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郭沫若之争

                   5月19日

                     李俊华

【今年第一期《文史哲》杂志刊登了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孝迁文章《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文章详细介绍了范、郭论辩由来、焦点等。本文删繁就简，保留一二而已】。

众所周知，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例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学术交集始于1940年。这一年范文澜初到延安，即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是他唯一一篇公开与郭商榷之文。他利用新接触到的权威理论《联共党史》作为正误标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吴玉章主张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1944年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有所批驳，可视为对当初范批评的一种回应。《自我批判》一文，矛头虽主要指向吕振羽和翦伯赞，但也包括范文澜。郭沫若解释“共和行政”：“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唯范氏《简编》依据《史记》谓：“周公、召公共同执行国政，号称共和。”。对于郭指控的“硬伤”，范并不以为误，《简编》订正本（1948年）和修订本（历年版本）一直坚信《史记》的观点。1953年范在《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始作自我辩护：“《竹书纪年》采战国游士的寓言，讹称共和是‘共伯和干（夺）王位’。……战国游士捕风捉影，随意附会，如《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之类，信口说来，不负责任，《竹书纪年》却误信寓言为真事，后人又误信《纪年》的误记为真史，一误再误，大概都是为了好奇的缘故。”范氏所论并非无的放矢，正是答复郭氏对他的批评。相较而言，范文澜在根本观点如西周封建论及其相关论证上虽与郭氏立异，但在某些细节尤其他不擅长的卜辞、金文释读方面，他的态度比翦、吕二氏积极，愿意采纳郭的少许批评，这从《简编》订正本“删”和“增”的文字中可寻暗痕。

1949年郭沫若、范文澜终于在北京聚首，共事于中国科学院，前者担任院长，后者系该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1950-1960年代，范郭二氏重启交锋，引发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起点是1949年底参加过殷墟发掘的郭宝钧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殷代殉葬）。郭沫若在场，当时便认为这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劝郭宝钧写出来。不过，郭宝钧说到周代殉葬情形：“殷代而后，此风稍戢。……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郭沫若对此判断相当不满，批评郭宝钧“缺乏马列主义的掌握”，“从旧史学的束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解脱”。1951年春，范氏主动向郭沫若隔空喊话，重申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期的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至于周朝则截然不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商与周是前后接连的朝代，但殉葬就有这样的变革，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在自我检讨之余，用相当大的篇幅为西周封建论辩护，且不点名地批评了郭：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其基本论据建立在“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这个原则上面，依据《联共党史》所昭示，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土地不能当作生产工具。所以用“土地并非私有”来判断生产工具私有的不存在，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似乎是值得考虑的。6月19日范回复同仁信说，郭把土地当作生产工具，因而得出农民没有土地即没有生产工具，所以农民是奴隶。这种说法是不合常识的。范氏指导助手荣孟源写《周代殉葬问题》一文，从地下发掘、古籍记载、俑、用人为祭牲四方面逐条反驳郭氏《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所提出周代存在人殉制度的证据。郭文说：“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今天西周帝王的墓一直没有发现过，假使将来发现了，同样惊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们今天还不能断定它绝对不会有。”荣文应：“周王墓葬，虽然尚未发掘，无从推断一定没有殉葬，也无从推断一定有殉葬。”《周代殉葬问题》一文虽署名荣孟源，但完全代表范文澜的观点。郭氏读后承认“荣文关于殉葬问题汇集了材料是可取的，虽然解释上有些问题”， 1955年范氏《简编》修订本将上引文字改为：周朝废除商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作祭品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来屠杀，周朝废除这种制度，表示人和牲畜有区别了。

