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琴女/文
《济源日报》报道,2月28日,河南省济源市召开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宇燕指出,未来一个时期,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2014年城镇化率实现57%左右,2015年城镇化率实现60%左右,2020年城镇化率实现70%左右,城镇人口达到60万人,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缺的一个东西,就是发展口号,几年换一个,几月换一个,甚至几天换一个。像“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就是大跃进时期的一个口号。但造孽的是,这个“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也成了各地比速度,滥造发展数字的号角,却没有成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福音。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能出数字,终于整出了“亩产万斤粮”那样的离谱。党发现了这种造数字不过是一场折腾,在2008年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时候,总结出“不折腾”的重要历史经验。
然而,与“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何其相似,济源市的“2014年城镇化率实现57%左右,2015年城镇化率实现60%左右,2020年城镇化率实现70%左右”,从2015到2020一下子增10%,这不也是人为地造数字吗?所不同的不过就是,世易时移,这些个数字比当年的“三年赶英,五年超美”更容易实现了。在国家整体上上了城镇化的快车道的时代,一个市发展更快一些,有了更大的外部环境,这与当年国家总体上粮食亩产不过几百斤的大环境下的一个市乱吹“亩产万斤粮”有着截然不同的客观环境。
但是,“2014年城镇化率实现57%左右,2015年城镇化率实现60%左右,2020年城镇化率实现70%左右”,固然是当地领导的雄心壮志,却也不无风险和隐忧。因为,人为地硬追求某种数字目标,历史的经验证明无非出现三种结果:一是目标实现了,也惠民了;二是,目标没实现,也没太伤民;三是为实现目标故意造假数字,吹政绩,劳民伤财。
而,中国的城镇化又与任何国家的城镇化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政府为城镇化的引导者、规划者、推动者。即,以公权力做后盾,逼迫农民放弃原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问题也恰恰出在了这里,当农民在原有的承包地上种地和在先前的房子里住着的时候,尽管有的穷了一点,但却算不上失业。可是,农民的身份没变,或者硬给农民变成了市民而又没有工作,就成了一个坑人。
观察和反思眼下的城镇化,不难发现,有的地方已经走上了更加疯狂的卖地财政。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都在打着推进城镇化的大旗,进行大规模圈地和卖地盖楼,然后吸引农村稍微有点钱的人来购买房子,让农民快点放弃土地。
不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不以实业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的城镇化,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化,而是在进一步向农村吸血,把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财富进一步向城市和东部地区转移。这样的城镇化,将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与其发动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投入巨资建造那么多楼房,不如多投入点钱,应用到企业的科技创新之中去。同时,开放投资领域,激活民间创造力,疏通金融血脉,把更多的资源和资本引导到实业生产、科技创新、就业岗位创造上,以增进人们实际福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基础做好了,拉动消费和城镇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没有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前提下,大跃进地推进城镇化,也必然会造成强拆伤民,和一些地方官与开发商、建筑商等的腐败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