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现有藏语系佛教寺院3000余座，活佛1700余人。

    但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则介绍，目前包括1956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以前就存在的，改革后依政策核批的，以及各教派寺庙自行认定的和各种假冒活佛，藏族地区的活佛数量早已过万。

    2007年9月1日大陆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14条，包括立法目的、转世原则、转世条件、审批程序、佛教团体职责、违法处罚等。《办法》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或支配。转世必须申请报批，有重大影响的，还应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乃至国务院批准。

    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称此规定是针对目前活佛转世中存在的问题——不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办事，不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指认活佛转世灵童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藏传佛教人士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政府加强管理。

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释迦牟尼曾预言，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2006年张炜明完成了一项藏区活佛现状的调研，撰文直指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流弊。张炜明在文中称：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问题，是政府宗教基层管理部门和寺庙内部管理者高僧大德及信众反映最主动、最集中，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很多活佛要打引号的，差不多达到用钱买证的地步了。”张炜明说，“藏民对大活佛认证的比较信，后来的就没什么人信了。”

    由于活佛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汉人对活佛的迷信投资，活佛成为一项颇有利润的事业。

    “我曾经作为翻译参与的就有2宗。安徽一个法师很有钱，自己跑到一个寺庙说想做金刚萨缍的化身，这个寺庙本来没有这个转世。法师掏出10万元以后庙里的人就给他写了个金刚萨缍转世的认证。”张说，“还有个汉僧给了寺庙几万元，带上寺庙的活佛认定书跑来内地化缘。”

    一般活佛名号值10—20万元，中等活佛也有花好几十万的，大活佛就更贵了。

藏民可能更关心活佛的历史背景，但在内地则要看活动能力，能不能弄到钱，因此很多寺庙认证那些有经济头脑、社交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年轻僧侣为活佛。

    这些活佛不守戒，不学文化，不闭关修行，也不研究宗教。一天就玩乐，打台球，喝啤酒，挣钱，甚至玩女人。“有人称他们为“项目活佛”。

    曾经有位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对一名活佛十分相信，给了他很多钱，还拜为师跟他学经，但不久这位活佛就曝出丑闻得了性病。

    西藏研究专家王力雄曾撰文描写朋友去西藏的经历，30多人的旅游团被领到某著名寺院前面。感觉很好，殿堂古旧，佛像庄严，香火缭绕，喇嘛念经。待大家满心感动等待活佛摩顶加持，却被告之活佛不会讲汉语，但今天正好有一位能讲汉语的高僧，他来告诉每人的未来吉凶。

    高僧单独接见各位，他操着流利汉语用内地巫师神汉的词汇给每个人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无非是天庭饱满、贵人吉相、大富大贵等，然后话题一转，恫吓当事人近期会遭不顺，有小人陷害等，若想消灾去祸必须烧高香。而效果如何，则取决于是否心诚，心诚体现在交钱多少。少则3千多则3万越多越好。后高僧还谅解地指点，“我们这里可以刷卡”。

    王力雄还回忆了另外一次遭遇，康藏地区最重要的某寺的大殿里有个卖东西的柜台，柜台上方贴着告示要求必须购买哈达敬献给活佛。哈达一条10元，柜台摆放的其他物品也都加持开光，价格5元到80元不等。

    该寺多年来一直有活佛给游客摩顶的项目。哈达可以反复使用，相当于重复埋单。活佛摩顶后游客一般还是会给钱，活佛对游客的态度取决于给钱多少。钱多时活佛会回赠哈达、佛珠等，钱少时回赠可能就是一条毛线。因为给游客摩顶的活佛收入颇丰，因此寺里为了争夺这个职位还发生过群体性暴力冲突。

    一名藏族导游告诉王力雄不久前他带外国游客去某名寺，看到两个扎巴（僧人）在大殿里打架，还动了刀子鲜血直流，把老外都看呆了。

    甚至中甸黑道上最厉害的团伙也是该寺的和尚，被称为“和尚老大”。一到晚上纷纷换便衣进城出没于娱乐场所。哪里发生冲突一个电话就能招来大批便衣和尚助威打架。

    而即使寺庙负责的僧人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几乎都是计算不同项目的收入，讨论还能开发哪些财源，如何建设寺庙的硬件等。关于学习佛法造福百姓的话韪则很少能够听到。

