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托马斯定律

韩寒在“沉默”了2个月之后，终于带着《光明与磊落》重出江湖。在第一次公开露面中，他用一只优盘骂方舟子“U-S-B”，依然保持着强烈的“韩氏”风格。“韩寒”连续几篇新博客，同样体现的是嘲讽权贵的旧日“韩寒”。

谁也想不到，这场由“韩寒代笔”引发的势同水火的网上争议竟然持续了这么久，从冬天打到春暖花开。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韩寒在长时间的“消失”之后，依然以“有春天，无所畏”重新回到闪光灯下。

这种吊诡的局面说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是大象与鲨鱼的战争，因此也就无所谓胜负。韩寒的粉丝仍是支持韩寒，不关注韩寒的人依然不喜欢韩寒，这一风波性事件并不能改变太多。

一

无论麦田、方舟子还是肖鹰，这些中年读书人其实从来都不是“韩寒”品牌的目标受众，因此他们对“韩寒”的杯葛并不能对“韩寒”产生多大的损害和影响。正如勒庞所说：“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

“韩寒作品”的受众是非常准确的，以15到35岁之间的未成年“愤青”为主，特别是不喜欢文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对一个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生来说，“韩寒”就是他们走出“青涩”走向“成熟”的标签，而且这个标签是唯一的，目前尚无替代品。虽然王朔的作品更有接近文学，但与韩寒相比，王朔已经太老了，“过气”了。周杰伦代表了一个MP3时代，而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从“韩寒”这个标签上，这个“青年”群体可以得到“叛逆”、“时尚”等，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精神需求，而他们付出的仅仅是买一本书。事实上，大多数“韩寒”的购买者和拥趸并不读书，也包括韩寒的书，但拥有或占有就足够了。因此，“韩寒”只是一面旗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挂起来，以显示自己的姿态，但姿态并不意味着理解。

在此次质疑“韩寒”的事件中，质疑一方基本全部都是中年人，而支持“韩寒”的，除过一些利益相关者，其主力恰恰都是“韩寒”的目标受众，这一群体数量众多。对他们来说，“韩寒”已经构成其身份识别系统，“韩寒”的崩溃也必然会导致其身份焦虑和青春迷茫，因此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和宗教层面，就像上帝一样，是不容“亵渎”的。

韩寒曾经说，他与郭敬明的“区别”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事实上，他与郭敬明的相同要远远大于差异。他们都是写手，而不是作家。从来没有一种文学是为了金钱而诞生，金钱换来的是文字，而不是文学。他们都是商业文字的知名品牌，这与文学无关。

作为一个成功的书商，路金波极其敏锐地区分了文学与文字的不同。他将小说作者分为两种，一种帮助人做梦，比如琼瑶海岩金庸；另一种帮助人从梦中觉醒，比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格拉斯、鲁迅、王小波等。毫无疑问，后者才是真正的文学，或者说纯文学。纯文学的受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理性化，而一个理性化的人往往是非“大众”的，因此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消费群。路金波就说，他从来不敢去挣30岁以上人的钱，特别是男人的钱，因为他们“太理性”了。反过来也就是，20左右的青少年最好“忽悠”，因为他们还没有理性意识，最容易爱屋及乌。因此，“帮人做梦”的前者就成为图书市场的主导者，这就是所谓的“畅销书”。阅读的商业化使写作商业化，有机的文学就变成了无机的文字，富于灵感、智慧和激情的作家就变成了玩弄文字、编故事的写手。

对书商来说，“畅销就是硬道理”。做营销最大的手段就是制造“群氓效应”，使人陷入非理性化，从而进行操纵。群体中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的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奥维尔在《1984》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在群氓状态下，人的思想就会自行关闭，所有行为——包括消费行为走向非理性，营销便水到渠成。最典型的如看电影和听音乐，都是非理性的。在非理性人群中，青少年构成消费主流，最容易引导的就是16岁左右的孩子，这部分消费者恰恰构成校园文学的主流。针对16岁以上读者的写手以郭敬明饶雪漫为代表，而“韩寒”则主打“叛逆期”男生的消费需求。

二

世上本没有“圣诞老人”，但人们却盼望着“圣诞老人”的到来，没有人会去“USB”地去质疑“圣诞老人”的存在。因为“圣诞老人”对孩子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与理性化批判化的成人世界相比，孩子们的世界完全不同，那是一个不成熟和不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原则是充满梦幻和非理性的。

在一种消费市场细分化的营销模块中，“商品”或者“作品”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牌。“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叛逆男生”最大的特点是“不读书”，因此“韩寒”品牌的重量要远远超过同是写手的郭敬明和饶雪漫。在这种品牌营造中，策划者采取了全方位包装策略，赛车、绯闻、骂人、炫富、骂官、骂老师、出唱片、上杂志封面、爱国主义……等等。毫无疑问，这种包装是极其成功的，“韩寒”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而且成为一个“传奇”和“神话”。正如帕斯卡尔的名言，法施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

