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两会前的媒体注意力都将被柴静吸引。时隔一年，她带着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复出，视频推出当天就在优酷获得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春节前夕博士生回乡记录引发的乡愁终究抵不上市民对雾霾的愁怨，春节之后的duang和裙色之争则更像是网络人气的热身和铺垫。现在，大家抬起头来看柴静。

柴静宣称自掏腰包100万拍摄雾霾纪录片，这并不出人意料。她一直热心环保，曾经虔诚地阅读环保圣经《寂静的春天》。雾霾对于她确实是心向往之的主题。

在节目中，柴静为所有观众讲解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所“看见”的一切：在雾霾中生活一天，一个白色的采样仪变为黑色，从中检测出来15种致癌物质；随环保部门在中国大气污染严重地区以无人机巡航，深入非法排污工厂，揭开鲜为人知的“褐煤”对污染的巨大影响。她还深夜来到北京的延庆，调查柴油车排放不达标并大面积造假现状；回故乡寻找十年前山西污染节目当事人，探寻能源结构背后工业化城镇化之路，抨击体制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拜访中国能源领域权威人士，探索未来能源体制改革方向，提出告别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

柴静在纪录片讲述现场

柴静在视频开篇用亲生孩子故事起兴，孩子出生就患良性肿瘤要动手术，全麻。出院时候身为妈妈的柴静才感觉雾霾那么严重，想要用手帕挡着婴儿鼻子，但这会让宝宝哭泣。柴静说这是她和雾霾的“私人恩怨”。

柴静没有说孩子是因为雾霾患上肿瘤。但是，作为资深媒体人，她不会想不到媒体将会怎样利用“私人恩怨”的噱头。果然，以腾讯新闻为代表，标题《柴静自费百万拍雾霾纪录片初衷因女儿未出世患肿瘤》立刻就将两件事情锁定在一起，引发普通中产读者巨大的同情和焦虑。

《穹顶之下》在互联网上产生了爆炸性影响。

首先当然是如约而至的一片赞美声。

最直接的朋友圈反应是：比起和香港人吵架，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该为雾霾治理做点什么了，买空气进化器没用，我们要拿出行动。这是经常激荡于虚拟空间的“公民行动精神”。

知乎上的环境系男生同样表达了这种钦佩，批评自己一直耽于行动，怕得罪人。“我想柴静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作为一个学了七年环保的人，（只知道）那个出门带口罩的方法，人家的作为勇敢，就是一阵号角，号召你要醒过来。”

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被感动了，许多人表示准备行动。柴静给出的个人行动方案主要就是举报，以及少开一点车。所以相关部门要准备好了，可能会像微博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那阵子一样，短期内会收到好多投诉电话。

更全面更专业的赞扬当然也已经提前准备好。视频甫一发布，腾讯大家、南都评论、人民网等就几乎同时推出了评论、访谈、回顾文章。

南都记者汪涛，一直专注大气和环境健康领域报道。他回顾了视频发布前夕的心情：

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看到报道。直到2015年1月，我被邀请去给他的演讲提意见是，我才明白柴静为何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人民网专访柴静，谈及母亲的身份，记者坦言“觉得特别亲切”，柴静说正是对孩子健康的担忧，成为她一年以来行动的“基本动机”，这样的人之常情更让记者对这一年以来的行动“不仅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更在官微中呼吁：“穹顶之下别让柴静太孤单”。

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将柴静的这次行动看作“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目力所及，这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她居于调查的动员，将引发新一轮的、更广泛的从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公民个人作为的治霾行动。”“她以个人、市民而不是机构雇员的身份了解大气污染的危害以及污染治理的立法、战略规划和能源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可以从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的视角考察其间的得失、权衡国外同类决策的可否借鉴。网民不必居于渠道信任，而是出于对传播者个人魅力的赞赏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对社会议题的重视而上网观看《穹顶之下》……《穹顶之下》，仅仅是网民参与的开始。”

可想而知，微博上的大V们也纷纷送上支持。崔永元、五岳散人、姚晨、李佳佳、袁莉、罗昌平等等都表示了对柴静的敬意和对污染的关注。

和菜头则特别强调了柴静的互联网思维及其对环保产品的推动。“我花了10年时间才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终于采取了应对行动。那么对于海量的大众来说，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让足够多人正确认识到雾霾的危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仅仅是认知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人们行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认识到雾霾的危害，知道自己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在许多人还在热衷讨论什么是“新媒体”、“互联网思维”的时候，柴静和她的团队们已经悄然做出了他们的新媒体产品，而且免费发布到了全网。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甚至要比《穹顶之下》本身更重要。”和菜头更大胆预测：波澜壮阔的雾霾公关攻防战这才揭开序幕而已。

