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西头湾和三岔路
||
| 本帖最后由 敬亭老叟 于 2013-1-12 06:55 编辑 西头湾和三岔路 宣城人没有不晓得西头湾的.它是坐落在北门城门附近,往西拐的一条后街.我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先从西头湾讲起.严格地讲,我家在西头湾一个巷子进去,靠近小河,即过去老城关派出所后门处.门牌号码是"桃源桥16号",桃源桥的本名"寡妇桥"-------这也是老宣城众所周知的. 那块地皮原来是躲鬼子飞机的防空洞,我父母在解放前花袁大头请人把它填起来的.那时的父母踌躇满志,虽然盖的是三间草房却用的是街道门面才用得着的槽门,他们是在为开桶匠店做准备，可惜的是这个美梦一直没能实现。说到鬼子轰炸宣城,父亲讲过一件趣事:那天正和一个圩里上来的人在糖坊里讲事情,听到鬼子的飞机远远地过来了，就和那人讲要找地方躲躲,怕飞机要丢炸弹。那人说：“过你们该亮佬胆子太小，它炸它的，过就将好将炸到我哒俩个？”岂知话音未落飞机已到近前，一阵呼啸过后天崩地裂一样的炸弹炸开了。转眼那个人不见了，好大一会老先生从熬糖的大灶里把头退出来，搞得一头一脸的黑灰。带着哭腔说：“过东西那晓得过么狠煞？把老子赫煞个唻！”。边说边挑起稻箩一溜烟跑掉了。那时侯父亲因为抗日负伤，在国民党武汉军医院治疗，伤愈后退伍回了宣城。父亲的右手臂有一处贯通伤，所以打我记事起就没看到他老人家伸直过右臂。 由于我前面两个哥哥都是从小就夭折了,所以1947年我的降生就格外显得重要了，我大妈自告奋勇担当了咬脐带子的重任。为什么咬断脐带的小孩就能长命百岁？也不知道那些迷信家是怎么想的。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最愚蠢的办法，万一脐带感染了嘴里的细菌是会将婴儿送命的,过去婴儿所谓的偷生鬼、"七脐风"就是源于脐带感染!我的命运多舛其实从降生那刻起就开始了。 我这个叫咬脐的那时是当然的惯宝宝,用父亲的话讲叫吐出来怕冻了,含到嘴里怕化了。事情也怪，小孩越是精贵越难带。凡是小儿毛病我都几乎占全了。什么疳积啦、腹泻啦、痄腮“腮腺炎”啦,至今我都记忆颇深。那时治疗小儿疳积是用大号钢针在双手的指关节处扎，放出白色的液体。刚开始肯定是大哭大闹，后来架不住大人戴高帽子，扎就扎吧，哭了还不是疼？疳积能否扎好?至今仍是谜团。父亲说过治疗腹胀的事，当时我腹胀如鼓，四肢如柴，吃了多少药也不见效。恰遇一走方郎中，说他有办法。只见他将一应药物用灰面加水搅拌，炕成水糖稀粑粑趁热贴在我的肚子上。不大工夫就听见肚子响,接着就开始拉稀，说拉了有小半盆，自那以后，腹胀大为好转。父亲常念叨：走方郎中还是有能人的。腮腺炎是很令人痛苦的,发作起来腮部红肿,疼痛甚至全身发热，严重的还能导致睾丸炎而至绝后。 给我治腮腺炎的是西头湾大名鼎鼎的胡八爷，他老人家当年是清红帮里辈分很高的帮主。据说他曾带领着宣城的帮会参加过国民党发动的反清起义史称”天宁寺起义”，而天宁寺就坐落在西头湾过去一点的老宣城师范。可是，当给我治病的解放初那个年代，胡八爷这个高大魁伟的慈祥老人能苟活人世就已经是万幸的了。治病的方法近乎于巫术:用上等好墨研汁再用毛笔沾墨汁在病腮部画圈,边画边念咒语,直到画满病腮就算完成治疗。说来也怪，每次发作经他老人家一画就好了。听父亲说，那个黑墨可是经过特殊加工的：五月初五午时将黑墨塞在蟾蜍的嘴里然后把蟾蜍密封在罐子里,到第二年五月初五午时过后启开罐子,取出黑墨.据说只有这样的黑墨方才有效。 那时的帮主被称为先生,会员称为学生。父亲讲他也是八爷的学生，上次讲的那个腊宝子的父亲蒲四爷同样是八爷的学生。有一次他们还到茶馆吃过“讲茶”：两派人为一件摆不平的事在茶馆协调，理屈的一方要赔礼道歉并且负担茶钱。不过往往是实力大的一方在理，而八爷这一方实力雄厚，自然是不必负担茶钱的。 我家搬到三岔路农村以后，八爷还去过一次。穷困潦倒的八爷当时上山采夏枯草正好路过我家，他说是留着给人治病，其实我们知道他是靠卖草药维持生计。老娘炕了一锅水糖稀粑粑，老人家吃得很开心。望着他高兴的样子，我们也都很欣慰。过了不久，粮食过关那阵，听讲他老人家去世了。他的故去，带走了一个时代。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出过多少英雄豪杰？胡八爷身上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怕始终都是个谜了。 再讲咬脐我自己吧:虚三岁那一年,毕桥发水。在家婆的小楼上，大人们是心急如焚，我却很开心。把铜钱抓着往窗外水里砸，老娘不给我砸我就哭闹，惹得老娘把我打了一顿。我恍若梦中般记得此事，所以当我稍大时提起此事，母亲很是惊讶。也许那是我人生第一课吧？所以印象特别深.下来更深的一课是五岁那年：一个货郎挑着许多木制玩具，有小红缨枪、小木刀、小木人等等。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了一把关公刀就玩了起来，谁知大人都没看见。那货郎走了我父亲看见了我在玩刀，一把夺了过去追上那人把刀还给了他。回来看我在哭闹就狠狠地乓了我一顿，教训道：“没有给钱拿人家东西叫“偷”，偷东西就要讨打”！稍长后他还讲过一个“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一个因为偷东西而犯下杀人罪的死囚犯，临刑前要求吃一口母亲的奶。悲痛欲绝的妈妈当然要满足儿子的最后要求。可是这个儿子却将妈妈的一个奶头子残忍地咬掉了，他对着大家说：我小时候哪怕偷人家一根针你都满心欢喜，叫我学会要偷好东西，害我什么事都不会做，只会偷。如今偷人金店，犯了杀人罪。