在“韩寒”成为一个挟裹无数“少年愤青”的“东方不败”教主后，韩寒也就成为一个一呼百应的“金主”。这个群体恰恰也是90后80后一代，他们是网络时代的非理性消费主流，比如辛苦攒一年工资，去买5000元的苹果手机。要从这个群体身上赚钱，最好的捷径是接近韩寒，因此，许多商业媒体和所谓的“公知”们就对“韩寒”趋之若鹜——“发财是硬道理”。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

除过安妮宝贝将目标受众锁定在30岁以内的白领女性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书商会打30岁或者35岁以上的成年人——特别是成年男人的主意。当然，60岁以上的老年人除外，因为这部分人正好是苦大仇深、自我缺失的一代，因此他们中不乏非理性消费者。相对而言，大部分成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已经心智成熟，非常理性化。作为一个知识和信息载体，图书对这部分人群难以产生非理性引导。除过官场阴谋类或者内幕色情类，很难有畅销书可以打进成年读者群。

作为读书的主要群体，知识分子构成图书市场的最大受众，但这一受众的危险之处在于极度理性化。因此，传统的非理性化营销手段是毫无作用的，读者只看书的内容，一般是不会被作者和包装所迷惑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是批判，但对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并不缺深刻的批判，而缺的是勇敢。因此，“韩寒”就被策划成为“勇敢”的代言人。“韩寒”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知识，不是智慧，也不是批判，而是“无所畏”。“韩氏”风格的冷嘲热讽与郭德纲周立波的诙谐一脉相承，这是一种貌似批判的姿态，但也仅是姿态。在中国当下舆论禁锢下，这种“压底线”“擦边球”的姿态已经足以赢得“满堂彩”。在群氓语境下，被绑赴法场的阿Q一句“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会被视为英雄壮举。每次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韩寒”就“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地站出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这令所有犬儒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汗颜——天下英雄，惟“韩寒”尔！

有趣的是，很多中年知识分子往往不知不觉就成为韩寒的铁杆“粉丝”。他们会去买韩寒的买一本书，当然他们不会去读。这在他们看来，买书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韩寒”的“伟大事业”，最终让中国变得更好，比如改善“民生”“民主”，比如清除“腐败”，比如开车更加“文明”。虽然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的消费与购买的过程，但“政治”的姿态使这一金钱交易变得无比神圣起来，这不是“购买”，而是对“韩寒”的道义支持；这也不是购买“韩寒”的书，而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道义支持。“韩寒”的正义化形象，使“韩寒”品牌成为一座完美的屋子，然后人们感动之余，也就爱上了落满屋顶的“乌鸦”。

“一个作家仅仅在(报刊的)文化版、阅读版上出现，那只是畅销书作家；一个作家上了娱乐版，才是超级畅销书作家。”所有的营销都是策划的结果，营销既是一种社会学，也是一种心理学。一个成功的商人绝不会小看营销的力量。所谓“营销”，就是“营造消费（销售）”，或者说“制造消费（销售）”，让不需要的人也来购买，从而是销售从针对目标群体的“有限销售”，变成针对所有群体的“无限销售”。

在一场神奇的策划之下，“韩寒”最终成为无可争议的“公知”。从中国“叛逆男生”的“青年领袖”，提升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公知”，这一跨越完全是一场商业成功，其最终目的还是“销售”，至于其他，甚至指望“韩寒”“拉杆子起义”，借用“韩寒”的话说，那都是个“屁”。

三

这场关于“韩寒代笔”的质疑风波从一开始，就被很多人断言“不会有结果”。在商业模式下，“韩寒”只是一个品牌，就跟“郭敬明”、“饶雪漫”一样。在一个消费社会，商品本身越来越被轻视，与其说人们是消费商品，不如说是消费品牌。品牌代表着一种文化，至于商品本身，它只是机械化的、按一定规格和质量的批量生产。最常见的畅销书生产模式与商业电影的生产模式是完全相似的，一群写手提供素材和大纲，最后由一人（品牌作者或导演）整合完成，当然还有质检和修改，最后包装造势再上市。对非理性消费群体而言，操纵消费过程是成败的关键，好在如今媒体极度发达，只要操纵媒体，就可以操纵大众。因此，营销的过程越来越媒体化，而产品本身越来越被忽视。比如关于“韩寒”话题持续不断，但却鲜有针对其作品的讨论。“韩寒”如同在中国非常畅销的8元一只的“LV”纸袋，人们争相购买，然后招摇过市，但没有人去较真地追问，袋子里面装的是不是“LV”。

