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修水县已10多年了，我仍常常想念那块热土、红土。修水的山，修水的路，修水的人，修水的情，修水的臊子，修水的芝麻菊花茶------修水的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

    在上饶，难得碰上几位修水人。假如遇见了，无论是文联主席，还是退休局长，甚至刚刚调来的副专员，由于他们是修水籍而有一种亲近感。他们也往往把自己列入修水老乡之列。因为我整段宝贵的年轻岁月，从20岁起一直到37岁，都在修水乡下或县城度过。我整个诗歌创作生涯基本上在修水起步，步入能在祖国各地报刊发表或出版的第一个高潮。

    当我从九江大学分配到白岭中学任语文老师，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学数学的女校友幸娟玲。她是本地籍，帮我买县城到渣津的汽车票，又联系当时不通客车的渣津至白岭的货车。修水人的热情，我最初感受到，但幼稚的自己并没说声“谢谢”。在白岭几年，男与女之间也较少来往。后来我调进县城工作，她调到本县黄港中学仍执教。我记得在她那儿先后吃过两顿饭，也没说声“谢谢”。再后来听别人讲，她调到南昌某校和丈夫在一起，我又调到上饶工作。互相都不知对方讯息，想想往事，渐渐变老，我觉得该说一声“谢谢”了，学友却听不见。人生错过了机会，望原谅。

    在白岭中学，我当过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学生(有的农村女生，比我还大1、2岁)的语文、历史老师，也当过班主任。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末，肚子填不饱，而可爱老实的农村学生会悄悄送我一些红薯，教我放在饭里蒸着吃。星期天，学校除外地老师外，基本走空了。学生怕我寂寞，星期六下午邀我到他们家玩，星期日下午再一同返校。为此，我到过白岭区管辖的塘城、全丰、温泉、白桥、黄龙、路口等公社。翻山越岭，有的路陡得吓人。寄宿学生每个学期还要完成交柴的任务。来校常不空肩空手，挑柴带一个礼拜吃的菜，对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以往却一点感受都没有。乡下学生很热情，会轮流请我去他们家坐坐，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2个或4个鸡蛋、2块或4块烟薰的腊肉，劝我吃下去。光秃秃的白岭一带，无树尽是沙，不久就知道了白岭即是白沙岭的简称。那儿，人穷情不穷。当地农民喜欢在石坡上晒谷，米里难免有沙粒渗入，久也习惯了。我和我的诗最初就是吃这种偶尔会咯牙的米饭逐渐长大成熟的。入夜，我独自会坐在陋室的油灯下(电灯10点钟就熄了，有时还没电)，写过一些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抒情短诗，也写过政治抒情长诗《七月赞诗》《祖国之歌》。20岁刚出头，或许太年轻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竞敢与北京著名诗人贺敬之联系，几次请他看自己诗稿。我十分喜欢读贺敬之的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唱》，买不到则写信要一本。记得，当贺敬之给我从新疆阿克苏寄来此书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从县城下乡书摊买的李瑛诗集《红柳集》，和原有的公刘诗集《在北方》，我百读不厌。和上海著名诗人芦芒也通过信，他对我诗稿的鼓励难以忘怀。除了教学、写诗，我脑海还常常浮现一些印象颇深的学生，如杨安民、胡天明、张仕华等。杨安民的家在塘城街，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连接他的人生，也连接我的岁月。进县城后仍有联系，知道他养蜂走四方，挑着全家生活担子。胡天明，从1963年夏天以后，一直没见着。张仕华家在白岭街中段，她抱着弟弟在街上晃来晃去的模样，至今仍活跃在我的眼前。一次，要我到她家玩而拉拉扯扯，15、6岁的女孩子脸上泛出红晕。最后，我还是进了屋，吃了女孩子亲自煮的面条与鸡蛋、肉。1968年春节期间，我在县剧团工作，她在都昌卫校读书。碰巧在修水街头相遇，谈了许多想说的话。不尽之事，在以后彼此的信件倾吐，感情逐渐上升。我直接称她名字，她也直接叫我名字，“老师”已从她来信中褪去。很快，我下放，她实习，讲不出什么原因，自己没进一步掌握主动而关系中断了。现在，她在哪？我会常常想------

    我到修水县宁河戏剧团任专职编剧，也是一种机遇。几年后，我才知是县文教局一位名叫胡远鹏的局长在白岭中学检查工作无意闯进我住房，发现我热衷创作才发出调动函的。我没送礼，也没走后门，就踏入专业剧团大门，干文化工作使人生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中学到剧团，从教育到文化，摆脱了对从事教育的毫无兴趣。1965年8月，我在剧团背后化妆室楼上有了一间自己的住处。新课题摆在自己面前，必须学会编剧本，写唱词。在县人委食堂吃饭，接触的人增加了许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包括人武部，都有自己的朋友。为了更好地创作，1966年上半年，我主动要求，参加了全丰公社、上庄公社大山里的一期社教运动。几个月尽吃千篇一律的干菜、薯丝饭，难熬的生活比白岭中学更苦，比写诗编剧更艰辛。“文化大革命”开始啦！闹哄哄的县城，闹哄哄的岁月，闹哄哄的场面，闹哄哄的人流------遍地都是干巴巴的豪言壮语，惟独缺乏水果味的诗。一旦平静下来，我脑畔留下的只有衙前的街景，西摆的吊楼，双井的墓碑，上杭的幽径------调入修水县文艺站(后又改回称文化馆)，视野更广阔。不编剧本光写诗，自己显得更自在。从三都渡口一直到白岭温泉，从卢坊布甲一直到漫江小店，每条大道小路都有自己撒播的脚印，都有自己萌发的灵感。至今，情牵梦萦的，还有下放呆过的大桥农村，洪水漫进的县城夜晚，采摘春意的三都茶场，投身"双抢"的彭姑晒谷，上海知青的餐桌交谈，剧团演出的锣鼓紧敲，领导朋友的平常来往，旧居拆除的祠堂改观------山，难忘；水，难忘；人，更难忘。或许，随着年纪的增大，这情感更为强烈！

    如今，修水境内，哪条公路没留下自己跋涉的足迹？在汽车极其缺乏的时代，也没自行车，下乡工作常步行。遥记得，已去世多年的县委书记朱宝荣，一个头顶烈日的盛夏，我和剧团演职员驮着背包，跟他同甘共苦，从黄沙一直翻山越岭走到何市。又一次，我在渣津采访上海知青典型创作，返回没班车，自己拔脚就走，沿着司前、马坳、西港、杭口，晚7时许才到达县剧团驻地，老同事、编剧匡一点说：”该住一晚，乘车回来。”我说：“两条腿比四只轮子更方便！”这次，小路70里，不难。那回，沿着公路走，县城至渣津，足足90里，我也一天到。在修水多年常下乡赶路，我练出会找捷径的本领。

    人与友亲，脚与路亲。连头带尾，我在修水度过了17、8个年岁的生活呵走过了17、8年岁的路------这可占了我一生中的几分之几？即使我不讲，此刻当我品读晏立东偶尔寄来的每张《修水报》，总有几个熟悉的名字闪现。如果说，福州是我的出生地，即属于我印象不深的生母；那么，上饶或修水，就是我真正的养母，而修水留给我的众多记忆，有时会超过我现在工作和生活动的地点——上饶。

    情牵梦萦赣西北，一点都不过分。那尘封久远的清贫岁月，此文我仅仅记叙了小小的一段------

1996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