临死之前我要让天下的母亲都知道千万不要叫你下人贪小便宜，“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啊”！这个故事对我震动很大，至今印象深刻。 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西头湾是由一个豁把嘴挑头的.领导说要由贫雇农当领导,谁最穷就让谁干.大家一致认为豁把嘴最穷,他是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叫花子.他带领几个人开个会,议论一下哪个要杀头,哪个要当劳改,然后由土改工作队领导把把关就定下来了.这个过去谁也看不起的人转眼之间变成了活阎王,有些得罪过他的人干脆远走高飞躲得远远的.至于当初有没有错杀人,抓错人不得而知.不过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倒是事实.西头湾有些人吓得自杀而亡就是明证.我家对门的刘伯伯曾经当过"行动队"队长,要讲起来也没犯什么法,更没有血债.在听到豁把嘴的威胁以后就在宣师那个地方自杀了,留下孤儿寡母整天哭哭啼啼.后来坚强的刘妈妈靠拉板车谋生养大了她的儿子,而他这个苦命的儿子又在文革前被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很重的刑.刘伯伯这一自杀不打紧把我老父亲可吓坏了,他们都是一个行动队的啊.好在父亲从来不得罪人,特别是豁把嘴这种可怜人,所以一直都相安无事.有许多人都知道北门十字街任一炳的故事吧?他老人家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典型:其实他只是国民政府公安局的救火大队队长,结果被决定要枪毙.已经五花大绑关起来第二天就要行刑了,夜里来了公文救了他一条命.此后他利用专治肿毒的绝世医技为普天下穷人治病,永远呵呵笑着的他绝不收别人分文.他的奇异经历和善举老宣城没有不知道的. 到了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小九华老师说"咬脐"这个名字不好,要重起个名字.父亲找到隔壁的汤老师,他也在当时宣城大概唯一的小学校"宣城新建镇小学"当老师,学校所用校舍就是当年的尼姑庵.汤老师和我父亲花了好半天时间最后除了姓氏、辈分排行是固定的字以外赐名为“祥”。 汤老师是李奶奶家的小女婿，一看就知道是个英气十足、才华横溢的人。当时女儿才出生不久，叫小华。大概也就是给我取名字不到两个月吧，就被逮捕了，不久当老师的漂亮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宣城国民党三青团的书记长。多年以后他劳改回来下放到乡下，有一次已经失魂落魄、步履蹒跚的他在姨姐帮助下把女儿找到我家，好让他们父女相见.那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小华怯生生地靠在她大姨身边,惊恐的大眼睛盯着这个满头白发的陌生男人.汤老师多么想抱抱他的心肝宝贝啊!可是小华就是不敢让他进前.大家都叫小华快喊爸爸,汤老师用近乎哭腔喊着：“小华、小华我是你爸爸啊！快喊我啊。”尚不懂事的小华说什么也不敢靠近他的爸爸，他爸爸越是喊她她躲得越远.最终小华也没叫一声爸爸,更没有让她爸爸抱一下.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的汤老师看看太阳要下山了，把荷包里仅有的一点钱掏出来看着姨姐把它装在小华的荷包里才长叹一声说:"她不喊我也好,省得以后她想我,我怕也来不成了".果然,不久他就去世了,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解放初手工业工人也要走合作化道路,于是父亲和他的师兄弟们都组织起来成立了木器厂，那就是后来的缝纫机台板厂的前身。不过有了组织也就有了麻烦，最让父亲害怕的就是开斗争会。那时候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被斗争的人，特别是历史问题，揪起来就没完。从那个社会走过来几十年除非是脓包、痴呆总会与旧政权发生些关系。比如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父亲就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又当过警察，如此便时刻提防被揪出来斗争。每当有什么动静他就心惊肉跳，所以没多久父亲回来单干了。他的几个师兄弟只有一个姓夏的坚持到退休，前文所说的王傻子虽然在厂里改造带锯被锯掉了一节手指但最终还是离厂单干了，另一位叫秦树森的师弟没逃脱被斗争的命运悲惨的自杀了。据说斗争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家境殷实的小老板。 从镇反开始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合作化，每个运动都要搞个人人过关。我虽然那时候还小，但是也随着妈妈参加居委会的各种名目下的居民大会,也经常有被批斗的人带着高帽子游街,还有宣传队在街上演的话剧.其中印象深刻的就是抗美援朝动员歌曲:"小孩子妈妈你别哭,我去当兵你享福.家里还有三担稻,你把我小宝宝带好着,-------带好着!"至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也是那时候的流行歌曲。 在那种背景下我走进了幼儿园,当年虚八岁。学校没有盖新房子，完全是占用小九华的尼姑庵.尼姑也有三两个，她们栖身何处不得而知.只是偶尔看到她们现现身.