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学，回归子学：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

                                     任剑涛 （摘登）

【此文是刊登在《文史哲》2019年第四期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的文章。该文针对近些年大陆新儒家重建经学的吁求，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真知灼见，读之令人感佩。于是将其中精彩处摘录出来，一来彰显其求真求实的学术理念；二来也留作时时品读、欣赏。】

儒学现代发展落定在经学形态的两个理由，一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权威性，二是经学曾经发挥的政治整合作用。这两个理由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内在限制：它符合经学的历史真实，但它与儒学的现实处境相左。子学更有利于儒家的现代发展。从儒学的创制与传承上看，正是相与诘难的诸子学，给予原始儒学以巨大的思想活力。

一 问题的提出

需要先行区分几个概念：经学，就是儒家由官方立为一尊，有政治权威支持，有学术经典捍卫，将经典权威与政治权威融为一炉之学。子学，就是在先秦诸子处于“百家争鸣”局面，儒家仅是一家，它是诸子之一子，故其理论形态曰子学。今天研究儒学，或取经学进路，或取子学进路，都是想尝试引导中国的现代生活，帮助人们树立确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探析现代儒学究竟应当落定为经学形态，还是坐实为子学形态，对于儒学的现代发展，是一个关涉儒学，进而关联国学现代发展状态的重要问题。在一个多元现代的处境中，究竟是推崇儒学之作为子学的活力，还是注重儒学之作为经学的政治权威，实在是一个需要审慎以对的问题。

     二 儒学形态辨别:子学退隐与经学凸显

从历史与现实关联的视角看，儒学是取经学形态还是子学形态更有利于儒学发展，是一个难于不加分析便明确给出答案的问题。因为在儒学发展的古典历史阶段，确实是经学之儒延续了儒家的价值观念、社会活力与政治权威，但从现代背景出发，是否能继续维持儒学的经学形态呢？作出肯定回答的理由是，儒学的生命力正在于经学。但给出否定答案的人会指出，在一个多元现代背景中，只有自觉地将儒学定位在子学的形态上，才可能占据现代发展的思想前沿位置。今日人们看到，儒学的学理争辩在大众那里几无反响，但举旗儒学的大众行动却具有强烈的社会影响。生活儒学中较具观念自觉特色的是伦理儒学。

儒学是内置于日常生活的规范，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生活儒学、制度儒学、价值儒学等形态，显示了儒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面性。观念形态的儒学自具其特点。观念儒学在历史纵向度与权力攸关性上呈现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疏离国家权力时期的原始儒学，二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儒家经学。子学时代在诸家思想竞争中纵横捭阖的儒家，虽然后来走向了经学，但儒家之所以具有吸纳诸家的思想能力，确实与子学时代的思想历练具有密切关系。儒家之学的经学地位，是与国家权力直接而全面结合的结果。从经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意义来看，经学是专研上古文化重要典籍以为人确立人生法则，同时又为社会政治生活奠立基本规则的学问。汉代经学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强调儒家经书的政治属性，古文经强调儒家经书的史学属性。

但时变世易，曾几何时被人认为绝对不再可能重现辉煌的、被打倒的“孔家店”，会遇上百年未有的再生契机。中国人在治穷的情况下忘记了治愚，国人的价值观念、智力水准、思考能力，明显处在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悖谬状态。在治穷过程中几乎失落的价值关怀，开始重回中国日常生活的现场。在重寻国家价值定位的时刻，激进主义不再具有号召力，自由主义处在多重夹击之下。因此，只有保守主义具有发挥价值重建功能的宽松空间。    

  三 经学还魂？

分析起来，“大陆新儒家”的经学态度，其实就是试图重建儒学与国家权力全面而直接结合的当下尝试。但“大陆新儒家”重建经学的排斥性主张，很难拿出一个高度一致的、“儒家的”现代中国建构方案。简单地说有三点：第一，不能回应近代以来国人“睁眼看世界”迎面碰上的“他者”问题。第二，从不同进路吁求重建经学传统的“大陆新儒学”似乎颇不认同港台海外新儒家的中西比较进路。那么，中西比较会不会因为“大陆新儒家”这样一种主张而显得多余呢？答案是不会。第三，将眼光盯着中国自身，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如果这种紧盯的目的只是在于重述古典知识的话，但须知现代中国的建构谋划，并不属于“大陆新儒家”独此一家的事宜，而是长期处在激烈的思想市场竞争之中的各家各方的共同事务。

  四、回归子学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国家建构处在一个转折关头：进则成为现代国家，退则打回落后原型。此时，最紧要的事务之一，就是开放思想市场，对国家建构进行竞争性设计。据此，对儒学现代发展来讲，与其重建经学，不如回归子学。

