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树增，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大校军衔。国家一级作家，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有《红鱼》、《黑峡》、《鸽哨》、《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等。

我写《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这套书的动因其实很简单。我写的最早的一部书是《朝鲜战争》。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广州工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我身边有许多人都在倒腾东西。谁迅速地积累财富，谁就是社会英雄，人们很浮躁。我在广州的宿舍面对着一条繁华的街道，一到晚上我都要拉上窗帘，否则，外面的霓虹灯会把屋里照得通亮。我自己在这种情境之下心里并不踏实，我觉得找不到北了。我不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健康社会，我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潮流和风气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兴旺发达。我总觉得，支撑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能够健康有力地发展下去，第一位的永远不是物质。“富”和“强”是两个概念，富而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美国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其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猛烈的扩张力和影响力。世界上人均GDP比美国高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我去过的一些中东国家，但是，在全世界你能说它最强大吗?

我总在想：怎么了?我们到底得到和失去了什么?当时正好有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战争系列丛书，我答应写朝鲜战争。于是我就开始接触相关的史料。这一接触，就无法从中拔出来了。我从开始采访并阅读、梳理史料，5年都没有动笔，光笔记就做了200多万字。从那时开始我就停不下来了，加上后来的《长征》和《解放战争》，这3部书耗费了我整整16年。

我想，我是在做一些符合作家身份的事情。没有文学，人照样可以活着，有时候可能读的书越多，越会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但是，人类还是一代一代在主动寻找经典，以滋养自己的精神。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世界主流的精神状态，比如信奉正义，利他主义，责任和使命感，集体意识等。

我在《朝鲜战争》中写到了大量青年，他们的作战异常艰苦，但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家园而战斗，实际上是在寻找快乐。现在的年轻人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我什么都不信”，其实，是掩盖了他内心的什么都没有。还有一句是“我郁闷”。而人是否快乐和财富的多寡并不成正比。真正因为贫困潦倒而跳楼的有几个?快乐，是精神上的一种体验状态，有时候和一个人的实际境况是剥离的。当我听到有媒体报道一个女孩说出“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我觉得说这句话的女孩以后可能会有她哭的时候。等她真正面对生活的时候，她就会知道，宝马不见得就能让她笑，而自行车也不一定就会让她哭。你哭或者笑，和你坐宝马还是自行车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们并不是甘于清贫。但是如果把物质和幸福画等号，把物质当成幸福的全部，那就偏颇了。到头来，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失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永远推崇给我们留下了《清贫》的方志敏。读一读方志敏的散文，那里面有浓烈的感情，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信仰，人活着到底怎样才有价值。我前不久去汶川灾区，碰到了一些非常可爱的大学生。他们从地震发生后就开始轮流到灾区去做志愿者，给灾区的学生上课。他们和我说，王老师，我今天给孩子们上了一天课，晚上睡得别提多么香了，我觉得心里那个愉快啊!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在我心目中就是英雄。我希望，我们的民族有一代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成为社会中真正的精英。

我曾在重走长征路时碰到过很多青年，大多是外国人。我印象最深的是4个瑞典年轻人，两男两女，走得非常认真。他们从中央红军出发的于都河边，一直走到甘南，整整用了两年多时间。我在贵州碰到他们时，4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还穿着草鞋。我反复让翻译劝他们，不能穿草鞋，走不了几里路脚就要磨出泡来的。可他们却坚持要穿，还告诉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时穿的就是草鞋。尤其是四渡赤水，他们不肯走捷径，就像苦行僧。瑞典是真正的高福利国家，生活非常安逸，这4个瑞典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对红军史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对“红军”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在完成一种精神上的朝拜，寻找一种让生活更坚强、更快乐的理由。

除了这4个年轻人，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2000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多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历史上1000年来发生的100件大事，并出了一本书。它的评选标准是，每一件事都必须影响人类进程。中国有3件事入选：第一，北宋时期第一次把火药作为武器运用到军事行为之中，开创了人类的热兵器时代。第二，成吉思汗的骑兵打通了东西方的文化通路，让东西方文化有了交融的可能性。第三，就是长征。为什么长征榜上有名?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都很难解释。只有一个理由，曾经有几万人跋山涉水，死里求生，身陷绝境而最后绝地重生，永不言败，永不放弃。这些，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

长征的队伍是由两个奇特的人群组成的：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另一部分就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目不识丁的赤贫阶层。我觉得这种两极的“焊接”非常奇特，“焊接剂”很多，主要和信仰有关。我们的政治精英学贯中西，但他们对身边的战士很少会讲到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他们深深知道，中国这块国土上最能打动人心的不是那些高深的理论，而是两个字——平等。一个贫苦的孩子，生下来可能不当作人看。但是，只要跟上红军这支队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人了。他看惯了贪官污吏、劣绅恶霸，而在这支队伍中，所有的大官、大首长，和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吃的菜根一样，甚至死的时候的姿态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传统文化把理想社会称为大同世界。还有一点，在革命战争时期，从领袖到高级将领几乎都没有个人财产的概念。