印象最深的是那口大钟,直到多年后去那里,那口钟还在.它历经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都没被毁掉，如果不是奇迹的话那只能说佛法无边了。 幼儿园也只有个把班，两三个老师带我们。学了一些歌大都忘记了。唯有“找呀找啊找呀找”还能从头唱到尾。后来我经常唱着这首歌的曲子和我俩小孩一起围着牛屎跳”牛屎舞“，那是后话就不讲了。同学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腊宝子等家门口的几个还记得。不过我仍然记得我坛名人”我是老赵“，当初我俩很玩得来。最好玩的玩具就是用绳子牵着的，有轮子可以跑的木头鸭子。最好玩的游戏是”丢手绢“和”老鹰抓小鸡“。 曾经因为没即时给我玩小鸭子和老师扭打起来而被罚站，那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挫折！记得那个姓窦的女老师气得不轻，把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难道我就不气吗?讲句玩笑话,我一直气到今天. 我是上世纪五四年虚八岁时报名入学的,老父亲领我报名后,我们几个家门口的上学就结伴而行了。虽然离家有好几里路,好在那时候没有车祸一说,也没有拐子抢小孩一说.北门街道在当时还是很有生气的,虽然没现在的宽,但是布满了商家.早上花一分钱或者两分钱买一块油炕糯米粑粑,或者两根油条就是早餐了.路是青石板铺成的,中间被独轮车压的深槽似乎在炫耀着这座老城厚重的人文历史.别士桥和扬泗庙是我们经常驻足玩耍的地方,特别是扬泗庙的飞檐吊脚和她凌空而架的雄姿今人怕是复制不了了. 几位老师的姓很好记,有姓巴的、姓花的、还有那位姓窦的。巴老师最为年长而花老师最为年轻。花老师把腊宝子的头往黑板上撞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她的名字和我的一样，当然我们不同姓。窦老师是合肥人，她教我们唱“我亲爱的祖国”时不把"爱"唱成"ai"而是唱成rai,以致其他老师都纠正不过来。巴老师是位慈祥的老妈妈，就住在城墙头那里，多年以后我还到她家玩过。 校门口的坎子下面就是一个水凼巴子，那可是一汪清泉，下课后如果口渴了我们就去用双手捧水喝。右面的小山上是一片柿子园，夏秋季节结满了柿子的树林是我们小朋友理想的天堂.只是传说树林深处有比老虎小不了多少的野猫，所以只要去玩我总是对那里警惕地张望着。 说来奇怪,我只在那里读了个幼儿班,却怎么就永远忘不了那情、那景、那人、那物？ 有一回放学的路上看到扬泗庙过来有一家正在做丧事，几个人正忙着盖棺材的盖子.那个女主人哭得死去活来 ,和盖盖子的纠缠着不给他们盖。而那帮人不由分说，一声呐喊盖上了盖盖子就用大钉子钉了起来。他家里人那个哭啊，真是太伤心了。自那以后我知道了人是有死亡的，而死亡是非常可怕的。以后又看到道士给人家做斋，道士念念有词倒不觉得什么，就是那锣和钹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咵咵器”敲起来有毫吓人。更不要说那些挂在墙上的画子了，其中有死后过奈何桥、吃忘常面的，不太敢看的是黑白无常抓人的、牛头马面用铁链锁人的、掉到毒蛇窝里的、被锯子锯的、被斧子砍的、下油锅榨的，总之人们能想起来的酷刑那画子上都有。话又讲回来，那些受刑的据说都是在生前做坏事的，而且它一一对应地告诉你要怎么受报应.比如被割舌头的是在阳间好骂人的、溜虚拍马的、撒谎骗人的；被磨子磨的是不孝敬老人的、虐待、拐卖小孩的；下油锅的是欺压人民的、贪污受贿的。好了，我不多讲了，反正现在的人又不相信那一套。 在讲搬家之前,我还是要回忆一下左邻右舍:腊宝子的父亲蒲四爷老夫妻俩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自忙自己的营生.老人家和四妈在一起过,而四妈对老头子又不怎么照顾,所以去世前的境况很苦.常常是蹒跚着拎两个水瓶到水沽炉子那里去打开水,后来我就接过了这个任务,经常替他去打.老人家那双手作揖和感激的眼神使我无怨无悔地为他效力；我后门住着菜园地的李伯伯一家.老夫妇俩有两个儿子,也是苦的像黄连一样.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在码头上扛包,讲过许多他们"打码头"的故事.粮食关还没到李妈妈就去世了,接着大儿子参了军.能说会干的小儿子不知怎么的得了"铁骨流痰",现代医学叫“骨结核”。后来严重得不能下床了，在床上饱一餐饿一顿的。更要命的是大腿烂了两个洞，每天都要流很多乳白色的脓。他跟我们分享忍饥挨饿的经验就是要能睡觉，说睡着了就不晓得饿了。就是那样他从来也没绝望过，说：“你别看我这样瘦，只要毛病一好，几餐饱饭一吃马上就长胖了.”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对人世的不舍到天国去了.和他走的无声无息不同的是,他的老父亲去世前在床上喊了一晚上:"那高头!""那高头!"后来他被葬在宣师后面，三角塘上面的山上，那里是他老伴的安身之地。唉！他讲的那高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他的大儿子退伍回家后痛不欲生，后来被分配在汉中三线工厂，据说也因为糖尿病不在人世了. 更加苦命的人无外乎昂胜义、昂胜发兄弟俩。他们的父亲是篾匠也就编个竹篮卖卖钱，本来家中就一贫如洗，夫妻俩还相继撒手人寰。丢下这兄弟俩事小，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啼饥号寒。兄弟俩都还只在头十岁左右，可是他们却自强不息硬是靠抓鱼摸虾，捡破烂维持着生计。后来有好心人收养了他们的妹妹，兄弟俩相依为命总算是熬到了成年。