著名财经人士江南就此奉劝笔者：少罗嗦，赶紧多买一点环保题材股票。

然而，柴静隐退的一年，也正是微博退潮，各种专业意见媒体兴起的时期。在专业人士和独立思考者越来越多的时代，即便是柴静，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收获一边倒的赞美。

赞美每每相似，批评和担忧却多种多样。

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最容易引起批评。关于婴儿的桥段最先引起不满。婴儿的肿瘤病和雾霾到底有无关系，纪录片是否煽情过度失去客观态度？有圈内媒体人在微博上表示：柴美女是资深烟民，加上高龄产妇，这些对孩子的健康影响可能更大。呼吁柴静戒烟的网民不在少数。但许多烟民表示：不戒烟也可以生好孩子，孩子有良性肿瘤是偶然事件，治好就行，健康就好，大家都别拿这说事。此外，柴静开的车也被吐槽排量太大。

一位匿名网友表示：要把故事讲成这样，其实很简单——拜罗永浩为师。这部片子，从第一眼我就觉得有浓重的罗氏脱口秀风格，果然，最后的特别鸣谢名单里面，头一位就是罗永浩。

有关新闻传播体制的更深层担心来自两位新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与庄永志商確道：崔永元和柴静都是自出百万来做调查性报道，这一名人现象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民新闻其实是名人新闻。柴的报道在两会前上线也是看点。这些报道具有所有名人效应的优势，以及问题。调查性新闻在体制内的没落，社会对此种新闻的饥渴，也是此类新闻能够有影响的社会基础。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新现象。失去新闻生产体制对新闻客观性的保证，以名人效应为公众信仼的基础，这一转变后面的隐患很值得探究，也为隐性资本操控留下空间，它可以构成新的压力政治的模式。名人生产新闻的横出与体制性新闻生产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是一对互相关联的问题。

有网友则称这部纪录片声势浩大地推出，是中国式游说集团甚至绿党的诞生。但是有新华社的朋友不同意：这个是不了解敝国新闻体制，哪有啥压力政治？人民网是谁办的？这明显是部门利益支持的动作，时机也拿捏得非常讲政治，新部长履新、两会前夕。

北大吴靖教授认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名人自费拍摄新闻调查是一种包装成公共行为的商业行为，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市场化的算计。这种算计在柴静纪录片的完成品从内容到形式每个细节中都可以找到。从莫须有的雾霾导致婴儿肿瘤的叙事策略开始，到再次搬出幼儿和母爱来遮蔽数据漏洞和逻辑混乱的结尾。包装、姿态、煽情、自我展演的商品逻辑几乎全程覆盖真实、理性、深入、质疑、论辨的公共对话逻辑。

媒体人西坡的观点比较婉转：因为有了当母亲和照顾孩子的经历，所以在面对雾霾时更不能忍，所以发起“一个人的战斗”。公共言说目的就是调动公众，拿个人经历做引子，搞些小煽情（采访小女孩有没有看过蓝天）、小金句（“有义务没权力”）都是正常的手段，视频整体还是克制的，主要以援引专家、机构的观点和数据为说服力。对于一直关注雾霾新闻的人来说，《穹顶之下》没有太多新料，但对普罗大众来讲，这是一次系统、靠谱的雾霾知识普及。

但片中的专家、机构观点和数据是否有说服力，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从事财税行业的不愿具名网友W告诉笔者：关键她的结论就是错的。以天然气和新能源取代燃煤燃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秀良心有用吗？一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决定的（煤储量巨大），二是因为燃煤燃油只要适当集中处理，应用合适的技术，污染并不严重，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北京的所谓雾霾十年二十年之内不难解决的原因。憎恶大工业是中国环保主义的最大误区，事实上以大工业取代小工业才是实现环境友好的唯一途径。中石油中石化加起来大约占全国成品油市场的70%，剩下是各种地方炼油和民营炼油企业。中石化与地方炼油企业、民营炼油企比，那个污染大，哪个品质好？开车遇到两个加油站，一个是中石油加油站一个是杂牌加油站，放心去哪个？