“韩寒”从“出道”以来，多次引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质疑，但基本上都作为商业现象一笑而过。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随着严重商业化的“百家讲坛”现象出现，没有“知识分子”的中国倒是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道分子”，作家、专家和教授越来越娱乐化，变成了“作假”、“砖家”和“叫兽”。公共道德的严重焦虑与商业利益的深度渗透，“公知”一度甚嚣尘上。一群“伪知识分子”充分发扬“圈子文化”，迅速搭建了一个叫做“公知”的名利金字塔，而最后被捧上塔尖的竟然是“韩寒”。

这次麦田和方舟子对“韩寒”做“文本”解读，却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作为商业文学还是文字本身，“韩寒作品”并无太大文化上的意义，其核心在于一种极易引发渴望的姿态。这场关公战秦琼的纷争，其实是理性的文化批判与非理性的商业模式的博弈。令人有些不解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公知”群体大多作壁上观，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在理性和逻辑先天水土不服的中国，非理性始终使中国难以走向“启蒙”，因而群氓主义与极权主义沆瀣一气，革命与暴政此起彼伏，伪善与罪恶相得益彰。知识分子是真理的产物，在真相与良知成为稀缺品的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许多“娱乐化”和“明星化”的知识精英信奉的是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使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正走向体制化和犬儒化。当理性与启蒙渐行渐远，金钱与名利就成为精英阶层的即时共识。

可以设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韩寒”品牌仍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这有四个因素，第一，对“叛逆男生”来说，目前没有可以替代“韩寒”的其他品牌，而周杰伦王朔已经“过时”了；第二，对“公知”来说，目前也没有“韩寒”的替代者，“公知”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娱乐明星”的杂交品种，在公众启蒙通道逼仄的现实条件下，希望以此产生最大化的公众影响力。第三，对诸多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商业媒体来说，目前也缺乏可以替代愤青“韩寒”的理想人选。第四，韩寒商业群体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10余年来精心搭建的盈利模式，除非这个“富矿”被彻底开采完毕，或者“被水淹了”而无法开采。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韩寒从为人之子到为人之父，步入而立之年，“叛逆男生”的市场将会逐渐丧失。随着“韩寒”陪伴下的“叛逆男生”一代逐渐成长，越来越理性化，“人造韩寒”也将成为一场青春大梦而被遗忘。正如李敖和许知远所预言，流氓化和成人化的“韩寒”必将面临“知识分子”的门槛，进入或者退出。至少有一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决不会是挖苦谩骂令人狂热的所谓“公知”。从很大程度上，“公知”越来越娱乐化，而郭德纲周立波赵本山这样的娱乐艺人却越来越“公知”化。相比之下，韩寒算得上集大成者。或许可以说，“韩寒事件”最大的影响并不是“韩寒”本身，而是在草根网民理性考问下的所谓“公知”，这些自以为精英的“知识布道者”，究竟是“公知”还是“母知”？

“中国人的思想有三种毒素：一是奴性的思想；二是专制的思想；三是昏乱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革命，不消说，大概就是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这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罗家伦先生的一段话。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如今，中国人不仅都学会了听话，也学会了考试。但从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阅读，更没有学会思考。对很多人来说，既然可以接受代考、代笔，替代自己思考也就没有什么惊奇。人的成熟过程也就是启蒙的过程，从叛逆到建树，从情感到理智，理性与思考是一个人最终的归宿。等到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品牌和偶像，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因而也就失去了代考和代笔的理由。一个要做的，是必须自己填写一份人生的答卷，这就是生活的考试。

四

一个世纪之前，工业化的欧洲率先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高潮。传统的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乡村秩序崩溃，人们聚居在城市，“群众”出现了。“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近一个世纪以来，《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始终被称为社会心理学经典，毫无疑问，对当下中国来说，城市化与互联网的兴起，正使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群氓时代，特别是最具群氓特点的“粉丝”群体，充分印证了勒庞的种种精辟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浩浩荡荡“五毛”和“水军”构成低智化和暴力化群氓的典型标本。对照《乌合之众》一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个体与独立是如何被集体和盲从取代的，同样，情感取代了理智，狂热取代了批判，弱智取代了思考。对照当下中国，勒庞无疑是一位先知般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勒庞的许多论述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勒庞说，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在一个群氓时代，打动群体心灵的常常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个的真实英雄。影响群氓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

一个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与一个低智的“群氓”对应的是一个低智但却偏执的“领袖”。庞勒说，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气”。在现实中，名气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众人对“名人”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名气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气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气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气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

名气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当然，对那些所谓的“名气”和“名人”是不能认真探讨的，只要一进行探讨或者质疑，它们的“名气”便烟消云散。缺少成功的名气，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和质疑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和质疑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气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每一个试图长期保持名气的神与人，都会对任何探讨和质疑绝不宽容。这就是敏感词的来源。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神秘才能产生权力。

勒庞说，作为一个群氓集体的领袖，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气。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文：杜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