他们同年参军入伍，有点诡异的是竟然有人当着老大的面说：“你当兵好啊，以后我到烈士公园去纪念你”。虽然讲这个话的人也受了惩处，而老大昂胜义果然就牺牲在越南战场上。老天真是不开眼啊！老二还算是幸运的，回来进了纺织厂也熬到了退休。可是他吃惯了苦，闲不下来，开个大雅机挣点小钱。等到觉得不舒服了，一检查却得了晚期癌症，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个没享过福的人。 解放前跑江湖卖针为生的杨伯伯后来参加了第二百货公司,他们老两口总是笑呵呵的.杨伯伯能把宣城九街十八巷一口气报出来,如果高兴起来唱起卖针的小调能把我们笑得肚子痛.据说他的铁头功很厉害,就凭这一手在江湖上没吃过亏.倒是有一回在家门口和潘家糖坊一个常州人叫金生的搞翻了打起来,那金生知道他的头功厉害所以早有防备,身子一侧让过去了,把个杨伯伯搞个大马趴.不过我们小辈人只是当笑话听来的,也不知真假;用丝网划小划子张鱼的王伯伯养育两男一女,老夫妇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的.王伯伯是看三国的底子,可惜写不了字.他有时候跩起文来很得我老父亲的羡慕.比如他骂人家"食而不知其味"这个词,我父亲就经常借用来教训我.当年我们从三岔路搬回来,草房子被大水淹倒之后就借住在他家的.那时候看他捏着竹卡子把泡胀的小麦戳上去,然后挑着丝网、竹卡子和小划子出去,不到中午回来就有好几斤小鱼的收获.老奶上街卖鱼,老头子就去打酒,中午喝过了酒,睡过午觉以后到澡堂子洗把澡.和大家在一起"山今海未"一番打道回府.因为他能"山"所以得了个"王大话"的绰号. 西头湾没有不知道潘家的,老爹爹是常州人.解放前开了个大糖坊,好几个工人也是家乡带过来的.合作化以后糖坊地址变了.可是潘家的房子在西头湾面积算是挺大的.慈祥的爹爹奶奶都是高寿的人,特别是潘爹爹享年近百岁才去世.我父母没盖房子前就租住在他家后院.院落中有一口水井,我们经常在他家打水用.特别是那棵葡萄树,葡萄熟了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小家伙最兴奋的时候.潘妈妈是居委会的街道小组长和我老妈是好朋友,对我家有很多关照.潘伯的兄弟我们喊四爷的,就是因为当年讲了一句苏联人靠不住"指望大鼻子失误事",就被抓去当了好几年劳改.回来后一直以拉板车为生,只是改革开放后子女混好些了才享了几年福;潘家斜对面的是孙家面坊,面坊虽然不大但是历史悠久.你们想想看,解放前的老面坊直到今天还在开着,悠久不悠久?当然之前有过中断,不过那原因是谁都知道的.孙老妈妈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累死累活养育着一对儿女.现在的面坊主人正在为拆迁中如何维权犯愁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互助组”、“合作化”等名目繁多的运动中，虽然经济上未见多少损失然政治运动早就让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今天斗这个明天杀那个，为旧政权卖过命的父亲逐渐感觉到了对自己的巨大威胁。大概老人家认为农村是他避风头的好地方，于是举家迁往三岔路。当时我家共计五口，父母和我之外我又有了两个弟弟。西头湾的三间草屋以区区三十元钱典给一位曹姓瓦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回来，那三十元钱还得退给人家。这是我稍长之后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迷，懂事后方知道经常借高利贷的父亲算的是他那门账。 三岔路在宣师后面，三角塘上去往畜牧农场方向的一个三叉路口，即今天的蓝天小学后面的蓝天新村所在。当年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农村。三岔路东有三角塘、南有施村和花园村、西有孙家庄、蒋家庄，北有铁牛冲、顾村和畜牧农场。虽然总共才五六户人家，但是我的启蒙学校却是以三岔路命名的。——尽管它坐落在往西去的几百米开外的坎子下面。所以三岔路人还是很有身份的。呵呵，这是玩笑话了。九岁的我在小我5、6岁的两个弟弟面前已经是小大人了。搬家时我也跟父亲一道扛些竹木板凳，带着两个弟弟有说有笑的走到新家。新家虽然也是草屋但身价确实比西头湾的草屋要高，因为是它是土墙。而西头湾的却是草壁子墙。房子是买自一个姓龚的木匠的，他在西门临街买了一所旧屋。 那时农村组织了合作社即是后来人民公社的雏形，而合作社晚上有扫盲的夜校，父亲带我去过几次。一户富裕点人家的堂屋中间一盏明亮的汽油灯，小青年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汽油灯了，点那种灯是需要打气的。淳朴的农民们在灯光下很是高兴，识字之外就是嬉闹。记得当抽到“鞭”字卡片的时候老师是这样教的：鞭子，赶牛的鞭子，底下有人问“搞鞭子”的鞭是不是这个？接着就是一阵嬉笑。在那里我也跟着学了好些字，那些嬉闹的长辈们早已作古了，连我这个当年的小把些也成了老叟了。 我报名进了三岔路小学正式读一年级，就此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几间土墙草屋，三面垒着布满灌木的土梗，中间一片不大的操场，一共三个班级，是典型的初级小学。一个叫昂信中的老师兼任校长，老人家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身高1米近8，膀阔腰圆，声如洪钟。因为他为人耿直，急公好义，又有文化所以很得我父亲及当地老百姓信赖。