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伏在长沙天心阁城墙上英勇打击日军的中国士兵。

　　长沙保卫战，是薛岳“吵架”吵来的？

　　“长沙保卫战，就发生在长沙，但对于大多数长沙人来说，他们肯定没有很多了解。”长沙文史专家梁小进和陈先枢两先生，不约而同就此下了一个“断语”。

　　他们说，毕竟，长沙保卫战发生在七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七十年来的风雪难免会遮断人们回望历史的视线。现在到了重新为人们讲述长沙保卫战的时候。

　　梁小进说，其实长沙保卫战是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吵架吵来的，而知道这一事实的长沙人不会很多。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长沙保卫战达三次之多。可见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不然，敌人吃了一次败仗，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不甘心不死心地向长沙反复进攻。纵贯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当时正掌握在长沙手中，长沙以北的洞庭湖平原为中国第一大米仓。攻下长沙，可打通粤汉铁路，连接南北，出兵海外，同时也夺取了中国人的粮仓，可“以战养战”。所以，长沙保卫战不得不为民族的生存而壮烈进行。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尚未爆发前的四五个月，当时国民政府统帅部已开始为湖南将要发生的战事着手研讨应对之策。

　　蒋介石综合高参建议，对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发出手谕指示：“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会战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的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

　　蒋介石的想法，就是放弃长沙，保存中国军队的实力，再伺机打击敌人，以空间换时间。

　　1939年9月，驻扎在湖北、江西的日军调兵遣将，敌寇侵犯长沙的企图十分明显。此时，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仍在长沙“守”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白崇禧及参谋本部数位人员均不主张坚守。蒋介石听从众人的议论，再次要求第九战区放弃长沙。

　　但9月中旬，日寇猛攻湘北新墙河，突破战线，并与洞庭湖东岸登陆的日军两路夹击汨罗江边的中国守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薛岳下令：“如不遵令立撤汨罗守军，则今后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

　　薛岳反对放弃军队，先令各军继续抵抗，后在军令前迫不得已，下令撤退，让出汨罗江防线，日军滔滔不绝长驱直入。

　　9月29日，日军前锋已抵达浏阳永安、长沙北乡桥驿，长沙城内已能听到日军的枪炮声。

　　蒋介石听闻薛岳不听命令，立即派陈诚与白崇禧星夜驰程，赶到湖南，协助薛岳处理一切，并宣示蒋介石“不守”的命令。

　　陈诚和白崇禧来到株洲南面的渌口，在第九战区司令部向薛岳当面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薛岳仍坚决认为：“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

　　白崇禧认为，此时最应当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中国军队实力为急务。白崇禧认为日军侵犯长沙，就是想伺机寻找我军主力，加以消灭。

　　薛岳愤然说：“如果总是让我带兵退却，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今后不敢再穿军衣了。”

　　陈诚见两人相持不下，就劝两人说：“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再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此长期退却，纵使中国土地广阔，也有退到没有退步的时候，究竟应在什么地方，可与敌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形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深信，他所统领的第九战区军队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称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其他部队均在英勇作战。

　　陈诚一方面安抚白崇禧，同时令薛岳反攻；一面将薛岳决心抗战，坚守长沙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请准许薛岳因时因地制宜。

　　10月2日，蒋介石批准可守长沙，并下令反攻，对深入长沙的敌寇予以猛烈侧击。

　　此时，日军因湘北道路被破坏，进入湖南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展开，且孤军深入，薛岳早已调集各方面军队进入各自阵地，湖南民众积极踊跃自动协助国军作战，从10月2日下令反攻开始，到6日，五天之中，在国军打击下，日寇溃退120公里，10月19日，湘北仍然恢复原有的以新墙河为界的态势。长沙城屹立不屈。

　　对于这场争吵，有人认为，白崇禧的原计划是想在长沙以南与敌人决战，理由是诱敌更深入，可更有利于歼灭日寇。

　　薛岳主张在长沙以北决战，似乎是认为在长沙以南打，第九战区要负放弃长沙之名；在长沙以北打，则有保卫长沙之名。同样牺牲，当然在长沙以北决战合算。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要在长沙以北决战。此后的两次会战，即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为“保卫长沙”而战。

　　浏阳河与捞刀河间，

　　确实是个布“口袋阵”的好地方

　　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保卫战，之所以把战场摆在长沙，是因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通晓地理。一直研究长沙地方史的专家陈先枢认为。

　　他说，薛岳的个性刚愎且坚毅，在用兵上，十分注重谋略。薛岳的记忆力惊人，在作战之前，必定关门闭户，凝神静气，贯注精神在地图上，因此，对于战场的一山一水，一丘一陵，他都了如指掌。每当战役开始，一旦他认定的事情，极少改变，看到机会，他就会以极大决心，命令部属冲锋陷阵，不惜决战牺牲。

　　就地理而言，长沙地区西临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长沙城北的东面和北面，浏阳河、捞刀河，像个口袋，袋口摆在长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将敌军赶到浏阳河、捞刀河谷，作为决战地，则可以聚而歼之。

　　当然，“口袋阵”是看多了演义小说的市民的俗称。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前两次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所设定的阵法，是更具科学性的“天炉阵”。

　　薛岳自己说：“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经定下了天炉战法，并且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12月中旬侵犯湘北、敌锋直指长沙城的敌军，不过像棋盘上被掌控的棋子。薛岳说，他已“选定新墙、汨罗二水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浏阳二河间，为决战地带。并令战时民众加紧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所以，当日寇第三次侵入湘北，进犯长沙，薛岳让守长沙的第十军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日军，同时各路援军齐进，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

　　当然，1942年元旦攻打长沙的日军也察觉到中国军队的意图，他们努力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长沙城，甚至已有队伍攻入长沙城内的坡子街、黄兴路。日军在长沙城南面的金盆岭、东瓜山、黄土岭、侯家塘等地，更投入优势兵力，想把我守城的第十军彻底摁入长沙城北的口袋中，但长沙守军顽强坚守。等到1942年1月4日，前来包围日军的中国援军在长沙城南雨花亭吹响冲锋号时，敌人听到背后雄壮的号音，如闻霹雳，纷纷逃窜，最后大多数日军落入浏阳河与捞刀河河谷、影珠山下，这无异于“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灭敌军5.6万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中外报纸记者争相报道此次会战，称，本次大捷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遭到的巨大失败；三次长沙会战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台儿庄战役；我军不止是驱敌远去，更主动出击歼灭敌人。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蒋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称：“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数周以来，贵国之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之胜利。”

　　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英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几乎没有战事，直到1943年11月常德会战再起烽火。

　　长沙保卫战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结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统称为长沙会战，或称为长沙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是关乎中国乃至世界前途命运的重要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至10月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防御作战。这次中国从防守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并且是继“二战”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中方小胜。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日本第11军以打击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发动的一场战役，中国4个精锐军被击溃，但日军亦遭到一定损失，虽称第二次长沙大捷，实际上，中方略败。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至1945年5月国军方面获得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本战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主力均从湘江东面向南进攻，遭到国军有力抵抗。1944年6月日军发动长衡会战，改变攻击方式，用近一个月从新墙河打到岳麓山下，夺得炮兵阵地，6月18日，因守长沙之第4军长张德能配置失当、指挥失误，长沙仅战斗三天即告沦陷。

         文/任草草 图/徐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