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谈改革

        2020.9.23

                        李俊华

今年第四期《文史哲》刊登了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文章《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详细回顾、论述了四十年改革的艰辛路程，廓清了许多年久遗忘的事例。然而愈是回首这四十余年历史，就愈是感到到忧心忡忡，心绪暗淡。下面将韦教授此文要点摘录出来，以其引起大家思考。

说到改革开放，就必须明白，1949年鼎革后我们做了哪些；1978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鼎革后，我们是把消灭市场交易、消灭货币、消灭私有制和达致一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而作为长期发展目标的。1953年中宣部制订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所指，“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近三十年里，整个国家所实行的打击投机倒把、消灭自留地乃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所作努力的一种延续。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这种照搬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中国的是严重的经济后果。从1958-1960年的“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1978年，9.6亿人口的大国GDP总量只有3678.7亿元，人均GDP只有381元；97.6%的中国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实际上，正是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吃不饱肚子且整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才迫使我们开启了经济改革之路和对外开放的大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明确宣布“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即终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口号，标志着党的执政路线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旨的改革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在新体制下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增产增收‘积极性’的发挥往往并不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收益的增加，因而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的混乱。”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和实务部门开始探讨现代企业制度，并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国营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民营化。

1993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大家知道，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大步前进，其实是在邓公92南巡的大背景下开始的。

无论是邓公南巡还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其所释放的理论意见、现实改革的政策导向，为民营经济成长、发展和崛起创造了历史性契机。1994年到1997年发生的国有企业转制，与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发展和崛起，应该是同一个过程。1994年之后的这些改革举措，实际上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创造了制度条件。

经济改革、市场化改革必然触动体制内反改革势力阻挠。一些支持旧体制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改革大为不满，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他们发文质疑“如果集政权与所有权于一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政权的力量保卫国有企业，就无异于在执行一种‘戈尔巴乔夫式的错误路线’”。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普遍转制后，党内外这些理论家仍然停留在“斯大林模式”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水平上，反对推进市场经济。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著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是一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占有形式。因为国有企业职工以外的人民群众并没有任何处置权和收益权 。随后，由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等经济学家组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随即撰文，对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论点 给予正面回应：“十分有必要摆脱苏联模式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束缚，对社会主义作出更明确的定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这场争论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定为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

事实上，在中国“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人民公社制”是带有很大空想成分且低效的一种制度实验，是造成1959年之后中国三年大饥荒乃至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的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根据权威部门数字统计：在1958-1965年间，中国农民的消费尚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农民的收入在70年代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整个70年代农民的粮食人均消费量只相当于20年前的水平，而食用油的消费量则一直低于50年代。农村的贫困十分严重。根据吴敬琏先生的数据以及陈锡文的研究“到1978年还有约2.5亿即全体农村居民的30.7%处于赤贫状态。1959-1961年，由于快速的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和大饥荒，一些地区的农民饥寒交迫，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农业集体经济已经没有力量维持社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省曾经也是头脑发热的领导开始冷静下来，采取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能恢复农业生产和维持农民的生计。到1961年3月，试行‘责任田’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已经占安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39.3%”。但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他自己曾允许的宽松政策，严厉批评了安徽省委负责人，责任田被迫刹车。1962年8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从而把基层政府组织和农民自发出现的第三次“包产到户”硬生生地给扼杀了，极寒交迫的农民继续挣扎在死亡线上。

中国发生的诡异事令全世界瞠目：到处鼓噪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了，可是种地的农民却吃不饱肚子。以至于被誉为标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还是规定了“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整个社会从官方到地方仍然认为，只有人民公社的按劳分配制度才是社会主义的，分田单干则属资本主义性质。

1976年是百姓生死线、阴阳两界分水岭。从1977年开始，安徽小岗村等开始自发地、偷偷地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了。虽然阻力很大，幸而得到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在安徽凤阳县和肥西县才实行起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的方针被否定。1980年，胡耀邦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到此时，主张农田承包制的意见在中央高层才占了上风。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进行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后，这一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1980年9月5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下达后，各种形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迅速扩展开来。直到1982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后，农业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才获得了最终的合法性。

农民没有辜负土地，枷锁打碎后仅仅几年时间，饥饿的肚子问题就变成了“卖粮难”。算一算，1977、1978年包产到户还没有合法，吃饱饭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到1984仅仅六、七年就有了“卖粮难”，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棉花产量从1978年的21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625.8万吨，年平均增长19.3%；油料总产量从522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年平均增长14.7%；。

1978年开始的改制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巨大增长，第一次彻底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农业制度从互助组、合作社到公社化，再到1978年之后从土地集体所有向农户家庭“承包”（单干化）经营制的转变，实际上为整个中国社会从建立一种空想的消灭私有制的计划经济的理想，逐步转变为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变迁的成功的实践经验。三中全会后，民营工商业经济自发性产生和成长，以至于到今天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无疑起到了先行和带动作用。吴敬琏先生说：“‘包产到户’还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用今天的话来说，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经营承包制的制度变革，打开了民营经济成长和发展的契机，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这才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伟大也是最为根本的制度变革。

但是在80年代初期，私人工商业仍在国家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禁止之列，雇工超过7人就变成“私营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高层甚至有人坚持要求开除那些雇工超过7人的小业主的党籍”。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正式在宪法上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自此，中国的民营经济才从无到有，迅速成长起来。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十七大”报告重申“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正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中共中央的报告和决定不断放宽对私有经济的禁止、管制及压制，以及相关法律的允许、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才逐渐得到发展和成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想从斯大林那种以国有经济为主、集体经济为辅和基本上消灭私有制与民营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开始学习匈牙利模式或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均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启了自己独立的改革探索之路。

随着农业家庭经营制的普遍实行、城市大规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外资的进入，中国实际上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开启了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进程。除了上述讨论的农业改革、国企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还包括另外几个方面的重要改革：现代金融体系、保险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外汇市场的设立与发展、证券交易市场、期货市场等等。这些部门 有些是扩展业务，有些是白手起家，但总方针都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为国家总体稳定，快速发展提供后续动力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概言之，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先从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试水，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变革的突破，再到国企改制（“抓大放小”和大规模国有企业民营化）与民营经济崛起，伴随着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设立和金融体系的重建与发展，宛如一部宏大的历史交响曲，如此波澜壮阔，声震寰宇。中国经济社会在过去四十年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实际上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渐进性乃至革命性的制度变迁，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在这里，国有经济的表现令人唏嘘：目前中国所有国有部门所创造的GDP大致不会超过中国GDP总量的24%。一个有着近475万亿元资产的国有部门所创造的GDP占比不超过24%，它说明了什么？

1, 如此庞大的国有部门、工厂，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坚持这样的国有制对谁有意？

2 , 以国有资本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为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高管的腐败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导致某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寻租式腐败的大面积发生，而这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3, 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搞国有经济为主！

我们说特色，但是中国的特色和外国的百姓福祉有不同吗？如果是一致的，那么外国能做的，我们也应该能做、做得更好！如果说不一样，那就是我们的特色在百姓福祉之上还有官员利益不忍割舍？或权力的利益不能丢开手？

十二年前的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话言犹在耳：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勋不容抹杀，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风雨四十年，存亡无退路。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何去何从？能否继续顺应历史大潮、百姓利益，十四亿人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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