资深环境报道记者李靖云表示：我国的油气储量和可开采储量是两回事，大量的点状分布，开采非常困难，成本很高。过去搞过石油大进军，到处搞油田，结果是什么可以去查纪录。至少前些年川渝中小型油气井出的那一系列悲惨事故足够触目惊心了。如果遍地开花式开发，污染会呈什么样水平？

一位不具名网友说：错误太多，说几条一眼扫到的：1、引用陈竺的数据未必就权威，上海的阚海东和环科院王金南应该有相关数据，你们谁拿到了；2、在吸烟率这么高的现实中，肺癌数据没啥意义，充其量也就是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拜托你们分清楚发病率和死亡率；

如何解决雾霾？指望开发天然气和减少汽车可行吗？《大目标》作者任冲昊表示，“还是修核电站靠谱，北京都有核电站，我们大热河省先来俩。”

重阳金融研究院贾晋京研究员的看法独树一帜：如果是要蓝天的话，柴静还没有涉及雾霾的核心问题。雾霾的最重要的成分其实是水蒸气。是水蒸气导致几百种各类成分结合成气溶胶，成为观感很差的雾霾。要减少雾霾，关键是减少水蒸气。要减少水蒸气，只有减少水的使用以及人口量。要是为了健康，那确实要按柴静说的减少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不会减少雾霾。再概括一下：减少水蒸气会带来蓝天，美国之所以有蓝天就是这个原因。但这并没有减轻环境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只是水溶胶少了罢了。减少工业排放，会有利于健康，但不会减少雾霾，不会带来蓝天。

看完这些批评，笔者觉得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感觉《穹顶之下》也确实只是一部个人的纪录片，虽然尽力做到数据翔实，但还是有诸多不严谨。但是这样的纪录片毕竟给很多人带来希望和热情。西坡就表示：同样作为媒体人，我很敬佩柴静，同时感到一丝惭愧。暗下决心向柴静学习多做扎实工作。

引起中产阶级钦佩的柴静式行动，也引起了另一个层面的警惕。

比如吴靖教授表示：

要呼吁公民责任，却只挑相对而言最容易最高姿态的打电话报警投诉排放超标，轻轻说句少开点儿车，对于最实际但也是最困难最不讨好的公共政策选择却不置一辞，这些选择包括：提高入城费，提高限行天数甚至单双号限行，控制大排量汽车，继续严格的摇号限号政策等。这些都会引起相当多城市中产的埋怨。看来对雾霾的恨还是没有超过对成为中产阶级知性女神的爱。而当谈到能源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就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地理和实际状况，忙不迭在完全没有数据没有论据的情况下把所有罪过都扣到所谓的国家能源垄断头上，为能源的私有化摇旗呐喊，为资本瓜分能源市场鼓噪，至于私人资本的进入如何就能迅速转变中国的能源结构，如何可能不计成本在中国各地探查天然气并在全国建设稳定安全的输气网络，柴静抒情之余估计没有气力去论述、论证和论辨了。

中戏教师“树上的男爵”也批评了柴静纪录片的中产阶级保守心理：

说到空气污染，北京人动不动就骂河北，说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是北京雾霾的罪魁祸首。春节期间包括北京人民在内的大都市中产阶级开车自驾到大理，把小小大理堵了个水泄不通，春节期间PM2.5指数飙升。如果关闭了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河北人民就会下岗失业，而北京人少开点车，顶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已。我想说的是：治理空气污染，那些充分享受着现代生活便利的大都市中产阶级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一边控诉着空气污染，说不许烧煤不许搞水泥厂钢铁厂，但却丝毫不提自己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只想着别人为自己牺牲而自己压根没打算负责任。环境污染毫无疑问应该治理，但治理方式不应该是去砸那些正在发展道路上苦苦经营的欠达地区人民的饭碗，相反，应该充分反思并有效约束中产阶级们美其名曰“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西坡也担心环保的代价由谁承担：

雾霾并不是这两年的新生事物，只是这两年才引起注意罢了。而最关注雾霾的，显然并不是农民、富士康员工乃至环卫工大爷，而是城市中产、文艺青年、富豪老板（钢厂老板等除外）。后者是这个时代民间最有话语权的，他们脱离温饱阶段，不管有没有户口都已将双脚迈进了城市大门，但他们也只是为自己代言。制造雾霾的“落后产能”及附着其上的人群，在舆论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话筒。不说话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但没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以“为时代让步”的名义被牺牲掉。

