时同行们遇到难题,或者"家伙三"（即工具）不好用，都喜欢找我父亲讨教，父亲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人家。这样我家虽然很穷，但是朋友却很多，而我们小弟兄三个也有一班小伙伴，白天以我父亲为核心，到了晚上则是我讲故事的时候，常常是四五个小屁孩围着我们三兄弟，所以西头湾那个小茅草棚里人气很旺。
父亲不怎么喜欢我，大约是我叛逆性格很伤他的心，这是我经常挨打的主要原因。记得夏夜露宿街头的滋味，不管在哪里讨厌的蚊子总是如影随形，弄得我经常换地方.最厉害的一次是终于把我赶出了家门:头天晚上打了一顿,第二天天刚亮,老父亲一脚把我蹲醒叫我滚.滚就滚!我一骨碌爬起来就走.只知道往西走是芜湖方向.心里想着总不能在外讨饭吧?当走到敬亭山茶林场附近,看到有人在路边用钢钎凿石头.我凑上前问他们,咯要人帮忙?他们两个是江苏苏北人,在这里将石头剖开然后砸成石子卖钱.我主动说只吃饭不要钱,他们问了来历就答应我加入他们一伙.开始我只管扶钢钎,嘴上不说,心里可怕了.好在没有受过伤.后来又搬石头、砸石子。几天下来把背心晒得起了牛浆泡.那江苏佬真能吃苦,根本就没有蔬菜下饭,天天是一碗老腌菜.最受不了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被褥筒子里的虱子,说成把抓一点都不过分.可怜我晚上要和虱子斗争到下半夜才能入睡.导致我离开的原因是：他们答应买房东妇女的一双塑料鞋送给我却转而失信,我心里气不过,一个礼拜后回到家中.
听老娘讲她偷偷地请做裁缝的姚师娘打课，即：看相打卦，说我不超过一个星期准会回来。唉！老娘还是慈悲为怀的。此后下乡父亲常和那些农民调侃我，叫他们问我那一背心牛浆泡的来历。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
说到外逃，不能不提我的“裤裆拖堂灰”的朋友腊宝子。他和他哥哥出外赶会场卖馄饨，不知道什么错误被他哥哥痛打一顿，从此便杳无踪影。可怜他的老妈妈每天晚上就站在家门口喊：“腊宝子哎，回来啊！腊宝子——回来啊！妈妈想你啊！”那声音真是撕心裂肺，听了叫人痛彻心扉。特别是到年关，真不知道老妈妈的日子怎么过。一直过了好几年，他老先生身无分文地回了到宣城。那时候的腊宝子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必要讲一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家简单状况。父亲五十多岁，因为抽烟厉害患有支气管炎合并肺气肿，如果劳累过度，或者心情烦躁，就少量咯血。特别是当初在国民党部队打日本时右臂负过伤，天阴就疼痛无比。母亲因为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从小夭折，几乎哭瞎双眼，仅能在家做家务。我两个弟弟比我小五、六岁，当时他们头十岁，全都没念过书。我是长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帮公家做事，要结账每次都是我开发票，父亲对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点。虽然有十五、六岁，却是典型的矮、瘦、矬、穷。身高仅及十岁小孩左右。为此，父亲询问过宣师的赵校医。他撸上我的裤筒看看我的小腿说：你儿子小腿并不短，大概还没到发育的时候，将来不能算是矮子。到敬亭圩打箍，有个老奶奶介绍一个土方子给父亲：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碗糯米饭。此后我多次提醒父亲要鸡蛋和糯米饭吃，可惜一次都没吃到过。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可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讲起来不怕笑话，我真正的发育是从二十岁开始的，那之前我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当然我到底还是个矮子，因为我比我俩兄弟矮了好几公分。唉，就是这个命了，一辈子矮、矬、穷！
那个岁月，我们都是"多面手"。下乡打箍外，砍柴禾、扒树皮、倒山芋、捡烟头子、拾破烂全都干过。所谓“倒山芋”，年轻人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到农村人家山芋已经挖完的地里用小钉耙或者锄头再重新挖一遍，看看有没有剩下的。每次不搞个几斤回来是不好意思进门的。不可讳言的是往往“倒山芋”变成“盗”山芋。让我向上帝忏悔吧，阿门！
捡烟头子和捡破烂使我们颜面扫地。烟头子捡它干什么？老父亲好抽烟，但是又没钱买，于是我们弟兄三只好上街捡烟头子，回来后将烟丝用土办法卷成香烟状，父亲将它命名万字牌香烟。开始没经验，只在街头、路边捡，后来我往县政府会议室闯，乖乖 ！发现新大陆了，满地都是烟头子。找到经验后我就往公家跑，但往往给人家像吓贼一样地吓出来。
捡破烂不像现在好捡，许多好东西人家都不要，那时候什么东西不是宝贝？所以捡些破布、破鞋子，幸运的时候能捡些破铜烂铁。最看不惯废品店的老朱，一个瘦高个子、一张马脸。对我们这些“主顾”一点都不尊重，特别令我生气的是好扣称。为了报复他我也少不了使坏，经常把草鞋，甚至草窝子——有别于草鞋的草编的鞋子,裹在破布里卖，那东西打湿了特别打秤。有一次他特意搜我的篮子，果然发现了我藏在布里面的草窝子。你看他气得像姚明样的双手把篮子举着使劲甩到大街中心，嘴里骂道：老子叫你害我！如今我们弟兄在一起还常常把它作为笑谈。
