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江苏宿迁，与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饮酒聊天，听他诉说那年对越自卫反阻击战的荒唐。老军人是1976年入伍的战士，1979年以团部警卫班副班长身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三杯酒下肚，就大谈当年战争的残酷与武器装备的落后，我听来则是满腹气愤，“中国人民的儿子”驱使数十万未经有效训练的百姓与历经7年抗法战争、14年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百战奇兵对阵，出现另一个苏芬战争的“惨胜”，甚至还没有苏联巨大代价换来的领土利益，难道这就是“儿子”本色？

    老人告诉我，他们团长是青岛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62岁老军人。此前老人所在部队在安徽芜湖参加了一次军事演习，检验了步兵炮并协同战术。全团最好的轻装备就是4支卡宾枪，侦察连和警卫班各2支（警卫班班长、副班长各1支）。上级要求节约子弹，许多刚入伍的新兵连开枪都不会。征集过广西、广东两地的退伍军人，不过各参战部队依旧是新兵占多数。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与1937年抗日战争、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那种“兵临城下”退无可退被动应战不同，是中国主动挑起战争，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地点。中国并非没有边境作战军事经验，无论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战争还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这一系列边境作战完全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军兵种如何协同、后勤如何保障、兵员如何补充，许多参战老兵的经验完全可以成为参谋部军事计划的实践依据。如果1978年12月“摄政王”刚刚秉政难以及时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参战，那么完全可以延缓到年底针对性军事训练结束，并非是越南军队兵临南宁逼迫中国军队“接招”——一场主动挑起的战争竟然不能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只能说“此人不知兵”而且视百姓生命为草芥。

    无论是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还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无论是1982年马岛战争还是第五次中东战争，都展示了高超的现代军事技术。不要说苏联军队、英国军队、以色列军队的空地配合，即使是越南军队的多兵种协同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唯独中国军队依旧是拿着19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步炮协同战术进行着20世纪末的高科技战争，可以说一开始中国就处于劣势。边境战争不是治安运动，更不是“文攻武斗”。战争向来“庙算多者胜”，何况希贤先生“不算”。

    如果希贤先生“知兵”或者象儿子尊重父母那样珍惜百姓生命，那么1978年12月“高平陵之变”后就应该大规模整顿军队，例如恢复军事院校培养职业军官制度，派出军事武官考察各国军事现状，按照实战需要配备武器装备，通过对抗性军事演习选拔军事主官，勒令超龄军官（例如满40岁的副营级以下干部、满50岁的副师级以下干部、满60岁的大军区级以下干部）退出现役，完善3个月新兵训练，那么从1979年1月“新政元年”第一批新兵走入新兵连，到1979年10月就已经可以完成全部参战部队的轮流训练。班排对抗、连营对抗、团师对抗、军级对抗，步炮配合、步坦配合、空地配合，山地丛林战术、城市战术、治安搜索战术，9个月的时间足以脱胎换骨铸就一支精兵，从而大面积减少兵员伤亡。

    那些未经有效训练的新兵牺牲在“摄政王”雷霆之怒的战火中，他们也是父母十月怀胎所剩，他们也是春闺梦里人，却成为政治家的炮灰，400元的安葬费就是他们的价码。每每想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和英勇负伤的军人，我就义愤填膺对草菅人命的秉政者怒不可遏，那些都不是他的子女，因此可以做无畏的牺牲。我并不反对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我反对未做充分准备是贸然挑起战争。70多岁的军以上将帅，60多岁的团以上军官，指挥着不足20岁新兵为主体的“内战内行”治安军，用19世纪初的战争艺术打一场20世纪末的边境作战，甚至连武器装备也不足，这就是荒唐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一个靠“枪杆子”来维持统治的政权，不可能珍惜草民的生命。这些草民的子女，只能是政治家的棋子，要么牺牲在边境战场，要么浪费在国内政治运动，甚至披上“戒严部队”或“防暴武警”的华丽外衣从事着纳粹党卫军、日本宪兵都没有的暴行。时间永是流逝，街道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一个从来没有民主基础的国家向来只相信“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只相信“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说朋友是用来出卖的，那么人民则是用来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