范文澜、郭沫若对西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延伸到1950年代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古史研究者注意民族志性质的资料，以之印证中国古史问题，应受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郭氏较早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除了注重地下发掘，也留心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文献。1930年前后，国内民族调查数据不多，郭氏所知有限，但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仍能发现他探讨古史问题常举证彝族。例如，一般被支配阶级的民众或奴隶专称“黎”“黔”，郭氏推论中国古代原住民是马来人和四川彝族的祖先，因为马来人和彝族都是棕黑色的，“倮罗在四川又称为黑骨头”，但当时他还没有想到用彝族社会印证西周社会性质。稍后，郭氏《自我批判》再次举证彝族，说明西周乃奴隶社会，他说：“我们为了要求得它的本来面目，最捷的途径是从今天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中的氏族社会里去找资料。在我国这种后进的兄弟民族是很多的，如像倮罗人，那毫无疑问是还停留在初期的奴隶制阶段的。”郭氏此时以彝族社会为例，推论西周社会性质，或与范著有关。其实，范文澜较早注意到民族材料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简编》叙述到传说黄帝后裔有少皞、颛顼、帝喾诸帝，“他们究竟作些什么事业，古史传述几乎全不可信。试取其他落后种族的记载，作远古历史的参考，倒可约略想见当时的情况”。范氏举《三国志》记载的乌桓习俗，印证中国古帝名号流传，“大概也像乌桓祭先世勇健有功业的大人一样”。当写到“周初生产方式”，范认为周初已开始踏上封建社会的阶段，即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的收获完全缴纳给地主，私田的收获为耕者自有。但这并不是说，周已完全废弃奴隶生产，只是说封建成分超过了奴隶成分。为了说明西周社会性质，范文澜举证：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说，猺人男丁从酋长领得耕地，不纳租税，止服劳役。有罪受酋长裁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苗人酋长称为主户。主户计口授田给苗民，称为田子或田丁。领得的田，不许典卖。此外俘虏或买得人口，男女相配，给田耕种，称为家奴。农奴与奴隶并存，农奴数量比奴隶多，周初社会，大概也是这样。。郭沫若非常重视彝族社会对古史研究的价值，1950年在北大演讲“中国奴隶社会”，第三次举证凉山彝族，重申“根据这个原始的奴隶社会，很可藉以了解殷周的社会结构”。范文澜的观点是1949年前凉山彝族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翦伯赞主张西周封建论，与范文澜一致。范估计“彝族社会大部分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前期，小部分还停留在奴隶社会后期的最后期”。1955年5月，刘尧汉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将手稿寄请范审阅。1956年5月24日，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激赞的文字《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范文澜与刘尧汉的学术观点一致，故愿意为学界推介。范撰文为刘尧汉高调背书的举动，似有意效仿郭在《奴隶制时代》改版向学界积极推介胡庆钧的做法，表明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变，与郭的学术分歧不仅在西周史，也延展至彝族社会。

结   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长期争论古史分期尤其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1930-1940年代，以郭沫若与吕振羽、翦伯赞的论辩为主，《自我批判》的主要对话者是吕翦。进入1950年代，范氏借修订《简编》之机，系统论证西周封建论，成为继吕、翦之后最著名的西周封建论者。郭氏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到《奴隶制时代》，其观点虽略有调整，但从未改变西周奴隶说。范与郭的学术商量，双方均存“成见”，难以“虚心”正视对手所提出的问题，一味寻找对自身有利的证据，排斥不利的史料和观点。郭宝钧提出殷代殉葬的史实，郭沫若欢欣鼓舞，因为它可以印证殷代奴隶说，但当郭宝钧主张殷与周两代殉葬之风有别，郭沫若态度即变，因为此说与他所坚持的殷与周两代同为奴隶社会的观点相冲突，反而会被西周封建论者利用。同样的，范文澜对彝族研究者胡庆钧、刘尧汉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因学术观点有别所致。范、郭皆深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极力证成各自的学说。范氏相信判断一个社会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不仅仅在于铁的有无，同时要注意阶级斗争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郭氏着迷于发现铁器痕迹，认为西周还没有出现铁制生产工具，因此不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从而不能产生封建社会。他们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导致彼此无法说服对方。郭氏因《自我批判》获得了忠实学问、勇于自责的美誉，但事实上他很少接受批评者的意见。范、郭论辩虽不尽是纯学术的商榷，意气之争间或有之，但他们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完）

                                                                           6月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