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经严厉批判过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还不如“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10－2 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问题
吃饭问题从来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由个人自由选择和独立决策。在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农忙时期的食堂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即使这种个别情况，也是个人自愿决策的结果。就是在工厂和机关开办的公共食堂中，也有人回家吃饭，或者从家里带饭，或者到别的地方吃饭。然而，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概念中，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和统制思维的产物。
毛泽东热衷于公共食堂，既是其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决定的，也和其实现的手段与统治的方式有关。目标问题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讨论，这里再考察一下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为了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所有个人的财产，剥夺地主土地，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进一步将其国有化，搞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在农业中建立无限的公有产权。这样，共产党就基本上控制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和个人的生活来源。然而，在个人生活资料的分配中，还不得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在吃饭穿衣等生活消费上，还不得不让个人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并不认可和赞同，他不仅要控制生产资料和个人生活来源，而且要直接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因此，在财产的公有化实现以后，就向个人生活开刀，把个人生活的私人决策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毛泽东一方面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并通过推行供给制和刮“共产风”，企图尽快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从控制生产到控制分配；另一方面大办公共食堂，企图卡住每一个人的脖子，与此同时，在所谓提倡艰苦朴素，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奇装异服的强大压力下，也使老百姓几乎穿一色的服装。这样，就从控制分配进而控制个人消费。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统治，在这种统治下，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兵营，农民只是农奴[14]，无自由和权利可言。
顾准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以革命理想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的哲学根源。他说，“撷取了Hegel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Hegel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绝对真理的某种重要成份），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坚持真就是善，才能一往无前地、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并明确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的，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
10－3 关于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模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皇帝在朝堂上打了大臣的屁股，其他人只能三呼万岁，无人敢于表示异议，不过，也许有人会站出来为他求情，请皇上开恩。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把包括政治局常委、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打成反党集团，罢官批判，侮辱人格，其他人都表示拥护，没有人敢于表示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为其求情，反而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或表态效忠，或划清界限，或揭发批判，且上纲上线一个高过一个。其情其景，比之专制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由于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但是没有经验，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破坏和损失虽然很大，但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这不仅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都自觉自愿地支持大跃进、全国上下踊跃响应可以证明，也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问题加以纠正可以得到解释。那么，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一个方面，必置死地而后安。除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和面子以外，别无其他解释。现在，很多材料仍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够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位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所谓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
在庐山会议上以及会前和会后，毛泽东的言行，包括关于公共食堂的言论和做法，都充分表明，他是人而不是神，是有七情六欲之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陷，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相对正确，共产党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他就骄傲起来，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共产党内部和高层也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不懂装懂，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漏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是从善如流，予以接受和采纳，反而心生怀疑，复仇之心顿起，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表现出一般人的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面坚持庐山反右正确，一方面纠正“左”倾错误，一方面反对共产风，一方面坚持公共食堂，仍然表现了一个常人对待自己错误的错误态度。可见，毛泽东不仅是人，而且是权力欲和报复心很重的人。难道不应当将其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吗？
10－4 关于围绕着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调查研究及其他
本来，公共食堂问题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主要问题，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是共产党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它表明，当时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公有制，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要实行生活集体化，强行进入私人领域，控制个人的生活决策。这就违背了人性，也违背了常识。由于走到了极端，会物极必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结果搞得假话盛行，天怒人怨，一朝松动，土崩瓦解。其实，毛泽东不是不了解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固然重要，《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为什么不予采信，反而要大加讨伐？贵州和河南的食堂报告是最恶劣的伪调查，为什么要大加赞赏和极力仿行？为什么决定大办食堂时雷厉风行，不去调查？而解散食堂时却藕断丝连，要搞那么多调查？对于决策者来说，关键不在调查，而在对调查结果的态度，特别是调查结论与自己的看法和意图不合甚至相左的报告[15]。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如说是当权者文过饰非和推卸罪责的一种策略。因为，经过庐山会议，毛泽东的确做到了定于一尊和一言九鼎。
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大不了是几个学者的一种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旋涡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并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围绕着《食堂报告》，经济所的学者也作了充分的表演，从认真调查，如实报告，到严厉批判，彻底否定，最后又回到原点；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也反复无常，从开始时的集体讨论支持，到批判时的隐瞒不知，再到平反后的到处表功；调查组也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相互揭发批判，学者的自信、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荡然无存。从《食堂报告》的命运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包袱太重了。不彻底放下这样的包袱，我们能够迅速前进吗？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派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三年灾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直到现在，执政党仍然不能直面这些事情，类似的错误就会一再重演。
（相关简介：张曙光，经济学者。本文系作者所著《学问风雨60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上卷：事件变迁）中的一章。限于篇幅，仅保留文章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据薄一波和李锐讲，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权是柯庆施，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上的回顾》（下）第5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李锐说，“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对毛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见《公共食堂始末》，载《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5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2] 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当时他在北大读书，他们只参加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3] 因董谦已经去世，其他人提供的几个人，经过调查均否认此事，故通过什么人转呈毛泽东，现在无法落实。
[4] 附件即为王绍飞的调查报告。
[5] 刘为刘少奇，邓为邓小平，谭为谭震林，尚昆即杨尚昆，周为周恩来，陈为陈云，林为林彪，朱为朱德。
[6]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工作组：《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载《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
[7] 据杨继绳记载，河南信阳“1959年9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见《墓碑》第16～1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据顾准商城日记记载，1959年11月4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11月30日，“杨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怀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2月17日，“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福祥、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140页、156页、177页、18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8] 按中共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共产党内进行，经济所则扩大到了党外。
[9]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九册，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11] 应当是昌黎县。
[12]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笔者就此问及逄先知先生，他说，他与董谦很熟，董谦曾向他谈起1959年受批判一事，请他在今后写历史时能够将此事如实交待清楚。这就是这个注释的来历。
[13] 转引自《夏道平文集》，第82页，长春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句话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荷尔德林”，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4] 据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1980年代初期，董辅在接待外宾时曾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翻译听后感到惊讶，问他译不译？他说，就照我说的译。
[15] 经君健将领导者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第二种是不予置评，束之高阁了事；第三种是大加挞伐，批判调研内容，乃至罪及调研者。此论精辟。见《经君健选集》第558～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8、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3、1996年。
《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经君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作经过，载《纵横》，2005年第5期。
经君健：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载《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李锐诗文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人民日报》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959年9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胡乔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1978年2月14日。
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