虽然当时我还小但是从他身上能体味到什么叫正直和公义。一次做算术和父亲产生了争论，老父亲带我去找昂老师。昂老师支持了我的算法，并且侧面批评了我父亲在教子上的武断，使我感触极深。由于我对他有好感自然总在他身边转，一次听他和几个老师一起背成语觉得很有意思，便和他并排坐到了一起，这下使他发起火来，严厉地批评我没大没小。颜面扫地之后使我知道和尊者交往是要有一定之规的。 也不知教了我们多长时间，一天早上上学说昂老师被逮捕了。我们一班学生茫然失措之后是痛哭失声，纷纷讲要把老师保出来。后来听讲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这一抓去就是数年。好在他身体强壮竟然能够挺过劳改这道鬼门关，释放后回家务农终老。老夫妇俩有个儿子当年参加了海军，我曾亲眼见过他儿子穿着威武的海军服在我家门前经过。最终受父亲的牵连不得不退伍回家，据说因迁恨于父母竟然和老俩口断绝了关系。不过在那个时代他这种做法是再正常不过的，响当当的“平西王”薄同志当年还斗争过他老爸哩！昂老师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记得一次偶遇，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老人家仍然腰板挺直，健步如初。听讲我已经在子弟小学当老师了，老人家很是欣慰，赞许有加。 唉！我幼年所尊敬的汤老师、昂老师呀，你们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为什么不被新政权所容呢？春秋时候的齐桓公和唐朝的李世民还知道任用他过去的敌人使自己成就大业，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却做不到这些，我只能说你们生不逢时了！ 在来来去去诸多老师中有位张老师印象最为深刻。他们夫妇俩都是宣城师范毕业的徽州人，总是满脸微笑和蔼可亲。因为经常到我家来玩所以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他老婆到我家磨大麦，我们兄弟俩自然帮忙推磨。我们肚子不争气老是想放屁，当着女老师的面怎好意思放屁呢？可那是闭不住的，越闭反而放得越响。我们想笑又不敢放肆地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在一片屁声中哄堂大笑起来，把个结婚不久的女老师羞得满脸通红。有一次他们将一个包放在我家，包里有糕点等食物。我们弟兄见到此等稀罕，实在忍不住了，便捏了一小块分着尝了起来。虽然没敢多吃，我兄弟却就此不好意思去上学了。老父亲本来对孩子读书就没多少积极性，于是我家多了两个文盲。 还有个女老师姓姚，她很喜欢我，上课提问她总是鼓励我发言，到学生家家访她也把我带着。记得有一次到畜牧农场一位同学家访她带了好几位同学，我们一边走一边唱很是快乐。她穿了一套灯芯绒的衣服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很稀罕的，那种布料是有棱子的，裤腿摩擦起来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至今我都忘不了那一天。 带给我们活力的还是每年到学校来实习的宣师的学生——准老师们。他们总带许多故事书来，亲自读给我们听之外还让大家选出来的小老师我读给大家听。虽然我识字不全，我总是努力地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做着白字先生的我深深地陶醉其中。我的表现欲在那时已显露出来，并且有时达到以风作邪的程度。每次他们结束实习离开学校，我们都依依不舍甚至痛哭一场。唉！真是纯之又纯啊。 说起我那时的以疯作邪真是不可思议，为了证明我胆大，我竟然喝墨汁。至于和同学们“抱高子“摔跤那是经常的事。我们几个要好的在一起有个称呼叫“老交”，至今有几个“老交”还在“交”着呢。在以沉默面对提问为本份的环境中我是最架不住老师鼓励发言的，大家虽然喊我老油条可是班长还总是选我当.当年我们最拿手的游戏就是打画子、打三角。画子是买的，各种图案都有，三国人物、水浒人物以致飞机、军舰、还有各种飞禽走兽等等。三角是用废纸叠的。有空就打起来，打翻过来就算赢家。以后又发展到打弹子、铜钱、铜板、打银各子。 最悲催的一次是掉了一个笔刨子。父亲买了一个新笔刨子，他用小钻特地钻了一个洞用麻线穿好给我，吩咐我要好好用，别搞丢了。当时这可是个大家当，既实用又可以当玩具，我当然如获至宝。谁知没过几天竟然不见了，告诉老爸后我的灾星就到了，那一顿好打呀，用他家伙担子上的三尺抡起就抽，直打得我淌鼻血钻了床肚。几天后我无意间发现笔刨子躺在一个同学的笔盒子里，找找要他说是他买的。结果通过老师指着那个穿线的洞，让他无话可说这才还给我。此事反证了一个事实：穷人的孩子经得打。 三年过后初小毕业，大部分同学都报了石板桥小学。父亲要我报宣师附小，【校址是现在准备拆迁的六小】而宣师附小是要考试的。好在我的成绩不是问题，发榜的时候看到我的名字很是高兴。 这时候正是各项运动走火入魔的时候，我们头十岁的小学生也叫我们大办钢铁，抬矿石，砸矿石。记得在西头湾的斜对面的二小，我们经常在那里被矿石染红了鼻子染红了脸。有次不小心一锤子砸了左手大拇指，当时就痛彻心扉。一看指甲盖紫了一块，谁知日后竟然因此把老指甲给换新了。所谓大办钢铁简直就是瞎折腾。用“观音土”——一种白色的泥土做成的小土罐把铁矿石放进去。再放到小土窑里架上柴火烧。极少数炼成铁水的用沙模子倒出来就成了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的道具了。为了急功近利，地方政府号召老百姓把所有的废钢铁都拿去炼，到后来就直接到人家把锅砸了、把门环下了拿去炼了。