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明胶制药，为何中国企业家总缺乏道德血液？

作者：刘长锋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一个倡议，原话我不记得，但大意不外乎是：呼吁所有的企业家，都要摸着良心做事，大家自觉地多给自己的血液里多补充些道德的成分。尽管很多人当时对此欢欣鼓舞，满心充满了期望。但对我而言，除了莫名的悲哀甚至绝望之外，别无他解。一则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到了要让国家领导人紧急呼吁倡导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已经低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地步。二则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强势阶层，各个财团把持财富和权力的人，道道水准降低到了引起官方高度关注的时候，社会底层的担忧与恐惧无疑将给这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带了的核爆式隐患。

    今日看新闻，看到央视一则不起眼的报道，说是根据记者的深入调查，发现作为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食品药品原料的工业明胶，被大量地用于药物胶囊的生产。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做法已经在业内被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然而令人更为胆寒的还不在此，更加让人齿寒的是，根据记者调查结果显示，因为使用工业明胶，药品铬严重超标的药企名单，居然包括了赫赫有名的修正药业、通化药业、海外制药和蜀中制药等知名药业大鳄。为什么这些药企大鳄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工业明胶呢？原因很简单，工业明胶作为原料成本每吨只需2万元左右，而符合标准的合格胶，每吨要价则在3万元以上。如果说到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说到圈地运动，与之相比，我想其血腥与冷酷程度也不过尔尔。

    人的道德发自内心，源自良好的家庭教养。而作为企业，作为企业家，道德底线则必须由强制强力的法制来保障。因为所有的资本都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为了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这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丝毫无关，是所有资本的天生共性。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除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外别无其他。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提升，都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作支撑。而同样，要消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激发的社会矛盾，没有雄厚的社会资本来提高社会公众的普遍生活水平，也同样不现实。正是基于此，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尽管并不公开地见诸政府文牍，但却私下里几乎从上到下达都成了高度一致的默契。而正是因为此，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与大中型企业，除了政府自己掌控的国企外，达成了利益攸关的共振。企业需要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庇护实现利益最大化，政府官员需要企业完成的税收提高当地GDP指数从而为进一步升迁提供看得见的政绩或者政治资本。

    如果说地方政府与大中企业发展休戚相关高度粘合的暧昧关系，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从大中型企业领导者的社会角色上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从目前来看，当下国内的大中型企业从社会角色上来看，基本不外乎以下三种：一种是国企，这种企业掌门人都由政府官员担任，政府在职官员与企业家身份的完全重合。第二种是七大姑八大姨，也就是俗称的“官二代”们执掌的大中型企业，国有的也有，私有的也有。第三种，借着制度空子和政策优惠一夜暴富，胆大心细的聪明人。这些人大多出身贫苦，但也基本没有接受多少良好的社会教育。我们不是说，政府官员或者官二代们执掌企业就必然都是高衙内，就必然会明目张胆地蔑视法律，这有些绝对；我们也不能说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就都素质低下，恰恰相反，他们都有优于常人的过人之处，素质高低与受教育程度也并不成正比。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绝对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无论是血缘关系（包括政治血缘和生物血缘）上的亲近，还是经济关系上的互利互惠，都足以让执法一方睁眼闭眼或者酌情从轻，从而也必然也会让企业家们胆子比常人大了很多。他们无需付出代价，或者只需付出小小的代价就可实现资本的迅速扩张。

    政府与大中型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并且过于暧昧，企业家们就不用费心去取悦处于社会底层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即可轻松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或者社会道德，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完全多余，但也绝对微不足道。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立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法制体系日益趋于完善，严密的社会监管体系已经初具雏形。但遗憾的是，因于各级政府与大中型企业之间这种暧昧关系的存在，现有法制在落实与执行上往往失之过软，聊胜于无。而要改变这种畸形的发展态势，使企业回归正常发展的渠道，以健康科学的发展，既能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又不严重侵害普通社会公众的权益，则必须首先撇清这种畸胎的政企关系，从而以严格的法制监管，确保企业家和企业道德良知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