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百万大遣返，规模空前，是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善举，是中国政府“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更是国共双方“求同存异”“共同合作”的再现。今天，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就是向世界证明：同根一脉的中华文化一定会使海峡两岸再度携手，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一、葫芦岛百万日侨日俘大遣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必须在战争结束后的最短时间内，把缴械之后的日军连同日侨遣送回国。当时东北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国民党军队控制沈阳、长春及周边的城市，约有日本军人和侨民80万人；共产党军队控制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吉林、延吉、安东(今丹东)等城市和周边广大的农村地区，约有日本军人和侨民30万人；还有苏联红军控制的大连地区，约有日本军人和侨民27万人。

东北地区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数量如此庞大，主要是日本移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通过有组织、分批次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壮大日本民族在华的人口实力，实现民族“同化”，为进一步吞噬和兼并我国的领土，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提供坚实的殖民地统治基础。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所有特权，为了长期霸占东北，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尝试着各种方法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从1915年“爱川村”实验村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移民侵略一直处于“试探移民”阶段。由于东北当局和人民对日本移民政策的强烈反抗，“截止到‘九一八’事变前为止的25年间，日本向中国东北旅大租借地、‘满铁’附属地以及分布在东北地区各地移居的人数，共23万人，从事农业的日本移民共约2500户，6800人。”［1］据不完全统计，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继续留在中国东北地区人数只有不过1000人，“爱川村”等计划均以失败告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的高潮，移民侵略进入“武装移民”阶段。日本的移民到达东北后，在武力的支持下，夺我家园，霸占良田，疯狂劫掠与欺压当地百姓，使中国东北人民在刺刀威逼下，倍受凌辱与伤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广田内阁开始加大移民力度，实施“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提出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截至1944年9月，居住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有1662234人。”［2］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既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推进了罪恶深重的战争深渊。

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在短期内全部遣返回国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所面对的第一件事。1946年1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组成的军事三人会议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负责东北日侨遣返的总体部署，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共同组织实施具体遣返工作。军调部三人小组决定，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遣送安东7.5万日侨从鸭绿江口登船回国，由苏联红军负责遣送大连27万日侨回国，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论是国民党控制区还是共产党控制区，全部经葫芦岛遣返回国。［3］

根据这个部署，国民党控制区成立了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下设葫芦岛东北日侨离境接待、检查总站，其他各市县均设有日侨俘管理所，负责对日侨登记、造册，进行身体检查和物品检查。同时共产党控制区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办事处及其相关机构，李敏然(李立三)任处长。为了确保遣返日侨工作能够安全有序地进行，8月14日，共产党谈判代表李敏然与东北日侨专员贝尔上校，就经费、日程和路线等细则在哈尔滨签署了《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内之日人之协定》，国民党方面负责向中共方面“每日至少供给船只100艘或相当数量及船夫，以便每日运送带行李之7500人渡过松花江，供给每列车能运1500人之车辆”及遣送经费“一、日人运输费：东北流通券5000万元；二、遣送行政费：东北流通券1000万元”。［4］中共方面则负责安排具体日期：“8月20日，2500名；8月21日，5000名；由8月22日起，至运送完毕，每日7500名。又由8月21日起，自哈尔滨至拉法，每日运送2500名”［5］，和具体路线：“所有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松江之日人经过哈尔滨运送；在延吉之日人运至拉法；在通化之日人运至梅河口；在安东之日人运至本溪湖。”［6］

1946年5月7日傍晚，满载2489名日侨的两艘轮船驶离葫芦岛，“葫芦岛百万大遣返”拉开序幕。截至8月20日，除了长春和沈阳这两处的遣送工作没有完成（日侨人数分别超过25万人），国民党军队“共遣返日侨俘93批560485人，占国民党控制区日侨俘总数的62%”［7］，至此国民党占领区日侨遣送基本结束。共产党控制区日侨遣送于8月20日正式开始，“从8月20日国共双方在陶赖昭交接第一批2500名哈尔滨日侨起，到9月27日，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方面共完成占领区的235000名日侨遣送，约占共产党占领区日侨总数的70%。其中哈尔滨和松花江地区日侨101985人、齐齐哈尔地区日侨40456人、牡丹江地区5108人、北安地区2415人。”［8］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经葫芦岛港共遣返日侨俘158批，计1017549人（日俘16607人）。”［9］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东北局势紧张，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公路、铁路全线中断，最后滞留东北的3871名日侨在共产党军队的护送下，乘飞机从沈阳抵达葫芦岛登船回国。至此，历经两年四个月的葫芦岛“百万大遣返”全部结束，共遣返日本军人和侨民1051047人。［10］

二、葫芦岛大遣返的现实意义

“葫芦岛大遣返”己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追述这个历史性的大遣返行动，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先，“大遣返”彰显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崇高品质。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正义与友善的中国人民始终相信，这场侵略战争是由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无辜的日本人民被日本侵略者扩张的野心和殖民政策所欺骗和利用，同样也是战争受害者。因此，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没有延续仇恨，相反以各种形式救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日本难民，如收养日本遣孤，收留日本病弱妇女等。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甚至还为体弱的日侨和年幼的孩子腾出热炕，为生病的日侨端水送饭。这一点，连日本人编撰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一举勃发共产革命，或者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11］这一切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善待邻邦、热爱和平的博大胸怀。

其次，“大遣返”彰显了中国政府“睦邻友好”的大国风范。东北光复后，中国政府忍受战后国内物质极度匮乏的现状，仍拨出了大批火车皮、燃料、粮食和药品以供遣返之需。据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1946年5月至7月的遣侨经费开支共147119218元，其中仅日侨伙食费开支一项就达120783655元；为供遣返运输之需，调配火车车皮13441节，飞机70余架次，以及大量汽车、马车及江河渡船等。”［12］同时为了保证日侨身体健康，中国政府在各集中待运站专门设置了急诊医疗所和医院，下设外科、肠道科和妇产科等专科门诊，由各地方政府供应药物，并选定有经验的内外科医生负责治疗。以锦州和锦西为例，中国政府在这两大遣返待运站办有设施齐全的医院(包括产院)、幼儿园、学校、后勤商店等。中国政府将“以德报怨”的精神化为行动，从交通运输到物资供给，从生活设施到专科医院，细致入微，处处体现“慈善友好”的高尚情操及“体恤邻邦”的大国风范，在人类遣返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伟大善举。

再次，“大遣返”彰显了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的大局观。“葫芦岛大遣返”是迄今国共关系史上最愉快的合作，它摒弃党派之纷争，意识形态之差异，皆以中华大义为重。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政治斗争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送日侨这个事件上，国共双方都能摈弃党派之争，互为方便，共同履行“约法三章”。1946年11月，国共两军为争夺辽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军事冲突，由于民主联军控制了盖县以南地区，致使滞留在熊岳的日侨273人无法遣送。在军调部的协调下，经双方协商，民主联军雇用大车40辆，用2天时间将这些日侨送到大石桥，乘火车到沈阳集中［13］。由于国共双方在遣返日侨期间都能信守诺言，即使军事对峙也以大局为重，没有趁机骚扰或打击对方的军事力量，相互协调，使遣返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高乐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

［2］［3］［4］［5］［6］［7］［9］［10］［12］张志坤、关亚新、李劲为．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始末调查与思考［J］．日本研究，2006（2）．

［8］曲晓范．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J］．日本学论坛，2002（3）．

［11］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日［M］)．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p817．

［13］辽宁省档案馆馆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