无论如何，柴静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保的热情。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正确关注环境问题。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李靖云告诉笔者：

这是个政策问题，我最担心就是政治化，那是立场问题。既然在中国就得面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我不关心纪录片是否有利于建立民主自由或者有利于党国改善治理。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就是环境问题，据中国环境科学会的数据，从1996年开始年增长29%。所以那句“唤醒民众”实际多余。第一，准确的数据。柴静的纪录片最大的意义估计是介绍了马军老师长期的环境第三方监控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是空谈。第二，能源政策和格局明晰化，中国的能源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靠煤，公众必须要了解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对燃煤做环境处理。第三，减少污染源所必需的代价，这点必须讲清楚。限制大城市人口，发展中小城镇必然增加碳排放和污染。反对垃圾集中处理，反对核电，反PX实际在鼓励污染。数据指示基本状态，确定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要总是反问过去，历史也不是阶段性和重复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其实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能源环境报道比如南方能源观察和财经无所不能，就知道柴静基本才入行。

南京大学周雷博士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认为应当怎样研究污染问题：

柴静是很良善的记者，但是她用调查数据、归因和解析来重新阐述常识，并将其系统化，造成一种相信和感同身受效果。所以她的调查和崔永元自费调查，因为受制于知识观和认知模式，都无法进行真正认知意义的突破和突围。虽然，崔永元更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提到煤的污染，她说到洗煤，却没有深究洗煤水的可能后果；提到能耗和油耗，她分析行业内幕和总量，却没有分析这些能耗的生成细节，哪些人主导了哪些消费并实现了何种污染扩散？中国的污染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有污染机制的原因，它是学来的？还是内生的？在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她在海外的调查几乎全是盲人摸象式数据。她提到伦敦的几百万污染行业工人转型，伦敦现有的环保模式，但却没有意识到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人类都在外包和异化自己的认知。当那些污染行业从自身国家逐步淘汰，大气开始朗清，似乎就觉得问题解决了。柴静采访了一些老北京，说到儿时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曾经有效和环保的北京style。这种逻辑和认知模式错得非常离谱。研究污染，从来应该多线并进，但不是用小分队调查的方式，而是能寻找到症候的发生机制。

然而，对于批评的反批评也已经出现。

李华芳在微博发表文章认为：批评柴静的学者那是因为“轴”和“酸”，学界游戏规则是占据知识山头，媒体游戏规则是靠故事煽动情感。你搞学术影响力人家搞媒体影响力彼此彼此啊。但重要的是，搞政治运动的人要学习柴静的动员能力，不然怎么煽动革命？至于普通人那就是搭便车的，“革命”不需要你们。

环球时报肯定会认为李华芳这是一厢情愿把柴静当作“革命”工具。虽然今天没有发表文章，但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连续发声：“请那些不认同柴静的人，先好好看完那个纪录片。里面的干货很多，而且都来自于环保部门的专家和官员，给人感觉跟像是中国环保部门的一次集体控诉。那些纠结于柴静本人的人，你们应该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其实如果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就会发现这个片子的主角并不是柴静，而是那些在我国各地，感到各种无力感的环保局的干部们。柴静只是一个记录者，她记录下的是环保立法和执法的种种无奈。如果看这个片子的最后，是去对柴静品头论足，那么你恐怕并没有看懂这个片子到底在说什么。”

崔永元显然比环球时报悲观，他对澎湃新闻表示：《穹顶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启蒙，但对于国家雾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推断一下，假如柴静拍了一个深入浅出的纪录片，让所有人都明白了雾霾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导致雾霾被彻底治理，那你说我们要那些部门干嘛用啊？

要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对柴静纪录片比较持中的看法来自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陈平教授：这样的纪录片推动形成公民环保意识可帮助环保执法。应当鼓励。但同时要让大家理解：环保水平只能逐步改善，否则导致去工业化，造成严重就业危机和社会问题。

最后，笔者看到有朋友说：“雾霾越来越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这个逻辑也是白金/蓝黑啊。”这个点评给人的抚慰程度真是比的上柴静纪录片给人的震动程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