理由是都共产主义了吃大锅饭了还自家留着锅干什么？很多地方的小高炉都用大红字写着“压英炉”、“超美炉”。最有规模的还数酒厂过去的钢铁厂，那几年出过不少风头，但也留下了许多凄惨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大概劳累过度竟然一头栽进装满铁水的炉子里，瞬间化成了一阵青烟，他的妈妈每到他死的那一天就在那里边烧纸边凄厉地喊他回家。 那时候是全民拉差，我家虽在农村但是是非农户口，因此经常要父母做义务工下乡干农活。老父亲要挣钱养家糊口，所以我视力不好的老妈就只好被拉差。有一次老妈妈直到掌灯时分都未回家，我们都很心焦，原来是因为路不熟搞迷失了方向。母亲回来后描述她在黑森林里摸索的场景把我们都吓得心惊胆战，又得遇好心人指路、带路也让我们感激万分。大队民兵营长叫樊义国，他一到我家准是喊做义务工，我们弟兄三都狠死他了。有一回老远听到他的大嗓门，我们就在家里骂：樊义国——毒毒毒！樊义国——毒毒毒。忽然他的声音在我家窗户飘了进来，吓得我们三个钻了床肚。多年之后我们弟兄讲起来还觉得好笑。 那年代还兴起灭四害的闹剧，所谓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老师鼓励我们上交老鼠尾巴、麻雀腿以致蛆蛹。害得我们经常在厕所的土地上挖蛆蛹。有一回全县组织打麻雀。所有人员每人扛着一根扎着大扇子的竹竿到农村去分开一定距离站好，然后挥舞竹竿并齐声吆喝，吓得那些麻雀和所有飞鸟无处栖身。所有人都像疯了一样扯着嗓子大叫大嚷，据讲，那一天打下来不少飞鸟。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事。那阵势恐怕任何拍大片的导演都想象不到，复制不来。威权之下什么荒唐事不可以出现呢？ 在各项生活必须品都要凭票的年代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可能是57年吧，恰恰搞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说不要搞温情主义，要相信党的一片好意，勇敢地帮助党改进作风，改正错误，引得一大帮人踊跃发言。三叉路有个姓胡的，在会上说布票发得太少了，“布票一尺七，男的兜不住吊，女的兜不住嫳”，当时就引起一阵哄笑，那时每人一年的布票果真只有一尺七寸，确实做不了一件短裤。就是这样一句大实话到了大辩论的时候他天天被罚站在会场上挨斗，积极分子问他，你看到几个人打光吊了？你诬蔑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诬蔑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太反动。边批判边打他嘴巴子，要不是他三代贫农又没有文化，不送去劳改也要打个右派。老父亲回来跟我们讲：我就晓得汤头子不对，开始那个甜言蜜语就是哄我们讲，还讲把苦水倒出来了就跟党是一家人了，叫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又说是引蛇出洞，打了一大批右派。十分庆幸父亲能看到“汤头子不对”，否则我家绝不会有好汤头子的。 眼看共产风，粮食关到了。有个姓龚的饿得架不住在山芋地里挖了一兜山芋，被自己生产队的人抓到了。恰好绑在我家屋边的一棵桦树上，在那里站了一整天。胸前挂着他挖的那兜山芋，那既羞愧又愤怒的表情实在让人难以忘怀。我家虽然配点口粮但是也让所谓的副食品比如大麦仁、黄豆粉占去了大半，就那点口粮还一减再减。好在我父母开荒种了些庄稼，有麦子、山芋、马铃薯等等。在那个年头地里的东西只有收回来才是自家的。一片小麦准备收割了，到地里一看就剩麦茬了。父母急得两眼发黑，我指着路上散落的麦穗说，就顺着这个找。结果顺直不打弯找到四、五里之外的顾村一个小伙子子家。他正在堂屋里堆稻草垛，旁边散落的麦穗告诉我们那草垛下面的真相。父亲几把稻草掀下来，那新割的麦穗漏了出来。挑着失而复得的麦子我们凯旋而归，仔细想想我还真有些狄仁杰的天份呢。 共产风那时，农民们还小快活了一阵子。到时候就到食堂打饭，不管干的稀的肚子还能填的饱。吃饱了，听到铃子一响就扛着农具下地，三五成群有讲故事的、有东扯西拉的、有打情骂俏的、有噘噘骂骂的，至于农活大家都不是讲究的，如果不讲精神追求倒不失一派共产主义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还没维持到半年，很多地方就断粮了。刚好那时候正在放《洪湖赤卫队》电影，有句歌词唱道：洪湖水浪打浪。农民们就拿来形容食堂里的稀饭或者稀糊。那时候的生产队长是绝对权威，他如果看谁不顺眼连那种水一样的稀粥都不给喝。至于大队的、公社的书记们则更是了不得的人物了。朋友讲过，一个公社书记喜欢嫖女人，他看中的就给她一点好处，比如入党，当妇女主任等等。有一次他到一个妇女主任家准备干坏事，一看她男的吃了中饭还没上工，就亲自敲起了钟催农民上工，大家虽然有意见但一看是公社书记敲钟，谁还敢赖在家里不走？人家前脚走，他后脚就和妇女主任上床了，据说他用这种办法屡屡奏效。 三岔路也开始饿死人了，那位卖磨子给我家的姓罗的全家都死绝了。有个叫叶玉林的，我们弟兄都很尊敬和喜欢他。他总喜欢在我家讲故事，看不出他有一点悲观，可是一段时间没来，我们一打听也是饿死了。我家隔壁的歪头叶伯伯也全身浮肿不久也饿死了，饿死前躺在床上喊”老子要是能到茶馆里敲个小锅子吃死了也能闭眼了，——唉！“我家日子也不好过了，粮卡上配的粮食越来越少。当时那口磨子真得了劲，家里种点粮食比如麦子、高粱在磨子上一磨就可以下锅了。随着苦日子的逼近母亲只得带着我们挑野菜，挖野胡萝卜和在米糊里给我们充饥。那是我到油榨中学读书时发生的事：老母亲带着我两个弟弟在畜牧农场山芋窖边装回了人家扔下的烂山芋，回家削了过后煮着吃，结果三人全部中毒倒在家里。