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中，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几亿农民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实现了集体劳动以后，一夜之间又改变了生活方式，吃上了大锅饭，过上了集体化的生活。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它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和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以三年的经济危机和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宣告了这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产。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中，经济研究所派到河北省昌黎县的调查组写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人称《食堂报告》，揭示出公共食堂存在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看法相左。这一下触犯了龙颜，捅了个大漏子，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经济所也出现了一场过山车式的表演。因此，公共食堂的兴衰不仅集中反映了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方式，而且折射出经济理论界的生存状态。
1．公共食堂的起源和发展
在公社化以前，个别地方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建立了公共食堂。如，湖北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1955年就办起了农忙食堂。但规模很小，且零星分散，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由于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和大办其他工业，各个地方普遍发生了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为了腾出劳动力更多地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一些地方试办了一些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开始引起共产党高层的注意。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与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领导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最早谈话。
7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京山县八一社办食堂的四大好处，毛泽东看到以后，于7月14日批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8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5期全文转载。这是毛泽东关注食堂问题的第一个记载。
8月4日～5日，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并且说，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
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谈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1]，“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公共食堂就与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他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约时间，免得往返。节约粮食，节约柴火，节约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的经验。”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不仅提出食堂要把供菜一事“务必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且极力称赞和大肆鼓吹“放开肚皮吃饭”，说什么“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它把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要鼓足干劲生产，就要放开肚皮吃饭，要放开肚皮吃饭，就要鼓足干劲生产”；并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陶铸关于“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谈话。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公共食堂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符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房、粉房、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热量和成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非常全面具体，但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把公共食堂的巩固和垮台与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巩固和垮台相提并论。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的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的分裂也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可见，公共食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成了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号召和大力推动之下，全国上下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共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70%、80%和90%。其中，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等五省，共有人民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842个，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吃菜不要钱）的2151个，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不要钱）的590个，占15%；实行全供给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103个，占2.7%。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而把粮食直接拨付给食堂，只给社员发一张就餐券。
2．昌黎调查组和《食堂报告》的写作
1958年1月，孙冶方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服务的道路，提高经济研究工作的水平，避免研究人员关在家里读书，而同实际联系，经济研究所要在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各选择一个固定点，与之经常挂钩，研究人员轮流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每个工作人员的体力劳动任务也在蹲点的地方完成。据此，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开始进行试验，组织了第一个工作组，先到河北丰润县，以后转到昌黎县。这个工作组被所内看作是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而中宣部科学处希望工作组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气象站”。
该工作组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董谦，副组长是王绍飞，成员有（以姓氏拼音为序）方留碧、李惠贤、刘泽曾、经君健、狄超白、秦文、田光、王北苑、吴朝林、张诗蕴、朱娇春、周慎之、北师大一位教师等十五人，另有北京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王洛林[2]等。工作组的活动方式是，挂职参加当地工作。经省、地、县各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工作组的成员按当时的机构建制相应担任县、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各级党和行政的副职，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与基层干部一道工作。研究的重点地区是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昌黎县，乃至附近的抚宁、卢龙两县。工作组进村以后，就住在社员家中，白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晚上与干部社员一起评工记分、讨论工作，或者听积极分子“辩论”错误思想。因此，对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实施的效果和问题，以及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真实思想，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1959年4月13日，由王绍飞执笔，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完成了第一个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大问题。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是：（一）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三）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着生产队的积极性。
董谦通过在高层的熟人[3]把报告转呈给毛泽东。毛看到以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转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4]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5]。可见，毛泽东的重视程度和急切心情。应当肯定，这个调查报告对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由经君健执笔，5月10日完成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董谦把报告带回北京，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有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的负责人参加）对报告进行了讨论，据说没有原则性不同意见，并决定由董谦分送中宣部、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等有关领导。1959年5月23日，《食堂报告》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6]上。
3．《食堂报告》的内容概述及刊发时编者的改动
3－1 内容概述
《食堂报告》首先指出，公社化前夕，公共食堂在一些地方出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和解决了一部分缺粮户的口粮问题，但大力推广，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食堂化以后，由于条件不同，一些地区的食堂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并根据“我们在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看到的一些情况”，写下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七个问题。
一、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解放妇女劳动力一般表现在妇女出勤人数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延长，但在食堂成立前后，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继续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自己的事。农村妇女结婚后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早饭前不出勤，食堂成立前，他们起床后的三件事是：做饭、喂猪、带小孩，食堂解决不了照顾孩子的问题，而当时在农村办全托的托儿所又没有条件。办食堂使得做饭从分散劳动变成集体劳动，引起了做饭方法上、燃料上、条件上的变化，原来由老年妇女附带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16%～25%。所以，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
二、食堂与粮食问题。食堂浪费粮食的表现有：第一是忙闲不分。过去是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主要劳力吃干，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人吃稀。食堂成立后无冬无春，不分老少，一律平等，大家一样。第二是先吃粮食。过去自己安排，要找一部分野菜、青菜做代食品，食堂不能用野菜当粮食。第三是说食堂节约粮食，主要是口粮定量不够，把粮食分发到户，浪费也不能超过定量。第四是责任转移，过去粮食分配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三、食堂与肥料。食堂影响社员养猪积肥。食堂化后，粮食集中加工，糠、麸都归食堂，泔水也没有了，社员家庭养猪大大减少，而集体养猪，育肥率低死亡率高。既影响了城市副食供应和减少了社员收入，也影响了积肥和农业生产。
四、食堂与燃料。造成燃料供应紧张。食堂化前，烧柴草还可积肥；食堂化后烧煤，增加了煤炭供应。到了冬季，不做饭也得烧炕，增加燃料和生活费用。
五、食堂的房屋设备。食堂占用了社员不少的房屋和家具，有的没有给予合理的报酬。
六、食堂与生活集体化。食堂做什么就得吃什么，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和可口的东西，再加上不管天寒地冻、不管距食堂远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认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七、食堂与管理水平。食堂管理混乱，有的现金与粮票混在一起，账目不清；有的空报人口，多领粮食；有的压制民主，不准提意见。
在指出上述问题以后，《食堂报告》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考虑生产小队的具体情况，不可强求一律。……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即使搞农忙食堂，“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要强调自愿原则”。“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3－2 编发时的改动
《宣教动态》在刊发《食堂报告》时，编者对原稿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但对报告的题目和分节标题作了较大修改。将报告题目“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改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七个分节小标题的改动分别为：将“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改为“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将“食堂与粮食问题”改为“浪费粮食”；将“食堂与肥料”改为“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将“食堂与燃料”改为“燃料紧张”；将“食堂的房屋设备”改为“占用房屋增加社员负担”；将“食堂与生活集体化”改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将“食堂与管理水平”改为“缺乏管理食堂经验”。还有，原稿关于改进食堂的建议部分没有小标题，编者加了“认为解散食堂，化整为零，可以解决许多矛盾”的标题。
可见，编者的改动只是按照报告的本意，且用报告中的话，把原来的中性标题一律改为否定性标题，使问题更为突出和明显。经过改动以后，即使不看全文，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食堂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农村公共食堂的所谓优越性。
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食堂报告》和反食堂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作了权威性的描述。原先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但是，由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反“左”而变成反右，并且把敢于执言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也成为他批判的重要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