但是他们的对手——国民党的将领，都是有金条的，很多人打仗是为了个人利益。相比之下，整理我军干部遗物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除了一身军装、一个笔记本，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在这种情境下，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干部都是成片地牺牲，你为什么惜命呢?在参军的时候你爹就和你说了：共产党给咱们分地了，你就在部队好好干，别惜命，别丢人!人类大同思想、平等理念和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力量是惊人的。我想把这种精神提纯出来，在我的书中尽可能地挖掘出来。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的理由。解放战争不是用军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胜利，它是人们群众的选择。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就是要挖掘和展开那些活生生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战士，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

在写《解放战争》时我一直想理清，为什么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倒台了?为什么看似并不强大的一股力量最后能夺取政权?当年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其腐败已经不可遏制。其实，敛财只是腐败的一小部分，它还包括：信仰的缺失，运作规则的扭曲，价值观念的崩溃，等等。国民党在建党的时候，也是由精英组成的，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曾经是热血青年。而据我统计，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被俘虏的高级将领有200多人，其中很多是抗日名将，怎么瞬间被我们的普通战士按在地上了呢?你站在了背离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了国民党专制政权的营垒里，你的悲剧是注定的。

而共产党人，他们和他们率领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确实在为一种信仰而前赴后继。为什么夏明翰在临死前能说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说出这句话容易，但是做到这一点是多么艰难!比如，给你一张纸，签上你的名字，你就能活下来，甚至高官厚禄。你如果不签，就枪毙你。在这个瞬间，你会怎么选择?还有陈毅，他当时在南方打游击能活下来绝对是奇迹。我非常喜欢他一首诗里的最后一句：“取义成仁寻常事，人间种遍自由花。”难道这句话感动不了我们?这不是最神圣的利他主义吗?!

其实，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讲，100多年前孙中山就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孙中山曾经说过，我这个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在当时绝对是振聋发聩的。因为之前中国的世世代代，老百姓都是贱民，是草根。

我的书里总是弥漫着浓烈的英雄主义氛围。比如朝鲜战场上数次出现的腿被炸断了还死死抱住敌人不放的普通战士，比如穿着单薄的棉衣趟过冰河被冻成冰柱的士兵。应该说，我是着意写的。其实，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担忧，我们的社会现在严重缺失英雄主义。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讲过一个例子，一个日本记者到北京某所大学去采访，他突然问在场的大学生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邱少云吗?一个大学生站起来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傻冒儿。这个记者回去就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支那人的堕落》。这在日本人心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生活态度千差万别，比我们要多元得多。但是，鲜见这些国家的青年背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你能感受到它拼命地抓住本民族历史上的一切闪光点，把它放大、高高地树立起来，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偶像，以求子孙万代珍藏于心。它有一种明显的功利性。我们这个民族要发展、要强大，就要靠弘扬我们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

拿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去调侃，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不能容许的。而我们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动不动就要质疑黄继光、董存瑞，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这些人出于什么心理。数典忘祖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不要黄继光、董存瑞没关系，那么，你要什么呢?有人说，我什么都不要。如果是这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民族怎么发展呢?人总是要相信一点什么的，心里总是要有所依的。

一个人，一个民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主心骨。主心骨从哪来?最重要的是从本民族的历史上来，以支撑自己能够坚强、乐观、永不言败地生活下去，也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凡是我到过的国家，纪念碑、战争纪念馆、无名烈士墓，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我觉得那里有一个民族的根。莫斯科的年轻人结婚都要去红场的无名烈士墓献上一束鲜花，没有谁规定要这样做，但是，没有这个步骤好像婚礼就是不完整的。现在年轻人结婚，不坐凯迪拉克，别人会笑话你。如果你说我要去纪念碑献一束鲜花，人家甚至会觉得你不太正常。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俄罗斯的一座纪念馆——涅瓦河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很小，就坐落在涅瓦河边。纪念馆中，从讲解员、布展员到管理员，全部由旁边一所学校的中学生担任，这个传统在这所学校传承了几十年，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

我在写《解放战争》的时候，到各地去采访，很多烈士陵园都是大门紧锁，我根本进不去。好不容易找到管事的乡长，他拿一个大斧头过来，说，锁头已经生锈了，根本打不开，你非要进去的话，我就要把锁头砸开。

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整天惦记这些逝去的人。但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是很多国家的普通人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崇拜麦当娜，崇拜披头士，但是都不影响他们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

我还要说一点，我崇尚英雄，特别崇尚老百姓当中的英雄。不仅仅是堵枪眼才叫英雄，那就太狭隘了。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老百姓承担的是大道义，共产党不能忘了他们。

前不久，有一个年轻读者和我说，王老师，看你的书，我有一种体会，什么都不容易啊!我觉得他读出了点意思。比如，解放战争第一阶段的时候，共产党方面就相当艰苦。一些读者和我说，王老师，我没想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么艰苦!我说，你以为解放战争就只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啊!那时已经快胜利了。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只用了两万字。真正让我们品味的是在绝境中永不灰心，咬紧牙关闯过去的人生状态。所以，读《长征》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你明白，只有经历过那样的曲折和生死考验，你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不要轻言放弃。

作为作家，我们去写历史绝不是去考据历史。有一句话叫“以史为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