好在他们没吃太多，否则全都会性命不保的。老母亲那时瘦得脱了形，我真怕她哪天走出去就回不来了。 记得六年级毕业那年到学校去照相、体检。我刚刚吃了一大盆子稀糊，肚子鼓得大大的，走起路来肚子里的水呼呼响。可是不去又不行，在女同学面前挺着个大肚子那种尴尬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回中午没饭吃，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把操场前边地里的一颗老窝笋用小刀切碎拌酱油吃了，那滋味还真是鲜美极了。结果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顿，原来那是用来留种的。那时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有餐饱饭吃。 要说我当年的胆子还真不小，从三岔路到附小必须走小路经过几个小山头。六年级晚自习我拎着马灯一个人来回走也不知道害怕。那一路上都有埋死人的新坟茔，甚至有的腿脚还漏在土外面。有一个坑里丢了一个死小孩，身上衣裳也被野狗拖了。头天看还好好的，第二天靠屁股那块被刀割了整整齐齐的一大块肉 。八成是被人割回去吃掉了。 我曾亲眼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在别士桥那里抢人家的包子吃，他也不顾人家的打骂一只手往嘴里塞包子，一只手将另外的包子望裤裆里揣。还在东门大桥看到一个农民站在桥边吐着绿水，旁边有经验的说这个人不行了。说着说着，那个吐绿水的人就倒下去断气了。至于后来在油榨中学参加到对面的养贤公社搞监打监收时所见，整个村子的人死绝了，家家门前长满了蒿草，的的确确是事实。什么叫监打监收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看着农民收割庄稼，防止他们把粮食偷着带回家。防农民如防贼，真亏得那些人能想得出来。 饿死人后的草草下葬助长了野狗和野狼吃人的本性，那年头闹狼巴子确实是蛮恐怖的。大热天的夜晚人们在屋外睡觉，说不定什么时候狼巴子就来对你脑颈把子咬一口。我们经常在睡梦中被“吼吼”的赶狼巴子声音惊醒，然后再加入到“吼吼”声中，父亲则是拿着它的檀树扁担随着众人去打狼。虽然大多时候是人们的虚惊但真把小孩给拖走了的事就在路南不远的施村发生了。老施家两个双胞胎姑娘：大荒子、小荒子，当年只有4、5岁。那天天还没断黑，小荒子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解大便被狼拖走了。全村的人跟着追了几里路结果跑到森林边缘时天也断黑了，大家就不敢前进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葬身狼腹。路北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是光天化日之下被狼扯住了脖子，幸亏他大声叫喊引来了路人才把小命包住了。狼巴子闹得年头还真不少，直到我们63年重新搬回西头湾，我家屋后的大老李还被狼咬了。十字街以下到夜里经常有人喊打狼。有一回写作文我把街上的美景描写过后说道：看到城市人欢马叫好不热闹，回到农村鬼哭狼嚎一片凄惨。老师用他如椽大笔把我这段自以为得意的话一勾到底，但是他没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其实那时候哪里来得人欢马叫？到处鬼哭狼嚎却是真的。真的又有谁敢讲呢？报纸广播里天天都是歌舞升平、形势大好，资本主义危机重重、日落西山。所以老师看到这种堪比右派言论的句子当然是噤若寒蝉，立马划去了。 越是贫穷的年头就越是滋生蚊蝇，打摆子即得疟疾的比比皆是，我也未能幸免。疟疾的典型症状就是先发高烧然后又奇冷无比。有日日虐和间日虐之分，无论你有如何好样的身体，只要得了此病也会被折磨的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记得那时走着路犯起病来就只好在路边躺着，任凭再大的太阳晒着也还是个冷。头脑子烧得胡思乱想，噩梦连连。其实只要几片喹啉就能制服此病但那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生病只能拿命去拼。此病直到我成年之后方才断根，真庆幸它没要了我的命。好在那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戴着红领巾上学还蛮有点优越感的。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相继借阅了《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西游记》等书。《西游记》使我入了迷竟然靠在坟边看书忘记了上学。有一次晚上回家，老父亲问我放学啦？我说放学了，话音未落只见老人家家伙担子上的三尺舞将下来。——“你上学了，刘老师还跑来告状讲你没上？”那顿打可想而知是有点惨烈的。后来老父亲讲，刘老师讲的有些小家伙看《西游记》爬到树上学孙悟空跳下来跌死了。话讲回来我那时候是有些神神叨叨的，总觉得自己也能像孙悟空那样飞起来。看了这么多的书后对我语文的功底提高确实大有帮助，身边的朋友也多了起来，大家喜欢听我和他们神侃。 想想也不能怪现在的小孩子早恋，当年那种环境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贫病交加的头十岁小屁孩的我也情窦初开喜欢起女同学了。和我同桌的小女孩姓胡，在我的心目中她长得最漂亮，也最聪明懂事，拿现在的话讲我当她是班花。