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中国近代的《天方夜潭》（二）

　                                                     英国历史学家：Ａ.ro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了,六十花甲.

    “细察大象的足迹，就能知道它从那儿来，要到那里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先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用中国湖南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油画家董希文先生接到命令，要他根据当时拍摄的照片，绘制一幅气势恢宏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第一次印了二百五十万份，毛泽东先生身后一字排开的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宋庆龄，郭沫若，沈均儒，张澜，高岗。５０年代末，《开国大典》第二次印刷，然而，这一回《开国大典》中的高岗先生却不翼而飞，他原来站立的位置，被一列石栏杆所代替。６０年代末，《开国大典》第三次印了一千万幅，这一次《开国大典》又少了一位原有的开国大臣刘少奇先生。

    无独有偶，１９５５年８月，毛泽东授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元帅。抬头挺胸，英姿勃发的《十大元帅肖像图》印了100万份。然而，１９６１年第二次印刷时，《十大元帅肖像图》易名为《共和国元帅肖像图》，原来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元帅，不翼而飞。７０年代末，元帅肖像图再一次印刷，这一次易名为《元帅肖像图》，林彪元帅榜上无名，十大元帅成了八大元帅。

    《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主席被虐待至死时手上还紧紧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口中喃喃叨念着“是谁罢免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

    又一个“无独有偶”；当彭德怀元帅被监禁在囚室里时，他仍在书写他的‘冤枉词’……刘少奇先生和彭德怀先生不知道，他们所建立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一个绿林的“府第”。

    《开国大典》和《元帅肖像图》告诉人们，在中国，‘历史是可以任意篡改的’。三幅《开国大典》，三幅《元帅肖像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花甲”的粗线条速写，也是被阉割了灵魂的‘新中国的文人墨客们’无血，无肉，无气节的典范写照。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高岗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毛先生分封的“诸侯”，无一不被打倒（高岗、饶漱石自杀身亡，林彪被击毙在温都而汗，彭德怀被软禁至死）。　　　　　　　　　　　　

    １９４９年末，中国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２８５８个。这些“官僚资本”事实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刚刚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一千一百余万已经举手投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界任保长，党、团支部委员以上、军界任排长以上者）全部戴上“反革命分子”黑帽，或被枪决，或被判刑，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四千余万人），被列为“黑五类”。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改革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８０年代末，一位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说：土改运动，我们将近百万人，分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他们当中，百分之十被就地处决。留存下来的，全部被勒令带领他们的家属到低产田区去搭建住所，从新做人。将他们的子女定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整整30年，直至全球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在《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才被摘掉帽子，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羞耻’。

    １９５０年，北朝鲜的金日成与毛泽东秘密商讨之后，６月２５日，金日成的七个师越过３８线，占领了大韩民国 90% 的国土。９月１５日，由１５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将金日成将军赶回38线。１０月２５日，毛先生命令他的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名义赴朝鲜‘抗美援朝’。

    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中国支出了１００余亿美元，献出了３７万余条生命（这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包括被俘后不再返回中国大陆的数十万志愿军战俘）。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将被驱使到朝鲜去充当炮灰的青年，称为‘最可爱的人’。更可悲的是：中国的统治者至今仍不允许他的人民了解当年的真实情况。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命令。冻结在中国境内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银行的公私存款，将他们的一千多家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基于上述原因，联合国五届联大于１９５１年２月１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国’的决议，对国实行全面禁运。制裁了中国30年，使中国同西方发达大国的差距拉大了近１００年。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改造旧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于是数十万名‘旧知识分子’，或被投入集中营去‘脱胎换骨’，或被‘清理回乡’去‘自食其力’。这些‘旧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被整死在他们‘脱胎换骨’的地方。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一个中国的历史学家，为这数十万个‘旧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写一个字，这是这个民族的不幸。

    １９５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民将刚刚分到的土地交给‘农业互助合作社’。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从此，中国农民便成了新中国的农奴。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死亡道路上挣扎了２０余年的中国农民，才在安徽凤阳农民‘与其饿死，不如把田夺回来，当造反英雄死好……’

    田并没有夺回来，农奴的身分却得到了改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农民成了租种国家土地的佃农。中国农民流了多少血和泪，中国农民饿死了多少？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写过一个字。恰恰相反，他们写的是《创业史》，《金光大道》，《人民公社就是好》,<不能走那条路>,,,,.无耻的中国作家……。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从而把各个学术领域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揪了出来，给他们戴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买办阶级豢养的奴才、走狗’的帽子。这些知识分子竟没有丝毫反抗，而是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更大的‘捉拿胡风分子运动’。胡风，一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因为想做‘王者师’而不得入其门，于是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进谏给毛泽东先生，谁知马屁没有拍到地方，毛泽东认定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派别，下令进行清查，共查出２１００余人，这些人或被送进劳教大营，或被勒令携家带口流放边疆，去‘脱胎换骨’。