转世的由来

    活佛转世为藏传佛教所特有，最早由噶玛噶举派创立。13世纪中期，蒙古大汗蒙哥册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为国师，并赐金边黑帽和金印。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因噶玛噶举派教规规定首领教权嫡亲不得继承，为延续本教派特殊地位，依据“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再来观念，寻得一儿童为噶玛拔希“转世灵童”。

    活佛转世将世袭传承制移植到了宗教上，加以神秘的佛化，既解决了法统继承问题，也解决了政权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此后藏传佛教各派纷起仿效。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兴起后，活佛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形成不同等级。其中达赖和班禅地位最高，对大寺庙活佛和各地格鲁派属寺首领的赐号、传法，确定转世灵童等，有领导权和指导权。清朝赐其印文称所领天下（西藏）释教。

    达赖在西藏地位与帝王无异，死于非命的情形也相似。四世达赖28岁圆寂，六世则是24岁，而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都蹊跷死于布达拉宫，年龄分别为11岁、22岁、18岁、20岁。

    关于他们的早夭一直没有定论，但可能性最大的是食物中放毒。从十三世达赖开始，达赖的食物要由亲信僧官先品尝，这一做法一直沿袭下来。

    仅次于达赖、班禅的，是主持一方的活佛喀尔喀蒙古首领呼图克图（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内蒙古地区最高活佛——章嘉呼图克图。1911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他死后其转世系统被废除。而大宝法王虽是白教精神领袖却不掌握政权。

    因为寻访的达赖往往年幼无法处理政事，清朝时西藏设摄政制，确立达赖喇嘛未满18岁以前由摄政活佛掌办商上事务，摄政活佛地位在4大活佛之下。

    随后依次为执掌各寺的活佛、驻京呼图克图、达赖和班禅的经师、经院活佛及中等寺庙的堪布。

    一般活佛地位最低，来源很多，如通过考试格西学位获得活佛称号。一些世俗贵族为获得活佛头衔以重金捐买，解放前青海佑宁寺就有这样的活佛近百名，塔尔寺有六七十名。他们在清代不入册，可以随时增减，可以转世也可以停止转世。

    除了男活佛还有女活佛，男活佛可以转世为女活佛，女活佛也可以转世为男活佛。

    寻访转世灵童一般是根据活佛生前的预言，通过占卜、降神、观圣湖等方式确定下世出生方向，然后前往寻访。

    这些预言包括遗嘱梦示，对某地方的赞誉，语言或书面预示等，而突然圆寂没有留下遗嘱或预示的活佛，则以占卜、降神等方式确定。十三世达赖圆寂时其头扭向东北，有人就认为预示其转世青海。此外确定活佛的方法还有抓阄、高僧占卜指定、世俗统治者指定、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

    寻访灵童前往往还要根据活佛圆寂的年月时辰推算下世转世时间大约上下相距年，但也有相差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据民国档案载，最长不能超过7年。

    但绝大多数活佛预言或遗嘱含糊不清，找到的灵童也往往成百上千个，这就需要垂仲降神来指示谁是活佛。

    垂仲降神实际上是打着神明附体招牌宣布个人意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称活佛转世总是努力在有钱有势家族中寻找，不顾护法神的意见和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问卜认佛时也以重金贿赂活佛左右侍从和扮护法神者，让他们按自己意愿作出预言甚至伪造假文书等。

    于是很多活佛都出现在贵族家庭或者达赖、班禅亲属及世家里。六世班禅的兄弟是红帽系十世活佛，另一兄弟是札什伦布寺活佛，侄女是香巴桑定寺活佛。

    由于活佛在蒙藏政教合一社会中的特殊崇隆地位，世俗的统治者往往操纵转世，如一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土谢图汗到处活动希望他转世在自家中，但车臣汗认为现在应该轮到自家了，最后由雍正帝决定活佛转世在土谢图汗家，到后来这个问题一直纷争不止让清帝十分头疼。

    为遏制这些舞弊，1793年乾隆帝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特制两个金瓶，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供西藏青海等地遴选活佛，另一金瓶置于北京雍和宫供蒙古北京掣签。此举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上的最高权威。同时朝廷可革除或复封活佛名号，可以停止禁止或准予某活佛转世。

