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谁没有开会的经历。以前爱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国民党搞的是市场经济，政府运转全靠收税，其税多也不奇怪——不多多收税，他就没有办法生存；共产党呢，搞的是计划经济，什么都是国家的，至少是集体的，所以也根本不需要收税，不收税又不能叫老百姓闲着，怎么办呢？当然就只有开会了。大会小会生活会，表彰批评斗争会，还有什么党员团员骨干会，年头年尾年中会……如果你愿意，那你几乎天天都有会开。

开会形式上很民主，唵，重大决策让人民知道，重大决定与人民协商，这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做到，换了国民党，只知道收你的钱，跟你商量什么呀？开会？谁跟你开呀。不过，这也就是形式上。实际上呢，这会并没有这么伟大光荣正确。首先，这虽然都叫开会，可这开的会却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就是这会是分层次的，你不能指望政治局开会说的和你们单位开会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儿，更何况，有很多真正重大的决策决定并不是子会场上作出的，而是在密室里，在麻将桌旁，在游泳池里，甚至在马桶上。芸芸众生在会上讨论的，只是如何贯彻执行这些伟大英明正确的决策而已。其次，就是这样的所谓讨论，也没有一般老百姓多少发言权。开会的程序一般都是这样：有一个会议主持人，一般是行政首长，比如学校校长，工厂厂长之类，由他宣布会议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中间有那些人发言之类；另外有一个主讲人，一般是党委书记什么的脚色，会议内容是什么，全由他老人家一张嘴定，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至理名言你得听，说鸡毛蒜皮你也得听，甚至说污言秽语你也得听。中国的文字真奇妙，当“会”字简化成“人”和“云”组成的时候，“会”的内涵就变成了“人云亦云”——或许，这就是对我们今天诸多会议功能的最恰当说明。

其实，在通讯传媒相当发达的今天，有许多会根本就可以不开。比如，每年中央召开“两会”，全国都在关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现场都通过电视直播，后期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稿也会在报纸上全文刊登，会议期间分组讨论通过新闻煤炭全方位报道，代表的讨论发言，电视报纸也都全方位展示，大家对会议精神早就烂熟于心，但是“两会”结束后各地还要开大会，层层传达，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还有什么新精神？除了把文件再都一遍能传达什么新道道？要是认真清理一下，像这样无用的会、重复的会、没有内容的会、可开可不开的会等等，要统统清理掉的话，中国要节约多少财政支出，恐怕会是个天文数字吧。

不过，这也就说说而已。真的不开会了，我们的那些只会开会的官员整天干什么呢？岂不是要下岗了？单位领导讲话是有颇有讲究的。首先，领导肯定得坐在主席台或诸如此类的显赫位置上，如有若干领导在场，则其座次又必定有等级之分——这让人想起水泊梁山的排座次；其次，领导讲话不会有什么时间和方式上的限制，他(想讲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哪怕“不小心”念出一箩筐别字，反正他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想笑也不能出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领导在开会前拟定的讲话就是会议主题、目标及其结论，一般无须讨论，即便讨论，也无非是走过场，形式化而已。而那些追随者的发言，自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其内容和功能无非是对领导讲话中的观点及其潜在意图进行注释、解释、发扬、补充、例证，并将其转化为具体可操作或执行的方案、措施和步骤。一般来说，领导的追随者与领导之间早巳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关系”，其追随者“身份”在开会之前已经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了。当然，在领导的威严逼视或“巧妙启发”下，开会过程中也不时会有一些并未事先安排的与会人员临时“投诚”，从而栖身于领导追随者行列。所以，开会的作用并不是集思广益，而只是给威权提供了充分展示其力量的空间或舞台。作家王小波曾提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概念，这个概念完全可以用于中国式的开会之中：在中国式开会这样一个直面威权的特定情境下，与会人员中的大多数既不能不置可否，也不能是“无言的反抗”，最多只能是默许而已。事实上，领导在会议上的决定或所谓提议总是毫无例外地被一致通过，不论形式上是与会人员齐声喝彩、鼓掌肯定、举手表决、匿名投票，还是大多数与会人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的确，若非如此，单位领导哪有威权可言?而大多数人也总要继续混口饭吃。故此，与会人员中的大多数或可称作“默许的大多数”。

中国式开会假借着集思广益、群众参与、公开确认的名义，以一种社会仪式的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步具体化、明确化、扩大化、形式化、常规化及正当化，进而心理内化，即形成或强化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自我认同。

开会除了强化一种不平等关系外，似乎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造神。这一点，在前苏联的历次党党代会上有充分表现。前苏联党政最高机构会议决议和领导人斯大林的讲话稿上充满了“掌声”，其频率之多大概只有用电脑才能统计得出来。每一段，甚至每隔几句话都用黑体字注明：“掌声”。尤其是这些领导人发出呼吁，喊口号，或讲话结束时，那就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就是靠这种惊天动地的会议掌声，一尊神诞生了。

不过，正像剑有双刃鸟有两翼一样，开会也不尽是负面作用：当我们把开会的功能定义为集思广益，求同存异的层面之时，开会这一古老形式，又会展现出它让人欣慰的一面。譬如，当我们目光投射到1787年在美国费城召开制宪会议的时，也许，就会眼睛一亮。

那一年，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的华盛顿已经解甲归田，安心做一个闲适的农场主，他压根不是太情愿参加这次困难重重、前景莫测的会议，因为当时各州互不相让的情形，使日渐苍老的将军心灰意懒，再加上他身体并不好，又有家庭拖累：一个兄弟刚过世，78岁的母亲病重——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詹姆斯·麦迪逊说服，借债赶到费城，担任这次制宪会议的主席。可就是这位往昔的将军先生，今日的主席先生，未来的总统先生，并没有凭借骄人的资历去抢占争论的话语权，据记载，在长达四个月的会议期间，他一共只发过三次言：“一次是被推选为主席后的仪式性发言，另一次是批评对保密规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后一天，有关提高到国会每三万选民一个代表。只有这最后一次，是华盛顿将军对宪法本身发表的意见，内容只是希望在未来，民意更容易表达。”——这听起来近乎失传的神话。但历史确实如此。据说，当初麦迪逊坚持邀请华盛顿出席制宪会议的一个意图，就是向人们展示这次会议的正当性：像华盛顿将军这种人，连做皇帝的机会都要放弃，由他主持的会议，还会出什么问题？不单会议主席如此低调民主，会议其他参加者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在会上，他们的争论是如此激烈，却又如此节制。“在别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争，他们凭借着对人性弱点的自我意识和克制、努力，竟寻到了出路。”更可贵的是，在妥协之后，分歧仍得以保持：“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废奴派和蓄奴派、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没有哪一派被彻底打败消灭，没有哪一种主义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没有什么人是对结果十分满意的。制宪会议的结果，是观点仍然分歧但是建立起共同联系的一种平衡状态。”就是因为这种集思广益，这种求同存异的开会过程，为美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美利坚时代！只是，正如林达先生的感慨：打造“费城奇迹”的，是这么一帮绅士，是一个绅士时代的绅士精神，可惜它们已经消逝，而距离我们——尤其是我们所置身的东方文化——愈加遥远。

要之，开会的目的是为了集思广益，求同存异，统一行动。如果不此之图，而将会议移做他用，最后结果难免淮南之橘化为淮北之枳。

（文章原创于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