我们经常一起上学，有一次遇到一个小调皮拦我们的路，我大无畏的当起了护花使者。我的行为使她很感动，所以她经常和我谈心，尤其她讲到第一次吃田鸡呕吐时的样子，真的也使我十分可怜她，虽然我吃田鸡绝不会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我，反正我总喜欢和她讲话说笑，有一次我在路边采了许多野菊花偷偷地塞在她的抽屉里，只是后来也没见她有什么反应，“做贼心虚”的我当然也不敢明讲的。得知她也考取了油榨中学，我兴冲冲地到她家约她同去报名。她妈妈骂我们是笨蛋，只考取了油榨中学。——油中的老校友请不要见怪我只是据实陈说而已。因为她家找了人结果她在城关上了中学，可是，我仍然为她神魂颠倒了很多年。虽然她也是家庭成分不好命运坎坷，可毕竟是知识分子家庭，比起我家来讲还是高高在上的，更何况她后来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而我则是矮、矬、穷一个。哎！我珍贵的早恋、我悲催的早恋！ 关于油中在《我的桶匠岁月》我已经拉拉杂杂写了一些，这次再讲讲是因为我太放不下那段青葱岁月了。 至今还记得临报到前一晚父母为我准备行李的温馨状况：油灯下我为我的新裤子用针线在裤腰处绣上我的名字，母亲将衣服整齐地叠起装进我家唯一的一口木箱子里。父亲反复教导在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能犯猪头瘟的脾气。因为孙家庄有个姓郭的同学在高一年级，所以报名父母就没亲自去了。 当时的油榨中学还是很兴旺的，我们那一届的校长后来调到宣城师范当了校长，教导主任调到县里当了教育局长，由此可见师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它坐落在离油榨镇数里一个叫“马望”的村子，好像有一座教学楼，其余都是平房。第一次在食堂吃饭，虽然没多少钱供我买好一点的菜我也还吃得有滋有味。那位姓郭的同学留了一级正好和我一个班，我们格外亲热。 三叉路离城有好几里，而县城离油榨中学有二、三十里，我们来去都是全靠双脚。如果天晴还好，万一下雨那个圩梗路就真不是人走的了。为什么哩？皆是那圩梗都是用塘泥垒起来的。塘泥的滑腻农村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只是城里人很少知道罢了。走在上面你必须顺势而为，时而快时而慢，还要学会玩漂移，稍有不慎就是一个大马趴。有一次在家带了一罐子腌葫萝卜还没走到一半路就一跤摔倒打碎了，现在想起走那种路我头皮子都发麻。在那路上还有件事使我至今不能释怀：知道家里断粮好多天了，临回家时我在食堂用仅有的半斤饭票买了一个俗称“草鞋底”的馒头。心中默念：带回去好好尽尽孝心让妈妈和兄弟也尝尝这个好馒头。哪知道肚子不争气饿得实在太厉害，开始掐了一小块吃了，说，再不吃了。是想不吃，可那几十里路是要力气走的。就这样走一段路吃一点，走一段路吃一点，最后再看只剩下一点点了。心想带这么一点他们怎么分呢？一狠心全部下了肚子。唉，人饿极了就这么大出息啊！ 我失学以后就跟在父亲身边，那时他是“城关机械厂”的正式职工。地址就是现在西门往中心菜市场的口头，以前老宣城化工厂那里。在那里有几件事记忆尤深：为解决粮食困难政府号召搞“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挖野菜、剥树皮、捡菜叶子、磨碎以后和糠在一起加少许米面、糖精做成粑粑。这种东西其实是不能称之为食物的，因为不仅没有营养而且由于排便困难很可能会要人命的。厂里就有个姓葛的桶匠因为吃得有点多大便拉不出来，头抵在墙上用手抠。有一次我回三岔路家里一趟，看到老三正在用香油和黄豆粉吃，也尝了一小口，不料第二天被老娘来刷了我一伞把子。糊里糊涂的我问为什么打我,老娘说你们在这里吃白米饭，我们家里一点黄豆面你还不放过把它偷吃光了！唉！我这个三兄弟那时候不怪喊他“三好吃”，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好东西吃。只是他嫁祸于我害我一顿打事小，还害老娘一气跑那么远的路就大不应该了。 那里的工人都很义气，一到晚上大家围在火堆边就山经海味起来。不过大家对拍马屁的小组长鼓吹小秋收好都有反感，说手艺不做去搞什么小秋收就是瞎扯淡。后来有个什么运动叫“揭盖子”大概是粮食关快结束了，有些干部要找找原因，发动工人提意见。我父亲唯一的意见就是有个领导太狠把一个姓徐的砻匠开除出厂害他全家都逃荒不知所终。所谓“砻匠”是以前专门制作磨米木砻的工人，因为和桶匠操作手艺相近所以机器夹米以后都改行为桶匠。 揭盖子以后老父亲就退出了城关机械厂，我也和父亲挑着担子干起了小桶匠。 上世纪63年我家买掉三岔路的房子木料，又搬回了西头湾，——那木料是卖给圩区人回去做房子的。还有些东西没搬走，空空的没屋顶的山墙下我和父亲还住了一晚。等我们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因为一夜风雨那墙全倒了，我们真庆幸自己命大。 自此在西头湾直到当兵退伍分到化肥厂才离开，所以西头湾很多老人我还是能叫出名字的，而金老大——那个当年的小咬脐也只有老人才知道了。可是拆迁后的西头湾还是西头湾吗？我将会和西头湾、三岔路一样成为历史的。 西头湾、三岔路，我永远的记忆！ |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全部作者的其他最新博文
- • 我的文章
- • 奇了怪了，久违的网站居然打开了。
- • 2020-11-20
- • 爷爷祝福你一诺
- • 致月亮兔和我是老赵网友的公开信
- • 毛左们没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