至于砍柴禾，除了技术和工具外在身高和体力上我是吃亏的。第一天把镰刀磨好，第二天备好干粮，和伙伴们朝山上进发。往往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西边到过绿锦埠，北边到过军塘和红四岭。记得军塘那一次，由于想搞多点，挑得很吃力。那天，风特别大，恰恰走到一座石板桥上，一阵无情大风险些将我连人带柴火刮到桥下，好在我见机，抛下了担子。望望西坠的太阳，看看河里的柴草真是欲哭无泪。只得守在岸边，等柴草被风刮近身边又把它捞起来。本来就不堪重负了现在又增加了水分，咬咬牙挑起就走。没到造纸厂那里天就黑了，走走歇歇，正在万般无奈之际我亲爱的老娘接我来了！唉，不讲了。
还有一次做搭匠小工的经历，也讲讲。
那是远离家门到郎溪县十字埠茶厂，带队的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建筑社队长毛礼福。油布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人送到茶厂的一个分部，在四无人烟的一座大屋里安了家，找来些稻草，男女分别在两边一字排开打了地铺。在工地上干活可是不饶人的，不管是送灰的还是抬砖的，你要是有点含糊就只得打道回府。我虽然吃了个子矮的亏，但是做起事来从不示弱，所以一到晚上人累的像虚脱了似的，不过到了第二天依然生龙活虎。做了一个月下来要定小工工资了，最高的是和灰的——那时候混凝土是靠人工搅拌的，每天一块二角，最低的八角一天，一般的九角居多。大概是看我矮的原因吧，只给我八角一天，你看我气的啊，又不能跟他们吵。有几个拿九角的也当场就嚷嚷不干了。虽是嚷嚷可还是干了。我依然如故地做我的事，尽量和师傅们搞好关系，我就不相信你们故意压低我的工钱。果不其然，师傅们是长了眼睛的，第二月就把我补上去按普通的九角一天给我算了。
师傅们虽然做事时你追我赶，但是个个嘴上的荤段子不停，明明是要水和灰偏偏说来尿啊!至于和大姑娘、小媳妇说话更是口无遮拦。有些师傅诱惑我说：干搭匠多好？讨老婆不烦神，讲老实话当时是怪羡慕他们的。以致大家歇工的时候我还学着用瓦刀往砖上抹灰，不过很奇怪那灰就是不粘砖。看来，天生就不是吃这行饭的。毛师傅人很随和，一手京胡拉得很好，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很伟大。叫我帮他到十字镇打过几次酒，不过每次我都偷偷地咪它两小口。
茶厂工人大多都是北方侉子，我们只有到食堂吃饭时才和他们有所接触。在那个年代这些看似文质彬彬的一群是如何迁移到南方来的，他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人。
干到年关我们方才归来，第二年我进了农垦学校。
真正意义上的靠做桶匠且又独立挣钱倒是近二十年后，八几年的事了。那是我经历了农垦学校学生、水阳供销社临时工、解放军战士、班长、化肥厂工人一路历程，直至厂子弟小学老师才进行的“伟大壮举”。当时连身六口，我父母、我夫妇、俩小孩。工资数年都是三十三块五角。老婆虽也做小工砸煤但是和工人收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虽说东西便宜，毕竟杯水车薪！有人家已经看上电视了，小孩虽小也喜欢往人家跑。但人家讨厌啊，往往搞得哭哭啼啼地回来。怎么办？买一个！钱啦？一个黑白14寸的也要五百多块呀。大概是八二年吧？正好放暑假。我一咬牙挑起了老父亲的桶匠担子，趁天未亮窜出了化肥厂，一口气跑到双桥农村。二十年后一个年轻的、略有点自信的桶匠，在六十年代曾经伴随着父亲不知跑过多少趟的乡村，我又一次喊开了“打箍啊！”。
虽说打箍，桶匠担子里还带了两本书，刚调到子弟小学，我可不能误人子弟呀。有个慧眼识珠的大姑娘居然说我极像李谷一主演的，湖南花鼓戏里那个有文化的男主角补锅匠。老实说听她这么讲我嘴上虽然连连否认但心里还真是有毫晕乎乎的。
老父亲卧病在床非常担心我把人家东西修坏了，总是讲没把握的就不要搞，可是我胆子的确够大的。遇到一家抬出一个像小船那么大的一个敞盆，要求改小。说许多桶匠都讲改不了。我一看 难度不小,但估计能干得了.大约讲了十几块钱吧,他也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你看我就忙开了:拆、量、锯、剖、斩、刨，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下来，那桶帮就是合不拢。当晚天已断黑，只好就近在双桥岳父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忙了一天总算蔸起了箍。那农民老问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总不能讲我是化肥厂的教师吧？估计那盆下水会有些漏，不过我教他用桐油石灰补救之法会无大碍的，毕竟十几块钱不能白赚人家的。晚上回家向父亲禀报，把他老人家吓出一身冷汗，说那种盆老子年轻的时候都不敢下手，你真是胆子飞天！
一个暑假下来靠打箍挣了三百来块钱，加上家里现有的和借来的，慌忙上街买了一台14英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自此，小孩子不要往邻居家跑遭白眼了、老父母也破天荒看上电视了。一到晚上就忙着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和《霍元甲》。
自那以后我桶匠这门手艺就没有继续做了，我的桶匠岁月也正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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