现代儒学之回归子学，需首先确立超越经学的立场。经学是一种崇尚经典权威，尤其是经典所具有的政治权威的思想进路。经学之立，最多是利弊参半的事情。超越经学，就是要超越经学黜抑百家、独尊儒学的思想局面，超越思想学术独为国家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开放的思想学术姿态回应时代提出的思想创制需求。回归子学，即回归诸子学时代那种在思想学术创制上开放竞争，不以政治目的强求思想学术一致的繁荣局面，各自充分展示自己因应于现实需要所设计的国家治理方案。先秦诸子学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活跃状态，在冯友兰看来，最关键的就是因为那个大变动时代是一个自由时代。中国哲学一旦进入经学时代，思想风气为之一变。从总体上讲，冯友兰对经学缺少活泼的创新思想的断定，无疑可以成立。相比而言，被经学家终结的子学时代，却始终以其思想的鲜活性、相互竞争的激烈性、时代对策的针对性，主题探究的多元性、探入问题的深入性，而呈现出与古板、僵化的经学完全不同的思想氛围与精神面貌。经学的进路，重在重建儒家经书的政治权威；子学的进路，则重在参与思想竞争。作为诸子学之一的儒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既是针对现实陷入“天下无道”局面而发，也是针对权贵治国之失而议。前者正是孔子思想的基本趣意，后者则是孟子呈现的思想宗旨。作为子学的儒学，一定会呈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旨趣。与此同时，孟子与杨朱、墨翟论辩时表现出的气势，则显示了儒家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中勇于进取和敢于挑战的精神气质。这是子学时代儒者的基本取势。回归子学，是确立“新子学”进路，在保有子学时代儒家精神的前提下，积极回应现时代所需，为现时代提供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构想的宏大思路。

    五、经学、子学与儒学前路

以冯友兰论，儒学从子学转向经学，董仲舒是一个标志性人物。汉代皇权传至汉武帝，已历50年无为而治的历史，何以此时要讲“更化”？就是因为此时非改变统治基本策略不可，否则会导致统治无以为继。“更化”的传统一旦确立，如果儒生认定历史走到了更化的关口，那么就一定会步董仲舒的后尘，以“经学”重建，张“更化”之说。
    “大陆新儒家”致力重建经学的尝试，能够走通董仲舒之路自然是福，即使不能，也是一种因应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所需进行的积极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尝试就只能以赞同的态度相对。为此，两个问题需要争辩：一是“大陆新儒家”为经学吁求的方案是不是一个真实回应时代所需、提升人类有尊严生活的方案；二是“大陆新儒家”有没有真正规导权力，从而引导千百年来难以规训的国家权力走上规范轨道。就前者来看，当代中国处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大陆新儒家”以“更化”的理念引导，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当下亟需是了然于心的。在经学重建的呼吁中，“大陆新儒家”明确强调，自己心中所念，并不仅仅是“文化中国”，其尝试为“政治中国”提供建构方案的意欲是自觉和强烈的。应当说“大陆新儒家”是知晓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处境与制度导向的：决定中国发展未来的重中之重，就是国家权力的合理化建构；制约中国未来走向的，就是分权制衡的权力体系建制。然而，“大陆新儒家”以经学重建，包揽一切建国事务的取向，却让其主观意欲与实际后果明显疏离。仅从现代建国理念的互动态势来看，“大陆新儒家”必须以健康的心态面对思想市场的竞争，其三个主张都容有再考虑的必要：一是儒教要成为国教，存在广泛的社会质疑。二是“大陆新儒家”吁求的尊经、读经，如果只是小圈子的倡导与呼应，是远远无法实现相关吁求的社会政治目的的。三是“大陆新儒家”念兹在兹的君主之设，但君主制在中国复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都令人怀疑。有此一问，“大陆新儒家”重建经学是否主张政教合一呢？答曰是的。按现代通理，儒家传统的政教合一势必走向政教分离，“大陆新儒家”激活经学以重建政教合一体制的尝试颇可商榷。进一步可以追问，如果儒学要获得现代重建，那么它究竟应该采取经学的形态，还是采取子学的形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行肯定“大陆新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惜乎家国天下的顺推结构已经不再自洽。因此，一个已与中国传统社会完全疏离的中国社会新结构的降临，让人无法再尾随古人而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确立了子学进路的现代儒学，应认识到承诺思想市场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如果儒家进入思想市场，加入竞争，有可能创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儒家；假如儒家拒绝进入思想市场，拒斥竞争，那么儒家就会彻底失去其现代特质，完全变成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因此，儒家必须超越经学，回归子学，并在子学重建中重新激活儒家的思想活力。

【跋 这是第一次读到任剑涛的文章，感觉到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忧心如焚和坦言之严谨。此前曾浮光掠影看过作者对刘晓枫“圆滑转变”的批评，当时觉得批得对。今天此文更看到了那批评背后坚实的理论建构。也谈及了蒋庆的“三院制”，说实话，就我这个门外汉都看透了蒋庆三院制的闹剧之荒谬可笑。当然我也清楚，学术界许多有深度的学者深为此学术生态之狭窄、无法正常发声而焦虑，苦无良策，只好在文字游戏上皓首穷经，没话找话，悲催！然无论如何，任剑涛教授的文章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春风拂面的舒适、惬意。-----李俊华 2019.9.8】