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初,跋涉到21世纪初,我跟随爱好、跟随诗一块坚持进行文学长征。开始被分配赣西北穷山僻壤的修水县白岭中学执教，20岁刚出头的年纪不知天高地厚，在1961年秋冬之交收到北京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回信指教后，兴奋中又想找位上海著名诗人帮助看稿。当时我爱唱芦芒写词、孟波作曲的《高举革命大旗》：“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芦芒写词、吕其明作曲的影片《铁道游击队》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也是天天哼。突然发现《收获》、《上海文学》两个刊物编委名单都有“芦芒”的大名，我就采取跟贺敬之取得联系的方法，以笔名白虹的名义将自己的诗稿寄给《上海文学》编辑部请转交芦芒。又成功啦，芦芒老师很快来信了，两页纸写得满满的，其中一句话：“望努力！你一定能写出好的诗篇来的。”此鼓励，40多个春秋后仍记得。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已在修水县城的专业剧团当编剧。1969年、1970年上海两批下放知识青年到修水县农村接受再教育。有一位上海知青好像姓李跟我较好，闲扯中无意谈起了芦芒，小李马上说知道。他大致这样介绍芦芒，原名李福勇，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是领导之一。1939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夫人王庄霄，文化大革命前任上海长宁区区委副书记，5个都是女儿，均跟母姓，大女儿王小鹰下放皖南黄山林场。又说，芦芒其弟李福棠，在上钢一厂任教育科科长，跟他父亲较好。甚至芦芒家的住址在上海淮海中路与瑞金二路交叉口二、三楼，400几号或140几号，有点记不得。还讲，芦芒待人脾气好，他夫人有个性、泼辣，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正整芦芒夫妇俩。说芦芒的入党介绍人是叛徒，芦芒介绍别人入党也有的是叛徒，一串加起来成了叛徒集团；讲芦芒夫人家庭是地主......小李知道得很多，我不足30岁，也相信。我问小李父亲干什么，似在上海农业（农机）科学研究院。一次，我对小李提出想写信给芦芒不知行不行？小李表示暂时不要，等他回上海顺便打听一下再定。过了一段时间，小李探亲回来告诉我：“仍吊在哪儿，不要写信。”以后，小李不适合剧团工作走啦，我也不愿当编剧调离。上个世纪70年代初自己与一位上海知青的言行，终于在悄然之中渐渐淡成遥远往事。

     当峥嵘岁月迈入1976年春,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编辑钱迅坚及重点作者宗廷沼(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带领复旦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男女数人,到修水县采访.我作为县文艺文学创作辅导干部负责接待.钱迅坚刚到不久,家中有急事而必须赶快返回.我帮她买票送上车并交待途中一些事,钱编辑对我印象很好.顺便提及芦芒,偏偏她认识,说上海当时没有作家协会,芦芒在出版社拿工资,有时会遇着.1977年11月以后,我调到上饶地区仍从事文化工作,跟钱迅坚、宗廷沼继续保持联系。某次，钱迅坚说在社里碰上芦芒还讲了我的事。1979年初，正当我找些公事去上海抽空可以拜访拜访芦芒了，却传来老师不幸逝世的震惊！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大篇幅登载芦芒追悼会举行情况，市委第三书记彭冲等参加，黄克诚大将等送了花圈，十分隆重！我则在上饶写了首悼诗：《芦芒，只是睡去了》，伴送老师远行......几个月后,我送业余作者小说稿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小说组于炳坤处，让宗廷沼陪我去钱迅坚家。才知道芦芒因出差报旅费一激动倒在电话机旁，永远爬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