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老了。老了的知青结伴儿，掀起了一股回访当年下乡村庄的热潮。他们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然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当过老师的知青——闻讯的学生从各处赶来把老师团团围住，尽管相隔三十多年了，有些学生老师已辩认不出，叫不准名字了，可学生们拉着老师的手，亲近得仿佛从没离开过似的，争着述说当年老师教导自己的一件件往事，其细节清晰得触手可及，而老师微笑着摇着头，“回想不起来了”；夜深了，村镇已一片宁静，露水也悄然降临，可学生们的话远远没有说够……第二天，太阳刚露头，学生们又来看望老师了……

    老师没睡好。在旅店的床上辗转难眠，当年的小毛孩，有的还挂着两行鼻涕呢，如今已人到中年，正英姿勃发，成了农村各行各业的中坚，各级领导中，知青教过的学生也为数不少，有的还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他们对老师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是相同的：我们的人生和知青息息相关，我们有今天，很重要的是受到了你们的教育和影响，知青老师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谢谢老师！
        

     ——老师的心能平静吗？他们没想到，当年走上简陋的讲台，日后会产生如此的效应！
      

     四十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势汹涌，两千余万城里的中学生下到农村。他们中有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很快被发现，不少人被抽调到了教育岗位，许多学校知青教师还成了主体。这在当时是件平常的事，并没意识到这其中有什么含义。随着岁月的沉淀和实践的昭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清楚了——这在我国农村的教育史上称得上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其意义当然已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落后，贫穷是一个原因，更为突出的是师资薄弱；而中小学教师短缺，在全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好教师更是“稀缺”，很难配置到农村，更别说大量分配到农村了。而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北京的四中、八中，上海的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天津的男一中、女六中，哈尔滨的一中、三中等等，教育质量全国闻名，根本原因是师资好，教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名师指点之下，学生焉能不强！香港大学曾对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如著名音乐人谭盾、陈钢等做过调查，他们的高中全都在重点中学就读。可见重点高中对人的一生之重要。现在，随着“上山下乡”，大批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来到农村，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然而这难道不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天赐良机”吗——他们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素质，为充实农村教师队伍，大面积提升农村师资水平，培育农村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水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是的，如果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他们中高三的学生绝大部分早已坐在大学的课堂里了。当时报考大学的志愿已开始酝酿，个别学生甚至已被确定保送出国留学。然而就在这时，风起云涌的“文革”，莫名而又蛮横地把教育和高考统统作为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批倒批臭，随后一声令下，“废除高考”，学生“上山下乡”。正常的秩序被瞬间扭曲，国家的命运和学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逆转。
       

    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事物就是这样的复杂和多面，对一部分人是坎坷，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惊喜”——知青的学生就自诩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受益者：要不是这场运动，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那么多城里的学生呢？我们怎么会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北京、上海这些外面的世界呢？如果说幸运，有什么比正要学知识的时候碰到好老师更幸运的呢？因为这是事关一辈子、甚至更为长远的幸运！当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思想很“狭隘”、很“自私”，甚至可说很“残酷”，因为它是建立在老师乃至国家“坎坷和曲折”的基础上的——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实，他们的那些思想是通过自身的感受“有根有据”地产生的。这些思想或许有失“偏颇”，有“局限性”，可在纷纭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这是很难避免的。
      

    这些知青没当过教师，也没来得及经受培训，就匆匆地站到了讲坛上。奇怪的是，一站上去，昔日母校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来到了眼前，这些老师仿佛知道远行的学生在召唤自己，便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飘然而至，一招一式地指点着，新教师们“照猫画虎”，认真钻研，渐渐地自如起来了。知青老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所形成的气场，很快弥漫了简陋的教室，昏暗的课堂于是变得明亮起来，穿透陋室和破旧门窗的寒风雨雪也似乎柔弱了许多。学生不再耷拉着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觉得好新鲜、好有趣、好有吸引力，于是尽情地吮吸着、呑咽着，压在心底的对知识的渴求之火，燃烧了起来；也不再“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了，不管酷暑严隆冬，都蹦蹦跳跳地来到学校。他们的父辈也变了，再也不说“孩子只要识几个字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是叮嘱孩子跟着知青老师好好学，多读书，将来有出息。
      

    景况就这样迅速地改变着。它彰显着文化、知识和文明的巨大威力——即便在那荒诞的时代！担任教师的也不局限在重点中学的高中学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多的知青站到了讲坛上。但在知青大军中，他们仍属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确是“份量”颇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使者，是知青在农村播撒文明种子的代表——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

    那时我在下乡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事新闻工作，以后又当新华社记者，接触了不少知青的学生，他们都诚挚地把知青老师称作自己的领路人。有个后来成了黑龙江农垦系统团委负责人的小伙子对我说：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他给了我知识，更培养了我读书和思考的习惯。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他指导我阅读，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了浙江大学，临走把书都留给了我，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我考上了大学。后来我的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除了父母没几个，我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交谈中，还有一点令我颇为感慨，当静下心来的时候，这些知青的学生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没有知青老师，我们会怎么样呢？——“很难想象！”他们说，因为那是在文革的昏暗岁月，又处在农村偏僻贫穷落后的村落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个从没走出过这方角落的七、八岁到十来岁的懵懵懂懂的孩子的心里，无疑是空落和苍白的，要不是知青的“突然”到来，带来了清新的城市文明之风，一些知青又当了我们的老师，打开了我们的心灵之窗，我们差不多都会重复上辈人的生活，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但，我们的“受益”，毕竟是在异常状况下的“偏得”，是偶然的，不符事物发展的规律。知青的学生们祈盼城里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农村来，因为城乡差别仍然很大，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带动，但决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采取“一刀切”式的极端措施，不能重复一部分人受益是以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受损害为代价的蠢事，而是在正常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的城乡交融，携手并进。他们的这些思虑，是随着岁月的过往和阅历的积累，渐趋清朗起来的。 
      

    不久前，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我得到了一个令人分外感奋的数字。那里是当年接纳知青比较多的地方，我国第一座颇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在那片黑土地上建了起来。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的学生。他告诉我，在他们征集展品的过程中，专门就全国的“知青老师”做过粗略的调查，从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9年知青返城，十余年间走上教师岗位的知青共教了约10届农村学生，学生总数加起来约有一千万！我听了，心不禁为之一震！一千万，多么了不得的一千万啊——这可不是一个寻常的阿拉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一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什么比培育了那么多农村的新一代更值得知青骄傲和欣慰的呢？！更何况，这“一千万”正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在影响着自己的子女，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知青老了，离开那片土地也有几十年了。然而似乎能感觉他们的身影仍行走在那里的山山水水之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学生，学生传承了他们的气息……是啊，种子播下了，怎么会不开花结果呢？

         作者：张持坚

       （张持坚，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5月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0团10连，后调至营、团任报道员和新闻干事。再后，调兵团报社任编辑。1979年10月，调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记者，后任采编主任、副社长。1995年1月，调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1999年调新华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上海证券报高级研究员。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