活佛是怎样炼成的

    与到了西藏见到活佛就叩拜捐钱的汉民不同，普遍相信生命轮回的藏民往往更看重活佛的修行。

    转世活佛一般要在五岁以下，由具有认证资格的大师认证。认证之后从小就要有专人来教育、管理和培养，通常必须有管家、经师和修证导师3个人去扶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学习和闭关修行之后，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活佛。

    “我遇见一些活佛，他们说我不是什么活佛，我只是修行人，是你们汉人把我们叫做活佛。”纪录片《大宝法王传奇》的主持人陈宇廷说。陈来自台湾，曾出家3年，有很多活佛朋友。

    张炜明介绍，在藏区一些文化发达的地方，信众对堪布（有修行的高僧）的信心和崇拜更强，而在文化落后一些的地方，则比较崇信活佛。

    活佛只是一个没什么娱乐的孩子。他学得很苦，寺院对他要求也很严，要掌握每一种修行，了解各种经律。而他又是为了信徒没有自我地去学这些。陈字廷说：“曾经有一个活佛讲，如果有得选择，他愿意当导演，做活佛是为信徒做的。他在台湾佛教界还是明星级人物。”

    陈宇廷介绍，除了传统的佛经他们还要学习电脑、驾驶、城市发展、国际观，很多人藏文和英文很好，汉文却不大会。

    但十一世班禅是不可以不会汉文的，他的课表包括学经、辩经、汉文、英文、藏文、梵文、电脑等，课余时间还要阅读科普读物和报纸杂志，每天还要看新闻联播。此外他还分别有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手提电脑，有作业就在电脑上完成。

    历史上如果某活佛有不称职的情况发生，则会被动员勒令其还俗，之后重新认证活佛。还有就是可以给予其活佛的名称，但不能坐床也不能主持教务。

    历史上著名的情诗作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追求俗人独有的爱情，写有大量情诗，引起非议后，在一次政治斗争中被殃及，成为第一位被废黜的达赖。

    陈宇廷认为，今天真正的活佛要面临的考验远远超过以往。他们小时候会没有选择地去学经，大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娱乐的东西，还是会有些诱惑，有些活佛就会压抑自己，虽然内心喜欢，但是会顺应大家的希望做个修行的人。有一些则顺应自己的内心，但信徒就不乐意了。”

    他说现在的活佛有很多选择，如创巴仁波切（活佛）从小经过3年3个月闭关之后，又到英国大学讲禅修，后来娶了一位金发美女移民美国，跟嬉皮士在一起同很多艺术家合作。

    为陈宇廷佐证的还有两位活佛，一位在网上有人称格杰仁波切，是中国最迷人的帅哥，他说“我希望佛法能融入时尚世界中，把时尚与佛法连接并传达给每个时尚人。”他灌制了佛法唱片，“张学友与刘德华的歌都不错，除了刺激的武打片我还有兴趣看感情片但不会激动。”

    而另一位帅哥活佛盛噶仁波切则用流行音乐传讲经文，专辑《我要你幸福》一出世便引起不小震动，甚至成为台湾综艺节目《康永当家》、《爱上桃花园》的嘉宾，成为名副其实的时尚活佛。

红尘中的两难

    文革期间西藏与内地同处传统宗教被摧毁压制的时期。1980年代初，中共恢复落实宗教信仰政策，藏区长期被禁止和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以及被压抑和禁锢的宗教感情突然释放，旧宗教人士的身份恢复，新宗教人士猛增。1991年国家出台39号文件，以较严格的政策对活佛转世进行认定名额和数量的限制。

    但藏传佛教习惯上既有一个寺庙有众多活佛的惯例，也有大寺没有一个活佛的惯例，有由一位大成就者转世为几位化身的惯例，也有多位大师转世于一人的惯例，这些都与政府固定指标的规定有冲突。

    张炜明介绍：“以前的政策就是限制数量，不许新的转世系统产生，规定1个大寺3个活佛，中等寺庙2个活佛，小的寺庙1个活佛。而藏区每个县都有活佛寻访领导小组，隶属于宗教局，但形同虚设，寺庙都自己寻找灵童。以德格县为例，按传统延续下来的活佛到目前为止共有198个，而政府只批准了27个。”