    胡风的政治灾难，是毛先生的一场粗糙的演出，精心组织，声势浩大的大悲剧还在后头，这是中国农民‘革命成功’之后，逃遁不掉的戏剧。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中国政府宣布：私营工商业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历史学家，叙说过私营工商业者从有产者变成无产者的纠心痛楚……

    １９５６年５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现在春天来了，我们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要各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遵照毛泽东先生的教导，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百花齐放’。什么‘党天下’呀，‘轮流坐庄’呀，全都鸣了出来。

    １９５７年５月，毛泽东给他的党发出密令：‘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他们的言论，还要让他们猖狂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月，毛泽东非常坦诚地说，‘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的策略，然后‘聚而歼之’才是我们的目的。他给他的党发出第二道密令：《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这个‘反右运动’同时，他还铲除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共２０余个。８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费孝通、储安平、黄其翔、龙云、章伯均、罗隆基、章乃器、黄绍雄，陈铭枢等，全部打成大右派。

    ‘反右运动’将９０余万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被判刑入狱，或发配边疆农村工矿监督劳动。这些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道，被授于一个特别的名词：“黑五类”。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莫斯科６４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我也可以告诉大家，１５年后我们中国可以超过英国！”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他宣布：‘农业生产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我们要’一天等于２０年’要‘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连美丽的国母宋庆龄女士，也在花园里建起了一座一立方米的炼铁炉，起早摸黑，为中国炼出了一堆铁疙瘩。

    炼铁要焦炭。‘没有焦炭，我们用木材’，仅仅一年，中国的森林便锐减了一半。炼钢要铁矿，没有铁矿石。拆铁门，砸铁锅……只要是铁做的东西，全都敲碎往炼钢炉里丢。到１９５８年底，《人民日报》宣布：《１０７０万吨钢──已胜利完成》。

    钢铁（废铁疙瘩）生产翻一翻，农业生产岂能落后！同年８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农村已建立了23397个工农兵学商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放出亩产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

    钢铁元帅升了帐；农业生产放了大卫星；中宣部，文化部先后责成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纷纷成立‘放文化艺术卫星指挥部’，宣布要‘两年超过鲁迅’，‘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

    人民公社实行全面供给制，全体社员都在公共食堂里用餐。《人民日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社论：宣布‘全国各地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后来公布的数字，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有２３００余万农民被饿死。

    这一切，时至今日，中国当局只用一句话向历史交代：‘那三年我们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地方政府以‘不能忍受沙文民族主义的压迫’为口实，用武力对抗北京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奉命‘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原西藏地方政府领袖达赖，携十几万藏民逃亡国外，5０年过去了，十几万西藏人和达赖，仍然在国外流亡。

    １９５９年７月，中共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元帅针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进谏信，信中说：“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被认定是事实，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的损失……”毛泽东责问彭得怀：‘你这是有政治目的的行动……你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赞同彭德怀《意见书》的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等人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主要成员。

    从彭德怀元帅的悲剧，让人们恍然大悟。悲剧的根源在于：中共内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彭德怀元帅是对的，但他们又必须举手‘赞成’彭德怀是反党的。

    １９６２年４月，新疆自治区１０余万人因‘不能忍受饥饿和民族压迫’，集体进入苏联。１９６５年５月，新疆伊犁地区要出走的人被镇压，结果‘尸陈草原，不堪目睹’。史称《伊犁血案》。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信号弹。毛泽东支持的，由他的夫人江青，康生等人的一派取得了“胜利”。另一派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的‘阎王殿.三家村’集团，被歼灭。‘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三家村’成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逼自杀。

    ‘阎王殿.三家村’集团的全军复灭，并没有消除毛泽东‘我总觉得赫鲁晓夫就躺在我的身旁…’的恐惧。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全国各地已经被奴化的青年，纷纷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一个‘破四旧’和批斗‘牛，鬼，蛇，神’的浪潮。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臭老九（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个个被强迫戴上纸做的高帽，沿街游斗，然后将他们赶入深山野谷，集体杀戮。仅江西，广西，湖南等地，一夜之间便集体活埋了数以十万计的‘牛，鬼，蛇，神’。

    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屠杀的王毅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３８天……更有甚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他们，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有一百几十人。在武宣中学，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见《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９期）。

    作家刘烨园先生在他的《托咐》中写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７６人；同年１１月，某县民兵枪杀６９人；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的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１４６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３６８１人，使１７６户人家绝灭……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亦难信之…’

    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等人，或在监狱中饿死；或被窒息而死…为逃避这个‘革命行动’，老舍，傅雷，赵树理等一大批‘臭老九’纷纷自戕，离开了人间。

    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消灭了，毛泽东指定林彪元帅为自己的接班人，最富戏剧性的是，林彪元帅恰恰与他的伙伴们制订了谋杀毛泽东的《５７１工程记要》。‘毛泽东是万祸之源，结束毛的生命，中国就有了太平’。是林彪他们无法用法律来审判毛，还是林彪元帅急着要“抢班夺权”呢？历史的发展竟是毛泽东将他指定的接班人杀戮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接下来的是“批林批孔”。周恩来的末路，已初显倪端。好在他本人和毛泽东都及时地去了西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是红色的将军们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女士以及毛泽东最得意的门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全部被送上了断头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它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果子’：