    地方管理部门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政府对转世活佛的名额限制带来了些新问题。我们这里有不少活佛国家不批准，但寺庙承认，信众承认。总不能跑到寺里说，你不是活佛，国家没有批准！猛把人家从法座上拉下来。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活佛，还有他背后成百上千信众。”一位基层宗教管理干部说。

    这问题最后往往会导致国内活佛的转世认证转入地下或依循藏传佛教传统，跑到国外请达赖喇嘛认证。

    “限制活佛直接导致众多寺庙和佛教人士自行认定的活佛投靠国外流亡集团寻求支持，直接为达赖流亡集团输送了后备力量。”在调研报告《当代活佛制度的流弊及影响》中，张炜明对达赖流亡集团影响或操纵国内活佛的转世充满了担忧。

“基本上，大陆有多少活佛，在国外就有多少。国内认证一个活佛，达赖那边就认证一个，俨然是两套班子，两套活佛认证系统。”张炜明说。

    国家对活佛转世认定的名额和数量限制只是政策的一面。而政策优厚的另一面，是活佛一旦被政府认定，就享有很高的社会名誉和政治地位，在今天则往往意味着巨额的金钱也纷至沓来。

    张炜明认为，“今天活佛制度的一个弊端，是活佛很难监督。历史上活佛不称职还被动员勒令还俗之后重新认证。即使保留活佛称号，也不能坐床和主持教务。但现在活佛动辄在省州级人大政协里任职，级别上远大于县上的宗教官员，寺庙也管不了这些身份地位颇高的活佛。活佛成了寺庙管不了政府也管不了的老大难、老油条。”

    因此现在不少人打起活佛的主意，不惜花钱或通过权力、关系来谋取或操纵活佛认证。活佛认证的权力寻租事业也应运而起。

    张披露，仅以某县20多个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来说，其中不乏上面盖帽盖下来（意为上级直接指定而要求基层办理）的活佛。他们说，嗨！把这个喇嘛的材料报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活佛转世的开后门。就像提拔干部一样，如果哪个关系好，上级打个招呼就成了活佛。

    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花钱买活佛，政府官员子女也成为活佛、康卓玛（仙女）的怪现象。张介绍说，康北曾有一位县长就因与邻县县长争夺其子为某大活佛转世而反目成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头不服管的寺庙和政府两头管不着的活佛，就是那些由上而下提拔认证的活佛。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贿赂宗教局相关人员，然后拿着认证书到处骗钱。王力雄对活佛和藏传佛教的乱象感受与张炜明相同。

    大部分寺院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没有商业化，除非是一些旅游景点。“相比研究者张炜明，信徒陈字廷要乐观许多，“藏民表面拜活佛，心里也不一定信，如他家牛丢了，跑去找活佛卜卦在哪里丢的，活佛说错了，以后也不会去信他了。”

    对藏传佛教素有研究的张炜明认为，现在的活佛教育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中很多人去各级佛学院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或者学习班培训。这些地方当作交际场所还可以，藏传佛教本身传统的东西学不了，一个活佛也不是几个学习班就能教好的。应该从寻找他开始好好培养，教他怎么管理寺庙，也要去管理他。不然几个培训班回来，拿上个大专文凭做个政协委员，无非就学会了认识几个政治人物和老板，学会拉关系那一套。”

    陈宇廷也认可大陆的活佛太少监督。“以前也有自己的淘汰机制，哪个做得不好就会没有人去拜。应该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在寺庙接受自己的传统教育。”张坚持。

    在张看来，政府应处理好治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藏传佛教对教主的尊崇，主寺对属寺的控制，大活佛对下面寺庙活佛的认定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政府可以研究梵蒂冈教皇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册封大主教的。

    对新出台的《办法》，张炜明对《凤凰周刊》表示，“从条文上，新办法相比以往有了一定变化但不显著。”其意义在于对活佛转世制度的法制化管理代替了以往的文件和政策。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在《办法》颁布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办法》是贯彻执行《宗教事务条例》的需要，使条例相关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和更具操作性。

    张认为活佛和藏传佛教中的问题当在更宏大的层面上解决，比如探讨活佛转世制度的走向和出路，“活佛转世发展到一定程度，要么走向消亡要规范化”张说。

    “活佛这样烂索性就让它烂下去好了。这么久宗教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活佛制度自己消亡，不然它会毁掉整个藏传佛教。”张炜明说，“我并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