    １，接管权杖的仍然是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邓小平将军和他的‘白猫黑猫论’。

    ２，‘文化大革命’中因武斗被杀，或被逼自杀，或被划成‘阶级敌人而被活埋’的人的亲属，和一千多万无法发配的红卫兵，正酝酿着再来一次‘造反有理’。

    １９７５年，在‘大家都被阉割，改造成了人工的大脑，人工的嘴巴的岁月里；辽宁省一位有所觉醒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女士，喊出了：‘我们的党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这个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生长出来的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的头颅，竟被关进了比国民党的渣滓洞更为黑暗残酷的一种不能转身的小号里。她被共产党的法院审讯时，强制她跪在满是碎玻璃的锐渣上，她每跪一次，三四天都不能站立。她一次又一次被捆绑着去陪枪决，怕她在刑场上喊‘我们的党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每次陪枪毙时，不是用透明胶封住她的嘴巴，就是在她的口腔里安塞一个特制的尖刀刑具，让她嘴巴一动，特制刑具便会割断她的舌头。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处决她时，‘四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将她狠狠地摔倒在地上，按住她的头，将一块砖垫在她的头上，然后用一把匕首割断她的喉管，让她被枪毙时任何声音也喊不出来。她被割断的脖子流着血，双臂被反扭着，踉踉跄跄地拖着一付沉重的脚镣，走向刑场……就这样，２０世纪中叶，在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天空下，她跪在草地上，仰望着灰蒙蒙的长天，她被割断的脖子，鲜血已经流尽，只有那个黑凄凄的伤口还在冒着白气……她的背后，是等候命令处决她的１０个刑警；和全都画圈赞成处决她的共产党的常委以及审讯过她，命令囚犯们轮奸过她的那些法官们……；

    一个带血的头颅放在真理的天平上，真理失去了重量！”

    更有甚者，‘四人邦’’已经倒台的１９７７年，中国南方，江西赣州处决‘中国眸子’李九莲的惨剧，又向世界昭示了什么呢？

    李九莲，１９７０年便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怀疑。她抨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合理性，她怀疑‘红太阳是否光辉灿烂’。１８岁的李九莲，把自己的思考，用书信的形式寄给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男朋友。不料那位已经被阉割被改造成了只拥有党的大脑的男朋友，将她的信交给了党，于是，这位女红卫兵司令被捕了……

    李九莲被捕和十几万群众为营救李九莲而组织成立的‘李九莲调查委员会’，以及李九莲最终的结局，是历史学家认识中国２０世纪下半叶历史的一个最好窗口。

    ‘四人邦’倒台了，但是共产党仍然要她承认她‘攻击红太阳’的罪行。她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话：‘我的观点不变！我相信历史是公证的。’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李九莲被核准死刑。为了怕数十万的群众劫持法场，秘密地将她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的一个荒岭上。为了不让她在处决时喊‘口号’，她的嘴巴被特制刑器锁着，鲜血沿着刑锁滴落在她的花衣服上…囚车快到处决地时，两个武装警察，将她扳转身，逼着她将身子和脸紧贴着囚车壁，然后将她的贴身衣服向上一捋，一把铮光闪闪的手术刀，便迅速地在她的右腰处挖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活肾被立刻送送到一个医院里，移植到一个领导干部的身上……

    李九莲已经死了，但行刑的士兵还是奉命将枪口贴着她的脑壳开了五枪，她那颗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事物的头颅，被‘飞花子弹’炸成了飞散到四处去的无数粒碎片……没有人去收尸，因为没有人知道她被处决的地方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她的乳房和阴部，都被利刃割去……。

    就在李九莲被杀戮的同一天，由数万群众组织起来为营救她的团体‘李九莲调查委员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组织’，数以千计的‘李九莲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锒铛入狱。

    ２０世纪下半叶，‘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结果却遭到比黑暗的中世纪更为残酷极刑的中国人，可以列出数万名。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钟海源，王申酉，……。”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是西方国家向城市化大踏步迈进的年代。与此相反，中国大陆与世界背道而驰。他们的工农业产值连年负增长。已经积压了数千万的大、中专和中小学毕业生无业可就。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黑五类人员、城镇闲散人员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帮助，改造世界观，自力更生》运动的悲剧在中国演出了。

    一位中共高官说：“两个‘上山下乡运动’，它使我国在这一时期至少少培养了２００多万大学毕业生和５００多万中专毕业生，致使我国今日的现代化出现了人才奇缺，以至日本随便派来一个帮助我们建设的普通工人，我们也不能不封他为‘总工程师’，‘一切听从他的调遣’……”

    当这一代人稍稍有了觉醒，写出了《伤痕》，《在小河那边》，《血色黄昏》等作品，试图探讨这场悲剧的根源时，邓先生下令：‘不要揭伤疤，不要把人心搞乱啦…”

   于是又有了中国历史更为残酷的一页──１９８９年６月4日……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就不能说了，否则，我会被驱逐出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